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外需发展机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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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外需发展机遇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外需发展机遇
叶辅靖 2010-11-30
摘 要：
后金融危机时期，支撑我国外需发展的内外环境无疑会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外需拓展面临许多挑战。
从外部环境看，挑战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来自于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来自于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从内部看，挑战来自于我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来自于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的压力等。
关键词：
后金融危机，外部需求，贸易保护，要素禀赋
后金融危机时期，支撑我国外需发展的内外环境无疑会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外需拓展面临许多挑战。
从外部环境看，挑战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来自于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来自于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从内部看，挑战来自于我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来自于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的压力等。
但是，仔细分析，国内外环境中仍有一些支撑我国外需继续发展的根本力量，我们仍有必要也有可能继续拓展外需。
发展外需与利益受损并不能直接画等号，同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也并不必然会摆脱周期性波动的困扰，关键是怎样发展外需。
一、有利于外需稳定发展的因素
后危机时期，我国外需发展面临的内外形势，并非全是挑战，而是有许多机遇。
主要有：
1.新全球化所形成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不会在短期内出现转折性变化。
最根本的因素是，在最近20年的新全球化浪潮中，主要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虚拟化与我国产业的高度制造业化、实体化已经形成了气候和定势，短期内很难改变。
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衣食住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我国的供给，这一部分需求，在相当程度上是刚性需求。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这种最主要劳动密集型货物出口者的地位由于后面将论述的原因不仅不会根本削弱或被替代，而且还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拓展。
这种国际分工格局决定了，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不能主要为国内需求而生产，还必须为外需而生产。
这不仅是我国的全球责任，而且从全球资源配置看，也是最为经济合理的。
因为发达国家除非重新沦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重新担当全球低廉制造品主要供给者角色，而一些似乎能够接替中国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或者由于历史传统原因，或者缺乏体制基础，或者国家规模小，或者技术基础不具备，都难以成为中国制造大国地位的全面接替者。
即使能够联合起来接替中国地位，那样对全球资源环境的影响可能更为不利。
2.美国的透支消费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根本改变。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透支消费引发的危机，是过度消费难以持续的危机。
我国来自发达国家的外需能否有可持续性，要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这与美国为首的透支消费模式能否改变密切相关。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透支消费行为将被迫有所收敛，但不会根本转变。
一是其已经进入到经济严重依赖消费、消费严重依赖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二是其掌握着国际货币特权，有透支消费的“本钱”；三是透支消费事实上有利于全球化条件下总供求平衡。
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全球化浪潮中，美国许多实体经济部门由于丧失竞争优势，被迫向国外转移，可供大规模投资领域收缩，出口竞争力也随之下降，加上科技革命的推动力呈周期性，因此，消费就自然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常态拉动力。
作为实体经济部门转移萎缩的副产品，金融服务业被推上了维系竞争力的前台，而信用透支是金融业快速膨胀的重要前提。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透支消费是美国的无奈之举，美国有自己的苦衷。
但这仅仅说明，美国需要膨胀消费，有这种需求的国家不只美国一家，但只在美国才成为现实，这就与美国独家“秘笈”有关。
“秘笈”就是美国拥有国际货币特权，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货币特权。
作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独特地位，并具有无可匹敌金融优势的美国，它的纸币充当世界货币，可以通过任意发行美元来买世界各地的任何东西，这就好比家里有了“聚宝盆”，怎能克制高消费的欲望呢?
