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学七版教材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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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服有丸、汤、饮、散等剂型，但除丸剂之外，只有制备之法，而无剂型名称；

外有敷、浴、蒸、熨等。

此外，还有炮制和用量方面的若干要求和规定。

该帛书的出土，也充分说明了迟至战国晚期，方剂在临床的运用就已初具规模。

二、两汉时期

这一时期，方剂学有了较大的发展。

其一是初步总结了治则和治法，并提出了对组方的基本结构要求，从而初步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

其二是决结了一批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剂。

方剂学的基础理论，主要集中地反映在《黄帝内经》的七篇大论之中，而这七篇大论多是东汉以后的作用品，故将其归属于这一时期。

此书在治则和治法方面，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谨察阴阳，以平为期”，“治病必求于本”，“治求期属”以及整体治疗、标本缓急、三因制宜等有关治则的理论。

书中总结的大量治法内容无一不是后世立法组方的理论基础；

在制方的基本结构方面，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并对君药、臣药、佐使药的含义作了概括性的界定，提出：

“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为使。

”此书虽是专门阐述中医基本理论的经典之作，但亦载有生铁落饮、四乌鲗骨一藘茹丸、左角髮酒、兰草汤、半夏秫米汤等13首方剂。

所附方剂数目虽少，但剂型并不单一，给药途径也有特色，所用药物对炮制、制剂、用法的要求二分讲究。

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的方书十分可观，仅《汉书·

艺文志》所载，就有“经方十一家”，共274卷之多，但俱已亡佚。

但仅从1972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文物《治百病方》来看，简文中有方剂36首，其主治病证涉及到内、外、妇、五官诸科，各方中用药共达100种之多，其剂型有汤、丸、膏、散、醴，充分反映出不时对方剂已有相当高的运用水平。

方剂是临床用药经验的结晶，东汉时期，临床医学更加进步，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本草学也积累了重要的药学成果，方剂的质量随之提高。

汉末，由于疫病肆虐，张仲景出于拯夭救枉之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以《内经》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独到经验，完成了当代最高水平的临床巨著——《伤寒杂病论》。

此书经晋·

王叔和及宋·

林亿等先后整理编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之得以广为流传。

传世的《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和略》载方245首，不计两书并见的重复方，计有323个方剂。

这些方剂，大多有理有法，组方谨严、选药精当、药味不多、主次分明、变化巧妙，深为古今中外之医家所折服，如麻黄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四逆汤、茵陈蒿汤、桂枝汤、五苓散、大承气汤、白虎汤、当归芍药散等基础方剂，经久不衰，至今常用。

后世大量常用名方，大多是以这些方剂为基础化裁而成；

或是效法仲景药物配伍组合规律，依据理法而选药组成。

所以，《伤寒杂病论》历来被推崇为“方书之祖”。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长期分裂鼎峙，政权频繁更替，战乱不息，社会动荡，药材的生产、运输、贸易受到严重影响。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临床制方选药多注重实用，略于理论探讨，提倡用药简捷。

在这300多年间，出现了一大批方书，可惜大多已经失传，目前保存较好，且影响较大者，仅有《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和《刘涓子鬼遗方》。

《肘后备急方》（又称《肘后救卒方》），为东晋著名医家葛洪所撰。

葛洪学识渊博，著述丰富，但其医方之书，大多亡佚。

《肘后求卒方》系从《金匮药方》100卷中摘录3卷而成。

其目的是便于随身携带，此乃“肘后”的由来。

该书后由陶弘景增补，题名《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再经金人杨用道将《证类本草》部分药方附于其中，名曰《附广肘后方》，成为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祖本。

葛区所集之方，力求“单行径易，约而有验；

篱陌之间，顾眄皆药；

众急之病，无不毕备；

家有此方，可不用医。

”又出“救卒”，其所收方剂，多以治疗中风、昏厥、溺水、外伤、中毒等突发急症为主。

该书共收单方510首、复方494首，论述文字十分简要，载录之药方及用法，又为葛氏“皆已试而后录之”，如用青蒿一握取汁服，以治疟疾，为现代青蒿素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后世葱豉汤、黄连解毒汤等，实为此书首见。

