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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graf,2001）。
汤姆·
文格拉夫提出了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第一：
“它的问题是事先部分准备的（半结构的），要通过访谈员进行大量改进。
但只是改进其中的大部分：
作为整体的访谈是你和你的被访者的共同产物（jointproduction）”；
它的第二个特征是“要深入事实内部”（Wengraf,2001:
3）。
关于第一个特征，文格拉夫指出，访谈员事先准备的访谈问题必须要具有开放性。
在访谈中，被访者对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的回答和随之而来的问题都是研究者无法预知的，因而，访谈必须“以一种谨慎的和理论化的方式来加以改进”（Wengraf,2001:
5）。
这一特征已经成为关于深度访谈的基本共识，也是我们对访谈的基本主张之一。
在具体的访谈过程中，研究者不能试图去确定和提出每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具体问题，甚至也不能够事先确定每一个具体的问题。
在准备过程中，“半结构式的访谈应当只确定主要的问题和框架，访谈员应能够改进随之而来的问题，同时探究意义以及出现的兴趣领域。
在事先确定主题和话题领域的情况下，要渴望听取被访者的叙述。
但访谈员也要注意改进问题，以澄清或者扩展回答”（Arksey&
Knight,1999:
7）。
在此前提下，“尽管访谈员足以将谈话导引到感兴趣的题目上，深度访谈还是会为被访者提供足够的自由，他自己也可以来把握访谈”（Hakim,1987:
27）。
但是深度访谈最重要的目的还在于它的第二个特征，即“深入事实的内部”。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何谓“深度”，一个是如何能够深入事实内部？
关于“深度”，文格拉夫提出了两点：
1.“深度”了解某事乃是要获得关于它的更多的细节知识。
2.“深度”指的是了解表面上简单直接的事情在实际上是如何更为复杂的；
以及“表面事实”（surfaceappearances）是如何极易误导人们对“深度事实”的认识的。
（Wengraf,2001:
6）
文格拉夫强调了更为丰富的细节知识和事实之间的意义关联。
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对深度访谈之“深度”的全面解析。
联系到格尔茨所强调的“深描”（格尔茨，1999/1973）就会发现，文格拉夫并没有关注访谈员在深度访谈中所遭遇到的舒茨所谓的两个世界的问题（Schutz,1976）。
换句话说，所谓“深度”的问题，是与如何达到深度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而深度访谈的实质，并不是仅由对待“深度事实”的态度所构成。
如果对深度访谈的具体方法没有清晰的认识，也很难达到访谈的目的。
格尔茨主张在面对复杂而又含混的文化结构时，首先掌握它们，然后加以转译。
这种掌握是以被访者概念系统来完成的。
研究者要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系统中去，“必须以他们用来界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的习惯语句来表达”（格尔茨，1999/1973:
18）；
然后再将所得信息“转译”为社会研究的语言，对此信息的意义给出解释。
所谓深度的事实，从意义的角度来说，首先是要了解它对于被访者而言的意义，然后才能够考虑研究者的意义情境。
对于深度访谈的态度直接由对待定性研究的态度决定。
在访谈当中面对叙述者的时候，我们想获得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意凯瑟林·
哈克姆（CatherineHakim）的观点，“定性研究关注于个体对他自己的态度、动机和行为的表述（accounts）……定性研究的使用并不必然意味着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将所有的解释都归之于自我指向（self-directing）的个体。
但是人们关于情境的自我定义是所有社会过程的重要因素，即使它没有提供完整的表述或者解释”（Hakim,1987:
26）。
被访者在整个访谈过程中的所有表现都是研究者观察的对象，并且是后者研究资料的来源。
就意义角度而言，这就又回到了韦伯在讨论社会行动时提出的观点：
社会行动是被行动者赋予了意义的，而这样的意义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的；
理解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是社会学的任务，而且这样的理解必然与解释联系在一起。
虽然后来舒茨对韦伯的说法有很多批评（详见Schutz,1972），比如认为韦伯没有注意到文化客体制造者的意义与被制造客体的意义，意义在自我、他人那里的构成、修改，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自我理解与理解他人的重要性等；
但是，从我们的经验研究的实践看，韦伯对社会行动所蕴涵的意义作出的判断仍然可以成为我们讨论深度访谈的实质的出发点。
）访谈资料既然来自被访者的叙述，那么这样的资料一定也是由被访者赋予了意义的（或者说，这是经由被访者主观建构的叙述）。
因此，一般说来，对访谈资料的理解和解释可以大体等同于对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
