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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序

游修龄

《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出版了，这是中国农史界的一件喜事，本书的作者们要我写篇序言，作为农史界成员之一，义不容辞。

因我曾看过本书的初稿，提过一些供参考的意见，我想在序言中就不再谈本书的结构内容、优缺点之类，读者自会有所评价，这里我想就本书的出版所引发的一些感想。

一·万年的历程

人类的历史约已有200万年，农业起源于一万余年前，证之我国的考古发掘亦然，所以，人类农业的历史，充其量只占人类历史的1%。

可是这万年前起源的农业，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因为如果没有农业的起源，人类至今仍然在森林或洞穴里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不可能进入此后经历的各个社会阶段，直到今天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

人类有农业以来的成就，就世界范围而言，在渔猎、采集阶段，每500公顷的土地，只能养活2人；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时期，同样每500公顷的土地能养活50人；连续种植的农业，可养活约1000人；而集约经营的现代农业，则猛增至5000人。

农业发展逐步加快，人口相应增加，是由于其他方面的支援和投入。

工业革命以后，对农业的投入更多，发展的速度更快，人口的增长犹如脱缰之马，虽然屡经战争、饥荒、水旱、病虫、疫病的折磨，世界人口还是在波折中加速地上升，1996年已超过60亿，并且将加速向70亿迈进，农业的负担也太重了。

农业越发展，人类从周围环境索取的资源也越多，人口的增殖也越快。

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这种索取是安全的，合理的。

但是，超越环境荷载力的临界点，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所谓环境荷载力，小至一个封闭的人群聚居点周围，人力所能及的半径，大至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最后便是整个地球。

局部的，地区的环境荷载力超负，遭到自然报复，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孟子早就指出，齐国东南的牛山之所以“童山濯濯”，即因过度的采伐和放牧之故，孟子以“养”和“用”的关系说明：

“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用和养平衡的办法是“数罟（过密的渔网）不入O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这很合乎生态平衡的原理。

《管子》，《荀子》，《淮南子》中都有较孟子更详细的论述和主张，这是局部地区的滥砍滥伐，滥捕滥捉所受自然的报复以后，所得出的深刻教训。

现代农业获得工业装备和科技推广的支援，产量增加，品质改善，经济效益日益看好，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但是农业（以及工业）在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往往带来环境污染、农药残毒扩散，通过呼吸、水源或食物链进入人体，还有森林缩小、生物物种资源丧失等一系列问题。

早在1962年时，美国的卡逊（R.Carson）出版了《静寂的春天》（ScientSpring）一书，书中的标题如“不必要的大破坏”，“再也没有鸟儿叫了”，“死亡的河流”，“自天而降的灾难”等，当时不少人都以为是耸人听闻，杞人忧天；又有人驳斥，说依靠科技，人们有能力克服这些问题。

可是只不过二十来年，书中的警告，已一一出现在我们身边，再次证明科技是双刃剑的这一譬喻，是很辩证的。

二·“三才”思想和中西观念的对立

一部《中国农学史》的核心，是古代的天、地、人“三才”理论在实践中的指导和运用。

三才是哲学，也是宇宙观，古代以之解释各种有关方面，用在农业生产上，是一种合乎生态原理的思想。

三才在中国农业上的远用，并表现为中国农业特色的，是廿四节气、地力常新、和精耕细作，这三者便是对应于天、地、人的三才思想的产物。

《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和审时四篇，是融通天、地、人三才的相互关系而展开论述的。

西汉《氾胜之书》的“凡耕之本，在于趋时、和土、务粪泽”，可作技术看，亦可视为三才的具体化。

这种思想贯穿于后世的《齐民要术》、陈旉《农书》、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所有农书。

到明清时期，三才思想又有了延伸和发展，马一龙从阴阳思想的天象“日为阳，雨为阴；昼为阳，夜为阴；”推衍出植物生长的“展伸为阳，敛诎为阴；动为阳，静为阴；……”等，指出阴阳的矛盾对立又和谐。

