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国别排放账户应对气候变化个实现绿色增长的治理框架中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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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在账户体系提供的激励机制下,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并受益。
(二)账户体系将促进减排技术研发推广,形成新的技术和经济增长点
从动态角度看,排放账户体系的硬预算约束,客观上为各国提供了长效激励机制,促进各国研发推广先进节能减排技术,进而核增本国排放预算,改善本国排放账户平衡状况。
减排技术研发和推广,从短期看固然要花费一定成本,但新技术突破会带动投资增长,形成新经济增长点。
比如,节能设备、清洁能源、减排、碳捕获和封存、低碳产品、更加高效的管理软件等,这些技术一旦获得突破并在商业上成熟,则会带动巨大投资。
不仅促进减排,也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根本地、全面地改善人类生活质量。
四、各国1850-2049年初始排放预算的初步核算
排放账户体系首要环节是核定各国初始排放预算。
为此,首先需确定全球总排放预算。
(一)全球总排放预算
1.以2℃目标作为核定全球总排放预算的基本前提
“截至目前,已经有包括G8国家和巴西、印度和中国等在内的133个国家,认可要把温升控制在2℃以内(相比工业化之前的水平)。
这133个国家的人口和排放量分别占到全球的80%和75%。
”(WBGU,2009,p.14)这是本文确立全球总排放预算的基本前提。
由于数据原因,需要按两个时间段,即1850-1999年和2000-2049年两个时间段,分别核定全球排放预算。
之后加总得到全球1850-2049年的总排放预算。
2.2℃目标下2000-2049年全球C02人为排放的预算
Meinshausenetal.(2009)通过分析大量排放情景发现,2000-2049年期间人类活动累积排放1000GtC02,则2050年比工业化前平均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
倘若该期间累积排放1437GtC02,则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50%。
详见表2。
3.1999年以前全球C02人为排放的预算
全球总排放预算,除了要考虑上述2000-2049年的预算外,还必须把1850-1999年期间各国实际排放量也纳入全球总排放预算范畴,在国别间予以重新公平分配,而不能简单地按谁排放谁就拥有相应排放预算的“祖父原则”进行处理。
要再次说明的是,排放预算与实际排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个国家的历史累积排放量,可能会大于、等于或小于其对应时期的排放预算。
基于这样的概念区分,就不难理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别排放预算上的争论焦点。
发达国家的观点是,历史排放量就等于对应时期的排放预算;
发展中国家则强调两者不能混同。
发达国家混淆两个概念的具体主张,往往以带有迷惑性的面目出现。
他们提出从一个晚近的年份(如1990年)开始作为起点,并承诺未来一个时期减排比例大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表面上看似乎发达国家承担了更大减排义务,但实际上是连起码的减排义务都没有承担。
这是因为,一旦以晚近年份(如1990年)为起点,则之前的累积排放就自然而然按照先到先得的祖父原则,默认为这些排放国的当然排放预算,历史旧账则一笔勾销。
丁仲礼等(2009b)对IPCC、UNDP和OECD等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机构或研究人员提出的7个减排责任分摊方案的分析表明,这些方案均忽视了历史上(1900-200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积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7.54倍的事实,而且还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6.7倍的人均未来排放预算。
在核定各国排放预算时,把历史排放量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默认为发达国家的当然预算,极不公平。
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则主张工业革命以来所有累积排放都应该纳入全球总排放预算,在国别间重新公平分配。
如潘家华等(2009)、丁仲礼等(2009a,2009b)和樊纲等(2010)也都提出了类似主张。
这种主张具备有力的科学基础。
IPCC(2007)第四次评估报告发表以后的新的科学研究表明,2050年的温升幅度与2050年前所有的累积排放量的关系非常稳健。
