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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希腊31
前言
本章重点：
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线索；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政治学？
一、政治、政治学和西方政治思想
1、西方政治思想史主要是指西欧和北美的政治思想生产、发展的过程，下限到马克思之前。
政治学在西方包括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两个部分。
（M.罗斯金等：
《政治科学》，华夏，2001，P）又叫政治理论、政治科学、国家理论与国家法、政治与国际关系学、宪政学、社会行政管理学、政治策略学等（参考4，导言）。
西方政治学是一个古老的学科，是最早成形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
狭义的政治科学则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于西方的政治学，它借用实证的方法，以经验材料为基础研究政治发展的规律。
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政治”。
政治属于上层建筑，“政治”的定义主要有两个：
（一）政治是利用国家政权进行的利益分配行为；
（二）政治是公共管理。
前者强调政治的阶级性（利益关系）和国家政权的强制特征。
它的好处是突出了政治的核心问题——国家权力和利益关系，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构成政治活动的基本动力和主要内容。
利益关系虽然不一定构成政治关系，但是，离开利益关系就没有政治。
后者使基层（非国家政权）自治可以完全包容进来。
因此，政治就是以国家政权和利益调整为中心的公共管理。
政治学研究的内容有三个要点：
一是国家政权，二是利益关系，三是公共管理。
在有记录的历史中，公共权力一直存在着。
成书于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Homeros）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塞》，描写公元前11世纪的事，稍后的赫西俄德（Hesiod）史诗（《工作与时日》、《神谱》，主题是正义、反抗强暴和秩序）所反应的内容更是如此。
2、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3、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政治学呢？
我认为，除了中国自汉以后的学术自由不够之外，儒家没有将公共生活独立地进行研究，导致政治理论和政治科学不能独立研究，而是以私人生活（血缘、亲朋等的私人空间，是感情、伦理调节的关系）诠释公共生活，使公共生活的理性化走错了方向。
二、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
古希腊（Greece）和早期古罗马（Roman）（政教合一之前）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产生时期。
如何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主要研究出发点，他们和古代希腊人都认为政治功或国家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
古罗马早期基本接受了古希腊的以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派的政治思想。
这个时期政治学中的公民不包括奴隶和自由人（妇女和外邦人等）。
希腊人的政治视野仅限于城邦国家。
自基督教在古罗马后期得势以后，古希腊传统的、科学研究的政治观被神学政治思想替代，上帝成高世间一切的最高主宰。
基督教神学政治观的最大特点是它的人人平等思想。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平等的伦理学意义更大一些。
自文艺复兴以后，人的地位大大提高。
人的地位的提高开始是以感性对抗信仰，以今世的幸福对抗天国和来世，更多地带有非理性的特征；在科学则以理性的方式试图摆脱神学信仰的束缚。
但是，自17世纪以后，近代理性主义统治了一切。
徐大同在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的“导论”中，把权利政治观分为“应然”（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实然”（19－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秩序的巩固和发展阶段）和“将然”（当代，即所谓“后工业化社会”或“后现代社会”，试图建立新的更加合理和合人性的社会）三阶段。
（参见M.罗斯金等：
《政治科学》）
19世纪以来，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政治思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现代民主实践和理论有很大的进步。