所以，简、便、廉、效是《肘后备急方》的显著特点。

陈延之所撰《小品方》，对《伤寒杂病论》以来的经验方进行了系统整理，在隋唐时期与仲景之书齐名。

原书约亡于唐末至宋初之战乱，但不少本草和方书存其佚文，1985年日本发现其五卷。

今人汤万春先生从中外文献中广收《小品方》之佚文，共得资料880余条，另加注文770余条，辑成《小品方辑录笺注》一册，于1990年出版。

现有内容涉及临床各科，理、法、方、药俱论，亦重点收录简、便、廉、效之方。

陈氏清楚认识到“伤寒与天行温疫为异气”所感，共病因不同，方药各异。

前者多用麻、桂之辛温，后者多用葛根、白薇、黄连、黄芩之辛凉和清热解毒。

其疗“伤寒及温病……内瘀有蓄血者”之芍药地黄汤，即日后之犀角地黄汤，首开温热病解毒、凉血、化瘀之先河。

《刘涓子鬼遗方》原为晋人刘涓子初辑，后经南齐龚庆宣整理而成，主要收录和论述金疮、痈疽、疹癣、汤火伤等外科方剂，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外科的用药成就，为现在最早的外科方书。

四、隋唐时期

隋唐两代，社会经济的进步，国内各民族的新密交往和中外各国间的广泛交流，加之唐王朝对医药的重视，方剂学又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唐代除朝庭参与或组织编纂方书以外，还曾命令各郡县将《广济方》书于大板上，立在乡村要道之旁，以应行为急时之需。

由于这些举措的推动，促进了方书的编纂和方剂知识的普及。

这一时期，方书大量涌现，大部头巨著相继问世，其方书数量之多，卷帙之巨，都是空前的。

据《隋书·

经籍志》记载，有方书256种，4510卷；

其中《四海类聚方》一书，在2600卷。

唐代除《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外，仅《档以前医籍考》不完全统计，当时的经验方就有138部。

外来医方和少数民族验方的收录，以及采用外来药制方，也很受唐人重视，如乞力伽丸、耆婆丸、阿迦佗丸、匈奴露宿丸等，充分反映出方剂学善于吸收各民族医药之长的优良传统。

隋唐方书虽多，同样是绝大多数早佚。

现存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则基本上代表了唐代方剂学的真实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唐代医药大家孙思邈的力作。

《千金要方》共30卷，132门，载方5300余首。

《千金翼方》亦为30卷，载方2200余首，用以羽翼前书。

二书虽以方书为名，实为综合类医学巨著，仅就《千金要方》之方剂部分而言，既有“经文古方”，又有“俗说单方”；

既全面总结前人经验，又不乏作者创新之剂。

该书在以病症类方的同时，又以脏腑为目，给嗣后脏腑辨证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在安排各类方剂次序时，首列“妇人方”3卷，后又设“少小婴孺方”1卷，表现出作者对妇幼疾病的防治特别重视；

治疗无子方分男女之殊，极有见地；

对温病的治疗，孙氏更加注意对清热解毒药的应用，其治失血多用犀角、地黄、侧柏、蒲黄、黄芩、阿胶、大黄，驱肠虫多用雷丸、芜荑、狼牙、贯众，疗消渴多用枸杞、天花粉、麦冬、知母、黄芪、人参、人乳。

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其选择药物也非常准确，尤其是对于虚损，每将补验药与羊肉、鹿肉、牛髓、兔肝、羊肝、猪肚、胡桃、荞麦、胡麻油等同用，并专辑“食治”一卷，强调“能用食平疴、释情遗疾者，可谓良工”，食疗之学、药膳之方，由于本篇的承上启下，得以发扬光大。

书中还收录了若干保健、美容方剂，为后世补虚弱、抗衰老、保健美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方剂和经验。

此外，其中的温胆汤、独活寄生汤、苇茎汤、孔圣枕中丹、紫雪等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医家所常用。

《外台秘要》是继孙氏二书之后，唐代又一部大规模的方书和临床医学著作。

作者王焘曾因持节邺（今河南临章县一带）郡诸军事兼太刺史，当时又称此官职为“外台”，故所辑之书称为《外台秘要》。

全书计40卷，1104门，收方6800余首。

本书的特点是整理并保存了一大批唐代及唐以前的医方，如《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范汪方》《深师方》《崔氏方》《集验方》《广济方》《近效方》等。

清人徐大椿称首王氏“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方赖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

”至今该书仍是研究这些资料的重要文献。

五、宋元时期

高度中央集权的宋代封建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分裂混战局面。

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振兴使科学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方剂学也得到了相应的进步，北宋一些帝王偏好医药，对方剂也较为关注。

