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细谈中国以战略的角度和战术的层次之欧阳历创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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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细谈中国以战略的角度和战术的层次之欧阳历创编
一中国的战略形势和其战略因应
中国已经处于战略发展的最关键时期，就好像中学生赶高考、高中生赶大考一样，虽然不免产生激动、激烈和反复的心态，但既然是“考”，就要面对，既然“考”好则前途无量，那就要拿出一百二十分的积极状态和总结发挥已经被证明了的教训和成功经验以及思想智慧，以战略的高度和战术的重视全力以赴，完成这次“考试”。
笔者就以分析目前形势及因应工作来完成本次“考试”前的思想准备工作。
首先，中国如何自我定位。
中国如果只自我定位为东方大国、东亚大国或者亚洲大国的话，那就全力并专注发展政治法律、经济科技、思想文化及全社会层面的各方面战略关系即可以达到此目的——无论是中国的体量，还是中国的日益剧增的发展潜力，中国都完全有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可能。
但根据现实世界战略形势和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和战略关系来看，决定着其必将走上一条世界大国乃至世界强国的不归之路。
中国广泛的经贸联系，将来势必甚至现在已经开始引起政治、文化方面的同步连带反应，中国的战略关系已然遍布世界。
中国实现国家最终实际的完全统一，势必要与其他国家乃至世界强国产生必然的战略竞争，甚至是摩擦和冲突，这又决定着其大国之路的复杂性，又决定着其强国地位的必要性。
中国一旦定位完毕，就应坚定不移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尤其是在经贸联系紧密而无较大政治冲突的战略环境下，积极发挥其外交优势和外交能动性，无疑更是重中之重。
所谓“上兵伐谋，攻心为上”是也。
其次，战略态势分析。
战略态势，其意思是指与某一战略权势主体相关的整体战略关系（对中国而言，这一“整体战略关系”也就应该是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发挥其各自影响力的战略关系之间的组合和交互作用的关系状态）及该战略权势主体对自身在整体战略关系中之地位之判定。
对中国而言，其战略态势如下：
冷战结束后以来，与美国由进行广泛的接触并受到其强大制约的关系向相互作用和反遏制的战略关系转变（如中国加入WTO和美国实行“重返亚太”战略）；与欧洲关系处于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如对华实行贸易反垄断调查和暂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中国进行的积极有力的外交活动加以反制和推动）；与日本由以经贸为主的战略互惠关系向中长期全方位的包括经济关系在内的战略相持关系（很熟悉的一个名词）转变（如因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引起的包括经济贸易、地缘政治和军事关系的相持局面）；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经历较长时期友好而出现局部起伏之后再度转入正轨，总体比较积极（如南海岛礁主权争议引起的同个别国家的暂时对峙得到很大程度的和缓甚至重修友好，缅甸内部民族问题的不断发酵在给中国制造难题的同时，也可在周边关系中提供有效处理范例）；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关系继续稳步向前发展（在陆上和海上两大丝绸之路和各类新兴组织如亚投行、金砖国家组织的推动下，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乃至政治关系进展取得初步的较好的效果）；另外一些国际热点问题尤其是与中国相关的热点问题（如朝核问题和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问题）出现紧张和恶化的迹象，导致中国进退维谷，只能尴尬地维持现状而无有合适的突破口。
总而言之，中国的外部战略态势及自身在其中的自我角色和自身利益的设定，仍在较为积极有利的条件下进行。