比如,Meinshausenetal.(2009)估算的2000-2049年期间的全球排放预算,正是在考虑了历史累积排放的基础上测算出来的。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历史累积排放(记为X),则2000-2049年的排放预算要比Meinshausenetal.(2009)报告的水平多工。
由此可见:
(1)既然历史排放对当前乃至未来的温升都发挥着作用,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量已经挤占2℃目标对应的全球可排限额,那么,就不能简单沿用祖父原则把发达国家历史排放视为其当然排放预算,而应该把工业革命以来所有可排量作为全球总排放预算,在国别间公平地初始分配。
(2)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该把实际发生的累积排放量和各自的初始排放预算进行对照。
一国实际累积排放量越大,意味着消耗了越多的排放预算,留给未来的排放预算越小。
(3)各国历史排放无论是计入全球排放预算范畴时,还是作为各国对其排放预算的消耗进行核算时,都应按实际量足额计算,而不能按碳循环或C02寿命周期衰减经验公式进行折扣。
4.全球总排放预算的核算结果
根据上述,全球排放预算如表3所示。
表中2000-2049年的全球排放预算,选取了Meinshausenetal.(2009)给出的到2050年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和50%所对应的全球,总可排量,分别为1000GtC02和1437GtC02。
表中1850-1999年的全球排放预算,就是各国实际产生的排放量之和。
具体包括三个部分:
1850-1999年能源消费和工业生产排放为970.1GtC02,来源于CAIT8.0(WorldResourcesInstitute,2011);
1850-1999年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排放为539.7GtC02,根据Houghton(2008)的碳排放数据推算出来;
1980-1999年国际航空航海产生的排放为12.2GtC02,根据CAIT81)(WorldResourcesInstitute,2011)推算出来。
综合起来,如果温升超过2℃的概率限定在25%,则全球C02人为排放总预算为2522Gt;
如果温升超过2℃的概率限定在50%,则全球总预算为2959Gt。
(二)以当前各国人口比重为依据划分各国初始排放预算的测算结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提出的划分办法是,按人际公平原则和当前各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划分全球总排放预算。
不过,具体用哪个口径人口数据作为划分依据,涉及到一些复杂的问题。
比如,如果认为1850年的一个英国人和2007年的一个南非人和2049年的一个印度人都应该获得平等的排放预算,则应该把1850-2049年历年各国人口数据加总,而后均分全球排放预算,再根据各国在该期间历年人数之和,求得相应排放预算。
我们采用当前年份各国人口规模占全球比例,划分全球排放预算。
这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第一,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当代人虽然因为前代人大量排放而使得排放账户产生巨大赤字,但同时也继承了前代人留下的巨大物质财富,这些财富中实际上内涵了“提前预支”的排放预算。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当代人的排放账户有盈余,但却需要将这些盈余转化为物质财富,改善生活。
第二,面对排放账户的当前可用预算,当代人可以在其自身和后代人之间进行代际优化配置,决定把多少排放预算直接留给后代人,把多少排放预算内涵到生产活动中作为物质财富留给后代人。
第三,数据易得,计算简便。
根据CAIT8.0(WorldResourcesInstitute,2011)收集的各国人口数据,各国(地区)的初始排放预算划分的测算结果见附表1。
下面的表4和表5报告了两个概率下有关地区和国家测算结果。
由表中可见,从公平角度出发,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的情况下,附件I和非附件I国家应该获得的初始的C02排放预算,分别为483.5Gt和2006.9Gt;
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50%的情况下,附件I和非附件I国家应该获得的排放预算,分别为567.3Gt和2354.6Gt。
五、各国(地区)排放账户当前余额
(一)各国排放账户当前(2008年初)余额
排放账户当前余额,就是初始排放预算减去截至目前的累积排放后的余额。
但由于土地利用排放历史数据缺乏,而土地利用排放数量又相对较大,所以,这里就无法核算出比较准确的实际累积排放。
为此,只能基于可得数据分别报告三项,即能源消费排放(1850-2007年)、土地利用排放(1990-2005年)和国际航空航海排放(1980-2007年),而没有报告排放账户余额。
不过,即便没有报告具体的排放账户余额,仍然可以从我们报告的数据中进行这样的推算:
如果一国初始排放预算减去上述三项之后(见表5最后两列),所得到的余额已经是负数,那么该国到2008年年初时,已经把其2049年前的所有排放预算都消耗完,产生了赤字。
如果再考虑到大部分国家1989年之前的土地利用排放都是正数,则真正的赤字额还要更大。
该国未来不仅需要弥补已经产生的赤字,还需要筹集今后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排放预算。
由于无法计算准确的账户余额,也就无法计算各国减排绩效指数。
不过可以想象,如果一国初始排放预算减去上述三项之后,账户余额已经是负数,则该国减排绩效指数也必然为负,表示该国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负的累积贡献。
(二)各国排放账户当前余额将随国别间排放交易等因素相应调整
前已述及,各国的排放账户当前(2008年初)余额,将随着未来国别间排放预算转移等变化相应滚动核算。
当前时点排放账户为赤字的国家,并不意味着不能增加排放,更不意味着不能产生排放,但前提是必须通过购买或者通过技术转移换取的方式,为其已有赤字和今后的新排放需求筹集所需预算。
排放账户当前余额为盈余国家,也并不一定要把全部盈余都用于本国自排,而可以出售或用于换取他国先进技术。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本文前面的交代,CDM机制下排放预算购买方实际上是付费的,所以应该根据CDM项目涉及的量核增CDM项目买方预算,并核减卖方预算。
但由于缺乏系统CDM项目数据,这里没有考虑该因素,留待未来进一步完善。
不过,考虑到CDM项目总量有限,暂时忽略该因素,不会对结果造成根本影响。
(三)测算结果的几点含义
虽然没有报告准确的账户余额,但从现有测算结果仍然可以得到几点明确的政策含义。
1.全球总排放规模必须降低
从表4可见,即使按照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50%的宽松目标考虑,全球总排放也必须降低。
在该宽松目标下全球排放预算为2959GtC02;
而1850-2007年能源消费已经分别产生排放1179.8Gt,1850-2005年土地利用变化已经产生排放572.1Gt,1980-2007年国际航空航海已经产生实际排放19.2Gt,三项共计已经产生排放1771Gt。
这样,2008-2009年的可用预算只剩下1187.9Gt,按照2007年35.93Gt的排放规模计算,仅仅可以支撑约33年,无法支撑到2009年,亏空约9年预算。
这表明全球总排放规模必须降低。
如按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的紧目标考虑,则全球减排的压力和迫切性更大。
2.发达国家需要筹集大量预算才能满足排放预算硬约束的要求
从测算结果可见,即使不计入发达国家1989年之前的土地利用变化排放,仅仅是1850年以来的能源消费排放、1990年以来的土地利用变化排放和1980年以来的国际航空航海排放,已经使得其排放账户当前余额处于巨大的赤字状态。
所以,发达国家必须通过综合性措施为其账户的当前赤字,以及未来生产生活所必需的排放,筹集巨额预算。
不过,筹集巨额预算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对减排承担了更大比例的义务,也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承担了较小比例的义务。
这是因为,全球排放预算已经在国别间进行了公平的初始划分,且各国今后为满足排放预算硬约束要求而进行的排放预算动态调整,也是经由交易等进行的。
六、目前有限的可用预算要求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接下来,对中国的排放预算和排放空间需求进行简要分析。
(一)中国已经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
以下两个方面表明,中国已经直接或间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1.中国生育控制政策为他国省出了大量排放预算
中国1982年人口占全球比重为21.9%。
1983年正式开始实施的人口生育控制政策有效降低了人口增长速度,到2007年人口占全球比重降低到19.9%。
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为他国省出了相对于全球总额2%的排放预算。
在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的情形下,相对于放弃了50439MtC02的排放预算,为中国2007年能源消费和工业生产排放量的7.49倍;
在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50%的情形下,放弃了59180MtC02的排放预算,为中国2007年能源消费和工业生产排放量的8.8倍。
上面以1982年人口比重作为比对基准。
如果比对基准是没有任何生育控制政策(BusinessasUsual)条件下2007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重,那么,中国因为生育控制政策而放弃的排放预算,实际比上述数字还要大。
2.中国迄今的发展模式较之主要发达国家同等阶段情形更低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