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留心方药，研习医术，并亲自收集验方1000多首。

立国之初，即发布“访求医书诏”，这种全国性的征集医药资料和药物普查，并由政府整理和刊行，在北宋期间不止一次，直到宋王室南迁之前仍在进行。

宋太宗、宋徽宗等人也亲自为方书撰写过序言或总论。

当时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儒臣积极参与医药，也促进了宋代方书的繁盛。

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集贤院设立校正医书局，成为我国最早的国家医书编撰出版机构，再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医药方书的刻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因此，宋代成为本草和方书校刊汇纂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的方书，既有官修的《普救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集大成巨著，又有众多各具特色的个人著述，如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张锐《鸡峰普济方》、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用和《济生方》、王兖《博济方》、苏东坡及沈括《苏沈良方》、杨土瀛《仁斋直指方》以及《旅舍备要方》等120余种。

北宋医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亦收录有单方3000余个，首开本草附列医方的先例，同样留下许多验方的宝贵资料。

北宋政府官办药局“太平惠民和剂局”的建立，使大量成方制剂的生产规范化，标志着我国制剂和成药销售、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

其所藏医方经校订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堪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制的成药典。

金元时期的战争，给方剂学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但许多临床医家仍潜心于医方的研究和总结，只是除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之外，方剂学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临床医学著作之中。

其他医方专书还有：

刘完素《宣明论方》、张从正《经验方》《秘录奇方》、李东垣《东垣试效方》、杨用道《附广肘后方》、朱丹溪《局方发挥》、许国祯《御药院方》、孙允贤《医方集成》、李仲南《永类钤方》、陈子靖《医方大成》等。

在宋儒理学“格物致知”的理论影响下，开始了医方义理的探讨。

金人成无己之《伤寒明理论》系统阐述了张仲景《伤寒论》常用方20首的组方原理及方、药间的配伍关系，开方论之先河，拓展了方剂学的学术领域。

宋金元时期的医家，还留下了不少新颖而灵验的方剂，如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的六味地黄丸、导赤散、泻白散，刘完素《宣明论方》的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王好古《此事难知》引张元素的九味羌活汤，李东垣《脾胃论》的补中益气汤、当归补血汤，《东垣试效方》的普济消毒饮，朱丹溪《丹溪心法》的左金丸、大补阴丸、二妙散等。

六、明清时期

方剂学和本草学的发展，一直是相辅相成的，明代不仅本草学大盛，方剂学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一时期的方书，既有搜罗广博、规模宏大的官修巨著，即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方剂大全《普济方》，又有集约的袖珍良方；

有的以收集前人用方为主旨，有的则以记录时下验方和个人心得为侧重；

有的着意于释方训义，出现了第一部方论专著——吴昆的《医方考》；

有的立足于追溯诸方的衍化源流，如施沛的《祖剂》。

整个方剂之学，不仅体现在方书卷帙之浩繁、方剂数目之巨大，而且论方质量提高，理、法、方、药日臻成熟，更加融为一体。

明代的临床医学著述中，也有丰富的方剂学内容。

如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其收方之广，向为医界所称道；

张介宾《景岳全书》，尤其是其中“新方八略”所创制的部分方剂，对后世影响极大。

此外，吴又可《温疫论》、虞抟《医学正传》、龚廷贤《万病回春》、秦景明《症因脉治》、绮石《理虚元鉴》、薛己《外科发挥》、陈实功《外科正宗》、武之望《济阴纲目》等，均对方剂学有其特殊贡献，留下了许多传世的新方。

如王肯堂的芍药散、四神丸，薛己的八珍汤，洪九有的天王补心丹，韩懋的三子养亲汤，吴又可的达原饮，陈实功的透脓散、消风散、玉真散，虞抟的九仙散，缪希雍的竹叶柳蒡汤等，至今仍很常用。

这一时期本草书中的附方，也蔚然可观。

仅《本草纲目》一书，就有简便而灵验的单方11000多首。

这些内容，不但是方剂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加强了方和药的有机结合。

清代未能留下鸿篇巨制的方书，但方剂学仍有若干特色和成就。

首先，清代的方书，无意求其赅备，而趋向于由博返约。

博采众家良方的实用性医方，使便于诵读和记忆的入门方歌大量出现，并深受医药生徒和临床医生欢迎，盛行不衰，有的至今仍广为流传，使方剂知识进一步普及。

各种验方、单方辑本亦不断增多，达300余种，成为清代方书的一大特点。

不过其中不少为质量平平之作。

其次，清人继《医方考》之后，又将制方理论、方义分析、配伍关系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成绩裴然。

