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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比较传统的道德观去构思他的理想市民性格：
侠客+实干家。
《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赵景纯，《二马》里的李子荣，《离婚》里的丁二爷，
二、《骆驼祥子》：
对城市文明病的探索：
（一）、人物形象：
1、祥子：
是城市底层社会劳动者的形象。
优良品质：
善良、纯朴、热爱劳动，对生活有骆驼一样的积极和坚韧的精神。
祥子形象的意义：
祥子的悲剧在于他以血泪控诉旧社会对劳动者的无情压榨和摧残；
揭示了个人奋斗不是劳动人民摆脱贫困改变境遇的正确道路。
2、虎妞形象：
车厂主的女儿，车厂的二老板。
性格呈现出二重性：
她对爱情与幸福的追求长期被压抑，身受封建剥削家庭的损害，心理也因之变态，虎妞是刘四的另一种压迫对象和牺牲品。
虎妞是与祥子婚姻关系中的压迫者，是祥子向上进取的阻力和障碍，是导致祥子走向堕落的外在原因之一。
（二）、主题：
二强子、老马等其它有着同样悲剧命运的车夫，使祥子的悲剧带有更大的普遍性。
1、社会批判：
祥子的生活目标仅仅就是以自己的劳动换取生存，过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
他的失败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所属的社会地位、他与社会的联系决定的。
终于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国民性中的弱点逐渐消蚀了人物身上的优点。
2、传统文明与落后国民性的批判：
小农经济的成长环境使祥子目光狭隘，养成自私的小生产者的心理。
祥子是在环境的驱促下不断扭曲了人性。
小说直接解剖构成环境的各式人的心灵，揭示文明是反如何引发“人心所藏的污浊与兽性”。
3、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冲突问题的反思：
城市文明病——文明失范、精神沦落、为金钱所腐蚀了的畸形的人伦关系。
（三）、艺术特色：
（1）、结构紧凑，落笔谨严。
以祥子的“三起三落”为发展线索，以他和虎妞的“爱情”纠葛为中心，单纯中略有错综。
（2）、丰富、多变、细腻的心理描写。
借鉴了西洋小说写心理的一些技巧，又把它中国化。
（3）、鲜明突出的“京味儿”。
地道的北京话。
富有北平地方色彩的民俗、景物描写。
第三节
老舍小说的风格和影响
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民俗的冷静的审视，这一切又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表达的。
在中国文学史的独特地位与价值：
他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对文学的贡献：
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
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炼、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
“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
一、“京味”:
首先，老舍采用了真实的北京地理环境。
其次，老舍描绘了美丽的北京自然景观。
第三，老舍再现了北京丰富的传统习俗。
另外，老舍在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揭示了北京的文化心理结构。
“首要的是一种心态”,是“‘笑的哲人’的态度”。
二、幽默：
“世人的愚笨可怜，……世上最伟大的人，最有理想的人，也许正是最愚而可笑的”
“看透宇宙间的种种可笑的要素，而后用强烈的手段写画出来”而能“引人发笑”者，为幽默。
“嬉皮笑脸，并非幽默，和颜悦色，心宽气朗，才是幽默”
从独特的幽默心态出发，专注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毒害和创伤，以此作为描写人生和社会的主要内容，也竭力揭示他们与国家民族盛衰成败的内在联系。
“他的叙述语言，不是书面语，而是从口语中提炼的白话，朴素、平易、简洁，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
三、语言：
“他的叙述语言，不是书面语，而是从口语中提炼的白话，朴素、平易、简洁，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第十三章
沈从文及京派小说家
“乡下人”与“城里人”
一、生平创作：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省凤凰县人。
1917年小学毕业后入地方行伍，1922年去北京，入大学而不成，开始文学创作。
1926年出版第一部作品集《鸭子》，1927年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蜜柑》，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
1928年8月担任上海“中国公学”的讲师，1929年1月，开始与胡也频、丁玲夫妇一起创办文学杂志《红黑》和《人间》，并参加新月社。
1930年夏，任武汉大学国文系讲师。
1931进入青岛大学任教。
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引起著名的“京海之争”。
1948年后停止文学创作，解放后转向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
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
30年代后，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沈从文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二、乡土与都市：
怀旧题材：
《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月下小景》
现实题材：
湘西世界：
《柏子》、《萧萧》、《丈夫》
现代都市世界：
《八骏图》、《绅士的太太》
（一）、探索“人与自然相契合”的湘西世界：
1.怀旧题材：
时间的概念和社会的矛盾被有意地模糊了，多从民间故事、苗族和其它南方少数民族的传说和佛经故事中汲取营养，通过这些故事展示原始的自然人性或生命原生态。