民主就其本质而言，只有一个，但是，民主的形式千差万别，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民族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不同，也就是所谓的国情不同。
现代民主总起来说是利益高度分化和社会成员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的一个必然结果，民主政体重视程序。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经济发达但利益完全一致的社会还会对民主有迫切的需要，马克思在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似乎没有更多地正面考虑当时正在快速发展的民主制度问题，按需分配的计划经济的确不存在是否民主的问题。
按照传统习惯，西方政治思想史截止到19世纪末，20世纪以后的思想史争议较多，我们将尽可能地穿插在课堂中。
我认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大概可以分为两个大的线索：
一个是理想主义的，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基督教政治思想家（阿奎那等）、马基雅维利、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启蒙政治思想家、马克思为代表的再造新社会的思想家等，其基本特征就是明确地坚持一种社会的理想，希望以理性重建或重构新的社会；他们大都把现实社会的罪恶归为私有制度。
他们非常明显地代表着人类的良知和对于美好未来的强烈追求，其对于伦理或道义上的关注力度是空前的，所以，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很深刻的内涵。
不管是否明确地提出，它都暗含着一种“革命”的理论，因为没有政治和经济的革命，新的社会理想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他们一般都希望人类用理性的方法建立新的社会和控制社会的进程，所以我也把它叫做理性主义的传统。
另一个是现实主义的，以亚里士多德、波利比阿、洛克、孟德斯鸠、联邦党人、柏克、托克维尔、密尔（政府是“长成的”而不是“做成的”，强调“接受”和“适应”而非“创造”和“改变”）、哈耶克（以“进化论理性主义”反对“建构论唯理主义”）等为代表。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虽然也有自己的社会理想或理想社会的原则，但是他们没有实现这种理想的计划，甚至公开承认社会的渐进性，一般不反对甚至还明确地捍卫私有制度或反对公有制，所以，往往反对革命特别是经济革命。
用波谱的话说，这是一些“进化论”的政治思想家。
这些人大都对人性和人性的弱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思考，希望在制度方面进行抑制，所以这个流派的思想对于政治制度的发展贡献较大，像亚里士多德、波得比阿、洛克、孟德斯鸠和美国的建国者们。
因为他们大多主张尊重传统和人性等非理性的自然性因素，所以也叫做经验的传统。
三、西方政治思想史学习要注意的问题
现代西方政治、社会思潮是从历史发展而来的，不了解西方政治思想史，就很难真正深入地理解现代西方政治、社会思想。
在内容方面，我们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政治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关系；二是政治理论内部及不同政治思想之间的逻辑发展关系；三是一些政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在形式方面，我们要注意：
典型政治思想家研究问题的方法，哪些方面至今仍有使用价值，为我所用，因为那些使用新方法研究问题的思想家往往是具有开创性的人；二，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够接受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客观地、历史地评价历史上的政治思想。
具体来讲，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课程需要大家系统地掌握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能够理解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与当时的社会实际之间的联系，要能够准确地掌握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的代表性的政治思想，能够理解他们的逻辑发展关系，掌握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并能够站在现代的高度进行评价。
第一章古希腊的政治思想
思考题
1、东西方古代政治制度的异同。
2、斯巴达的政体是专制制度吗？
3、古希腊的民主是否是原始社会民主的遗留？
