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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了寒郊的散步,实在是江南的冬日,所给与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异的恩惠;

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生长的人,是终他的一生,也决不会有享受这一种清福的机会的。

我不知道德国的冬天,比起我们江浙来如何,但从许多作家的喜欢以Spaziergang一字来做他们的创造题目的一点看来,大约是德国南部地方,四季的变迁,总也和我们的江南差仿不多。

譬如说十九世纪的那位乡土诗人洛在格(PeterRosegger1843--1918)罢,他用这一个“散步”做题目的文章尤其写得多,而所写的情形,却又是大半可以拿到中国江浙的山区地方来适用的。

  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

到得冬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

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家人家会聚在一道的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槎丫的杂木树林;

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还够不够悠闲?

若再要点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

人到了这一个境界,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同了;

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暮雨潇潇江上树”的一首绝句罢?

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

  一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

“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会合在一道,在调戏酒姑娘了。

“柴门村犬吠,风雪夜归人”,是江南雪夜,更深人静后的景况。

“前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村景了。

诗人的诗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做这几句诗的诗人,也许不尽是江南人,但假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直截了当,比我这一枝愚劣的笔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

  有几年,在江南,在江南也许会没有雨没有雪的过一个冬,到了春间阴历的正月底或二月初再冷一冷下一点春雪的;

去年(一九三四)的冬天是如此,今年的冬天恐怕也不得不然,以节气推算起来,大约太冷的日子,将在一九三六年的二月尽头,最多也总不过是七八天的样子。

象这样的冬天,乡下人叫作旱冬,对于麦的收成或者好些,但是人口却要受到损伤;

旱得久了,白喉,流行性感冒等疾病自然容易上身,可是想恣意享受江南的冬景的人,在这一种冬天,倒只会得到快活一点,因为晴和的日子多了,上郊外去闲步逍遥的机会自然也多;

日本人叫作Hi-king,德国人叫作Spaziergang狂者,所最欢迎的也就是这样的冬天。

  窗外的天气晴朗得象晚秋一样;

晴空的高爽,日光的洋溢,引诱得使你在房间里坐不住,空言不如实践,这一种无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还是拿起手杖,搁下纸笔,上湖上散散步罢!

我的母亲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

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

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

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

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

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

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

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

“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

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

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

我是“老”儿子。

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人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

那时候订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

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的父亲“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立抚养了。

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

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

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嫩红微肿的。

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

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

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

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实得清清爽爽。

桌椅都是旧的,柜门铜活久以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

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

有时候,他去读书;

有时候,他去学徒;

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

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

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

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

因此,他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

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

他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

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

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

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

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于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

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

她是我家中的阎王。

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

“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

命当如此!

”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

是的,命当如此。

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

她最会吃亏。

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

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

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

她宁吃亏,不逗气。

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

母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

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过两次。

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

“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

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

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的院中。

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

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

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

她的泪会往心中落!

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

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

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以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

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

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

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

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

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

可是,我也愿意升学。

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

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

入学,要交十圆的保证金。

这是一笔巨款!

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

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

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

我只说了句:

“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

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加重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

三姐是母亲的右手。

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

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

大家都怕她晕过去。

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

不久,姑母死了。

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

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

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

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

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

母亲笑了。

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

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

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

”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

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

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掷千金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

我二十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

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

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

时代使我成为逆子。

二十七岁,我上了英国。

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

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

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

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

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

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

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

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母亲的起居情况。

我疑虑,害怕。

我想象得到,若不是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

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

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

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

我不敢拆读。

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

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

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

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

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

唉!

还说什么呢?

心痛!

胡同  我曾经向子惠说过,词不仅本身有高度的美,就是它的牌名,都精巧之至。

即如《渡江云》、《荷叶杯》、《摸鱼儿》、《真珠帘》《眼儿媚》、《好事近》这些词牌名,一个就是一首好词。

我常时翻开词集,并不读它,只是拿着这些词牌名慢慢的咀嚼。

那时我所得的乐趣,真不下似读绝句或是嚼橄揽。

京中胡同的名称,与词牌名一样,也常时在寥寥的两三字里面,充满了色彩与暗示,好像龙头井。

骑河楼等等名字,它们的美是毫不差似《夜行船》、《恋绣衾》等等词牌名的。

  胡同是猢侗的省写。

据文字学者说,是与上海的弄一同源自巷字。

元人李好古作的《张生煮海》一曲之内,曾经提到羊市角头砖塔儿猢侗,这两个字入文,恐怕要算此曲最早了。

各胡同中,最为国人所知的,要算八大胡同;