杨双山则把古代“金、木、水、火、土”五行思想转换成“天、地、水、火、气”这新五行，称天、地、水、土为“四精”，气则是“精之会”，强调“阴阳交济，五行合和。

”中国古代的天、地、人三才思想，至此完成了传统农业时期所能到达的理论最高水平，迎来了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挑战。

三才思想与西方的宗教哲学是针锋相对的，《旧约·创世纪》说：

“大地厚生，生生不息，满载于世，征服它罢，努力去支配海中之鱼，空中之鸟，以及在地球上走动的一切生物。

”这与孟子的“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甘地的名言“自然可以满足人的需要，但不能满足人的贪婪。

”不是针锋相对吗。

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

”这一豪言壮语，成为鼓舞人心的极大驱动力。

两百年来，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努力去支配海中之鱼，空中之鸟，以及地球上一切走动的生物”，把《旧约》的这段指示发挥得淋漓尽致。

落后的国家，正以美国为目标，努力追赶！

去争取现在已所剩无几的“未开垦的处女地”。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写信给印第安人，提出收买印第安人的土地，印第安人无法抵抗，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回信给富兰克林，试看其中的几小段：

“总统从华盛顿捎信来说，想购买我们的土地，但是……我们熟悉树液流经树干，正如血液流经我们的血管一样。

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芬芳的花朵是我们的姐妹；麋鹿、骏马、雄鹰是我们的兄弟；山岩、草地、动物和人类全属于一个家庭。

……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必须记住，这如同空气一样，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宝贵的…你们会教诲自己的孩子，就如同我们教诲自己的孩子那样吗？

即土地是我们的母亲，土地所赐予我们的一切，也会赐予我们的子孙。

…我们知道，人类属于大地，而大地不属于人类…人类所作的一切，也影响到人类本身。

因为降临到大地上的一切，终究会降临到大地的儿女们身上。

……”

这封复信的内容，简直就是“三才”理论的最佳注释，同时也是送给现代工业社会一面最清澈忠实的镜子。

其实，推想中国古代“三才”思想的原始内容，对人与自然之间，富有深厚的感情，相信必也类似印第安人信中所叙说的那样。

这些从原始农业继承下来的朴素内容，经过提炼，用简洁的文字表达，形成了“三才”的理论。

印第安人是两三万年前从亚洲东北经过白令海峡陆桥，迁徙到北美洲去的，以后又向南美洲分布，创造了古代的美洲文化。

印第安人的图腾柱上雕刻的头像，很象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饕餮图像，印第安人称之为Totem,汉语音译为“图腾”，非常近似“饕餮”的发音，是否也是一个旁证？

印第安人驯化了玉米、马铃薯、烟草、向日葵、木薯、南瓜等作物，是带给美洲和世界的一大笔遗产，似乎已被世人所遗忘。

一个农业处于原始阶段的善良的印第安民族，担当起传教士和教师的职责，给文明的美国，上了一堂天人合一的生态课，真是人类历史的莫大讽刺和悲剧。

三·自然变化与农牧消长

联系中国农学三才思想的发展，要从自然（天和地）的回顾开始。

由于地球板块运动而隆起的西藏高原，阻隔了来自印度洋的季风和雨水，使得广大的新疆、青海、甘肃一带形成温差大，雨水少，雪水多，气候干燥的自然环境。

茫茫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以及环绕片片绿洲开发起来的粮仓，生机盎然。

但这只能是有限时间的有限农耕格局，在这一段时期里，表现出人类征服自然的胜利感，过后，则是绿洲慢慢萎缩、消失，沙漠化开始蔓延扩大，反过来抑制了农牧业和人口的增长。

黄河流域的农业环境直到秦汉时期，仍然是森林密布，湖泊众多，黄土肥沃，从而孕育了古代灿烂的文明。

考古发掘显示的地下宫殿、墓葬气魄、都城结构，以及令人惊诧不已的随葬品，说明了这一点。

对照今天的沙尘蔽天，黄土裸露，湖泊消失，水源短缺，西北农民生活的艰辛，怎么也想象不出那么辉煌的文明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历史上每隔三、四百年的温度冷暖交替变化，在华夏大地上左右着畜牧和农耕交错地带的相互消长，也是导致游牧族和农耕汉族屡次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代研究认为，年平均温度每下降1°C，北方草原将向南推延数百里。