4、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把2个变态政体（寡头与民主）的混合当成理想政体（共和）？
5、比较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治的态度。
6、“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的具体含义。
本章重点：
古希腊的著名立法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难点：
对雅典民主制度的理解。
第一节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与政治思想的特点
一、[资料]人类早期的文明（
历史科学确认，文明的三大要素为：
（一）经济上，使用金属（青铜器）器皿工具、武器和日用品，以农耕和养畜业为主（脱离了游牧和采集生活），并出现了商业城市和定居的街区建筑。
（二）政治上，出现了阶级分化的国家、行政机构，包括军队武装力量。
（三）文化上，发明了记录口语的文字和文献。
人类有五大文明摇篮：
（1）大约公元前3500年，也就是5500年前，人类文明出现了两大发源地：
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
（2）几乎同时的西亚两河流域（Mesopotamia，希腊文意为“两河之间”音译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
（3）此后1000年，在南亚印度河流域出现了许多城邦（后来突然消逝）。
（4）又过了大约500年，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爱琴海地区。
（5）华夏黄河-长江流域。
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国家：
乌鲁克的位置——在今伊拉克境内。
两河文明的创建者——苏美尔人（Sumerian），早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已成为两河流域下游的主体居民，创始农业。
他们在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
苏美尔人乃为黄种人，既不属于印欧人种，也不属于闪米特人种。
原籍至今不清楚，有学者猜测可能是东方某地，但尚待考古证实。
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地区已出现12个独立的城邦（城市国家），其中第一是乌鲁克（英文：
Uruk、希腊文：
Ορχόη或Ωρύγεια；约公元前3500—前3100年）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幼发拉底河下游东岸，占地6平方公里或1100英亩，人口约达五万。
是当时最大的城邦。
居民制造铜器和陶器，建有巨大塔形建筑物，并创造图画文字，为后来两河流域丁头字（楔形文字）的源头。
从前学术界曾认为是古埃及人最早发明文字，但20世纪的考古发现证实：
苏美尔乌鲁国人发明文字要比古埃及人早500多年。
根据考古发现，苏美尔的乌鲁克由两个村落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和文化中心。
在那里还发现了第一片刻有文字的泥版，以及许多杰出的苏美尔艺术精品。
礼堂的墙上嵌满了图案。
在统治城邦的多室神庙内，发现了许多装饰工艺品。
在乌鲁国安南娜神庙的正面，砖砌的塑像是生育女神伊什塔尔。
这个银钵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但钵上这个妇女的形象却显得相当雅致和时髦。
被神化的国王吉尔伽美什是乌鲁克国王。
他从乌鲁克开始了传奇的旅程，去学习长生不老术。
《吉尔伽美什史诗》描写了他这段旅程及其它冒险奇遇。
但是乌鲁克与各城邦争雄称霸，征战不休，付出了昂贵代价。
结果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力量，他们后来臣服于闪米特人。
根据《圣经旧约》，希伯来人（意即游牧者）的远祖亚伯拉罕（阿拉伯语文发音为易卜拉辛）原本就居住在苏美尔人的乌鲁国附近。
大約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最早的文字象形符号，目的是要记载交易数量以及分配所得，将牲畜、大麦、货物的形状记在泥板上。
后來才变成丁头字（楔形文字）並发展出表音符号，而成为真正的语言纪录。
到公元前3000-2500年间，文字才进一步发展，有了关于史、法律以及知知的记载。
与之相比，古埃及形成两个王国（下埃及王国和上埃及王国）的年代略晚一些。
上下埃及王国各由大约20个州组成。
约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埃及国王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开始了史称的王朝时期。
这时，古埃及已具备文明的基本特征，不仅有专职的行政官员、士兵、宗教首领和艺人，而且还有文字。
然而它们稍迟于苏美尔的乌鲁克国。
