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和运动对封建礼教的批判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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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封建主义道德的一个高峰，对封建主义的纲常礼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可谓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
这次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的出版为开端，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以《新青年》为阵地，鲜明地树立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要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
提倡科学，反对尊孔复古思想，要求以理性和科学判断一切，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准备。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十年文革后，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中精神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认真回顾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伦理道德战线上的那场斗争，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反封建的光荣传统，正确对待中西文化，树立新的文化观，建设文明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一）社会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从器物层面开始的，它的第一步就是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变革。
其主要成果是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现代模式。
第二个阶段是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政治变革。
和平改革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同时促使更多的人走向了暴力革命。
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民主共和政体。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确是一场条件不成熟的革命，中华民国这个亚洲最先出现的共和国也的确是一个早产的婴儿。
革命在缺少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忽然到来，匆匆催生了现代民主共和国体，却不可能为这个暂新的共和国准备下新型的官员和现代公民。
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人们的行为模式仍然上演着皇帝时代的官员与千百万草民的旧戏。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民主共和国，因为当时主要的斗争目标是推翻封建帝制，还来不及对封建文化进行比较彻底的清算。
而封建势力不甘心失败，掀起了尊孔读经的逆流。
袁世凯反动政府公开命令尊孔读经，企图在“保存国粹”的幌子下，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
严重摧残了一度兴起的资产阶级新文化思想。
如新闻事业，民国建立时，全国约有500家左右的报纸，“二次革命”后进步报刊遭到封闭，主笔、记者被逮捕或枪杀，报纸数目大大减少。
还能继续出版的报纸，报导的内容大多充满反动落后的东西。
从1912年起，各地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尊孔复古组织，如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宗圣会、尊崇孔道会、尊孔文社、经学会、读经会等等。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康有为的孔教会。
康有为俨然以当代孔圣人自居，对辛亥革命后废除尊孔读经深感不满，说什么“亘古未有之变，姐豆废祀，弦诵绝声，大惊深忧”；
《致北京孔教会电》中“灭国不足计”，而灭孔教“是与灭种同其惨祸”。
康有为及孔教会还掀起请愿活动，要求中国当“以孔教为国教”，“编人宪法”。
在康有为主办的《不忍》杂志（1913年2月创办）上，连篇累犊地攻击共和制，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
爱国知识分子日益认识到“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许多民众仍然以草民自居，习惯于自居奴隶的地位，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走上大堂时一样，官员们并不让他下跪，但他还是自觉的跪下了。
所以批判封建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
（二）社会思潮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的尖锐冲突中，理智上选择了民主主义，进化论等西方文化思想，以“冲决网罗”的精神向传统文化发起攻击，但是从感情上，在其较深层次的意识上仍然倾向于传统旧文化。
因而其中的大多数人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却拥护皇帝，不赞成革命，虽反对封建旧礼教却又歌颂孔孟与孔教，虽主张“新民”却反对立即给人民以民主，高唱什么“开民专制论”，而且他们一旦发现政治上与文化上的真正的革命思想，就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传统文化方面，成为封建旧势力的维护者。
从中可以看出传统旧文化的无形而强大的势力，以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传统与反封建的密切关系。
尤其值的注意的是，有些政治上的革命家如章太炎等，并不重视文化思想上的反封建斗争，甚至固守着传统旧文化的堡垒，幻想什么“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
于是文化思想上的反封建与反传统的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不能不让位于更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
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篡权复辟之后所推行的一整套尊孔读经、复古到退政策，又从反面教育了新一代知识分子，使他们在传统与革新、政治革命与文化思想革命、反封建与反传统等一系列问题上开始了进一步的反思。
经过认真的反思，深化了认识，提高了觉悟，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投入了反传统、反封建的伟大斗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总结辛亥革命以后的经验教训中开始的。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旗帜鲜明地提出：