三国、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时期，这段三百多年里，北方年平均温度较现在约低1.5°C，北方草原日渐萎缩，鲜卑拓跋大举南下，成功地建立起北魏政权，同时也陷入强大的汉族农耕文化里，不得不采取恢复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措施。

这就是《齐民要术》成书的背景。

反之，年平均温度每上升1°C，象汉唐时期，强大的汉族向塞外发展，蚕食草原，改牧为农，成功地开发了大量屯田。

但最终的代价是沙漠化的扩大，剩下一些当年的地名，聚居地痕迹，留给后人考察、追思、凭吊。

从历史地图上可以看出，几千年下来，西北农牧的界线，大体上在长城内外拉锯。

由于气候的干燥化已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农耕向北扩展的成就，总是有限，而畜牧业的多次南下，则不断同化于汉族，农牧之战终于不再重演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转向以前被视为荆蛮之域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

气候冷暖变化在农耕范围内部，表现为人力对动植物引种布局的改变和适应。

总的趋势是喜温的动植物逐渐南移，如蚕桑生产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南移，南方初发展蚕业时还得请北方蚕农指导。

孔子说“衣乎锦，食乎稻，于汝为安乎”，《汉书》云“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锦”是彩色的丝织物，“缟”是轻而细的绢，这些古话是山东古代蚕丝发达的印证。

太湖流域经过宋朝连绵三百来年的低温时期，水稻品种逐次改为种植耐寒的粳稻，籼稻退至北纬29°以南。

柑桔、茶叶等敏感的作物，也随着向江浙以南的纬度推延。

不耐暖湿的马匹，则始终不能在南方生活繁育。

以上所述，在历代农书中都有或明或隐的反映。

《齐民要术》便是一个典型。

《要术》这书是北魏政权企图改农为牧不成，只得转而发展农业从而大获成功的缩影。

笔者统计，《要术》全书的种植业内容和畜牧业内容约呈79%∶21%之比，畜牧业中马的比重高达45.45%，羊占25.75%，马羊共占71.2%，是绝对优势；牛只占6.06%，猪更只占3.93%，是个很好的证明。

可是到了王祯的《农书》中，牛上升为第一位，猪次之，马虽仍列首位，但只一笔带过，十分简略，因为马已完成了农牧之战的历史任务。

以后的农书，象《要术》那样的农牧比重，最也不出现了。

唐宋以后，农业重心南移，南方的农书大量出现，远超过了北方，这在本书中有充分的记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四·传统农业的问题

中国传统农业的成就，用现在概括的说法，是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

这个说法的不足之处，是忽略了中国传统农业还孕育、创造出连绵不绝的五千年中华文明，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都在历史长河中随着农业的消失而消失了。

传统农业的细节，建国以来，我国陆续出版了大量经过搜集、整理、校勘、注释、辑佚的古农书，又组织人力编写出版《中国农学史》上、下卷（1959，1984），《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1989），《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史卷》（1990），《中国农学史》以及许多的农史专著。

另一方面，传统农业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

农业生产要供养全社会的消费，脱产的上层统治阶级，从来对农业所提供的消费资源不会量入为出，而总是追索不已。

消费需求的增加本来可以促进生产，但如果不相应地偿还给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同时照顾到自然的恢复能力，便会导致无节制的滥用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农学理论和技术，也无济于事。

超前的消费，资源的破坏，看似农业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的问题，只有这样认识传统农业的问题，才比较客观公正。

秦汉时的关中地区，农业繁荣，户口增加，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200人以上，其余地方也有100-200人，而江浙一带的人口密度不到10人，南方大部分地区不到3人。

直到隋唐时期，南方已大有开发，北南人口之比才上升到7∶3。

除去战争年代以外，在和平时期里，农业的发展也并不完全遵照三才思想的教导，常常超越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