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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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模糊走向清晰，“原来只是学术界舆论界的讨论，带有预测性质，而现在一些美国人觉得中国威胁已经成为现实。
”郭学堂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三个层次的区分。
在第一个层面，部分人对中国抱有根深蒂固的敌意，对此，“该斗争就要斗争”；
第二个层面，对于学术观点要进行讨论，多探讨和交流；
第三个层面，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抱有疑虑和猜忌，他们并不一定认为中国是威胁，“对于这部分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究其思想根基与时代背景是在冷战思维与霸权主义时期共生的混血儿。
纵观中国历史
没落时尽着挨打，强盛时也未曾打过别人，哪来的中国威胁？
其实正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这么一些人：
贪吃的人
总怕别人大吃，道理是一样，是一种病态心理在作祟。
正由于没落时也没能把中国这块肥肉吃到他们的肚子里，
更何况强大的中国他们更是妄想。
另一方面中国的强大必然削弱其霸权世界的地位，是对其老大哥位子产动摇，
这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
这清楚表明中国的强大不是对世界的威胁，而是对当今世界单级化状态的平衡与抑制，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告诉国人：
任何时候都不会去充当世界警察，我们南方有句谚语叫“露头的地瓜挨镰刀”
中国人是明白道理的礼仪之帮。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加强，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中，却出现了一种荒唐的论调——“中国威胁论”，继而是各种主张遏制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
“中国威胁论”的实质，并非中
缺乏理由的“中国威胁论”正在美国蔓延，而祸首是政治。
一些别有用心的美国国会议员，利用民众的无知夸大了中国的强大。
进一步说，他们随意攻击中国，想以此代替解决本国经济结构调整问题。
总而言之，这是在转移舆论焦点。
去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准备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因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而作罢。
对此，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
我非常担心照此下去，可能会出现第二个甚至第三个中海油。
美国的对华舆论在评价中国时往往不甚妥当，比如“贫穷的国家就贫穷下去吧”“一直依赖纺织产业的国家还会因其他产业而兴盛吗？
”之类。
美国对中国的挑战需要积极地加以接受。
回顾过去，在日本兴盛的时候，美国的政策责任人更愿意倾听对方意见。
1993年日美实行一揽子经济磋商之际，日本不断要求美国减少双赤字，那些话语真正打动了我的心。
促使克林顿政府加快向“小政府”迈进的，正是当时日本政府的坚决态度。
总而言之，现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推行正确政策的结果。
中国对教育、社会基础设施等实行了重点投资。
由于存在贸易壁垒就把中国视为敌人，现在这种风潮真是荒谬绝伦。
在膨胀的贸易赤字问题上，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中国是错误的。
正确道路只有一条，就是一边解决本国经济问题，一边一个一个地仔细消除对方的贸易壁垒。
当然，中国企业也需要理解为何进军美国会引起如此大的骚动。
本来，海外企业在美国市场进行并购之时，不仅需要注意经济利益等现实问题，还要关注产业界的特殊性、投资规模、时机等等，并把国民感情等也纳入考虑，要毫无疏漏地做好准备工作。
先向国会或相关部门提交大致提案后，再准备正式并购方案是比较可行的步骤。
如果无视这一流程，其后的交易就会被民众充满偏见的感情所左右。
对于容易在国会引起消极反应的中国企业来说，准备工作做得更踏实是必须的。
在我看来，日本企业之所以不仅在并购方面，在其他方面都能彻底融入美国产业界，正是其行事填密的特点使然，尤其是丰田汽车公司和本田汽车公司。
如果中国能出现像上述两家公司那样的企业，也许“中国威胁论”的声浪就会逐渐减弱。
由于“中国威胁论”泛滥，造成中美两国互不信任。
在中美两国鹰派主导下，双方不排除会擦枪走火。
美国两个私人研究组织前天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和美国都在将对方设定为假想敌，已出现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竞赛初步迹象。
在中国，身为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的朱成虎2005年曾表示，如美国介入台海战争，中国将用核武器反击，中国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美国也必须做好西岸一百多个或二百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的准备。
而五角大楼鹰派从1998年1月就在其核战争计划中重新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核武器瞄准的目标。
美国当时设定了几个有限的核选择来攻击中国。
2002年，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核态势评估报告》，更首次将冷战后美国可能进行核攻击的对象明确为七个国家，中国首当其冲。
在美国两个私人研究组织11月30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和美国都在将对方设定为假想敌，已出现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竞赛初步迹象。
报告警告，军备竞赛会构成危险，中美两国必须保持小心，不要让核问题破坏彼此之间重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关系。
这份名为《中国核力量和美国的核战争计划》的研究报告，是由美国科学家联会和天然资源防卫委员会联合发表。
这两间研究机构曾经多次发表关于中国军力的研究报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这份厚达250页的报告指出，华盛顿一直夸大中国的核实力，令两国正卷入一场类似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这种情况可能会朝着危险的方向发展。
中美军备竞赛的过程，就是“一方有所行动，另一方便作出反应”，这种模式与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十分相似，而且十分危险。
报告指，研究发现中美核力量已经失衡，严重地向美方倾斜，而在可见的未来，情况仍然持续。
报告估计中国现有200枚核弹头、美国有近1万枚。
到了2015年，当中国部署好新一代的弹道导弹，而美国完成削减核武计划，中国或会有220核弹头，美国仍会有超过5000枚。
报告称，中国有20枚射程可达美国的洲际导弹，美国却有超过830枚导弹射程涵盖中国。
未来9年，料中国可发展至有75枚导弹瞄准美国，但同时美国会增加780枚。
