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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家总动员法》实施以后，由于利润分配、股东的权利以及劳动力的雇佣和流动都受到了限制，企业就变成了以从业人员为中心的组织和共同体。
这样，以大企业为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萌芽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工资制，就由于就业和工资方面的统制而发展起来了。
其次，在工会被取缔以后，由于企业的所有从业人员，包括经营者和一般职工都参加了按企业组织的“产业报国会”。
另外，由于扩大军需生产的紧急措施，在制造业中就形成了系列和承包生产的体制。
②间接金融。
战前，在日本企业的资金筹措中，直接金融特别是发行股票曾占很大的比重。
1935年，日本产业资金供给共为11.99亿日元，其中，发行股票筹措资金为8.16亿日元，超过了银行贷款的3.57亿日元，占总额的68.1%。
然而，在金融统制下，由于资金的分配全面向军需产业倾斜，许多企业在利润分配受到限制、股票不值钱的情况下又很难发行股票，所以日本的金融就由直接金融转向了间接金融。
1945年，日本产业资金供给共为504.05亿日元，其中，发行股票筹措资金为30.82亿日元，大大低于银行贷款的469.98亿日元，只占总额的7.5%。
③政府干预。
在战前的官僚制度下，政府官员很少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
然而，自1941
年8月《重要产业团体令》公布以后，由于产业界普遍成立的“统制会”实际上成了政府进行经济统制的工具，再加上政府所建立的各种各样的“营团”和“金库”（战后公社、公团或公库的前身），日本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就迅速增加了。
另外，在统制经济下，政府官员对企业的看法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当时被称之为“革新官僚”的政府官员，他们普遍认为企业不应该是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组织，而应该是为了国家的目的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组织，并主张有能力的人管理企业。
④经济计划。
战时经济统制期间，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是制订各种经济计划，具体包括物资动员计划、贸易计划、资金统制计划、劳务动员计划、交通电力动员计划和生产力扩充计划等。
这些计划都是以满足战争需要为中心而制订的，其实施的结果，就完全取代了市场分配资源的机能。
⑤税制改革和国家控制。
战前，日本税收主要是依赖地租和营业税，在传统产业中基本上是按企业规模课税，地方财政有很大的自主权。
1940年，日本政府根据战争需要进行了税制改革，在世界各国中首先实行了工薪所得的源泉征税制度，并引进了法人税，从而确立了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税收制度。
与此同时，税收的财源高度地集中于中央，对地方财政则通过实施特定补助金制度，加强了国家对地方的控制。
⑥土地制度。
由于《地租统制令》、《地价房租统制令》和《临时土地价格统制令》等统制措施的实施，以及1942年制订的《粮食管理法》，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江户时代以来长期持续的佃耕农制度实际上陷入瘫痪，地主的地位大为下降了。
（二）1940年体制的延续
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指令下，日本进行了以劳动民主化、解散财阀和农地改革为中心的经济民主化改革。
尽管如此，战时经济体制即1940年体制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还延续下来并进一步发展了。
1940年体制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是：
1．完好无损的官僚机构
在民主化改革中，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在打击日本政府，惩罚战争罪犯的过程中，虽然对日本政府的经济管理机构进行了“大改革”，即修改了《国家公务员法》，引进了“人事院制度”，但却并未触及到日本的官僚制度。
这样一来，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政府的职能虽然由战争转向了经济建设，但官僚制度却依然保持了战前的一套做法。
从政府机构看，战后只不过撤销了军部，改革了内务省，其他省厅则基本上是原封未动。
以大藏省为例，与1937年相比，战后除增加了证券局和关税局以外，发生机构变动的只不过是把营缮管财局改为了理财局国有财产诸课、把外汇局改为了国际金融局，其他机构直到现在也都未发生什么变化。
另外，当时被驱逐的公职人员虽然多达21万人，但除了军部和军官以外，各政府部门只不过驱逐了3000多人，其中，大藏省只驱逐了9人。
更为重要的是，战后以来，日本虽然强调地方自治，但战时的财政体制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税收和其他财源仍然是高度集中于日本政府。
战后，日本的官僚制度之所以得以完好无损地延续下来，首先是由于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实施了利用日本政府实施间接统治方式的结果，这与战后的德国政府被占领军彻底改组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是由于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对日本经济改革的目标不明确，即美国当初虽然有打击日本，使日本永远丧失对美战争能力的想法，但却没有彻底改变日本经济体制的意图。
2．没有达到目标的金融改革
在战后的民主化改革中，占领军司令部也曾提出过彻底改革日本金融体制的方案，这就是撤销长期信用银行，把长期金融体系由以间接金融为主，改变为像美国那样的以直接金融为主。