我们要理解并给出解释的则应是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话语）的意义。
这其中包括被访者赋予这些资料的意义，以及这些资料和被访者的行为对研究者而言的意义。
此外，我们还要关注访谈发生的场景，因为被访者同样赋予其以某种意义；
并且该意义与被访者赋予自己叙述的意义是存在着某种联系或一致性的。
实现研究目的的前提在于对这种访谈资料的理解和解释。
于此，我们进一步认为，深度访谈发生的过程同时也是被访者的社会行动的发生过程。
所有被访者在访谈过程中的表现，诸如动作、表情，以及最重要的叙述行动也需要我们去观察、理解与解释（即在深度访谈这一获取资料的过程中，必须将资料的载体也纳入资料的范围之内）。
但是这样的观察、理解与解释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要与被访者的意义体系相混淆。
我们应该在被访者的日常系统中完成对被访者的“投入的理解”和“同感的解释”（杨善华等，2003）。
这也符合韦伯的原意，也就是说，对于行动的理解要将其放置在行动者的文化背景之下来进行，但同时也要注意明确区分研究者与被访者，即我们所理解的是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而不是我们研究者主观认为并强加于行动者的意义。
舒茨将各个有限的意义域称为各意义世界，进入社会科学的世界意味着放弃自然态度，成为价值无涉的观察者（disinterestedobserver），同时具备了与日常生活不同的意义关联体系。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社会科学与日常生活并非同一个世界，那观察如何可能？
即使论域限定在访谈之中，问题也同样存在，研究者如何首先获得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的理解？
舒茨认为：
“当他（社会科学观察者）决定科学地观察这个生活世界时，即意味着他不再把自身及自己的兴趣条件当作世界的中心，而是以另一个零点取而代之，以成为生活世界现象的取向”（Schutz,1962:
158）。
社会科学的观察者，已经不再是日常生活的参与者，即使是在访谈类的观察中，也非如此不可，尽管访谈的特征是双方的互动。
因为访谈一旦发生，被观察者的日常生活也就停止。
要完成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科学世界的跃迁，就必须将自己从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抽身出来，“并将自己的目的动机限制在如实地描述与解释所观察到的社会世界中去”（Schutz,1976:
17）。
所以，如果研究者以社会科学观察者的“单一”身份来进行访谈，就不能够从根本的意义上完成对被访者日常生活的了解。
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与被访者共同建立一个“地方性文化”的日常对话情境。
同时，研究者还必须能够分清楚，自身的世界——无论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世界还是自己的常人世界——不同于被访者的世界。
研究者必须要防止以自身对于世界和事件的意义性观点来取代被访者的观点。
因此，从意义的角度（注：
意义的探究是现象学和诠释学所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
我们在这里回避了意义的探究为何是可能的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对它的解答涉及人的认识何以是可能的这一哲学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此为本文之力所不逮，因而本文只将如何在深度访谈过程中进行意义的探究作为主题。
于此，我们还要申明的是，虽然我们强调在访谈开始时研究即告开始，但是这并不排斥在访谈结束后我们对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探究，对于研究而言，这同样是必需的。
）来看待“深度访谈”的实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它是对被访者在访谈时赋予自己的话语的意义以及被访者赋予访谈场景（包括被访者当时的衣着、神情、行动和居家环境）的意义的探究。
一旦研究者明确了这一点，便可以一种积极能动的态度和立场去实现这样的探究；
而这种态度和立场的标志就是在访谈当时和现场就开始这样的认知。
在这个意义上，深度访谈既是搜集资料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在保持与被访者之间的疏离关系的基础上，来获取足够“深度”的知识？
访谈又应当如何展开呢？
阿科瑟与奈特提出了与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相应的一种访谈方法，称之为“渐进式聚焦法”（progressivefocusing）。
这种方法是从一般化的兴趣领域入手，逐渐发现被访者的兴趣点，然后再集中展开。
因为在访谈中，被访者会对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有更多的叙述和表达。
在访谈中，这种半结构式的、开放式的谈话目的是为了“从人们的话语中了解人们在情境中的问题领域，并试着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了解事情”（Arksey&
knight,1999:
18）。
文格拉夫也认为，被访者一般的兴趣都在于自身生活史，而这正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定性研究的一个现象，即社会科学研究的生活史转向。
