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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
软实力是指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强制来实现所期望的目标
和结果的能力。
第四章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
孙子：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现代战略的概念：
战略是对事务全局的规划和指导。
战略要素：
形式判断、目标确定、达到目标的途径与手段。
所谓国家战略，是指在平时和战时，运用国家的各种资源和手段，以实现国家利益和目标的艺术和谋划。
国家战略：
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战略，即西方学者所说的“大战略”。
约翰·
柯林斯《大战略》中给“大战略”下的定义是：
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计谋以及其他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各样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
陆权理论
麦金德“大陆心脏说”麦
豪斯霍弗“生存空间”、“经济自足”、“强权即是真理”。
海权理论
马汉“海权理论”：
制海权特别是对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控制是国家力量至关重要的因素。
斯派克曼：
谁控制边缘区谁就能统治欧洲大陆；
谁统治欧洲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
空权理论：
兰纳、塞维尔斯基
第五章认识理论（认知理论）
外交和国际关系中的认识理论，是努力探讨人的认识与政策及行为的关系，探讨人的思维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对外界认知的方式，处理信息的方法和维持对对外关系的影响。
认知理论为人们的世界观和信仰决定外交政策的选择。
第六章外交决策理论与模式
决策理论是对国家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分析，而不是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决策内容的分析和考察。
外交决策基本模式
格拉汉姆·
艾里森《决策的实质》创造出外交决策的三大模式：
理性决策模式、组织机构决策模式、政府政治决策模式。
理性决策模式较为符合危机时期、重大和长期国家战略决策的实际。
组织机构决策模式较为符合局部和一般问题的决策现实。
政府政治决策模式更好地说明了正常、非危机情况下各国政治的现实，政府运作的实际和内外政策的现实。
第二部分世界政治经济理论
第七章国际体系、结构和制度
一、国际体系
国际体系是指国家等国际行为体在国际上组成国际社会的方式或基本模式，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基本构成模式。
国际体系理论同以前研究国际关系传统方式方法不同，它不是以主权国家为研究的基本单位，而是从整个国际系统着眼，把国际社会视为一座具有内在联系和自身结构特点的整体建筑，并试图从系统和结构功能的角度对国际关系的性质、特征以及运动和转化过程进行研究。
莫顿·
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提出了著名的“卡普兰国际体系六模式”：
1、均势体系
2、松散的两极体系
3、牢固的两极体系
4、等级统治体系
5、全球体系
6、单位否决体系
卡普兰对世界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及可能出现的国际体系的描述主要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认识。
罗伯特·
哈卡威将近年来国际上，主要是西方对国际体系的“设想”总结归纳为以下七种模式：
1、三大经济区模式
“地缘政治”时代——“地缘经济”时代
弗朗西斯·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
自从20世纪30年代，如果不是从法国大革命时开始的话，国际舞台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冲突现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相对温和的经济竞争。
三大经济区：
日本领导的“太平洋沿岸区”
美国领导的“西半球区”
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区”
2、新均势模式
3、文明冲突模式
4、单极和美国霸权体系
5、和平地带与动乱地带
6、地球村
7、新出现的两极
二、均势理论
“均势”概念的八种不同的解释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
1974年正式提出：
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
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邓小平“东南西北”理论
“东西”即是苏美、东西方关系
“南北”即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布和关系问题
邓小平80年代初开始提出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表现在国际体系结构方面的“东西南北”问题。
三、国际结构
从概念和理论上，新现实主义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国际结构”的概念和理论，并以此为核心，确立了新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理论。
肯尼思·
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1979）
第一次把系统层面的国际结构和单元层面的互动行为体区别开来，从而建立起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真正框架，也即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学说。
这一理论的提出和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国际关系“新现实主义”的建立，并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系统化、科学化和简约化。
四、国际制度
国际制度理论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的贡献，因此，新自由主义也时常被称为“制度自由主义”。
基欧汉于1984年发表了《霸权之后：
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争斗》一书，建立了国际制度理论框架，奠定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础。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结构主义的重要不同表现在对国际关系实质的看法上。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冲突，是国家为权力展开的斗争；