与此同时，还计划建立独立于大藏省的金融厅。
然而，这一改革后来并未付诸实施，不仅长期信用银行依然存在，而且金融管理机构也只不过是成立了大藏省领导下的“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
改革目标没有实现的原因，除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巧妙周旋外，主要是由于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并不充分了解日本的金融体系，再加上在当时通货膨胀严重、股票等金融资产急剧贬值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具备直接金融的条件。
3．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
从1947年起，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尤其是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在东西方对立的情况下，美国就改变了当初打击日本的政策，决定扶持日本，把日本作为远东地区反苏反共的据点和马前卒。
其后经过朝鲜战争和旧金山媾和条约，对日扶持利用政策就正式成了美国世界战略的重要一环。
在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中，日本首先受益的，是《过度经济力集中排除法》未打击到日本的金融机构，这也是前述金融改革没有达到预定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1947年公布的《过度经济力集中排除法》，帝国银行、三菱银行、安田银行和住友银行等四大银行都曾被定为了分割的对象。
然而，由于1948年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实质性变化，占领军司令部就放宽了过度经济力集中排除法的打击对象。
结果，除帝国银行被分割为新帝国银行和第一银行外，原五大财阀系银行只不过是更改了一下名称而已。
（三）日本式经济体制的全面形成
1950－60年代，日本经济不仅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且还在1940年体制的基础上全面形成了日本式经济体制。
日本式经济体制既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又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式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是：
1．日本式企业制度
①“三种神器”。
在高速增长时期，战时经济统制期间就已成型的日本式企业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了。
其重要标志，首先是以大企业为中心，全面形成了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工资制，普遍建立起了企业内工会。
终身雇佣、年功工资和企业内工会被称之为日本企业的“三种神器”，它既是日本式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日本式经营的重要基础。
②命运共同体。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战后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日本企业还形成了从业人员的命运共同体。
在欧美各国，企业归股东所有，从业人员不过是按契约劳动的被雇佣者。
而在日本企业中，企业和从业人员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契约关系，而是带有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性质。
2．企业间关系
①企业集团和系列关系。
以战前的财阀系企业为基础，通过相互持股，日本大企业大都以城市银行和综合商社为中心，形成了企业集团。
与此同时，各大企业在发展为全国性企业的同时，还通过对子公司和部分长期交易企业的控股或持股，形成了以总公司为首的企业集团和系列关系。
这种企业集团和系列关系以资本为纽带，不仅密切了城市银行、综合商社和企业间的关系，而且还加强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和系列企业的控制，在企业之间形成了比竞争更为重要的协调与合作关系。
②内部交易。
随着企业集团和系列关系的发展，战时扩大军需生产所形成的企业系列和承包生产体制，进一步发展为企业间的内部交易。
同一企业系列企业间的内部交易，不仅使大中小企业间形成了稳定的交易关系，而且还使日本的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③相互持股和法人所有制。
由于战后初期的民主化改革中解散了财阀，驱逐了财阀企业上层领导人的公职，战时经济统制期间就已受到限制的股东权利进一步削弱了。
其后，由于法人相互持股的发展，法人大股东取代了个人大股东，以大企业为中心，法人所有制就取代了资本家所有制。
以法人所有制为基础，日本大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了比较彻底的分离，其重要标志，就是在日本大企业中，作为股东代表的外部董事人数甚少，企业经营者大都是从企业内部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一般社员经过努力奉公和职务晋升，都有机会进入经营者的行列。
3．银企关系－主银行制度
主银行制度虽然萌芽于战前并在战时经济统制期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其真正形成却是在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主银行制度既是日本金融和企业金融的重要特点，也是日本企业和银行关系的重要特点。
由于主银行制度，日本企业和银行之间不仅以金融交易为主，形成了长期而稳定的交易关系，而且还通过银行对企业的持股，在所有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日本企业特有的统治和治理结构。