报告强调，美国一直夸大中国潜艇和长程导弹的力量。
现时中国拥有的长程核武器，无一处于戒备状态；
相反，美国大部分弹道导弹都处于戒备状态，可以在接到命令后数分钟内发射。
另一方面，中国同时亦以美国不停增强军力，作为推行军事现代化的理由。
不过，研究报告认为，即使中国希望建立更强大的核军火库，但相信凭本身的力量，不可能这样做。
邓小平留下的宝贵遗产：
韬光养晦！
1.弱国无外交
2.落后就要挨打，越打越落后
现在的世界局势跟以往不同，国家间的竞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特别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我国的基本方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发展国民经济．
一、新中国初期的外交
1、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和激烈斗争，成为国际关系最突出的特点。
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毛泽东形象地把它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新中国刚成立，美国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禁运、军事上包围威胁等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但建国第一年中国就与17个国家建交。
为了同邻近国家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1953年12月，周恩来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顶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准则。
3、步入世界外交舞台：
为了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召开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世界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
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的积极作用，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声誉。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会上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
面对帝国主义破坏会议的阴谋，及与会国家间的矛盾和分歧，尤其是一些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和疑惧，周恩来鲜明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促进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万隆会议，加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联系，中国与更多的亚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二、开创外交新局面
1、在广大发展中国国家的支持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这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
美国代表被迫承认，“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反西方国家在美国威信动摇时第一次击败了美国”。
2、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震惊了整个世界。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
中美双方签订《中美联合公报》，阐述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和一个中国的原嘙，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促进了中日建交。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周恩来邀请访华，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
许多西方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遏制中国所形成的外交僵局被打破。
郑永年：
确立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网 时间：
2010-05-25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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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的情况下，中国急需确立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必须要有能够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价值体系。
中国和西方价值体系之间存在差异：
中国看重经济与社会，西方看重民主与人权。
这两者之间既存在竞争又有互补性，也由此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摩擦。
如何建立起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价值体系，从而确立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权是现阶段中国外交的重任。
近年来中国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把中国视为是一个犹如早期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崛起中的大国。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就要拼命寻找中国崛起对西方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含义。
一旦当中国的外交被视为是对西方构成竞争或者威胁时，问题就很容易被政治化。
尽管在很多方面，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或者竞争并不真实，而仅仅是一些人的感知。
中国“走出去”需要能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价值体系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和西方世界各个方面的冲突具有必然性，并且冲突不仅会表现在物质层面，也会表现在价值体系上。
在物质层面，主要表现在中国资本和西方资本之间的竞争。
中国和西方之间在价值观的冲突在早期并不突出。
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对西方世界实行“请进来”和“接轨”政策。
顾名思义，这些政策意味着中国在接受现存国际秩序的同时认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