同时，在面临热点和难点的问题时，应以更积极和更开放的眼光和更全面更可操作性的方案对待处理，利用已有的各类政府间组织，也可建立新的合作和对话平台，使相应的民间媒体和社会组织渠道努力发挥其正面作用，不断塑造自身处理国际问题的心态、角色、和能力。
后者，只是战术性问题，但也到了应该更加重视的时候了。
再者，中国的战略重心。
所谓战略重心，即始终是利益和利益关系的问题，但各个时期各类事件当中，利益内容又不一致，这就依赖于对关乎战略形势和一般形势的判断。
可以说，在任何时候，最终、最高的战略目标都是清晰可见和相对固定的，这几乎可以把握无疑，关键在于怎样不断确定和调整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各战略重心。
尤其是在战略形势陡然变化，战略权势骤然转变的情况下，我们势必做出战略重心的适当回调、进取、相持或者是大幅度扭转。
因此必然要十分重视战略重心的设定。
笔者以为，中国战略中心无非以下几点：
周边国家（友好、一般或紧密、相对疏远国家），关键性战略伙伴（包括军事型、能源型、政治型、经贸型以及这四者中之相互综合型），支持中国经济、政治理念甚至是尊重经济、政治利益的友好伙伴国家以及其他世界性大国乃至强国。
以上列举，毫无疑问，在中国自身经贸实力日益繁荣发展的条件下，继续增强与关键性战略伙伴的关系（比如与委内瑞拉、巴基斯坦等），也必然要加强同与我友好和紧密关系的国家之间的联系甚至是争取增加其数量（如老挝、柬埔寨等），广泛发展同友好伙伴国家的关系和争取其政治支持（如非洲、拉美伙伴），不断增加与世界大国（如俄国、美英及欧洲主要国家）的战略互动的频度和密度等等。
因为战略重心的不断适时地调整，我们运用战略手段的作用和效果或明显或模糊，或收益或失利，在所难免。
关键在于如何把握主动，让战略手段配合战略重心的调整，让战略重心适应战略态势的变化，让战略态势的变化处于掌握之中。
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变手段为效用，变理念为行动，这是大国战略重心调整的必然要求。
笔者以为，巩固、强化与邻国既有关系成果和发展两大丝绸之路经济带是这几大战略重心的关键。
这二者一内一外，在战略性和战术性方面都可以起到相互促进互为纽带的作用。
以“内”的安定和祥和促进“外”的发展与进步，且使外部能看到内部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外”的强大发展潜力进而强化与“内”的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在带动外部的繁荣与进步的同时，自然可以促进内部的协同与配合甚至是各类新的机制和组织的出现和发展。
举措得当的话，不出五到十年，可以看到初步效果。
故而，这两点，是天平的两端，既要同等重视，也要不断地往上加砝码，达致最终的“重量”目标。
最后，中国战略的自身问题。
当下不是攻伐土地掠夺人民而又天各一方的古代世界，当下不是列强间弱肉强食而不顾他国兴亡存续的近代世界，也不是大国斗争以较长短而不惜以核武相威胁的两极世界，而是冷战后的世界，是紧密联系以求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是斗则俱灭和则同兴的黎民世界。
对中国而言，更是一个需要以大国能力和大国智慧实现国家统一与民族繁荣和谐的世界，也是由传统的战略权势向战略道德威势转化才能最终实现和维护其战略目标的世界。
这也就是说，战与不战，和与不和，已非问题之关键。
关键在于需不需要如此，以达成短期或长远之目的。
大国必须抱定目标，遇难而向前，择机而应变，以仁义为先声，以制度求固定。
以勇气鼓舞人，以智慧容与人，以国家和民族的性格和品质折服人。
面对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舍我其谁！
这是中国战略传统的再次革命，也是改革开放后在战略上再一次的大转变。
这就要求不仅要走向世界，更要融入世界；不仅要广泛参与，更要深入变革；不仅要守持传统价值，更要张扬现代文明。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当然，我们判断中国战略的得失利弊，决不能再从先验性的理念的和意图的角度去思考，我们要相当程度地以过程和结果去分析去评价。
克劳塞维茨说，“凡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确定的东西，必须根据结果进行判断”。
笔者以为，其言语的价值体现在此处就最为合适了。
这虽然是以西方人的角度看待问题，但不失为一个相当有效的方式方法，从实践中总结出对自身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好处和坏处，是最有意义不过的了。