居民收入不够消费，向银行和资本市场举债消费，或者政府扩大开支减税支持居民消费，银行存款支撑不了贷款、政府收入弥补不了支出，就向国外借款，由于国外对美国公私债权绝大多数只能以美元来支付结算，美国完全可以开动印刷机将自己这些对外债务化于无形，至少能使自己的负债能力大为提升，表现在时间上，就是这种透支消费能够比其他国家持续更长的时间。
由于这种货币特权只有美国拥有，虽然欧洲、日本的货币也有一些国际储备货币职能，但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因此过度消费、透支全球只能是美国的专利。
只要美元的这种特权存在，透支消费冲动就不可能消失。
应该说，在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过度消费将有所收敛，但由于支撑美国透支消费模式的基本要素依然存在，因此透支消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根本改变。
而且对消除全球的过剩产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论战时指出，资本主义要避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要容忍不从事物质生产的寄生阶层的存在，否则就会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经济危机，而萨伊则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供给与需求最终不会存在缺口，因而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
过去几年，就不依靠物质生产而靠货币特权维持消费而言，美国扮演的正是全球化条件的专事消费的“寄生国”角色，客观上，对于消除一些国家的生产过剩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正像资本主义发展史证明的那样，地主、贵族等寄生阶层的存在在短期内固然有利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但离开了寄生阶层也照样有其他办法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寄生国的作用和命运大概也会如此。
敢于消费与透支消费所依赖的条件是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和金融市场发达是敢于消费的条件但不是透支消费的前提。
无所不在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打消居民消费的顾虑，发达的金融信用能够成倍放大消费能力，但只有全球化和国际货币特权才是透支消费在一定阶段得以持续的关键。
3.危机过后发达国家向实体经济回归的可能性很小。
美欧能否重振制造业，能否向实体经济回归，也是影响我国外需的重要因素。
尽管美欧目前都提出要恢复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似乎预示着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回归。
但是，从总体趋势上看，在没有新技术革命的前提下，美欧发达国家经济服务业化、虚拟化的总趋势不会改变，绝大多数制造业竞争力不仅无法恢复，而且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还会进一步下降。
第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新全球化浪潮，已经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世界工厂”功能已经成型，由于与发达国家在生产要素价格上的落差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因此，其生产制造方面的比较优势短期内不会消失，而美欧等国除非重新沦为发展中国家，否则其在传统制造加工环节上无法重拾竞争优势。
由此，发达国家向这些国家不断转移生产工序和加工环节的趋势不会逆转，而且会从低端不断走向高端，这是由国际分工的发展规律决定的。
第二，美欧特别是美国在非物质生产领域，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和既得利益，占据着发展中国家无法企及的制高点，金融产业的利润率也远远高于物质生产，不愿也不会回到物质生产的老路去。
2009年美国所有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只有9%，纺织服装行业增加值比重更只有区区的0.2%，而金融增加值比重却高达22%。
大量的物质生产部门消失了，但需求并没有消失，这就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长期出口提供了空间。
第三，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经济的日益虚拟化实际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新平衡机制，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经济增长，从而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这是因为，在虚拟经济时代所出现的金融创新，及其所创造的金融繁荣，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消除产品过剩，从而给过剩形态的传统资本主义找到一个消除过剩的新出口。
如果没有发达国家用脱离物质生产增长的信用货币膨胀、金融资产膨胀所构造的金融市场繁荣，就不会出现发达国家用金融产品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实物产品相交换的机制。
因此，美英等发达国家在危机过后仍会在经济虚拟化道路上继续前行，金融监管会发生重要变革，金融创新自由放任程度会有所减弱，金融衍生工具的规章会更加完善，技术将有所改进，步伐可能放慢，但总趋势不会改变。
去全球化过程只能是在危机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全球化步伐会有所放缓，但全球化总趋势不会根本逆转。
这就为仍处于工业化过程的外需提供了基本条件。
4.其他国家并不能轻而易举地替代我国的出口地位。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如果发达国家无法重振制造业，中国也将大部分制造能力淘汰掉，那么谁来接替中国为世界提供制造品?
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以及印度尼西亚、南非、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拉美其他国家能否替代中国?
这里要分两类国家，一类是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例如，巴西、俄罗斯、东欧、南非等国，与我国相比，这些国家并不具有成本优势，何况，在过去许多年里，有大力发展制造业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机会，但它们并没有这么做，那么，根据什么说，在更加强调资源环境的国际背景下，它们反而会这么做呢?
另一类是比中国更具成本优势的国家，例如，越南、印度。
越南等一些小国不仅国家规模、经济规模太小，而且技术基础、产业体系和劳动力状况都决定了它不可能全面接替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印度劳动力成本更低，未来劳动力供给也更为充分，现在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长期只有11%左右，与现在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相当，它能否接替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大国地位呢?