中国虽然经过辛亥以来的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大部分原因“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这就使得“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之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这可以说是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所做反思的共同结论。
单独的政治革命只能对社会结构进行某种外在的形式方面的改革，却不能带来社会深层次的、即文化心理结构的真正变化，而社会表层结构的某些改革，很快就会为根深蒂固的封建旧道德、旧文化、旧的社会心理与习惯势力所淹没，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若没有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国民性的改革，“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1]基于这一共同认识，便掀起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为中心任务的五四文化革命运动。
这场文化革命是清朝末年那个反对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思想的继续，但是不论就其态度之坚决与声势之浩大，都是以前的任何文化运动不能与之相比的。
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十分尖锐的问题是：
要么死抱住传统文化即所谓“国粹”不放，使我们的民族与国家继续在封建落后的闭关自守之中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瓜分的对象；
要么就必须甩开一切陈旧的精神枷锁，用世界上最新的思想和科学知识武装起来，跻身于先进民族之林，所以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立即成为时代新潮，前进者的共识。
面对封建顽固派打出的“保存国粹”的旗号，坚持传统旧文化、拒绝一切外来新思想、新事物的现实，新文化的倡导者强调必须用西方的科学、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改造中国的旧文化与旧社会，和封建顽固派的夸大“特别国情”、号称“中国精神文明天下第一”的论调针锋相对，新文化的倡导者历数传统旧文化的种种弊端，以及在此熏陶下形成卑怯、苟安的国民劣性。
因而形成了一场新文化对旧思想的激烈战斗，对封建礼教进行了大胆的批判。
二、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重建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封建思想革命和思想解放运动，对一切封建旧思想、旧文化都做了激烈的抨击，同时要求树立“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
他们毫不含糊的申明：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他们坚信：
“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2]
（一）批判
1、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观点来看，封建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是极不合理的，应该废除。
他们指出，等级观念、等级制度，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原则之一，长期以来，为统治阶级、独夫民贼奉为万古不变的信条。
政治上，为巩固君主专制、独裁政治服务，思想上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束缚。
如吴虞对提倡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的孔子和儒学，进行尖锐的批判。
他认为，孔子本人就是最大的民贼，而且由于儒学被定为国学，一些尊孔复古分子，都打着孔子的旗号，因此指出，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不仅愚弄群众，而且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并指出，孔子指责小人喜欢犯上作乱，不合儒家道德，是从根本上排斥反抗者的，而中国封建社会在思想上定一尊于孔子，根本上排除了学术、思想上的自由。
他进一步揭露，儒学独尊，儒学专制，特别是腐蚀了儒生们的身心，使他们一个个成为追求名利的人。
此外，吴虞还认为，那些靠尊孔读经追随袁世凯的人，都是为了升官发财，而袁世凯本人，鼓吹尊孔读经，目的在于窃国，复辟君主制。
可见，文化专制是为政治专制服务的。
辛亥革命以后，虽建立了共和政体，但多数国民的脑子里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都没有，许多人在不知不觉的一举一动中都带着君主专制的臭味。
《新青年》也坚决反对军阀专横，反对复古派对共和制度的诬蔑，拥护民主共和政体。
他们理直气壮地宣称：
“古今万国，政体不齐，治乱各别。
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
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
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
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
吾国既不克闭关自守，即万无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
进化公例，适者生存，凡不能应四周情况之需求而自发于适宜之境者，当然不免于灭亡。
”[3]同时坚决反对复古派以历史国情为理由反对共和政治的谬论，驳斥说：
“各国之制度之物，形式虽不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
于此而执特别国情之说，以冀抗其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知识。
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4]对于复古派把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混乱、民族危机的原因，都归之于民主共和制度的荒谬言论，《新青年》给予了驳斥，他们认为：
所有这些现象的产生，不是因为实行了民主共和制度的结果，而正是由于军阀专横，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结果。
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着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君主专制，要求建立真正的共和政体。
2、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批判
（1）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
陈独秀认为，孔教的精华在于礼教，礼教精神是中国伦理政治的本原，而这种学说的本质在于专制主义。
“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
父为子纲，则子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
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
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
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
”[3]三纲说所提倡的忠、孝、节、皆非推己及人的“主人道德”，而是已己属人的“奴隶道德”，它严重阻碍了个体独立之人格的生长。