二、叙述的意义
所谓渐进式聚焦法中的一般兴趣领域，就是被访者的日常生活领域。
这要求从其日常生活中最细微、最普通的方面入手来展开访谈。
这里的日常生活，包括被访者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情况。
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彼此之所以能够相互理解，除了作为我群关系（注：
我群关系说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在自然态度下，最切近、最熟悉的行动首先是与他人的面对面联系。
面对面的情景即指行动者直接的面对面互动，它的本质是同时性与同空间性。
在面对面情景中，互动双方的他人取向同时为对方。
这就是直接经验的社会关系，也就是面对面的关系，即我群关系。
在我群关系中，我们处于同一情境中，彼此可以接触，双方的意识流通过语言、动作，以及周围环境的符号纠缠在一起，我们“共同成长”，经验到彼此的客观意义与主观意义并不断进行印证与纠正。
也就是说，我会通过你的反馈来对我的意识经验进行“注意修改”。
我们生活在共同的主观意义脉络中，彼此可以直接经验。
）的双方都处于同一个地方性历史的自然态度之下，共享同一个时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们会以社会行动来应对他人转向自己的社会行动的原因动机（becausemotive）。
舒茨对于行动动机的分析得到了两种时间向度上的结果。
一种是指向未来的动机，行动依此而指向一个在想象中已经完成的行为，换言之，行动是为了完成某个目标，这样的动机就是目的动机（in-order-tomotive）。
这里的计划行为指向过去某个类似的经验，也就是手头的库存知识所提供的经验的再生。
“每一个目的动机都预设着一个经验存储，并被提升为一种‘我能再作一次’（Icandoitagain）的状态”（Schutz,1972:
90）。
第二个是指向过去的真实的原因动机（becausemotive），它与目的动机的差别在于，前者根据计划来说明行为，后者以行动者的过去经验来说明计划。
我们可以用一则中国俗语作例子：
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
其中行动者行动乃是对于井绳的惧怕，以及与之相关的躲避行动，这些行动的目的动机也即行动者的目的是因为担心那是一条蛇并且担心被咬到，原因动机则是过去遭蛇咬的经验。
）由于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者总是处于一种互动的意义脉络之中，所以对于彼此的理解可以得到即时的检验与纠正。
这是与社会科学观察者的区别，但也正是社会科学观察者的进阶。
被访者所“得心应手”的日常生活，是达至理解的重要途径，也是访谈研究得以更进一步的基础。
我们主张研究者在访谈的开始阶段与被访者共同建立“地方性文化”之情境的原因，也在于此。
在渐进式聚焦法的同时，我们还主张将话题更多地引向被访者的生活史。
这不仅因为生活史一般都是被访者的兴趣所在，更重要的是，生活史的叙述有助于我们达到对被访者行动的理解，达到深度访谈之“深度”，因为：
“生平阐释（biographical-interpretive）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够探寻个人意义的深度层次”（Chamberlayneetal,2000:
9）。
要真正理解从被访者那里所得到的资料，就必须要将其与生活史和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
这样的意义追寻路径，是以现象学传统为理论基础的，正如麦克·
鲁斯汀所说，“现象学传统一直都是社会科学中生活史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Rustin,2000:
34-52）。
在舒茨那里，个人行动（action）的意义在于反省的掌握和与生平情境（biographysituation）的关联。
将行为（act）本身作为一个意义脉络，可以发现其中的意向行为、行动的执行，以及手头的知识库（stockofknowledgeathand）。
在此知识库之下，每一个当下的经验，都会处于一个整体的意义脉络之中。
每时每刻，这一意义脉络亦即经验，都会以各种视角来面对世界并加以解释；
任何人的每一个当下时间，都持有着他自己的经验图式（schemesofourexperience）。
“经验图式是一个意义脉络，它是我们过去经验的轮廓，概念性地包含着可于后来发现的经验客体，但不包括它们的构成过程”（Schutz,1972:
82）。
生活史叙述的第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追寻被访者行动的原因动机，从被访者的经验图式即生平经验中来理解其当前的处境、行动、态度，及其赋予叙述材料的意义。
将访谈中所获得的资料放入被访者的生平情境中，才能够达到更为全面的理解，才能发现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所隐藏的故事，也才能够为每一个访谈对象建立起一个立体和鲜明的形象，并与其他人真正区别开来。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叙述中发现日常生活行动的文本情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生活中隐秘的意义才会通过叙述体现出来”（Widdershoven,1993:
2）。
在有关生活史的访谈中，异常事件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所谓异常事件，就是被访者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与常态不符的事件。