“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是热情真实的歌。
”——《龙朱》
“水是各处可流的，火是各处可烧的，月亮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
”——《月下小景》
2.现实题材：
受鲁迅起始的、以乡村回忆为题材的“乡土文学”的影响，不仅描写地方风情，也触及某些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萧萧》、《丈夫》：
萧萧、丈夫等“乡下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已逐渐置身于封建宗法关系——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中去了。
童养媳制度、雇工制、卖淫制剥夺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尽管他们仍然拥有雄强、热情、善良和纯朴，但与这些共生的则是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
（二）、批判庸俗、怯懦、虚伪的都市面影：
代表作：
《八骏图》《绅士的老太》《来客》《烟斗》《大小阮》等。
沈从文看到文明人在文明的外衣下人的本质的失落和人性的反自然性，外在的知识和理性是造成文明人内在生命丧失和灵性枯竭的原因。
“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了”
沈从文在“湘西世界”和都市题材中的人性描写，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性爱内容的不同态度上。
用讥讽的口吻去调侃城市里的各色人等，特别是上层社会的“高等人”两性关系的虚假性，而完全采取一种赞美的态度看待乡下人大胆的性爱要求。
沈从文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探讨不同的人的性爱观念，正是观察不同的生命形态的重要角度，由此更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制约下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
这种乡村与都市的对立，从文化构成上看，是都市现代文明，与原始民性的对立；
从哲学角度看，则是“人性的扭曲”和“人与自然的契合”的对立；
从时空角度看，它又表现为现在与过去、未来的对立。
用诗构筑的生命牧歌
一、《边城》的精神内蕴
一种人生形式
一出命运悲剧
一股民族隐痛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沈从文
翠翠：
明慧温柔、天真纯洁
天保、傩送：
雄强勇敢、和气亲人
老船夫：
忠于职守、诚实善良
船总顺顺：
慷慨大度、济人之急
“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
构筑牧歌情调的“人生形式”，让人们从这美丽的图景中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
反映着沈从文对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坦诚的思考和愿望。
命运＝偶然×
／÷
情感
老船夫爱孙女，建议天保“走车路”
傩送“走马路”，歌声打动翠翠
天保忧伤远行，意外身亡
傩送无奈离乡，归期难料
老船夫爱孙女，抱恨而终
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种种命题，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
翠翠父母：
异族婚姻不合法性的牺牲品
爷爷——苗族古老文化历史
苗族文化历史的孤儿
白塔——苗族传统价值观念
渡船——苗族古老生活方式
对民族历史中断的忧虑
30年代沈从文已由认同苗族身份而转向越来越认同"
中华民族"
的身份，由关心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对话，转而充当整体上的“中华民族”形象的代言人。
“匿名”继承了苗族文化的遗产,
认同"
的身份
只有广泛吸纳各种文化、各个民族的文
化，新的道德体系才能得以重建，“中华
民族”的新形象才能得以重塑。
总结：
《边城》中既有作家“爱”与“美”的人生理想的建构，也有对人生无奈的感叹，更有对民族文化重建的思索。
这就是《边城》丰富的精神内蕴。
《边城》的故事基本上建筑在梦幻的基础上,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一半是“梦”，一半是理想的“现实”。
散文的笔法和诗歌的意境成为小说的主体。
二、《边城》艺术风格
1、作者擅长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以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2、小说结构寓严谨于疏放。
作品以傩送、天保两人钟情与翠翠为经线，以老船夫关心、撮合孙女的婚事为纬线，推动故事有节奏地向前发展。
又以翠翠与傩送、天保的爱情纠葛为明线，以王团总想傩送当女婿为暗线。
经纬交织，明暗结合，将情节的单纯性与复杂性完美结合。
3、“东方风俗的文学化石”。
“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
’”
京派文化与京派作家
一、“京派”：
1、“京派”与“海派”：
广义的海派，是指所有的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主要有三个流派：
一是左翼文学，二是新感觉派文学，三是鸳鸯蝴蝶派文学。
狭义的海派，则主要指鸳鸯蝴蝶派。
2、“京派”的概念:
“京派”是指30年代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
在周作人、沈从文的影响下，有一定的号召力。
他们的作品大多发表于《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大公报·
文艺副刊》、《文艺杂志》等几大刊物。
处于文化边缘的北京，远离时代的中心，较少沾染上商业和党派的味道，在对时代和社会的态度上也大多趋于保守，对于那些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业性的倾向，都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态度，有意识地与各种流行文学保持一定的距离。
3、京派小说的特征：
一是在题材上，他们大多倾向于对“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描写。