二两大战略顽疾
第一，有效处置战略惯性。
中国传统的大国战略——不论对内，还是对外，都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
也就是说，根据以往之得失总结出的教训：
遇到战术性困境，要善于守拙，而遇到战略性困境，更要守拙。
故而大国战略尤其是对外战略方面，一定要讲究一致性，不可轻易转向——即使获得一时之成功，也可能会酿成不预之灾，从而降低本国地位，损害大国形象，得不偿失。
真是至理名言，让人颇为受教。
不能说这一思维存在其根本上的缺陷，在笔者看来，而只能说其面对战略性困境并未能恰当的改造或转变其战略上的惯性，才出现了常人所说的“船小好掉船，船大难掉头”的窘迫情况。
国不在于大小，人不在于寡众。
局促于重山之中的国小民寡的中山国，在大国林立威胁丛生的险恶战略环境中，竟能两兴两灭，夹在赵国和齐国等大国之中长袖善舞数百年，即颇能说明道理。
笔者以为，战略谋划不因一时一地一事一物而轻易之，但可据一时一地一事一物而乘用之，至于其妙处，而更不可言也。
何况，对于每一时代每一主角之战略谋划，评判其得失成败之依据，亦非当下即可得知。
何故因噎废食，裹足不前而坐以受戮呢？
某一战略之成功，少则十年二十年，多则半纪一纪，无有战略眼光与全局谋划者不足入于此门也；某一大战略之成功，少则维持百年，多则维持数百上千年，无有战略眼光与全局谋划者亦不足入于此门也。
与西方传统战略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的传统战略惯性尤其是汉唐以后，莫不在于重守成维持而不善于发掘新的利益点从而结成广泛而持久的利益纽带，在于重礼法传统而不善于突破既有藩篱从而实现战略利益关系的常态化，在于以既有传统关系为最终和最高目标而不加以多方面重塑和改造从而实现更高和更广泛的战略目标。
因而，中国创立和维持了几千年的天下主义在近代西方的逐利性和先进性面前而无能为力，中国的宗藩体系在西方的暴力性面前也不堪一击，中国的千年不变的丝绸之路被西方的近现代化交通工具碾压得支离破碎。
我们认识到，国家对外战略，其最需要的，是开放。
这“开放”，不只是思维和眼界的开放，更不只是口号和宣传的开放，而是因为落后而追求进步，因为衰落而谋求复兴，从内部进行结构性的全面的开放，以此有效学习外物。
只有在学习以后，才能理性思考；只有理性思考之后，才能理解经验教训；只有理解经验教训，才会生发出由内而外持久不歇的进取心和爆发力。
一以贯之，假以时日，消化吸收，使之成为自身强大之一因素，应为题中应有之义。
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笔者也以为，不需要天时，亦不需要地利，只关乎人和，人们齐心协力地推动对外开放。
“人心齐，泰山移。
”国家对外战略，会因为人的力量和人对物质力量的充分发挥而得到应有的实现，是以“天时”与“地利”皆在于“人和”也。
第二，积极规避战略陷阱。
在烽火战争的古代世界里，几乎谈不上所谓的“战略陷阱”，充其量是通过直接而实际的战略意义上的行动产生了可能的恶的战略后果罢了。
比如，燕、赵、秦为防御戎狄而修建的长城逐渐让中原王朝产生了以积极防御或消极防御为主的传统防御思维，明清时期援朝抗倭战争是典型的维护和巩固传统宗藩体系的表现、明清两朝施行的海禁既因应海患又防御夷人邪思之考虑最后演变成了腐朽的闭关锁国政策等等。
这基本都是各战略主体处于战略优势时期所实行的相应的后来经证明是错误的政策，真是“祸患常积于忽微”也。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智勇多困于所溺”的成功战略影响，比如秦朝统一天下所运用的“连横之策”和“远交近攻之策”成为战略相持时期施行战略进取的最佳外交策略，汉初的“和亲匈奴之策”和隋唐的“和亲突厥”、“和亲吐蕃”成为处于战略劣势时期的应变选择，宋辽“澶渊之盟”、宋金“绍兴和议”则成为战略权势主体间相持关系的一种制度化形式。
如此看来，中国古人并不都是呆板迂腐不知应变的庸碌之辈，只是因了后人自己的懦弱苟安的心态才酿成不可挽回之结局。
真真“恨铁不成钢”也！
前人之述备矣。
而当前外交战略中，战争的手段及其达到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而不得不退居次要位置，和平而又充满激烈斗争的外交活动，成为国家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和目标的主要手段。
然而，在这另一种形式的大争之世中，我们又该如何避免或解除其中的陷阱呢？
笔者之见，还是以主动取代被动，以积极转化消极。