4．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方式
高速增长时期，间接金融不仅进一步发展，而且成了日本基本的金融方式。
1950年，，在日本产业资金的供给总额中，银行贷款占85.3%，1965年又进一步提高到了90.1%。
这种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方式，既是人为低利率政策下信用分配的产物，也是金融锁国体制下国际资金流动受到了排斥和限制的结果。
其中，人为低利率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金融统制。
首先，根据1947年制订的《临时利率调整法》，金融市场的利率在法律上受到了规制，不可能随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提高；
其次，由于大藏省的店铺规制和日本银行的“窗口指导”，不仅长期把金融市场的利率控制在了实际利率水平以下，而且还限制了银行业的竞争，保护了经营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银行、相互银行、信用金库、信用组合等中小金融机构。
在上述金融统制体制下，广大中小金融机构虽然由于店铺方面的优惠吸收了大量的存款，但由于利率规制，却不可能把它贷给有较大经营风险的中小企业；
与此同时，由于营业地域的限制，中小金融机构又不可能以大企业为贷款对象。
于是，中小金融机构所吸收的大量存款，就通过金融机构之间的短期借贷等银行间市场，集中地流向了城市银行。
在主银行制度下，城市银行汇集的资金集中地供给了重点产业部门的大企业。
另外，以日本兴业银行为中心的长期信用银行，也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的特权，利用金融债券从地方银行、相互银行、信用金库、信用组合吸收了大量的资金并供给了重点产业部门的大企业。
这样一来，在日本的金融机构之间，就以城市银行和长期信用银行为骨干，联结地方银行、相互银行、信用金库、信用组合等中小金融机构，形成了一种井然有序的间接金融体系。
当时，大藏省的政策是既不允许任何新的事业参入，也不让任何一个金融机构破产，采取了被称之为“护航舰队方式”的金融保护行政。
5．日本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
①宏观经济政策。
从战后经济复兴时期开始，日本政府就通过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干预。
例如，战后初期实施的增加货币发行量刺激景气的金融政策和倾斜生产方式政策，都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
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确保了战后经济的迅速复兴，所以，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以后，日本政府以金融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为中心，并辅之以产业政策、国土开发政策、收入分配政策、通商贸易政策、技术引进和技术开发政策、劳动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等，全面干预了国民经济。
日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大都有其独自的特点，并且大都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例如，以人为低利率政策、“窗口指导”、“护航舰队方式”等为显著特点的日本式金融政策，以产业结构政策、产业保护政策、企业政策、政策金融等为显著特点的日本式产业政策等，都是独具日本特色并且取得了很大成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②国家规制。
日本政府在干预国民经济方面较多地运用了法律手段，制订了许多国家规制。
所谓国家规制，是指政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防止不必要竞争、确保公正交易，以法律、行政命令和通知等形式，对企业和产业活动所制订的规章制度或要求，也可理解为国家限制或国家管制。
战后以来，由于日本政府实施了全面干预国民经济的政策，所以，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也是国家规制最多最严的国家。
从国家规制所发挥作用的范围看，如果把存在有关法律或制度的经济领域视为国家规制的对象，则1990年日本受到国家规制经济领域占全部的41.8%。
其中，制造业和不动产业受到规制的比重虽然只分别为14.1%和7.5%，但金融、保险、电力、煤气、自来水以及矿业、建筑业所受到的规制都达100%，运输通讯业、农林水产业、服务业所受到的规制也分别达97.3%、87.1%和55.6%。
由此可见，除制造业和不动产业外，日本政府的各产业的规制都是很多很严的。
③经济计划。
日本政府在干预国民经济方面还较多地运用了计划手段。
从1955年开始，日本政府就开始像战时经济统制时期一样地制订了经济计划，用以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
其中，最有名的是1960年制订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
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虽然不是指令性计划而是指导性计划，但由于它适应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提出了符合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的长期经济政策，引导了经济发展的方向，为家庭和企业提供了可靠的信息情报，指导了民间部门的经济活动。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除日本外，制订经济计划的国家只有法国和瑞典。
德国、英国和加拿大虽然也有长期经济计划，但其内容只限于财政方面，并不涉及经济目标和经济政策的方向。