但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
中国实行“走出去”的外交政策。
“走出去”并不仅仅是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国际战略，而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力量。
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力量的提升必然导致其外在影响力的增加。
在现代国际社会，经济实力仍然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力量，但如果没有一套能够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价值体系，就很难构成自身的软力量，与经济力量相配合。
简单地说，以经济力量为基础的硬力量的“走出去”需要以价值体系为基础的软力量来论证其合理性。
现代中国需要加强构造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体系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不惧西方强权，在构造软力量方面不遗余力。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至少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一种软力量，当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是接受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专注于内部的发展，对外实行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政策。
在和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融合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也不再强调自身的国际价值观体系，更不用说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国之上了。
前些年，当西方一些人热炒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争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显然保持了理性，并没有接受似乎有利于中国构造自身国际话语权的“北京共识”。
今天看来，拒绝“北京共识”具有先见之明。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意图来从事诸如“北京共识”那样的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东西，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
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中国表明自身的外交政策话语并不等于要干预他国的内政。
各个主权国家之间通过互动而导致本身或者他国的内部变化，这不能说是干预内政。
中国本身就是在同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互动过程中，改变自身的行为。
不能说中国没有注意到构造自己的外交话语。
很多年来，有关方面一直努力阐述“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话语，并且在获得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是“和平崛起”话语已经远远不够。
“和平崛起”是针对中国本身的行为而言的，说明中国本身为什么和怎样融入世界体系。
当然，这一话语也表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愿意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
但是，这个话语很难论证中国的“走出去”及其在“走出去”过程中为什么会和西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在价值观层面。
西方国家早期在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没有试图发展当地社会的民主，实现人权。
但在发展中国家独立过程中或者独立以后，西方国家便开始强调实行民主的重要性。
民主和人权成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的内在一部分。
民主话语俨然成为了西方国家软力量的主体。
但事实上，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并不成功。
二战以后，西方在亚非拉国家实行了很多民主试验，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
但这并没有终结西方国家的民主使命感，使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促使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仍然是西方使命的一部分。
这样，民主与人权往往是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的一个前提条件。
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上，也表现在以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中国的行为显然和西方不一样。
在政策层面，中国外交强调不干预和互惠性，但实际上，中国的国际行为是能够体现自身的价值体系的。
例如在非洲政策上，中国就是根据自身的经验，把重点放在当地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上。
在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把一些政治价值作为前提条件。
中国这样做实际上是有很大的理性的。
在中国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很多问题，甚至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暴力行为，都和经济社会的落后有很大关联。
那么，中国是否构成和西方的竞争呢？
很多人在考量构造中国软力量时，总是把中国放在和西方竞争的位置上。
中国和西方的确有竞争的一面。
如果中国需要自己的外交政策话语，那么就必须和西方的行为区别开来。
这就是竞争面。
但另一方面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又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尤其从长远来看。
中国本身并没有否认包括民主自由在内的西方价值的合理性，而更多的是强调西方民主自由价值不适合中国，而不适合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和西方社会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主要领导人）开始认同具有普世性的民主自由等首先在西方世界发展出来的政治价值。
同样，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既不曾也没有理由否认西方价值的合理性。
中国强调的是民主自由等这些价值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