根据新的考古发现，远古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harappa）和马享佐达罗（mohenjo-daro）等几个城邦的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比苏美尔的乌鲁克国晚大约1000年。
两河流域有来自北面的入侵者是各种印欧人，来自南面的入侵者是各种闪米特人，为争夺这块肥沃的两河地区，展开了长达数千年的争斗。
二、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政治概况
根据政治的定义，只有国家政权或公共管理存在的前提下，才有政治的存在，才有可能产生政治思想。
因此可以说，政治思想是伴随着公共权力或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
（一）古希腊是一个文化概念。
它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现在的希腊半岛、爱琴海中的岛屿、克里特和小亚细亚半岛的沿海地区。
早在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岛就出现了奴隶制国家（这还不是最早的，古代埃及的奴隶制度出现的更早，大约在公元前4000以前），规模较小，彼此间经常发生战争，到公元前17-16世纪，米诺斯王朝统一了全岛。
公元前1600年左右（也有人说是公元前2000左右），在希腊半岛上生活的阿开亚人建立了迈锡尼奴隶制国家，他们的文明受到克里特的影响很大国王有土地60个单位，军事首领有10个单位，农民土地很少，需要做贵族的佃农，地方长官和农村公社的长老等为国王收税、派工。
公元前12世纪初，暴发了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迈锡尼诸国级别成联军，征战小亚细亚的特洛伊），迈锡尼虽然取得最后的胜利，也大伤元气。
一支北部野蛮民族多利亚人占领希腊半岛，希腊又回到原始状态，进入“黑暗时代”或“希腊的中世纪”（公元前12－8世纪）。
希腊人”（hellens）的通称最早出现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
著名的《荷马史诗》描写的就是城邦国家形成初期的故事，反映古希腊公元前12－8世纪的情况，那时的希腊人已经使用铁器和牛耕，表明其生产力水平远比东方国家早，马克思认为，过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广大的幅员是需要中央集权专制政府的原因之一。
“亚细亚社会”即东方古代社会的三个特点：
（1）没有土地私有制。
（2）社会基础是村社制，自给自足。
（3）中央集权起着支配作用。
这种权力的基础是大型水利工程和其他公共工程的环境造成的。
公元前6世纪以后，一度出现了700多个城邦国家。
一般而言，人们认为，古代希腊最早的城邦国家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这个说法应该存疑），城邦国家的数量很多，以雅典和斯巴达强大，也最有代表性。
古希腊的政治思想正是这个时期以后的城邦国家的反映，政治学（Politics）就是从城邦（Poli）演化过而来。
“希腊世界”或“希腊化世界”是一个地理和文化概念，以爱琴海地区为中心，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小亚细亚沿海地区、黑海沿岸、意大利南部和西西岛等。
）
（二）几个著名的立法家。
在城邦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了早期的“立法”或“创制”活动家和改革者，著名的有雅典的提秀斯、德拉古、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和斯巴达的来库古。
雅典地处阿提卡半岛上，因此雅典人也叫阿提卡人。
提秀斯（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是雅典城邦的军事领导人（叫巴赛勒斯），在他的改革之前，组成雅典的四个部落有相当的独立性，彼此都视为外族人，不能在本部落享有公民权；在各部落内部，土地私有制已经导致了贵族与平民的严重对立。
（1）提秀斯在四大部落之上设立了一个最高决策机构：
雅典总议事会，并建立了凌驾于各部落之上的雅典法律。
这样，四个部落的成员就都成了“雅典人”，也为后来赋予非阿提卡人以公民权打下了基础。
（2）提秀斯把所有的雅典人分为三个等级：
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贵族可以担任公职（当时的公职是没有薪水的，其他人恐怕也没有能力去担任）。
这一改革打破了原有的血统关系，而代之以财产和职业为划分标准。
经过提秀斯的改革，贵族合法地垄断了公职，原来由氏族选举的军事领袖也逐渐被贵族选出的执政官所代替。
执政官一开始是终身的，后来每10年改选一次，由1人增加到9人，首席执政官权力最大，其次为掌握祭祀的执政官，再次是掌握军队的执政官，其他6人掌管司法。
执政官也是无薪水的，任期后来又改为1年。
原来的氏族长老会议也改为贵族的元老院，退下来的执政官都成为元老院的成员。
至公元前7世纪末，各部落内部的领导机构逐渐被地区的行政机构代替，原始血缘关系被地缘关系和新的等级秩序所取代。
这些立法家的改革体现了古代希腊政治思想的一些基本精神。
人类的政治思想以两种方式存在着，一是理论，一是制度。