这与唐代长安的北里,清末上海的四马路的出名,是一个道理。

  京中的胡同有一点最引人注意,这便是名称的重复:

口袋胡同、苏州胡同、梯子胡同、马神庙、弓弦胡同,到处都是,与王麻子。

乐家老辅之多一样,令初来京中的人,极其感到不便,然而等我们知道了口袋胡同是此路不通的死胡同,与“闷葫芦瓜儿”“蒙福禄馆”是一件东西。

苏州胡同是京人替住有南方人不管他们的籍贯是杭州或是无锡的街巷取的名字。

弓弦胡同是与弓背胡同相对而定的象形的名称。

以后我们便会觉得这些名字是多么有色彩,是多么胜似纽约的那些单调的什么FifthAvenue,FourteenthStreet,以及上海的侮辱我国的按通商五口取名的什么南京路、九江路。

那时候就是被全国中最稳最快的京中人力车夫说一句:

“先儿,你多给两子儿,”也是得偿所失的。

尤其是苏州胡同一名,它的暗示力极大。

因为在当初,交通不便的时候,南方人很少来京,除去举子;

并且很少住京,除去京官。

南边话同京白又相差的那般远,也难怪那些生于斯、卒于斯、眼里只有北京、耳里只有北京的居民,将他们聚居的胡同,定名为苏州胡同了。

(苏州的土白,是南边活中最特彩的;

女子是全国中最柔媚的。

)梯子胡同之多,可以看出当初有许多房屋是因山而筑,那街道看去是如梯子似的。

京中有很多的马神庙,也可令我们深思,何以龙王庙不多,偏多马神庙呢?

何以北京有这么多马神庙,南京却一个也不见呢?

南人乘舟,北人乘马,我们记得北京是元代的都城,那铁蹄直踏进中欧的鞑担,正是修建这些庙宇的人呢?

燕昭王为骏骨筑黄金台,那可以说是京中的第一座马神庙了。

  京中的胡同有许多以井得名。

如上文提及的龙头井以及甜水井、苦水井、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井儿胡同、南井胡同、北井胡同、高井胡同、王府井等等,这是因为北方水份稀少,煮饭、烹茶、洗衣、沐面,水的用途又极大,所以当时的人,用了很笨缓的方法,凿出了一口井之后,他们的快乐是不可言状的,于是以并名街,纪念成功。

  胡同的名称,不特暗示出京人的生活与想像,还有取灯胡同。

妞妞房等类的胡同。

不懂京话的人,是不知何所取意的。

并且指点出京城的沿革与区分:

羊市、猪市、骡马市、驴市、礼士胡同、菜市、缸瓦市,这些街名之内,除去猪市尚存旧意之外,其余的都已改头换面,只能让后来者凭了一些虚名来悬拟当初这几处地方的情形了。

户部街、太仆寺街、兵马司、缎司、銮舆卫、织机卫、细砖厂。

箭厂,谁看到了这些名字,能不联想起那辉煌的过去,而感觉一种超现实的兴趣?

黄龙瓦、朱垩墙的皇城,如今已将拆毁尽了。

将来的人,只好凭了皇城根这一类的街名,来揣想那内城之内、禁城之外的一圈皇城的位置罢?

那丹青照耀的两座单牌楼呢?

那形影深嵌在我童年想像中的壮伟的牌楼呢?

它们那里去了?

看看那驼背龟皮的四牌楼,它们手拄着拐杖,身躯不支的,不久也要追随早夭的兄弟于地下了!

破坏的风沙,卷过这全个古都,甚至不与人争韬声匿影如街名的物件,都不能免于此厄。

那富于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

那有传说作背景的烂面胡同,被改作澜缦同了;

那地方色彩浓厚的蝎子庙,被改作协资庙了。

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降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

狗尾巴胡同改作高义伯胡同,鬼门关改作贵人关,勾阑胡同改作钩帘胡同,大脚胡同改作达教胡同:

这些说不定都是巷内居者要改的,然而他们也未免太不达教了。

阮大铖在南京的裤裆巷,伦敦的BottenRow为贵族所居之街,都不曾听说他们要改街名,难道能达观的只有古人与西人吗?

内丰的人外啬一点,并无轻重。

司马相如是一代的文人,他的小名却叫犬子。

《子不语》书中说,当时有狗氏兄弟中举。

庄子自己愿意为龟。

颐和园中慈禧后居住的乐寿堂前立有龟石。

古人的达观,真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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