除《医方集解》等实用类方书潜心于这些阐发外，医经学派对仲景方的推崇和钻研，也直接促进了方剂释义的深入和实用化。

如柯韵伯《伤寒论翼》所附“制方大法”，对《伤寒论》方的辨证、立法和制方的深入讨论；

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中关于方剂的六篇论文对方剂理论的发挥，都可谓新见迭出，至今仍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这一时期的众多本草，不再满足于药后简单的收载附方，而是将方融于论药之中，加以分析比较，从而改变了方药分离的不良状况。

黄元御的《长沙药解》《玉楸药解》及周岩的《本草思辨录》等，名虽论药，实多解方。

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清人阐释方义已蔚然成风，同时也反映出方剂学的发展。

其三，随着明末清初中药功用项目的确立，功用与主治含义的廓清，以及治法理论的发展，清代方书的书写格式亦相应出现了先言功用、后列主治的变化。

方书的分类，也引入了按功用分类和按治法分类的方法。

现代方剂学的雏形，于此出现。

此外，清代《古今图书集成·

医部全录》《四库全书》《医宗金鉴》《温病条辨》《医学心悟》等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类书和临床著作，在保存方剂文献资料方面，功不可没，如前述之《普济方》有赖《四库全书》转引而幸存；

在发展方剂理论、创制新方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如温病学派的辛凉解表、清营凉血、熄风潜阳、解毒开窍等治法，以及银翘散、清营汤、止嗽散、补阳还五汤、通窍活血汤、阳和汤等，无一不是近、现代方剂学发展的源泉。

清代的实用性方书主要有《医方集解》和《成方切用》。

《医方集解》，清初汪昂著。

作者出于诸家方书但言某方治某病，“未尝发明受病之因，及病在某经某络……亦未尝发明药之气味功能，入某经某络，所以能治某病之故”的现状，为使方书不致徒设，选择“古方三百有奇，附方之数过之”，“先评受病之由，次解用药之意，又博采硕论名言，分别宜用宜忌”，详加论述。

该书收录之方，组成不繁，凡“药过二十味以上者，概不选录”，大多切于实用，疗效肯定。

各类正方在前，功用相似的附方罗列其后，主次分明，沿革清楚，加减有法，便于触类旁通。

诸方以补养、发表、涌吐、攻里、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等功用为主，分为21剂。

其分类独辟蹊径，以治法、病因并结合专科用方，首开综合分类方剂的先例。

汪氏论方，其证候、病源、脉候、脏腑经络、药性、治法，无不毕备，折衷取约，文字通俗流畅，为入门便读方书的佳作，流传极广。

其后，吴仪洛兼取《医方集解》和《医方考》二书之长，予以删繁补要，收方1000余首，仍以汪氏分类法为主，列为24门，辑成《成方切用》，同样广为流传。

此外，还有陈修园《时方歌括》《时方妙用》《长沙方歌括》《金匮方歌括》及张秉成《成方便读》等，亦多已成为现代学习方剂学的参考用书。

清代还出现了一大批方论性专著，如罗美《古今名医方论》、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费伯雄《医方论》、吴谦等《删补名医方论》等。

七、近现代时期

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方剂学更加迅速发展。

50年来，对一大批古代的重要方书，如《肘后方》《小品方》《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普济方》等，进行了校刊出版、影印或辑复，为古方和方剂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重新编辑的古今医方、验方、方书辞典及其他方剂工具书亦大量涌现，其中尤以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最具代表性。

此书分11个分册，共1800万字，收录历代方剂96592首，汇集了古今方剂学研究的成果，内容浩瀚，考订严谨，填补了自明初《普济方》问世以来缺少大型方书的空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随着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药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医药院校不同层次使用的方剂教材、教学参考书，更是不断更新；

同时，有关治则、治法及组方原理、配伍规律和复方效用的研究，既有文献的整理、临床的观察，又有大量现代实验研究。

方剂理论研究更加深入，方剂应用范围更加扩大。

中药制剂学的分化，中成药在生产工艺、剂型改进、药效、药理、毒理、质量标准和临床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

新的产品不断研制成功，剂型不断改进和更新，设备、技术和检测手段更加先进，疗效可靠而安全的法定处方、协定处方不断增加。

随着中医学的全面发展，方剂学中的独特优势将会进一步得到发挥，并对人类的健康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章方剂与治法