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合作，是国家社会为秩序进行的努力。
第八章相互依赖、全球化和一体化
一、相互依赖理论
基欧汉和约瑟夫·
奈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和理论。
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的特征是：
1、多渠道的社会联系
2、多种问题进入国家间关系的议事日程，它们没有明确的先后次序的排列，军事安全问题不再始终居于议事日程的首位。
3、在复合相互依赖占优势的某些地区和问题上，一国政府不再对其他国家使用军事力量，但这并不排除在其他地区和其他问题上把军事力量当做主要手段来使用。
“依附论”
不平等的相互依赖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依附，在相互依赖理论中被称为“依附论”。
很多学者把“依附论”解释为“中心——外围”理论。
它作为对南北不平等经济关系进行分析的一种理论，一个时期较有影响。
主要代表人物有：
阿根廷的普雷维什、埃及的阿明等。
这一理论把世界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少数高度工业化国家，处在世界的社会与经济中心，
另一部分则是非工业化的不发达国家，形成世界的社会与经济周边或外围。
斯帕尼尔从八个方面分析相互依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第一、关于核武器
第二、国家对外政策主要目标的变化
第三、各国政府越来越深地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
第四、低级政治将导致合作，而高级政治将引起冲突
第五、武力与低级政治问题基本无关
第六、权力的真正含义改变了
第七、与“冷战”和缓和的关系格局比较，这种讨价还价的关系格局不再是两极的，而是多极的
第八、在想象中的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国家将依然存在，但已不是我们至今研究的那种国家了
二、全球化理论
1、交通、信息全球化
2、商品流动、贸易全球化
3、金融、资本全球化
4、跨国公司与全球化
5、人员流动全球化
全球化的影响：
1、全球化与贫富分化
2、全球化与民主化
3、全球化与人性化
4、全球化与国家化
5、全球化与地方化和民族化
三、国际一体化理论
相互依赖、全球化发展的最高形式是一体化。
第九章文化、文明与国际关系
塞缪尔·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认为，西方文明、西方文化主要有如下八大特征，这些特征是西方文明同其他文明的区别所在：
1、古典遗产
2、西方基督教
3、欧洲语言
4、精神和世俗权力的分离，即政教分离
5、法制
6、社会多元主义和市民社会
7、代议政体
8、个人主义
东方文化的六大特征：
1、东方文化极具宗教性格
2、东方文化的哲学性格
3、东方文化的政治性格
4、东方文化的群体性格
5、东方文化间的互动性格
6、东方文化的类型特征
第十章国际和平与安全理论
战争与和平理论
1、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学说：
私有制是战争的根源
西方政治家、理论家、公众“民主和平论”
2、国家理论：
国家利益与战争
3、社会心理理论：
人性与战争
实现安全的途径
传统安全方式与战略：
1、军事安全
2、结盟
3、均势
4、威慑理论和战略
非传统安全方式：
1、共同安全
2、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
3、预防性安全
第十一章国际政治经济学：
世界发展理论
发展模式
在一定意义上说，发展问题就是发展模式问题，发展理论就是发展模式
第一类按现代化模式的动力渊源：
内发型、外发型
第二类按社会形态或制度将现代化模式分为三种：
1、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国家机构
2、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即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结合+集权型国家机构
3、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混合式现代化模式，即混合经济+自由市场+集权或分权国家机构
一、发达国家发展模式
1、凯恩思模式
2、当代西方国家发展模式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美英模式或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或“新美国模式”
莱茵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日本模式
“第三条道路”
二、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
拉美模式
亚洲模式
中国模式
印度模式
第十二章国际关系社会学：
建构主义
亚历山大·
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标志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建立，温特借鉴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全面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建构理论。
建构主义基本理论
一、国际关系“本体论”
二、认识论、实在论和实证论
建构主义核心概念：
1、“认同”或称“属性”
2、“文化”和“观念”
3、“无政府状态”和国际结构
4、国家和国际体系
建构主义提出的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有三个基本点：
第一、国家因素首先是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不是国家行为。
第二、国际体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建构关系。
第三、建构主义强调体系结构对体系单位的建构作用，着重分析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
际关系理论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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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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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图解
CR：
（+）人性恶—尽可能多的权力—不可调和的冲突—均势
DR：
适度压力（生存/自保）—适当权力—冲突（安全困境，程度可变）—均势
R
OR：
极大压力（生存/自保）—尽可能多的权力—不可调和的冲突—霸权但无法实现
NCR：
