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关于屈原问题的大论争探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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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的一部分（如投水自沉）的主张和认为屈原作品的一部分系伪造的主张，在此以前，.L已出现;

而否定屈原本身的存在，则似乎始于廖季平。

廖季平作学问一生多变，见解离奇，是众人皆知的。

他的大部分著述均收入《六译馆丛书》（民国10年，四川存古书局刊），其中关于《楚辞》的著述有《楚辞讲义》《高唐赋新解》《离骚释例（附楚辞跋）》，唯独不见熟悉的《楚辞新解》这一倡导“否定论”的矢之作。

现在看来，只有以谢无量《楚辞新论》的引文作为根据了。

　　在早，郭沫若先生也曾在《屈原研究》（文见郭沫若:

《历史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106页）中，提到廖平（字季平）对屈原的否定论。

郭沫若写道:

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人，第一个是四川的廖季平，据谢无量的《楚辞新论》上说:

“我}年前在成都的时候，见着廖季平先生。

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辞新解》给我看，说‘屈原并没有这人’。

他第一件说《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是不对的。

细看他全篇文义都不连属。

他那传中的事实前后矛盾，即不能拿来证明屈年的问题。

　　继廖平以后，胡适（1891-1962）于1922年在《努力周刊》发表《《读》（见《胡适文存》第二集，1961年台北远东图书公司版）一文，从五个方面来全面否定《史记·

屈原列传》作为史料的价值，全面否定屈原及《楚辞》存在的真实性，竟然提出“屈原是谁”?

认为战国时期，根本就没有屈原其人。

因此，口人三泽玲尔和稻烟耕一郎也叹道:

“这些见解是对历代文人关于屈原传说所持的怀疑论的高度集中”，将胡适称作为“屈原否定论的领袖”。

那么，胡适是怎样否定屈原的呢?

据稻烟耕一郎《屈原否定论系谱》讲，胡适的主张由两根支柱构成。

其一仍是对《屈原传》的疑问，其二是由思想史上的观点而得出的疑问。

胡适从思想史上的观点判定，“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出生在秦汉以前”。

这就是说，他认为屈原是一个理想的忠臣，但因战国时代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君臣观念，屈原这样的忠臣是不会产生的。

他还判定，传说的屈原来源于儒教化了的《楚辞》解释，出于汉人之手。

他还把屈原看成与“黄帝、周公”，希腊“荷马”等同类的“复合物”，“箭垛式”的人物，即把屈原这个人物看成是由各种要素凑合起来形成的。

　　不过，稻烟耕一郎又认为胡适的屈原否定论并不彻底，因为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屈原这个人物的存在。

他留有这样的可能性，即认为屈原是所谓“屈原赋二十五篇”中一部分（按胡适的意见，《离骚》和《九章》是其一部分）的作者。

例如胡适就这样认为:

“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

”稻烟耕一郎还对胡适围绕着屈原传说的产生所作的推测特别不满。

胡适在《读》一文里有如下的话:

大概楚怀王三人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伤心的事，故当时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

后来亡秦的义兵终起于南方，而项氏起兵时竟用楚怀王的招牌来号召人心。

当时必有楚怀王的故事或字，话流传民间，屈原大概一也是这种故事的一部分。

……后来这一部分的故事流传久了，竟仿佛真有其事，故刘向《说苑》也载此事，而补《史记》的人也七拼八凑的把这个故事塞进《史记》去。

补《史记》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时代的人，故《司马相如列传》后能引扬雄的话。

《屈贾列传》当是宣帝时人补的，那时离秦亡之时已一百五I一年了，这个理想的忠臣故事久已成立了。

　　所以，稻烟耕一郎称，把胡适看作屈原“否定论”的领袖未必妥当，因为，胡适否定的是后世（汉代以后）形成的“传说的屈原”，而对于可称为原来的“屈原”的那个人物，甚至可能是《离骚》和《九章》这一部分作品的作者的那个人物，胡适是并不否定其存在的。

稻烟耕一郎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内部泛起的那股“屈原否定论”思潮中，最周密、最系统的要算何天行的《楚辞新考》。