第一节治法概述

治法和方剂，都是中医学理、法、方、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临床辨证论治是一个由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连续过程，只有辨证正确，治法的针对性才能明确和具体，根据治法遣药组方才能获得预期的疗效。

因此，治法是联系辨证理论和遣药组方的纽带，也是学习和运用方剂不可缺少的基础。

治法，是在辨清证候，审明病因、病机之后，有针对性地采取的治疗法则。

早在《黄帝内经》中已有丰富的治法理论记载，如《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云：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

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其高者，因而越之；

其下者，引而竭之；

中满者，泻之于内。

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

其在皮者，汗而发之。

”《素问·

至真要大论》云：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等均为中医学奠定了治法理论的基础。

至汉末，医圣张仲景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使治法和方证融为一体，总结了一整套临床辨证论治的体系。

其后，随着历代医家对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总结，使治法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能适应各种病证的治疗需要。

中医学的治法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层次。

首先，具有一定概括性的、针对某一类病机共性所确立的治法，称为治疗大法，如表证用汗法、寒证用温法、热证用清法、虚证用补法、实证用泻法等，本教材中“常用治法”所讨论的“八法”即属这一层次。

其次是针对具体证候所确定的治疗方法，即具体治法。

各论中每一具体方剂的“功用”项目即体现了该方的具体治法。

在临床运用中，只有精确地把握具体治法，才能保证具体病证治疗中有较强的针对性。

治法不但具有多层次的特点，而且还具有多体系的特点。

这是因为中医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临床辨证论治的多种体系，如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经络辨证等。

由于治法和病机的对应性，因此形成了相应的不同治法体系，如“宣肺止咳”、“滋水涵木”等属于脏腑治法体系，“和解少阳”、“泻下阳明热结”等属于六经治法体系，“清气分热”、“清营凉血”等属于卫气营血治法体系，“宣上、畅中、渗下”及“三焦分消”等属于三焦治法体系。

我们在学习和运用时，必须紧密结合相关病机和辨证体系的基本理论，才能对具体治法以及遣药组方的把握达到切中病机、针对性强的要求。

第二节方剂与治法的关系

方剂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是在辨证、立法的基础上选药配伍而成的。

只有首先理解方剂与治法的关系，才能正确地遣药组方或运用成方。

从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看，治法是在长期临床积累了方药运用经验的基础上，在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的不断丰富、完善过程中，逐步总结而成，是后于方药形成的一种理论。

但当治法已由经验上升为理论之后，就成为遣药组方和运用成方的指导原则。

例如，一个感冒病人，经过四诊合参，审证求因，确定其为风寒所致的表寒证后，根据表证当用汗法、治寒当以温法的治疗大法，决定用辛温解表法治疗，选用相应的有效成方加减，或自行选药组成辛温解表剂，如法煎服，以使汗出表解，邪去人安。

否则，辨证与治法不符，组方与治法脱节，必然治疗无效，甚至使病情恶化。

由此可见，在临床辨证论治的过程中，辨证的目的在于确定病机，论治的关键在于确立治法，治法是针对病机产生，而方剂必须相应地体现治法。

治法是指导遣药组方的原则，方剂是体现和完成治法的主要手段。

虽然我们常说“方以药成”，却又首先强调“方从法出，法随证立”，方与法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为用，密不可分的。

除了上述以法组方、以法遣方这两个主要方面以外，方剂和治法的关系，还体现在以法可以类方和以法可以释方两个方面。

前者在本教材总论第三章相关内容中讨论，后者在教材各论方解中体现。

上述“以法组方”、“以法遣方”、“以法类方”、“以法释方”这四个方面，就构成了中医学历来所强调的“以法统方”的全部内容。

第三节常用治法

历代医家鉴于具体治法的丰富内容，而又归属不同治法体系的特点，经过多次分类归纳逐渐形成体系。

我们现在常引用的“八法”，就是清代医家程钟龄从高层次治疗大法的角度，根据历代医家对治法的归类总结而来的。

程氏在《医学心悟·

医门八法》中说：

“论病之源，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

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

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

”现将常用的八法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1．汗法汗法是通过开泄腠理、调畅营卫、宣发肺气等作用，使在表的外感六淫之邪随汗而解的一类治法。

汗法不以汗出为目的，主要是通过出汗，使腠理开、营卫和、肺气畅、血脉通，从而能祛邪外出，正气调和。

所以，汗法除了主要治疗外感六淫之邪所致的表证外，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