④国土开发。
日本政府对计划手段的运用在国土开发方面表现的更为明显。
除经济计划中的公共投资计划外，日本政府还专门制订了国土利用计划和国土综合开发计划。
1960年以来，日本政府共制订了三次国土利用计划，五个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另外，日本政府还制订了许多地方开发计划。
与经济计划相比，国土利用计划和国土综合开发计划更为具体，其针对性也更强。
以国土综合开发计划为例，历次计划不仅都详细分析了制订计划的背景，而且还都具体地提出了计划的基本目标、基本课题、开发重点、开发方式和有关政策措施等。
由于国土综合开发计划更集中地体现了日本政府的政策意图和政策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市场在国土开发方面的失败，所以不仅在纠正东京一极集中的弊端、缩小过密地区和过疏地区间的差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日本式经济体制的顶点
1．继续发展的日本式经济体制
经过1950－6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到1970年前后，日本经济已基本上完成了赶超欧美的任务。
其后，以1973年的石油冲击为转机，日本经济就由高速增长转入了低速增长。
由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公害、环境问题，国民生活落后于经济发展问题，以及过疏过密和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等问题，当时日本国内已开始出现了批评生产第一主义的呼声。
与此同时，随着重化学工业化的发展，在日本钢铁工业、造船工业、汽车工业国际竞争力全面增强、出口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日美、日欧间的贸易摩擦已开始引起了欧美各国的不满。
这样，日本式经济体制就开始受到了国内外的批评和挑战。
然而，由于石油冲击对日本经济的严重打击，为了渡过难关，日本政府和企业都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对策。
结果，以生产优先、企业利益优先和劳使协调为中心，日本式经济体制不仅未因赶超时代的结束而及时调整，反而又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从实际情况看也是这样。
由于措手不及，日本经济在第一次石油冲击时虽然受到了严重打击，但当第二次石油冲击来临时，日本经济却没有受到欧美各国那样的严重影响。
1980年前后，当时发达国家仍苦于滞胀的困扰时，日本经济却率先摆脱了滞胀，实现了发达国家中最好的增长局面。
其后直到80年代末，日本经济也一直保持了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增长速度，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优等生。
对于低速增长时期的经济发展，企业的节能措施，经营合理化措施、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加工贸易立国战略到科学技术立国战略的转变等，虽然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日本式经济体制继续发展无疑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日本工会的组织率直线下降，劳资纠纷显著减少，工人一直没有提出过高提高工资的要求，离职转职率普遍降低，对企业合理化主动配合，等等，都体现了日本式经济体制的发展和作用。
2．日本式经济体制的顶点
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成功地克服了日元升值的冲击，再次出现了大型经济景气－平成景气。
平成景气的出现，不仅使日本经济再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且还巩固了日本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当时，由于日本已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的黑字大国、资本输出大国和海外债权大国，所以，“世界第二超级经济大国”就成为日本经济大国的代名词，“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也一时成了热门的话题。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式经济体制不仅受到了国外各方面的广泛称赞，日本国内也普遍沉醉于自我欣赏的喜悦和陶醉之中。
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巩固和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面临巨额贸易黑字和国际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局面，日本本来应该及时调整赶超型的经济体制，改变迄今为止内部性、封闭性的市场经济，转向开放型的市场经济。
对此，日本有关方面也确实有所认识，表示了积极的姿态，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从1980年起，日本就开始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但是，直到80年代末期为止，日本在经济统制的调整和改革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面临欧美各国要求日本缩小贸易出超的压力，日本虽然采取了增加公共投资和扩大内需的措施，但这只不过是通过补充预算支出了所增加的税收而已。
所以，80年代，公共投资占GNP的比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还下降了；
而且，公共投资的结构也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日本财政这种消极的态度，固然与石油冲击后财政赤字扩大，“重建财政”一时成为日本经济的重要课题有关，但由此也反映出了日本政府对结构调整和体制转换并无明确的认识。