我们认为，若干年内也很难。
这除了是由于经济基础依然薄弱、历史宗教文化传统不利于大规模发展制造业外，根本原因在于导致我国外需长时间持续增长的内外因素难以为其所具备，我国的体制“优势”也是印度甚至其他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无法竞争的。
只要分析一下过去30余年我国外需超常发展的主要原因，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国与印度等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是一样的，例如全球经济和贸易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增长期；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生产体系等。
实际上印度的外部环境比我国更好，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总体上对它更亲近。
差异主要发生在内部，一是中国更开放，对待外资更优待。
二是我国各级政府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并具有强烈的经济发展动力。
三是我国对外向型经济采取了持续的鼓励政策。
一方面鼓励外需发展，尤其是出口发展，通过低估名义汇率、出口退税、降低环保和职工福利要求等方式，压低了外需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减免税收、降低土地成本等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导致外资大量进入我国，这部分外资企业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制造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的主要载体，扩大了我国的加工贸易，并使我国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
四是在这段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处于劳动力持续无限供给阶段，由顺差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大幅增加并未带来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导致出口成本和价格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
单是土地政策的优势，这在印度等国都是无法想象的。
纵然，过去英国、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制造业出口大国的确立也不是靠中国这样的“有利的内部因素”，但是，英美是在没有强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确立了自己的出口大国地位的，而日本、韩国是靠政府的强力支持才部分替代了美国的地位。
印度与这些国家都不同，它在与中国竞争中，除了劳动力年龄结构和成本有优势外，在政府资源动员能力、产业基础、开放程度等其他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轻易取代中国在货物贸易方面的出口地位呢?
5.我国要素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将被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带来的实质竞争力提高所克服。
应当看到，我国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供给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也可能将发生重大变化。
以人才为例，目前我国理工科大学本科在校人数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在国外留学的学生人数也持续大幅上升。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和就业难度增加，加之我国相对于全球仍会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以及近年来各地纷纷创造有利于吸引高端人才流入的环境，可以预计未来掌握先进技术、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国际化人才也会越来越多地流入我国，将大大改变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的人才瓶颈。
20世纪60－80年代，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都曾出现过人才国际化加速的时期，为这些经济体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奠定了基础。
由于高端人才供给的增加，在华跨国公司对华技术外溢效应将更为明显，我国对国外技术的消化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也将大大加强。
总体看来，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过去依靠低成本、大量要素投入、劳动密集型出口的比较优势将逐渐削弱，而依靠高成本投入、技术密集型出口的优势将开始形成，这种变化也将促使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出口增长方式，向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为主的出口增长方式转变。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调整内外需关系的战略抉择
现在调整内外需关系大致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
选择一：
启动“两头在内”的经济循环
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上启动内需。
核心内容应当是形成有助于就业增加和收入水平提高的经济流程，着眼点应当是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内”，以国家投入为杠杆，以本土企业为主力，构建多数人就业增加、收入提高、消费扩大、生产扩张的经济流程，通过水资源调配（如南水北调）、国土整治（如植草畜牧的生态建设）和资源大开发（如煤化工和清洁燃烧技术），振兴重化工（包括重型机械），实现产业升级，大规模推进城市化进程，构筑厚重的产业纵深，开拓出有回旋余地的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广阔天地。
这种选择的问题在于：
第一，改革开放前的事实证明这种发展道路，效率低、代价大，不利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不利于从全球角度优化资源配置。
第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资源富集国家比较优势的发挥，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
第三，忽视了我国仍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依然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客观上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
选择二：