被访者一般都会对此类事件记忆深刻，并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
我们在访谈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去寻找故事。
叙述学家们（Narratologist）认为，故事的讲述对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调适（adiustment）起了重要的作用。
被访者讲述故事，并非只是在描述过去的经验，它们还是叙述者构建自身的重要方式之一（Andrewsetal.,2000:
78）。
叙述中的故事并非无意为之，通过对过去的故事的叙述，被访者可以达到一种“叙述性的自我认同（narrativeidentity）”（Widdershoven,1993:
20）。
一般来说，普通人的经验只有在与“故事”交融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获得意义。
通过被访者生活史中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反思、决断以及行动，而这些对于理解行动者的意义都是很关键的（Rustin,2000:
49）。
通过被访者在访谈中对故事进行拣选、讲述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被访者想要赋予故事的意义，他／她曾经的、现在的以及想要成为的身份认同及其中隐含的意义；
而我们又可藉此来刻画被访者在地方性文化社区中的身份和日常形象。
但是我们的目的还不止于此。
在对个体行动者的意义研究中，我们还希望能够将个体生活与更广阔的思考范畴关联起来，能够达到一种普遍化的知识。
对在更为宽泛的范畴之上来讨论个人生活史意义的做法，向来存在着争议。
如凯瑟林所指出的，定性研究一个最大的优点是所获数据的有效性，但与之相应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缺乏代表性。
阿科瑟与奈特也认为，深度访谈的目的是获取意义，样本应当更少一些，而普遍化则并非研究者的主要目的。
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讲，“正式的系统是在与非正式的文化与结构的互动中，以及通过个体的生活与策略体现出来的”（Chamberlayneetal.,2000:
对个体的理解包括了“意义的归置，因果关联，类型化，而不仅仅是细节性的描述”（Rustin,2000:
42），而这正是人们期望生活史的社会学所能达到的目的之一。
鲁斯汀指出，“作为一种知识领域的社会学的目标一直是要发展出关于社会及其构成结构与过程、发展的概化知识，对于个体的理解也一直服从于这一目标……生活史社会学的实质问题在于，既能够保持本质上的社会学指涉框架，又能够表明，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原始知识可以来自于对个人生活故事的研究”（Rustin,2000:
43-45）。
在此关照下，已经有研究着眼于从社会一生活史的角度来展开，并认为对于个体经验的研究，同样能够考察到更广范围的社会变迁历史进程。
在这些试图将分析的宏观和微观层面联系起来的研究中，生活史是其中的重点。
“生活史同时基于社会史与个体个性之源泉，能将一定时期内的前后衔接起来，所以能够体现出社会变迁的过程及经验”（Giele&
Elder,1998）。
在1990年代，生活史的社会研究者们更加注意将人们描述成为历史塑成的行动者；
“其生活史对于充分理解其情境中的历史性行动是必要的。
这种情境包括背景、意义和后果，而无论它们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Chamberlayneetal.,2000:
8）。
我们认为，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的深度访谈隐含了这样的假设：
宏观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文化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不同的个人身上，从而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
由此，个人的生命历程就获得了一种共性。
对于个人生活史的访谈本身就显现出一种社会意义，我们可以由此去透视社会变迁对个体的影响，通过被访者的讲述去进一步发现这样的社会变迁最后在个人身上留下了什么。
我们也可以通过个体的叙述来发现“地方性知识”，从而达到对地方性文化的了解。
如果在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下对此做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在微观层次上发现民众对国家力量渗透所做的回应。
由此，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的深度访谈就充分显示了其“口述史”特征，从而可以“小中见大”，做出有社会意义的研究。
但是，被访者的叙述本身并不是没有问题的。
文格拉夫已经指出了作为“真实生活”（livedlife）与“被讲述的故事”（toldstory）之间的区别。
被访人的讲述与真实的生活之间是存在着距离的。
如何利用与处理二者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部分，如文格拉夫所说，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判断和分析（Wengraf,2000:
117-127）。
真实发生的事情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的资料，但是被访者的讲述更是理解其用意的途径。
被访者讲述的角度、对事实的拣选、讲述的时间地点以及讲述的真假，都有其用意所在。
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在访谈过程及访谈之后进行详细的讨论。
对于被访者语言及行动的意义，正如谢夫所指出的，应该将其放入文本（text）以及文本情境（context）中来加以确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以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方式来加以确定，应该弄清楚所有的意义关联；
事先的假设要加以证实，最后对于意义的阐释要做到客观化（Scheff,1997）。
三、对访谈原则的讨论
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聊天。
“访谈中的改进需要在访谈前有更多的训练和心智上的准备”；
同时，更为重要的，还需要“在访谈之后花更多的时间进行分析与诠释”（Wengraf,2001:
另外，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并不能够按照任何事先设计好的模式来套用。
访谈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处理访谈问题的“直觉”的培养，都需要通过一定量的访谈练习才能够完成（Arksey&
Scheff,1977:
38）。
所以，在意义的角度上，我们能够提出来的有关访谈的方法，其实只是一些操作的原则。
（一）悬置的态度
所谓悬置，在胡塞尔那里，简单地说，就是中止自然态度（注：
这种自然态度是每个日常生活中的人在其自身的日常生活中所具备的，即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
其间，首先是将这个世界，包括自己的世界视为理所当然（takeitforgranted）的存在；
其次是如上所说，将自己与他人的沟通视为理所当然。
——作者注）下的判断，“我们使属于自然态度本质的总设定失去作用”，并由此，“我排除了一切与自然世界相关的科学”（胡塞尔，1992/1976:
97以下），尽管它们依然有效，但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再使用与之相关的任何命题、概念，包括真理。
我们可以运用同样的方法，来对研究者自身的日常生活知识体系，以及社会科学的体系、知识以致判断进行悬置，也就是暂时中止研究者原有的自然态度以及科学态度的判断。
首先是我们（研究者）对于某些东西的习惯性信仰；
还包括对传统的割裂个别与一般的理论框架的悬置。
当我们进入访谈现场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在抛掉前述“成见”的前提下全神贯注地去感受访谈对象的各个侧面（包括外貌、衣着、神情、语言，也包括访谈进行中的环境。
如前所述，所有这些都是被访谈对象赋予了一定意义的），（注：
对于研究者与被访者的互动过程中意义的理解问题，孙飞宇在《论舒茨的“主体间性”理论》（上）（孙飞宇，2004）中亦有深入的分析。
）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就好像是用一张白纸去“印”访谈对象和场景，从而获得对访谈对象赋予访谈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感知和认识。
当然，这样的感知和认识是要经由沟通性的理解才能得以实现的。
有关沟通性的理解也请参见孙飞宇的同一篇文章（孙飞宇，2004）。
）
（二）对被访者的日常生活的了解
这里的日常生活，包括被访者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情况。
在访谈开始之前，研究者需要充分了解被研究的地区的文化。
而在访谈开始的时候，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悬置社会科学的态度，与被访问者一同参与到对话过程中去；
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提问，掌握一些双方得以共同对话的基本知识，从而创造出一种真正的面对面的我群关系。
这样一种关系，既为访谈营造了一种相互信任的融洽气氛，使被访者乐意接受访谈，也为我们（研究者）理解被访者赋予访谈内容和访谈场景的意义打下了基础。
而对于被访者日常生活结构的了解，也是我们（研究者）得以了解行动者目的动机的主要方式。
（三）被访者个人生活史：
访谈最佳的切入点
个人生活史或个人生命过程，就其实际内容而言，基本上可以等同于舒茨的“生平情境”概念。
舒茨认为，个体自童年时代开始，就通过自身的经验和父母、朋友、老师的言传身教获得应付各种事件及生存所需要的各种知识——认识、界定和适应环境，应付各种事件及生存所需要的各种诀窍等方面的知识。
这种知识由日常语言和方言的命名而类型化。
对个体来说，这样的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类型化知识，自童年时代始不断积累，把这个世界既作为现存对象来接受，也作为具有过去和未来的对象来接受。
这样的类型化知识和个体生活过程中获得的具体经验，共同积淀为经验储备；
后者即是个体此后理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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