至于广大企业，则更没有改变传统制度和惯例的意识和动机。
在劳使关系协调、劳动生产率高、国际竞争力强、汽车和半导体等出口产品席卷欧美市场的情况下，尽管日本式经营的弊端已经开始暴露，但由于赞美日本式制度和惯例的主流派势力，日本企业根本就没有改革的内在动力。
结果，取得显著进展的金融自由化不仅没有推动日本式经济体制的改革，反而还助长了严重的泡沫经济。
（五）日本式经济体制的特点
1．生产优先或生产第一主义
日本式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础，首先是生产优先或生产第一主义。
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扩大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都始终是日本政府和企业优先考虑的课题。
本来，扩大生产只不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其长期坚持的结果，却使手段变成了目的，从而就形成了所谓的生产优先或生产第一主义。
生产优先或生产第一主义思想意识的形成，与日本长期落后于欧美各国，一直要实现经济赶超有很大的关系。
从明治维新到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期间，日本政府和企业的主要目标，都一直是追赶欧美。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式经济体制乃是一种赶超式的经济体制。
为了赶超欧美，日本无论在微观的企业制度方面，还是在宏观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都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优先或生产第一主义的机制。
例如，从微观方面看，日本企业的高积累率、个人和家庭的高储蓄率，从宏观方面看，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是这种赶超式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2．否定竞争
日本式经济体制的另一思想基础是否定竞争。
1940年体制下的统制经济完全否定了市场竞争，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所以，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式经济体制，也必然是否定竞争。
从思想意识方面看，就像一般常说的“过度竞争”一样，战后日本人“讨厌竞争”的意识仍是非常强烈的。
例如，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曾担任过新日铁第一任社长和经团联会长的稻山嘉宽，在其《战后履历书》中就写过如下一段话：
“我喜欢用‘协调’这两个字代替‘竞争’，只有‘自由协调’，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
我正是以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来写我的履历书”（参见稻山嘉宽著《战后履历书》，连载于《日本经济新闻》1995年3月5日）。
这种根深蒂固的否定竞争的思想意识，无疑是日本式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
从实际情况看，无论日本式企业制度，例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工资制和系列内交易等，还是政府的许多经济政策，例如人为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保护行政等，其共同特点就都是否定竞争的。
至于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特别是国土利用计划和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则不仅都没有运用竞争原理，而且还都是为了纠正竞争的不良后果而制订和实施的。
3．内部性、封闭性、不完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
由于日本式经济统制的思想基础或基本理念是否定竞争，所以，与欧美各国相比，日本式市场经济就明显具有内部性和封闭性的特点，与此同时，日本式市场经济也就是一种不充分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
以劳动力市场为例，由于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工资制，不仅日本的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各大企业内部的封闭性市场，而且以工资为首，各种劳动条件也不是在公开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形成的，而是在各企业的内部形成的。
这种内部性、封闭性的劳动力市场，完全排除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即在日本，决定劳动力流动和工资水平的并不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而是企业内部的各种制度性的非竞争性因素。
这样，日本职工在进入企业工作之前，虽然有进入大中小企业的就职竞争，但一旦进入企业之后，就基本上失去了进一步竞争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大企业的劳动者，虽然享受了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工资制的一些好处，但也为此而付出了一生听命于企业的代价。
4．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体制
资本主义经济制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