忠、孝、节这三样，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中国的礼教（祭祀礼教、男女防闲，是礼教的大精神）、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绎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丧礼最甚）、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观，就是这三样道德助长成功的，“中国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枯的现象（君对于臣的绝对权，政府官吏对于人民的绝对权，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权，夫对于妻的绝对权，主人对于奴婢的绝对权），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
中国历史上，现在社会上种种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
[5]
吴虞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集中地攻击了封建主义的“孝”的道德，庞大的封建国家，依靠剥削农民的血汗而存在，君主的绝对权威依靠无数的“忠臣”“孝子”来维护。
“忠臣多出孝子门”，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通常现象。
当时的中国，已经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忠君的道德，事实上已经不可能继续存在，提出建立新型家庭关系，进行家庭革命的问题。
但是，帝制复辟活动，仍很猖獗，因此，打倒孝的道德，是在思想领域内，摧毁封建专制主义根基的深刻革命，是对帝制复辟活动的更有力的打击。
李大钊也对封建的纲常名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他认为：
“孔门的伦理是使弟子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尊上的伦理；
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备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
[6]鲁迅更是以他辛辣犀利的笔锋揭露和批判纲常名教的吃人本质：
“我反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到‘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7]所以吴虞大声疾呼国人应该从封建的纲常名教中惊醒起来：
“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
不是为圣贤而生的！
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
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诓骗我们的！
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
吃人的人就是讲礼教的！
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人呀！
”[7]胡适对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压抑人性、束缚个体人格独立的本质进行了抨击，他说：
“中国八百年的理学工夫居然看不见二万万妇女缠足的惨无人道、明心见性，何补于人道的苦痛困穷；
坐婵主敬，不过造成许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
”[8]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看来，这种压抑人性、维护封建等级制的儒教纲常，作为政治伦理化的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与现代民主政治和自由平等精神南辕北辙。
“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
[5]因而，不废除儒家纲常礼教，中国的民主化和中国思想、道德、社会的进步都无从谈起。
（2）以进化论批判孔子之道
陈独秀认为：
“孔子生长在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
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
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
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
”[5]并从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对儒学的反现代性进行了批判。
现代民主政治以自由平等为人格基础，而儒家的“三纲”伦理则是一种以等级尊卑为基础的伦理专制主义，它是与民主自由平等精神背道而驰的。
显得“法治”社会与传统“人情”社会之人的行为和道德风貌迥异：
“法治”社会“以小人始，以君子终”；
而“人情”社会“以君子始，以小人终”。
[5]这表明儒学道德主义不可能提供有效的社会规范系统，来控制现代人行为，因此，儒家的伦理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已成为中国文明进化的严重阻力。
《新青年》上列举了很多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例子，说明孔丘所提倡的道德，都是和这些现实生活不相容的，背道而驰的。
如：
孔丘提倡‘妇人者，伏与人也’，这就不适合于妇人参政运动；
孔丘提倡‘男女不杂坐’‘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非受币，不交不亲’，这就不适合于现代文明社会男女社交公开的生活习惯；
孔丘提倡‘夫死不嫁’，“使许多年富有为之妇女，身体精神惧呈异态”，这又不适合于现代文明社会婚姻自由的习惯。
《新青年》正确的揭示了所谓“孔子之道”，不过是封建时代要求的反映，如果现代的中国还要保守它，奉为“国粹”。
那就一定要导致国家民族的衰亡。
如果现代的中国人，对“孔子之道”还“不作改进之图”，则是违背二十世纪的潮流。
“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之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这样就不仅不可能“保守”固有道德，而且要使中华民族“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沟壑已耳，保守云乎哉！
”因此陈独秀大声疾呼：
“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争存而归消灭也。
”[4]
（3）对封建文化的批判
毛泽东同志指出：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国家主义、国粹主义、各种思潮、各种学说、各种派别、都在表现自己，都在宣称自己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新旧中西、真善美丑、香花和莠草、真理和谬误、都在竞争，都在争取阵地。
在文学方面，他们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而肯定《水浒传》、《红楼梦》。
认为旧文学多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其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个人穹通利达。
提出推倒阿谀陈腐的旧文学，建设新鲜抒情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
反对僵死的文言文，提倡生动活泼的白话文。
在戏剧方面，他们反对陈腐的旧戏，提倡新的话剧和文明戏。
认为中国旧戏多是宣扬封建愚昧迷信色情，诸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佛仙鬼；