开拓外需新增长点，推动生产国、资源国良性循环
针对发达国家消费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增速将持续下降的中期趋势，中国应该与发达市场脱钩，需要寻找新的能够替代发达国家的外需市场。
这些市场应该既是资源富集国家，有对中国出口资源的愿望和潜力，同时又是对中国的制造品有强大需求的国家，也就是能在生产国（中国）与资源国之间形成供求循环的市场。
这样的国家应该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标准：
一是这些国家应该是人均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并且是资源的净出口国。
该资源国的城市化进程尚没有完成，且人口负担比较低，并具备一定的人口规模。
二是对中国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有需求。
拥有充裕的外汇储备，在现阶段就具备强大购买力，具备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的资金实力。
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国家的GDP在全球的占比将由2007年的17.54%显著提高到2040年的26.13%，这将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广阔的新增市场。
面向这些资源国的出口行业将明显受益，带动的将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包括，工程机械、重卡、工程建筑、电力设备、通讯设备、港口设备、建材和家电等。
这种选择的问题在于：
第一，这种战略在本质上仍是“两头在外”的战略，仍然无法克服过分依靠外需的种种弊端；第二，这些市场与发达国家市场相比，成熟度更低，开拓的难度更大，风险更多、更大，波动会更频繁。
这两种选择还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对发达国家市场潜力估计过低。
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已经高度服务业化，如果在近中期它们无法重新提高制造业的比重，其对外部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有相当程度的刚性。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不轻言放弃这部分市场，在相当长时间，其仍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拉动力。
在中期，虽有波动，但不会急剧萎缩。
选择三：
重点突出的内外协同战略（稳外需、扩内需、深改革、扩开放战略）
协同就是“四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由主要依靠政策向主要依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竞争转变。
重点突出就是突出扩大消费需求，突出高精深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突出自主创新，突出提高国际分工地位，突出依靠改革、竞争。
为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第三种选择，吸取了前两种战略的合理内核，既符合全球化的时代潮流，顺应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要求，又切中以往发展模式的弊端，是比较可行的战略。
我国扩大内需并非压缩外需，而是在稳定和拓展外需的同时，着力增强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作用。
我国的扩大内需，是在开放条件下的扩大内需，而不是自求平衡；稳定和拓展外需，是建立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基础上的稳定和拓展外需，而不是单纯扩大出口规模。
我们在保持对外贸易大国地位的同时，还应逐步扮演好对外投资大国的新角色，进一步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三、转变外需发展方式和拓展外需的对策建议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贸易参与国将倾向于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
因此，从中长期角度看，我国外需结构优化在根本上依赖于我国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
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有其发展的自身规律可循，但相关政策可以在遵循这一规律的基础上，加快这一变化的过程。
因此，本部分将先分析中长期内我国生产要素结构变化的趋势，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我国政府为加快这一要素结构转变所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从中长期看，我国生产要素结构将呈现如下变化趋势：
1.整体来看，我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比较优势仍然在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
在国际分工中，如果某国在某类生产要素上具有垄断地位（如核心技术和关键资源），其他国家无法生产这类产品，那么该国将必然在这类产品上具有垄断地位，如发达国家在部分高技术产品便具有垄断地位，可以获得高额利润。
显然，由于我国和发达国家在整体技术实力上的差距，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在绝大多数领域仍不可能达到这一水平。
而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东亚文化中勤劳勇敢的性格特征决定了我国在未来5－10年之内在劳动力方面仍较发达国家具有明显比较优势。
2.我国未来5－10年内的比较优势将从普通劳动力向具有一定技术能力和知识水平的劳动力转移。
过去30多年内，我国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从事简单劳动（如加工装配）的普通劳动力，即农民工。
因此，加工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方式之一。
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均存在加工贸易这一现象，但只有中国基于其特殊的经济和历史背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了国际资本和农民工的结合，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内迅速融入了国际分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化进程。
但目前我国劳动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劳动力中大学生、研究生等高素质的劳动力所占比例已经大幅度上升，且相比发达国家的同类劳动力而言在成本上的优势非常明显。
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由于我国整体教育水平的劣势，我国本土的高、精、尖人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相当缺乏。