模糊压力（+）对权力认知和动员权力的能力—国家行为
无
CL：
（影响不大）人追求（共同/绝对）利益—合作（交往/制度/贸易促进）—和平
L
政
NL：
欺骗（合作难以实现）—需要国际制度（减少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合作
府
E：
具有一定规范—主权国家之间形成无政府社会—关注秩序/正义
状
态C：
行为实践—确立身份=不同无政府文化—不同行为模式
M：
（更为关键）资本主义体系—阶级分化（核心/边缘）—剥削—冲突—改变体系
图例：
R—现实主义CR—古典现实主义（摩根索）
DR—防御现实主义OR—进攻现实主义NCR—新古典现实主义
L—自由主义CL—古典自由主义NL—新自由主义
E—英国学派C—主流建构主义M—全球主义
=双向因果关系
1理论应用：
思考冷战
为什么会出现冷战？
为什么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2冷战起源：
古典现实主义
强调修正主义国家和现状国家的区别（凯南）
苏联的扩张政策引发冷战，具体包括：
确立东欧势力范围，违背战前承诺，柏林封锁和默许朝鲜战争；
美国是现状国家，对苏联的扩张做出必要反应。
（推行马歇尔计划、组建北约和NSC-68遏制战略
3冷战起源：
新现实主义
强调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的安全竞争
防御：
高度安全困境，导致恐惧、怀疑和不确定性，引发冲突和军备竞赛
进攻：
大国扩张权力维护安全，战后欧洲的权力真空提供了扩张机会。
4冷战起源：
自由主义
国内政治。
（民意压力导致杜鲁门政府与苏联和解；
斯大林的认识）
民主与非民主国家缺乏信任，难以妥善解决冲突。
5冷战起源：
马克思主义
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和核心国家的利益
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扩展海外市场，苏联威胁到了美国的扩张
美国利用战后初期苏联的虚弱，建立国际制度扩展资本主义体系，苏联被迫作出反应
6冷战起源：
建构主义
意识形态和国内规范决定了团体身份的差异
两国的交往实践加深了敌意，确立敌人身份，构建了霍布斯文化。
7美苏和平的原因
新现实主义：
两极结构/核威慑
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观念变化，大国之间战争不可能
8思考中国对外政策：
结盟
1950年，中苏结盟（平衡美国威胁）
1972年，中美缓和（平衡苏联威胁）
1982年，独立自主（苏联威胁在下降）
理论解释：
威胁平衡
“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
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以抗衡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
——毛泽东
9思考中国对外政策：
两条线
打破依附，利用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城市
结果反映了两极结构的限制
10思考中国对外政策：
朝鲜战争
现实主义：
安全困境/结盟牵连
自由/建构主义：
共产主义责任
作用方向相同，难以分辨
11中国崛起的影响：
关注的原因
历史上看，几乎每出现一个新兴大国，都会引起全球的动荡和战争。
“和平变迁问题”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困境。
12现实主义
扩展影响力，导致大国竞争加剧，爆发冲突
核武器带来的防御优势会降低核大国之间爆发战争
13自由主义
继续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相互依赖加深会降低冲突
成为民主国家会降低冲突，但民主化的过程很危险
融入国际制度体系会降低冲突
14建构主义
实践改变身份认同，构建康德文化，则可避免冲突
身份认同不变，观念不变，非常危险
15未来20年的国际关系理论
四大理论流派之间的争论依然会继续
理论突破仍将围绕研究无政府状态的影响展开
理论突破可能出现在动态研究（如何实现崛起；
制度消亡或强化的原因；
民主转型为什么危险；
规定性规范如何转化为构成性规范）
理论突破的经验依据仍来自欧美的实践，科学方法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民主化
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全球性的挑战要由各国合作应对。
这样做，有利于体现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平衡发展。
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
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拥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项原则，应该成为各国共同遵守的国际关系准则。
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国家都没有干预他国内部事务、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特权。
际关系与国内体制——评“民主和平论”
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关于“民主和平”的假说
近几年，一种被称作“民主和平论”（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ｅａ－ｃｅｔｈｅｏｒｙ）的学说正在西方流行。
简单说，它的基本假设是：
从历史上观察，尤其是从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看，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论者以欧美地区实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为例——很少（或者不易）彼此开战；
当民主国家之间产生矛盾和磨擦时，它们很少（或者不易）威胁使用武力，而是采用和平的方式、“文明的”方式加以解决或调和；
即便有一定程度的冲突，也多半被有效地抑制在战争的临界点以下。
［注１］
其所以“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按照某些理论家（如Ｂ．Ｒｕｓｓｅｔｔ，Ｍ．Ｄｏｙｌｅ等）的说法，原因大致有两方面：
一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约束；
一是相关的规范和文化造成的自律（或戒律）。
“制度的约束”（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主要是指政治制度的制衡性（ｃｈｅｃｋｓａｎｄ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它不仅包含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而且特别具有政府官员的民众选举、政治领域的广泛竞争和外交决策过程的多元特征。
由于政府由民选产生，官员不得不对公众及舆论高度负责；
谁都明白，战争将使公民们（选民和纳税人）付出流血和财产的代价，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地发动战争，最终可能使它自己在下一次选举时遭到失败。