首先，这与他们的文学态度有关。
其次，与他们对往日生活的怀旧情绪有关。
第三，还与他们的人生态度有关。
二是在风格上，他们大多倾向于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
首先，他们生活在都市而热衷于以自己童年生活为背景的乡土题材，必然就会有怀旧的情绪；
在怀旧的情绪中去品味生活、挖掘诗意，则必然会对“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产生共鸣。
其次，与快速时髦的都市文明的疏离和与缓慢古雅的乡土生活的亲近，必然产生出平和的创作的目标和从容笃实的写作态度，也必然会以“一种和谐、圆融、静美的境地”为自己的美学理想。
第三，在创作中“表达都市人对理想化的农牧生活水平的向往”，也就形成了偏于古典审美的“牧歌田园诗”的基本风格。
三是在文体上，他们大多创造出了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
首先，既追求独特又讲究品味，既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又不忘自己的学者身份，不愿以传奇性的故事情节取胜，而宁可将力气花在形式的创造上。
其次，由于他们的理想是表现乡土人生，所以，他们“最拿手的还是抒情体小说”，他们不仅大大地发展了中国的抒情小说，而且还对后世作家发生了影响，使抒情小说从此成为了一个传统和源流。
二、萧乾（1910—1999）：
原名萧秉乾，蒙古族，写下《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著名通讯报告而名重一时。
新中国成立前夕，萧乾回到北京。
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梦之谷》，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散文集《一本褪色的相册》等；
翻译有长篇小说《好兵帅克》（匈牙利哈谢克著）等。
晚年，与夫人文洁若耗费五年时间合译的现代派意识流巨著《尤利西斯》（Ulysses），更为世人所注目。
《皈依》、《昙》、《鹏程》、《参商》等一组宗教题材小说的出现，标志了萧乾批判社会的笔力的加强。
三、芦焚（1910—1988）：
原名王长简。
河南祝县人。
1946年以后用笔名师陀。
他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1937年获《大公报》文艺奖金。
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期蛰居于日军占领的上海。
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
《果园城记》的大部分写于这个期间。
还写有长篇小说《结婚》等。
1946年后相继任过上海戏剧学校教员、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辑，写过电影剧本。
芦焚的作品深沉淳朴，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刻画社会风习，有时带着诙谐与揶揄的情趣，却又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与沉郁的情调。
他在作品中是一个滞留城市却未能忘情于乡村出身的叙述者，写作总是突出自己的乡村文化背景。
艺术个性
第一，农村人物贫富的清晰度很明显。
第二，他的讽刺意味更重，讽刺加上象征和暗示，带有荒诞色彩。
第三，他的小说的叙述更讲究，包括总体的“回叙”风格、风俗的旁观叙述人的确立，多样的叙述角度的熟练运用。
第四节
废名的田园小说
废名（1901-1967），湖北黄梅人，原名冯文炳，1924年入北京大学英文系。
在读书期间开始创作以晦涩难懂著称的新诗，还著有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5）、《桃园》（1928）、《枣》（1931），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1932）《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等。
废名称得上是京派小说的鼻祖，同时又自成一家，以其田园牧歌的风味和意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别具一格，他的小说也往往被称为田园小说。
废名的小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乡土田园小说，收在1929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中，是他小说的奠基石。
后期创作则归入京派小说，代表作有长篇《桥》及《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后两部更在诗化的追求中透露出对现实荒诞的讽刺。
一、废名小说的整体特点：
1、田园牧歌情调。
《竹林的故事》、《桃园》、《桥》都可以当作诗化的田园小说来读，这些小说以未受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冲击的封建宗法制的农村为背景，展示的大都是乡上的老翁、妇人和小儿女的天真善良的灵魂，给人一种净化心灵的力量。
他的这类小说，尤其受传统隐逸文化的影响，笼罩了一种出世的色彩，儒染了一种淡淡的忧郁与悲哀的气氛。
2、诗化小说风味。
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不注重写人物，也几乎没有故事。
要将诗和散文的种种因素引入小说。
二、《桥》：
上卷共四十三章，下卷仅发表了七章。
小说没有总体上的情节构思和连贯的故事框架，通篇由片断性的场景构成。
《桥》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散文化小说？
诗化小说？
观念小说？
更多的人从诗化和散文化小说的层面来界定《桥》，称“这本书里诗的成分多于小说的成分”，“如以小说论本书，便不免有许多缺点，但读者如当它是一本散文集，便不失为可爱的书，从其中可以发见许多零星的诗意”,《桥》在一定意义上说堪称是小说的诗化与散文化的始作俑者之一。
以民风淳朴的乡村为背景，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情调为我们在幻想中构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将故事里的山、水、树木、村庄、田畦、人物，都罩上了一层飘渺朦胧的色彩，似梦境又似仙境，把我们真正引入了一个“世外桃源”。
讲述了男主人公小林与两位女主人公琴子、细竹的三角恋情。