没有社会经济基础，即使民主发生了，也不见得能够是和平的和可持续的。
确立国际话语权，与国际社会进行有效沟通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和西方的摩擦甚至冲突不可避免。
尽管摩擦和冲突具有物质基础，但很多冲突的发生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
而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往往又是因为双方有效沟通的缺失。
对中国来说，要和国际社会沟通，就需要确立自身的外交话语，要表明自己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的产生并非中国的一厢情愿，而应该是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必须结合中国本身的经验，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
在确立自己的外交话语过程中，中国没有必要排除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如果目标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那么中国的外交话语必须是参与式和开放式的。
西方所走过的单向的、意在把自身价值观强加给他国的路已经被证明为行不通。
参与式和开放式的外交话语既符合中国本身的发展经验，也顺应全球化这一大趋势。
9月23日，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日本大使徐敦信做客新华网，与网友畅谈中国外交60年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表示，有人说外交软弱，他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外交该硬的时候，像磐石一样坚硬，绝不动摇。
我们不扛旗、不当头，有些网友认为过于不当头，有时是不是就太软弱了。
名叫“启明星616”的网友阐述了自己的个人观点，他说：
“不结盟”的教条如紧箍咒套在中国头上。
如果墨守成规，外交战略不与时俱进，中国将不会有同甘共苦、生死之交的盟友，我们能否根据已经巨变的客观条件，提出更有效的“外交战略抉择”？
徐敦信认为，我们的外交政策首先是为我们国家发展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
当然，任何国家的外交都要维护国家的主权、维护独立、维护领土完整。
中国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在国际上可为、可做的事情就多一点儿，对国际的贡献、对人类的贡献就会大一点，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总量是大的，但是人均是小的；
我们的速度是快的，但质量还不够高。
这都是现实，都必须要看到。
过高地评价你，对朋友说好话，我们可以看到是赞誉的；
但有些人过于说好话，老百姓讲叫“吹捧”，政治上叫“捧杀”，我们一定要注意。
你刚才谈到不结盟，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为什么赞成它？
因为它符合中国利益，不仅仅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利益，是这些国家用来维护自己、应对强权甚至于应对侵略的一种武器。
50年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来以后，我们搞外交的人很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情况，特别是“互不干涉内政”这一条最受发展中国家欢迎。
发展中国家希望各国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不要去指手划脚。
谁指手划脚？
那是强权主义、帝国主义干的事，它们不仅指手划脚，甚至于派军队占领你、损害你。
当今世界，从力量对比来讲，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原则，都是中小国家应对强权的原则，我们怎么能轻易丢掉呢？
徐敦信表示，至于我们能不能够更积极一点儿、更主动一点儿，别人的事我们能不能多管一点儿，最核心的问题是不干涉内政等基本原则不能改变，也是不应该改变的。
有人说外交软弱，徐敦信表示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外交该硬的时候，像磐石一样坚硬，绝不动摇。
该妥协的时候就要妥协。
中国文化谁都知道，以柔克刚。
关键不是硬就好，软就不好，关键是软、硬都要从实际出发，关键是要看符不符合我们国家利益，不仅是短期利益，更要看长期利益；
不仅仅是维护我们的利益，还要维护我们世界上的穷朋友这些小国的共同利益。
但是绝不能做那些看来好象很漂亮、看来好象很过瘾的事情，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和帝国主义，和西方那些国家当初侵略扩张的过程不就一样了吗？
当然不是说网友有这样的意见和主张，我就要批判他，而是我们想问题一定要想得周全一点儿，想得实在一点儿。
利益观和道德观同样很重要，我们强大起来是不是就可以那样做了呢？
也不能那样做，我们要的是和平发展。
（记者陈叶军）
交困境的根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宣称奉行不与任何国家结盟的原则。
但事实上，一直有一个基本策略：
联合任何可能的力量，制约、牵制、甚至对抗美国。
时殷弘的文章提出的基本目标是联日抗美——尽管这并不是他的主要论据。
还有很多人曾经提出过联俄抗美，并不断有人提出联合日益强大的欧洲（欧盟）对抗美国。
这样的外交方向并不难理解。
因为，两国的外交原则是截然对立的。
中国的外交恰恰是在美国主导国际舞台、从而以原则外交替代欧洲传统实用主义外交的时代开始的，从一开始，两种截然对立的政体所蕴涵的原则，就必然使两国成为敌人。
尽管具体环境的变化可以使两国在策略上进行一定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并不能改变原则对立这一根本事实。
不过，考察中国为实现自身的原则所组成的同盟构想，竟然也无一例外地，都只是基于短期利益而通过讨价还价形成的策略同盟。
仔细考察当今中国的外交，竟然没有一个原则性同盟构想。
这是一种十足的实用主义的外交。
因此，用我们上面的逻辑分析来作对照，竟然屡试不爽：
创建与维护的成本极高，法国与中国亲密关系的每一次宣示，差不多都伴随着中国购买空中客车飞机，尽管航空公司对此啧烦言。
这样的同盟是非常不全面的，中俄利益有多少交叉区域或可交换区域？
欧盟对中国感兴趣的是卖飞机。
中国所有同盟都是短命的，中俄的蜜月只延续了两年。
其它内在不稳定、缺乏防疫机制、合作的可预期性低，无不应验。
以中亚五国上海组织为例，中国曾对此寄予厚望，然而，美军进入阿富汗，这些国家却欢迎美军，上海组织名存实亡。
这种困境并不难理解。
在60、70年代，中国的政体内在地蕴涵着极具进攻性的原则，这种原则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具有相当大的感召力。
中国也正是挟这种观念、愿景的力量，而获得了在某些问题、某些地区的支配性地位。
然而，在目前的意识形态色彩正在消退的政体下，中国的外交原则能够是什么呢？
现政体所内涵的是什么样的价值？
能够给民众一个什么样的愿景？
具有什么样的正当性论证？
有什么的普适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
所有这些，都付之阙如。
如果我们早就十几年就感叹官方意识形态、感叹民众信仰的崩溃，那么，我们确实只能说：
这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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