制度约束的关键之处在于，民主政治的结构令包括外交在内的各种事务相当透明，使譬如说国会和舆论等机制对决定战争发动权的政府起着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作用。
在这一点上，美国常被用来作为典型的事例。
“民主的规范和文化”（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ｓ）包括所谓“规范性因素”（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和“文化因素”（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两方面。
前者指一般人长期信奉的民主、自由与和平的价值观，如避免专制统治的自由，对自由的保护与推动，民主的参与，等等；
虽然有时民主国家也同非民主国家交战，但那是为了捍卫和扩大民主的价值观。
根据自由民主价值观念，个人是道义价值赖以存在的基础，代表自主的个人的政治也承认这种价值（包括承认本国的这种价值和认同这种价值的其他国家的人们的观念），即然代议制政府必须反映民意，原则上它也就不会干预其他类似国家的政治。
正因为针对其他自由国家的战争不合法，民主国家之间自然形成了不交战的风气；
它们用“和平的竞争、说服和妥协”处理彼此间的争端。
后者则指建立在这种“和平盟约”之上的一种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的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比如讲，民主国家都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都愿意并且能够欣赏贝多芬、莫扎特、托尔斯泰的作品，都懂得何为文明、何为教养、何为现代人等等；
在这种氛围下，虽然属于不同的主权国家和民族，“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民主政制下的各国人民能够理性地规避彼此间的战争。
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大意如此。
这种理论就其本质而言，其实并不新鲜，西方中心主义者从来认为自己比非西方世界更加文明；
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学说，它出现的年头也有一、二十年，象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例如，７０年代中期斯莫尔（Ｍ．Ｓｍａｌｌ）和辛格（Ｄ．Ｓｉｎｇｅｒ）在＜民主政制的战争倾向，１８１６—１８６５年＞一文里，就已经提出了这种看法。
不过，只是到两极格局结束以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尤其是当这种理论在某些西方国家被某些决策人士引证之后，它才引起了更大范围的注意和探讨。
最近一期美国《外交事务》季刊有篇文章说道：
“民主制之间决不打仗的观念，对许多学者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公理。
正如其中一位指出的，'
在我们看来它即是国际关系中的自然法则'
。
这一'
法则'
被美国国务活动家们所援引，为其在国外鼓励民主化的一项外交政策辩护。
克林顿总统在１９９４年国情咨文中表示，民主制之间不会开战的道理，解释了为什么在国外推进民主是他的对外政策的支柱的理由。
”这篇题为＜民主化与战争＞的文章最后得出结论：
“长远地看，稳固的民主制度的范围的扩大，可能会增强和平的前景。
短期而言，在使动荡的（民主化）过渡之危险降低至最小限度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注２］
政治家打算改造世界，学者不过是想解释它。
本文采取后一种立场，并且以此看待作为一种假说的“民主和平论”。
我以为，上述假说的重要意义，在于激发了研究者——无论赞成与反对——对于国际和平同国内体制相互联系的兴趣，而这一点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所不大关心的；
另一方面，从假说本身衡量，它在实践中被证实的机会似乎并不多于被证伪的可能，至多能看成适用性有限的命题。
二．现实的证实与证伪
实践若不是检验假说之唯一的标准，起码也是较好的标准。
不管同意“民主和平论”与否，此论持有者的一个主要证据听上去给人以难于反驳的印象：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尽管世界上发生了数不清的暴力冲突乃至战争，它们中没有一场出现在工业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区域：
有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比如非洲一些部族国家间至今仍在进行的野蛮厮杀，伊朗和伊拉克两个“独裁政权”之间的八年战争，乃至“共产主义国家之间一而再、再而三的武装冲突”；
有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的战争，比如５０年代英国与沙特、与约旦的冲突，６０年代美国同越南的战争，７０年代美国英国对特立尼达—多巴哥的战事，８０年代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之战，９０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暴风行动”；
却没有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美国日本西欧国家之间自二战结束以来从未打过仗，而且看上去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十分醒目的事实。
然而，闪开“民主和平”论者朝你迎面扔来的“不容置疑”的史料，仔细研读一下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并且推敲捉摸一下已经呈现的内容，不难发现：
第一，存在截然相反的证据，而且数量之多、范围之大，不可能用“例外”、“偶然现象”之类的词句打发它们；
第二，即便是“民主和平”论者提供的证据，也不能完全成立，它涉及到如何定义和看待民主的问题。
我们不必追溯太久远（那样会发现更多的事实证伪“民主国家不开战”的假说，比如，以１８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西方民主制度”基本建立的技术工艺的和政治架构的时点，便有１７９４年“热月政变”后法国与奥国之战、法国同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的战争等等），仅从西方政体已经成型的１９世纪后叶观察，即可见到两起典型的反例：
其一是俾斯麦发动的战争；
其二是美国西班牙战争。
［注３］１９世纪中期，德国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这个国家正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德意志邦联内已形成一系列按西方人尺度考量具有“民主制衡”体制的邦国（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
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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