三、《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如果说《桥》是粉红色的信笺写成的生活的诗，那么《莫须有先生传》就是用灰色的草纸写成的生活的散文。
“莫须有先生”系列小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观念小说”或“玄想小说”的类型。
依旧营造小说意境，但是意境中又往往渗透着理念和禅趣，有一种玄学意味。
第十四章
礼拜六派的通俗小说
一、通俗小说的缘起与发展：
（一）、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
“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加工再创造的作品；
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
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
（二）通俗小说形成的背景条件：
1、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是其形成滋长的基础。
2、晚清小说给近现代通俗小说以直接影响。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
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
（三）、通俗小说的繁荣（民国初年至五四前夕）：
1、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无暇进行文化控制，而新文学尚未真正形成，通俗小说得以自由发展；
2、科举取消，文人求取功名无门，只好走上文化市场谋求生路，以更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创作商业性的通俗小说；
3、文人走向市场，意味着走进市民阶层，与市民同样的生存境遇使他们有了也市民同样的文化眼光。
（四）、通俗小说的退守：
自新文学立足文坛之后，旧派通俗小说虽然仍在不断繁衍流广，但却受到越演越烈的批判。
“兽欲鬼窟”，“柔靡艳丽”，“赞美恶浊社会”，“鼓吹骄奢淫逸”，“卖文赚钱”，“阻碍社会的进步与改造”
旧派小说在新文学的攻势下败退下来，只好向退守到老派市民中，向下向俗发展。
新文学占势，旧文学占实，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雅俗分流、雅俗互渗的初步格局。
二、通俗小说的代表群体——“鸳鸯蝴蝶——礼拜六派”：
（二）主张：
“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
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
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於明日读之。
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故人有不爱买笑，不爱觅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
（三）、代表作家作品：
1、徐枕亚（1899—1937）：
原名觉，常熟人。
曾先后任上海《民权报》编辑、《中华小说界》编辑和《小说丛报》主编。
他的长篇小说《玉梨魂》，风行一时，被称为“哀情鼻祖”。
主要作品有《镜破珠还记》、《孟生》、《洞房血》、《湖上吟》、《娼妓与爱情》等，大多反映新旧思想冲突之悲剧，题下常标有“惨情小说”、“孽情小说”、“烈情小说”、“哀情小说”等。
书生何梦霞与崔家的守寡媳妇白梨娘由互相倾慕到爱恋，但两人的感情“发乎情而止乎礼”。
白梨影、何梦霞的恋情介于传统观念和五四自由婚姻观念之间，引起人们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思考，为五四时期提出新的自由婚姻观念提供了广泛接受的社会心理准备。
《玉梨魂》特点：
①、“有词皆艳，无字不香”的绮丽缠绵的文笔。
②、使用象征化的意象。
用梨花象征白梨娘，用辛夷花象征崔筠倩，使人和花之间姿色互映、生命互渗、命运互证。
③、身兼二任的叙事者。
小说的叙事者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一个评点家。
《玉梨魂》的成功引起了哀情小说的热潮，并形成了一定体式：
艳情篇（开篇）——离恨天（忽散忽聚，乍分乍合）——诗词往来——悲秋词
哀情小说专指小说中男女双方不能圆满完聚而言。
哀情小说的成功说明情的本能正在冲击着礼教的堤防，但由于作者的局限，情本能变成在礼教的铁律面前心的彷徨。
2、包天笑（1876—1973）：
原名清柱，又名公毅，笔名天笑、钏影楼主等。
江苏吴县人。
曾在上海时报馆任副刊《余兴》编辑，后编辑《小说画报》、《星期》、《女学生》等报刊。
抗战后迁居香港。
主要作品有《一缕麻》、《留芳记》、《春江梦》和《燕归来》等。
“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
3、张恨水（1895～1967）:
原名张心远，笔名愁花恨水生、恨水。
祖籍安徽潜山，生于江西广信。
是中国20世纪20—40年代大红大紫的畅销书作家。
发表过《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全部创作在3000万字以上，是名符其实的通俗文学大师。
《春明外史》
描写20年代北平社会世情风貌。
以野史的笔法来描写北洋政府统治下的首都官场和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平，涉及到北平社会的方方面面，议会、豪门、剧院、报馆、会馆、学校、妓院、胡同杂院、贫民窟、高级饭店等等。
在社会丑闻的描绘中，还穿插了言情的线索，即以记者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两个女性的感情为线索。
三、通俗小说类型：
常见的通俗小说类型有社会小说、伦理道德小说、言情、武侠、侦探推理、惊险、讽刺、间谍小说等，都有较为固定的写作模式。
（一）、社会言情小说：
借男女情事展示社会情状，所谓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
李涵秋（1873—1923）：
名应漳，字涵秋，号韵花，别署“沁香阁主人”，扬州人。
20岁中秀才。
29～48岁，先后到安庆、武昌作家庭教师。
1921年赴上海，主编《小说时报》，兼为《小说时报》及《快活林》等报刊撰写小说。
次年秋，辞职返扬州，不久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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