3.我国企业在技术，特别是一些非核心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将会逐渐上升。
在过去30多年内，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要远逊于欧美发达国家，出口产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虽然从数据上看，我国加入WTO以来，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例有大幅度增长的趋势，但我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绝大部分是IT产品的最终产品，国内主要从事最后的加工组装这一劳动密集型环节，基本上不涉及研发和精密部件制造这两大主要环节。
而在未来的5－10年内，我国企业在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将会逐渐上升。
首先，我国企业的后发优势和“干中学”已经在过去30多年内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其次，近年来我国在高等教育和基础研发领域的投入规模大大加强，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在技术领域的比较劣势；再次，全球跨国公司出于最大化利益的角度考虑，在我国整体研发环境明显改善，中高端劳动力成本具有明显优势的背景下，会逐渐将一些非核心技术的研发和零部件制造环节向我国国内转移。
4.部分新兴产业中，我国有望在未来5－10年内在核心技术上具有比较优势。
在某类产品刚刚兴起时，往往有多家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但最终胜出的一般只有少数几家企业。
这也标志着这类产品已经进入成熟期，其他竞争者已经很难再次进入这一市场。
信息产业的发展历程就鲜明体现出了这一点。
但在某些新兴领域（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产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虽然整体上也占据了一定优势，但这些产业均不成熟，我国完全有能力在标准、核心技术上“分一杯羹”，从而获取垄断利润。
5.品牌、营销网络等领域仍将是未来5－10年内我国的弱势环节。
全球营销网络和高端品牌是产品价值链中附加值最高的环节。
我国在上述环节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我国服务业整体水平严重滞后。
上述领域主要属于服务业领域，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在这些领域占据较大优势，其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很高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仍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
第二，缺乏大型跨国公司。
全球营销网络的布局必须依靠大型跨国公司来完成，而我国目前尚未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大型跨国企业（国企的优势更多是依靠其垄断地位）。
第三，缺乏高端人才。
高端品牌和全球市场的拓展所需要的并不是大量的研究生、大学生等劳动者，而是高端的精英类型人才。
这类人才目前我国仍然相当缺乏。
综上所述，整体上，我国在未来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结构上是有利于我国出口附加值提升和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的。
因此，我国的整体政策取向应遵循以下原则：
1.重新认识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在实际操作中一直将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在“十二五”时期乃至更长时间内，我国国内市场经济体系的成熟和完善才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随着我国国内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转变，我国外需结构的优化就会水到渠成。
因此，从观念上，建议将出口规模的增长视为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而非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
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相应的政策就不会仅仅以增加出口规模为出发点来制订，这样反而有助于外需结构的优化。
2.在不同的产业领域采取不同的针对性措施。
在不同产业，我国出口产品附加值提升的瓶颈是存在很大区别的。
如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的制造工艺完全可以满足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目前的“短板”在于服装设计、市场推广、品牌建设等服务业领域；而在已经成熟的高新技术产业（如IT产业），我国目前已很难占领行业研发的最尖端位置，因此，应将发展重心从过去的纯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具有一定技术含量，但又不是非常高的生产环节转变；而在部分新兴产业领域（如新能源），目前我国仍然有占据高端核心技术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因此一方面要利用政府的力量完成核心技术的积累，另一方面要为企业在生产领域的研发提供较高的政策支持，积极抢占这一高地。
3.坚持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协调发展。
过去30多年内，我国外需战略实际上是在国内整体市场环境和研发能力很弱的情况下，采取了重点发展生产环节的战略，借助发达国家在上述领域的优势，尽快占领国际市场。
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战略是很成功的。
但这种战略也导致了国内市场环境、研发能力以及法律体系等软环境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制造环节的发展。
在我国本土的市场经济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我国本土企业很难在对外贸易中进行真正的国际化经营和运作。
因此，未来必须坚持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协调发展的原则，尽快使东部地区的市场、法律等软环境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为我国优化外需结构条件。
具体而言，拟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1.将具体的出口退税、关税减免等贸易有关税收政策逐渐从最终产品向中间产品倾斜。
如前所述，我国的比较优势有从最终产品的生产组装环节向一些非核心的零部件转移的趋势。
目前的出口退税、关税减免等贸易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实际上仍然是偏向最终产品的（如加工贸易进口免关税）。
我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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