1、梭伦（公元前638-560）是雅典政治制度的主要奠基者、古希腊的“七贤”之一（七贤为公元前7世纪末6世纪初城邦精神世界的主要奠基人，主要为政治家，按柏拉图在《普罗泰哥拉》中的说法，为泰勒斯、庇塔库斯、彼亚斯、梭伦、克莱俄布鲁、密松和喀隆。
关于七贤的说法是有争议的，第欧根尼•拉尔修认为，泰勒斯、彼亚斯、庇塔库斯和梭伦4人是公认的，[见崔延强：
《正义与逻各斯----希腊人的人士价值理想》］）。
他曾经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官，被称为平民政治家，在公元前594年，平民与贵族的矛盾空间激烈，他被选为雅典的首席执政官，进行了重大而又温和的改革，试图调和平民与贵族的矛盾。
他思想中庸，曾经说过：
“没有什么东西高于适度”。
（1）废除债务奴隶，取消以往的一切债务，规定占地最高限额，禁止以人身为担保进行借贷，由国家赎回被卖到国外的债务奴隶。
这被称为“解负令”。
这使雅典平民（特别是“六一汉”们）摆脱了陷入奴隶境地的危险。
（2）改革币制，统一度量衡，规定手工业者必须世代传习技艺（否则子女可以不赡养老人），承认财产的私有权和继承权。
（3）把全体雅典公民按年收入分成4等级：
500斗以上为第一等级，可以担任高级官职；第二级为300-500斗，200-300斗之间为第三等级，二三等级可以担任一般官职；200斗以下为第4等级，可以参加公民大会，但是不能担任官职。
另外，军队的组成也以财产为标准，前两个等级参加骑兵，第三等级担任重装备步兵，第四等级担任轻装步兵。
但是在实际作战中，第四等级表现最为勇敢。
这样，雅典公职资格完全由财产决定，与血缘关系彻底无关。
（4）提高公民大会的地位，公民大会可以选举官吏，进行重大审判，决定战争等。
公职的选择权实际上是由平民来决定了，因为平民的人数众多。
（5）设立两个新机构：
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
四百人会议由四个部落中的前三个等级中各推举100人为代表，类似于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
陪审法庭为最高司法机构，全体公民都可以通过抽签当选为陪审员。
梭伦把改革后的一切法律有效期定为100年，条文刻在木板上，使人人都可以看到，人人都要遵守；雅典的执政官还要站在市场内的传令石上，公开宣誓遵守法律；法律规定，每个人都有权替蒙受屈辱和不公的人起诉，“凡是在城邦陷入纷争时，凡不拿起武器跟随任何一派者，将被剥夺公民权并不得参与城邦事务”。
他还设立了公共餐桌制度，以增进公民间的同胞感情和群体意识。
梭伦享有极高的威望，他也特别忠实于雅典的法律制度。
尽管他有机会成为一个僭主，但是他坚定地拒绝了；在他年老体衰的时候，僭主皮斯特拉图当政，他把自己的刀枪放在门前，示意年轻人起来推翻僭主的统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梭伦的改革被认为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在经济上维护平民利益，在政治上维护贵族利益；改革不仅调和了平民与贵族的矛盾，而且使雅典的政治制度变得相对完备，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法律得到广泛的尊重，说明社会生活已经走向世俗化和理性化。
经过他的改革，雅典的民主制度空前繁荣，公民政治生活参与的广泛和自由程度，令后人叹为观止。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梭伦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受到批评的雅典政治家。
2、公元前508年，雅典诞生了一个平民执政官，这就是克里斯提尼。
第一，他彻底取消了四个部落，把全雅典分为10个选区，由每个选区的50名代表组成的500人会议取代原来的400会议。
第二，建立了10将军委员会和贝壳放逐法。
10将军委员会由10个选各选出1名代表组成，任期1年，领导军队。
贝壳放逐法由公民代表大会放逐危害国家的人，得票超过6000，就要被逐国外，10内不许回国。
主要是为了抑制传统贵族势力和权势者的影响。
第三，取消一切等级。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是雅典政治制度形成的最后阶段。
3、伯里克利是克里斯提尼的侄女的儿子，廉洁、多谋、深居简出，口才出众（这在古希腊政治生活中非常重，因为他可以有效地影响公民大会），公元前461年成为雅典民主派的领袖和领导人，开始进行改革。
第一，公职向一切公民开放。
第三和第四等级的公民很快获得了担任执政官的资格。
由各村落选举出500人为候选人，由公民大会抽签决定9人为执政官。
为保证下层公民能够担任高级公职，开始给执政官发放生活津贴。
第二，把元老院、执政官和500人会议的权力交给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元老院只能审判凶杀案，执政官和500人会议的司法权力仅限于判处小额罚金。
第三，用抽签的方法产生500人会议，发放生活津贴。
这就限制了500人会议被权势者操纵的可能性。
第四，扩大陪审法庭的权力，给陪审人发放生活津贴。
第五，设立七名护法官，任期1年。
护法官负责监督法律是否得到遵守，地位很高，期满后成为元老院成员。
第六，加强公民大会的权力。
由每年召开10次改为40次。
公民大会是制约权势阶层的有力武器，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公民可以自由发言，自由表决。