据稻烟耕一郎介绍，《楚辞新考》最初发表于吴越史地研究会刊《楚辞研究》（1937年出版）中。

在同辑《楚辞研究》中，第二篇刊登的是卫聚贤（也是一位“屈原否定论”者）的《离骚底作者一一屈原与刘安》。

何天行从六个方面论证了《史记·

屈原列传》非司马迁所撰，称如果屈原是楚国的有名人物，《史记·

楚世家》为何不提到屈原;

《屈原列传》中的很多文字是抄自《战国策》的，而《战国策》并没有提到过屈原;

屈原传说是在汉太初年以后，与刘向《新序》《说苑》和刘欲《七略》等同时出现的，西汉之前并无屈原之说等。

稻烟耕一郎指出，何天行的“屈原否定论”的论纲是这样的:

屈原这个人物实际上不存在。

前汉时代（被看作是）涉及屈原的文献（贾谊《惜誓》《吊屈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一匕谏》等）均系前汉末之伪托或实际与屈原毫不相关。

而作为最重要资料的《史记·

屈原列传》又如历来所指出的那样，有种种不完备之处;

这并不是后人增补生误，而是表明了《屈原列传》本身全篇都是后人所写。

《屈原列传》的作者大有可能是刘向或刘欲，而定名“楚辞”也是从刘向开始的。

《离骚》的作者本是淮南王刘安。

一则因刘向父子憎恶刘安，二则因刘向要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因而虚构一个理想的忠臣“屈原”为《离骚》的作者。

　　何天行除了否定屈原及《楚辞》的代表作《离骚》以及《远游》等作品外，还认为《楚辞》中其鉴于何天行“否定论”的“周密”性、“系统”性与“大胆”性，稻烟耕一郎指出，何氏“否定论”，在各种屈原“否定论”中，可以说是兴味最深的。

　　据黄中模《屈原问题论争史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金菊、余火、松啸在《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发表的《中口学者屈原问题论争综述》，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口本汉学界再度掀起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屈原否定论”。

1968年口本东京教育大学教授铃木修次同高木正一（立命馆大学教授）、前野直彬（东京大学教授）三人共同主编，并约请口本20多所大学的20多名教授、副教授集体撰写了《中国文学史》（被称作是“代表了口本学术界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最新成什么爱国诗人。

如果“屈原真是楚辞的伟大作家，还是只不过戴着纸糊的假面”人物罢了。

而“《离骚》决非屈原的自作。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离骚》确系屈原自作，早在最初的时候就要引起诗人们的强烈关心”。

他在作了长篇大论之后，最后说《离骚》《哀邹》等作品，“是屈原死后，对其记忆犹新的时候的诗人的手笔”。

　　二、中国学者奋起回击日本学者的

　　“屈原否定论”

　　口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很自然地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文学研究动态》（1981年第2期）曾有所报道。

《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在征得稻烟耕一郎与三泽玲尔的同意后，刊载了他们的文章;

同期还刊登中国学者陈守元、黄中模两人批评“屈原否定论”的文章，由此而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大讨论。

截至1987年底，《求索》《河北学刊》《中州学刊》《社会科学》《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四川师范学院学报》《成都晚报》等拍多种报刊，发表了拍余篇批评“屈原否定论”的文章。

1981年5月，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前身）古代文学研究所又率先召开了全国屈原问题讨论会，对国内外的“屈原否定论”进行了专题讨论。

以后，长沙、泪罗、湘潭、武汉、荆州、秦皇岛等地区也相继举行了学术讨论会及报告会，进行专题研究。

我国许多《楚辞》研究专家都积极参加了这一事涉历史真相与民族尊严的大论争。

这次大论争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如下:

　　黄中模在《谈中涉及的有关的一些争议问题》（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中，针对口本学者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的否定论观点指出，《屈原问题考辨》中引用我国过去许多评论屈原和检校《史记·

屈原传》的资料，并对其中一部分作了评说或解释。

由于要为文章主题服务，引述自然侧重于与《史记·

屈原传》的论述相左的;

又由于有的资料或未为文章作者所见到，因而有的评说或解释不免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对屈原思想人品的减否，对屈原思想人品的评论的分歧，都不仅不足以作为否定《屈原传》并进而否定屈原存在的因素来积累;

反之，倒可以作为相信《屈原传》、相信屈原实有其人的旁证。

因为如果连屈原这个人的存在和《屈原传》的真实性都不承认，又凭什么对屈原加以非难乃至丑化呢?