在战略进取的大框架下，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但也不能说不追求完美（只是大多数情况下，是很难做到完美，尤其是对外战略这种包含着你来我往的复杂关系之中，更难以实现）。
中国已非四十年前之中国，更非百年前之中国。
百年前，即使“委曲”也未能“求全”；四十年前，即使主动出击，也未获得战略安全期；四十年后，我们不须委曲求全，也不需再被动地小心地等待战略安全期。
形势已然大变。
但我们也要清醒：
战略竞争对手也不会白白再给我们这近四十年的战略安全期。
原因很简单，它所设定的战略对手一旦一一被消灭、瓦解或衰落，它的战略利益的内涵开始转变，它的战略重点方向必然随之而变。
这个“利益内涵”必然包括中国及与其重大的利益重叠，这个“重点方向”也必然包括中国及其周边。
陷阱即在此处开挖。
在对外战略上，以政治性施压（如朝核问题）、经济性干扰（以反倾销反垄断名义开征高额关税，建立排斥性经济组织）、文化性渗透（如利用主导性传媒打击和离间与国关系，利用宗教问题分裂国家团结和转移战略焦点，甚至引起邪教的死灰复燃）、军事性遏制（如对周边国家进行军事援助甚至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有所说的第五战场问题（如以其所主导的国际网络的舆论平台进行雨点狂沙式楔入）等等，不一而足。
再举例示下。
如果说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和大力推动“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TPP）”甚至还有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THADD）”是明显的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对华战略遏制的话，那么新任总统特朗普的所谓的“传统孤立主义”式的打压汇率操纵、征收高额关税、撤回投资、撤退驻韩日军事力量或让其承担较高费用、增加在西太平洋甚至在南海的军事力量等等，我们就可以视之为软硬兼施阴谋阳谋明阱陷阱具设的更具对抗性的对华战略（如果成为现实的话）。
美利坚总是在遏制与平衡中国的大战略中一直阔步向前，不过是程度与方式各异而已。
以上都是大的方面，还有更多细节性问题，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做探讨。
总之，在笔者而言，无论是“陷阱”，还是“明阱”，无论是“阴谋”，还是“阳谋”，我们一方面需要立定志向，抱定信心，但也应以更高的智慧和更灵活的思维进行有效处理：
在维护内部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要广开喉舌，广造门路，要发掘、发挥普罗大众的多层次眼光和多角度智慧，实现不可思议出人意料的突破性效果，这应是不难做到的。
马云先生不是说过，“梦想总是要有的”。
而且我们有全体人民做后盾和基石，这就说明该“梦想”本身就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而非空中楼阁，就有其真理性而非虚幻性而已。
传统与现代媒体、学者与草根、庙堂与江湖，皆有其勇武之处。
作为中国人而言，在对外方面，应有其高度的统一性和坚定性。
如此，何愁其陷阱不平，明阱不灭，阴谋不败，阳谋无用？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应过多的自卑，也不必要泛滥悲情的气氛，我们要怀以自信。
这自信应深植根于民族辉煌的成功与文字、文化、文明的代代传承之中，应深植根于中华传统的浩瀚如海深邃如渊的思想智慧之中，也应植根于民族久久融合与更新的开放胸襟和思维之中。
我们未被层出不穷的蛮族吞并的原因，既在于我们人口之多，多得不足以同化又不能尽行消灭；更在于文化之先进和开放，这成为即使在弱势之下也能转危为安之法宝。
相比于地理形态之不同和抵御力量之不足的罗马帝国，我们岂能不自以为成功的呢！
我们需要做的有很多，摆脱所谓的“战略陷阱”也并不是其主要目的。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不断以开放的眼光开放的胆识开放的气度，去迎接未知的新鲜的有挑战难度的目标。
如此，摆脱陷阱又何其易哉！
时间：
2021.02.09
创作人：
欧阳历
时间：
2021.02.09
创作人：
欧阳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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