或阴森可怕、或色情威慑、或因果报应、于人生、社会无益焉。
应该编写和演出些于人生、社会有益的新剧、文明戏。
风俗习惯方面，大张旗鼓地反对神权、灵学和鬼神迷信。
指出所谓“天命天罚无辛”、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鬼摄影、风水、阴阳五行等，都是遗一派胡言，万万不可足信，提出报刊书籍应该多宣传些科学知识，主张破坏偶像，指出阿弥陀佛、金刚菩萨、耶和华上帝、玉皇大帝、帝王圣人、节孝牌坊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的不合理信仰等，都是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而树立真实合理的新信仰，发扬独立自主自由的新精神。
另外，新文化的潮流所向，旧社会习俗中的男尊女卑、蓄婢纳妾、包办买卖婚姻、婚丧礼节、礼仪称谓、家族制度等、无不受到抨击。
而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社交自由等新风尚则出现并发展。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对孔教的批判，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攻击，有力的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在广大青年中掀起追求真理的热情，使中国旧有文化发生新的转机，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辟了道路。
这是中国精神文明的伟大转折。
（二）建立
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提倡民主，也是从爱国救国出发的，他们亲眼看到，尽管经过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而专制统治依然存在，“腐旧思想布满国中”。
于是倡言，救国的首要责任在于打破封建专制，扫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愚昧，否则不但民主政治不能进行，就是“共和”这块招牌也是挂不住的，所以他们主张的民主不但在政治方面有所发展，而且深入到思想意识、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价值观念，强调了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权利。
当时先进分子满怀激情地向青年提出：
打碎奴隶枷锁，打倒封建制度，要“独立自主之人格，平等自由之人权。
”随后他们又把民主概括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以及“经济上之个人财产独立。
”认为这是世界文明进化的必由之路，中国也只有这样才能“出黑暗而入光明”。
1、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专制独裁政治服务的封建旧伦理道德。
陈独秀指出：
“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
”因此，“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
”[9]1916年2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
他认为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民有政治觉悟，而不能希望于“善良政府，贤人政治”。
1916年5月，李大钊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大声疾呼：
“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
陈独秀、李大钊都提出过较辛亥革命远为彻底的“惟民主义”，认为民主政治决不仅是制定宪法，建立国会；
民主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为惟一根本条件”。
[10]他们对近代民主与古代民本思想作了原则的区分，指出所谓“民视民听”，“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这些仁民爱民“为民作主”的民本主义，皆自根本取消国民之独立自主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人，“执政为公仆”，“由民作主”的民主主义，绝非一物。
[10]同时批评了当时某些人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或希冀“伟人大老”建立共和立宪的谬误，认为那都是“依赖服从”心理的反映，强调要建立民主政治，就必须去掉这种卑屈服从心理，而依靠“多数国民之觉悟，多数国民之自动”，并决心在启迪国民觉醒、发动国民运动方面下功夫，做工作。
2、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格
“个人独立主义”是现代经济和伦理的基本原则。
新文化的倡导者认为，中国封建宗法道德‘家族主义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使人们具有的是顺从，忍受，已己属人的奴性人格，这是封建旧道德对人们造成的恶果。
而民主共和制度是以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人格为基础的，没有这样一种人格，平等，自由，权利，责任，参政等意识也就不会产生。
封建的家族主义抹杀了人的自我，个性追求，因此为了塑造独立自主的人格，就要向西方学习，建立个人本位主义。
当时着重宣传了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
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都有论述，所谓个性解放，就是打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个性得到解放，自由发展，能够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和创造精神。
个性解放同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一样，都是以个人为基础的。
陈独秀说：
“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
”「5]但是这种“自我中心”或“个人主义”，绝非自私自利主义、升官发财主义，而是反蒙昧的封建主义和奴隶主义。
他就明确地批判自私自利主义和当官发财主义，个人利益不得侵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要求青年奋发有为：
“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
”他在《人生的意义》中也说过：
“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
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人也能够享受。
递相授受，以至无穷”。
陈独秀强调要“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陈独秀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人“立德立功，首当辩此”的是自己是奴隶还是主人，若丧失主人资格，功德再大，也是奴隶是纪念物，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做人权利，不可不争。
陈独秀号召人们摆脱“奴隶之羁绊”，“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新青年》创刊伊始，首先以“辟人荒”，发现“人”为己任，以“人的个性解放”为主题，《新青年》的发刊词实质上是一篇振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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