一个是是非问题，一个是有无问题，前者以后者的肯定回答为前提，两者不能混淆。

至于对《史记·

屈原传》的评论，或指出某些字词错讹，或指出某些文句颠倒，或指出某些句段系后人掺入，都属于局部订正，用意在使其论述更为完善或恢复其本来面目，这在检校古代文献中是常见的现象;

如果别无根据，也不能把这种局部订正扩大到似乎要否定全篇的程度。

　　接着，黄中模列举《屈原问题考辨》中对我国过去某些评论所作的评说或解释与实际情况不完全吻合之处，并进行逐一辨析。

他特别提到三泽玲尔所谓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不载屈原事（三泽玲尔认为:

“这是司马光考虑用严格的态度编写史书的屈守元在《不有屈原，岂见》（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一文里，针对以三泽玲尔为代表的口本学者关于“《离骚》的主人公”，“完全和传说中的屈原一样”的议论发表看法说，文学作品不反映作家的时代、身世、思想、人格，又反映什么?

《离骚》的主人公就是屈原，不和他“一样”，又该和谁“一样”?

这难道不就是作品的个性化吗?

读曹植的诗，就会感到他“颇有忧生之u}00（谢灵运《拟邺中咏》语，见《文选》卷三十一）;

读杜甫的诗，就会感到他“一饭未尝忘君”（苏轼《王定国诗集序》语）;

陶渊明的作品，“文取指达”（颜延之《陶征士诛》语）;

苏轼的作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语）。

如此等等，哪一个大家的作品又不体现出先进的民族和国家），不一定就都有以屈原创作为代表的中国南方文化那样高的水平。

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步调并不是一致，后来居上也不可否认。

但如果甲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发达得较迟，就怀疑乙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发达得太早，一定要把它们拉齐，这样的历史观，我殊不敢赞同。

　　王开福在《屈原是不是诗人》（载《中口学者屈原研究与讨论集》）里，对冈村繁不承认屈原是楚辞的创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长篇反驳，他说:

“艺术作品一旦出现，它的价值就客观地存在着，要加以否定是办不到的。

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随时都可见到屈赋的影响，证明屈赋有不朽的价值。

口本许多朋友对屈原及其作品，讨论过去，讨论过来，或肯定，或否定，都说明着屈赋的影响及不朽的价值。

”他又说:

“要推倒屈原创作《离骚》，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倒司马迁的《史记·

屈原列传》。

六十年前何天行、胡适做过这样的事，但没有成功。

”华书局1991年6月版）却有了考订。

他宣布说《战国策·

张仪相秦》章是先秦时代关于屈原的重要史料，因为该章说的那个要求使齐恢复齐楚邦交的人，就是屈原。

赵逢夫的这一贡献是对“屈原否定论”的有力批驳。

　　三、屈原问题大论争的意义

　　郭维森针对三泽玲尔等关于《离骚》等诗篇不是屈原所作，而是古代迎春仪式的“民族歌谣”的论调，在《从屈原创作的个性化论屈原之不容否定》（载《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一文里，从分析《离骚》的“鲜明个性”入手，着重论述了《离骚》的“自传性质”，指出《离骚》等诗篇是屈原个人的创作，而绝不是什么“民族歌谣”。

陈守元《商榷》（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则从8个方面分析了“民族歌谣”论的不科学性。

　　上世纪80年代中，中国学术界批评“屈原否定论”时曾因对方称《战国策》未提及屈原而颇费思考，但90年代初赵逢夫《张仪屈守元先生在这场论争中讲过，屈原及其作品，作为我们要批判地继承的古代文学遗产，是允许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进行讨论的;

但总希望在讨论中建立一种有实事求是之志、无哗众取宠之心的学风，既不能诬徒，也不能欺世。

中国学者正是抱着这样严肃认真的态度参与到论争里去的。

论争虽说至今尚谈不上终结一一被不少学者热烈推荐的口本讲谈社版《中国的历史》至今仍对《史记·

屈原列传》的某些记载持怀疑态度，还称屈原乃“假托为《楚辞》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