如果说梭伦改革是调和平民与贵族关系的话，伯里克利的改革则完全是有利于平民的，全体公民在政治上的平等，使权势者操纵和对抗法律的难度和风险都增加了。
4、来库古。
我们所讲的斯巴达城邦国家建立于公元前9世纪左右，由5个大的村落组成，实行半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叫做“平等人公社”。
它位于平原地区，土地肥沃，但是与外界交往不便，再加上不鼓励工商业，所以经济不发达但可以自给自足。
它的制度据说是由来库古所建立的。
来库古活动在公元前7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他创建了带有平等和集体主义特点的“平等者公社”制度，土地和奴隶在斯巴达公民之间进行平均分配，不许买卖，实行共餐和军事化的生活制度。
它的特点是：
（1）土地和奴隶归国家所有，分配给个人使用，但是不能买卖。
（2）国家有两个国王，分别来自两个传统的贵族部落，负责审理案件和主持祭典，战时担任军事统帅；一切重大权力由元老院掌管。
公民大会的作用很小，既不能提出议案，也不能讨论问题，只有遇到重大问题才能大体的表决，看看哪边站的人多；如果有人对国王和元老有意见，国王和元老们有权宣布公民大会休会，实际上等于解散公民大会。
（3）国王的权力不受元老院的限制，但是受到公民大会选举出的5个监察官的限制，监察官有权监督甚至控告国王，负责国家的财政和外交，有最高审判权监督公民的权力，可以说权力巨大。
因此，监察官和国王经常发生冲突。
（4）它的集体主义制度使元老和国王也没有多少特权，只是在重大庆典的就餐会上所得到的食物比其他人多一倍。
（5）斯巴达人过着严格的集体和军事化生活。
从7岁开始交给国家，编入连队。
不大学习文化，主要是学习军事。
（三）城邦国家。
古希腊的城邦国家规模很小，领土一般在50至100万平方公里之间，人口几千人。
但是城邦国家的数量很多，大约有六七百个之多。
雅典和斯巴达的规模已经是很大了，前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有总人口约50万（一说30万，可能没有包括妇女，见徐大同教材P18），其中公民15－17万，外邦人约4万，奴隶10万左右（再加上约15万妇女）。
城邦国家是公民的自治团体，由奴隶、自由民（无公民权，包括妇女和外邦人）和公民（父母均为公民者）组成。
城邦为全体公民所有，公民是城邦的主人。
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城邦国家可分为君主制、僣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
这个顺序同时也代表了多数城邦国家制度的发展过程，这说明存在一个权力不断分散或下层公民地位不断提高的过程。
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到公元前5世纪，民主制度得到广泛确立。
希波战争（492—449B.C.）后，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中心。
希腊城邦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是直接民主，公民通过公民大会或陪审法庭直接参与城邦国家的重大事务。
公职由选举或抽签方式进行，一般是无薪的，从伯里克利执政时期（443－429年B.C.）开始为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的公民和公职人员发放津贴，相当于一个普通工匠的津贴。
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广泛程度极高。
雅典人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契约关系普遍存在，他们的私人生活比较自由和宽容，是东地中海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中心。
大多数城邦国家的人口结构以移民为主，因此血缘关系简单，人际关系的“契约”程度高。
法律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具有同样的约束。
这一点需要我们特别重视。
它说明，西方的传统文化与东方有差距，民主需要一些基本的前提条件，发达的契约关系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不管是雅典，还是斯巴达，公民的国家观念都很强烈，这是他们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必然结果。
公元前492—449年的希波战争最后以希腊人的胜利结束，雅典人在战争中表现突出，雅典文明随后步入自己的黄金时代。
三、古代希腊政治思想的特点
1、国家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正义。
2、正义的基本标准：
（1）符合自然；政治的正义要符合国家或公共利益。
3、人们一般认为，法治是最好的统治形式（这是亚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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