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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为什么不听？
”李毅中对一些执法人员的质问，可谓击中问题的要害。
官煤勾结，官员入股，权钱交易使个别监管者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些矿主利欲熏心，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麻木不仁。
有的矿主为了一己之私，明知生产中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反而鼓励工人快干多挖。
更有甚者，私自关闭报警系统。
这些矿主无疑成了矿难的帮凶。
分析安全事故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不是思想不重视，而是制度没落实；
不是监管不到位，而是利益驱动使然；
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这种在生产中只看到利润看不到职工，只看到金钱看不到生命，只见物不见人的观念，与时势不符，与中央精神相逆，必须得到彻底纠正和全面清理。
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面对安全事故多发势头，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
对重特大安全事故，党中央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始终关心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
“对矿工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温总理去年元旦赴陕西陈家山煤矿慰问矿难家属时的讲话，让人记忆犹新。
最近中央又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在节前集中开展一次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整改治理行动，全面消除事故隐患，坚决防止各类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中央的要求和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举一反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
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就必须加强安全生产制度的落实和监督。
工作中，我们并不缺乏制度，但在不少地方，制度却成了一纸空文。
制度写在了墙上，挂在了嘴上，却没有落实到行动上。
制度一旦变成了装饰品，其作用就消失殆尽。
制度源于实践，凝结着血的教训。
因此，我们在忙于制定制度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制度的执行和监督。
对那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人严加惩罚，使其付出沉重的代价
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就必须摆正人与发展的关系。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让人民共享。
人民是发展的动力，造福人民更是发展的目的。
发展需要速度，但人民更需要安全。
企业的利润、领导的政绩等与人的生命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作为官员必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企业绝不能忽视安全，唯利是图，本末倒置。
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就必须鞭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安全生产责任大如山，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无所作为的形式主义贻害无穷。
政府是人民的“守夜人”，负责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落实中央政令，各级主管部门应切实转变作风，抓工作不能停留在开会、发文件上，一定要敢抓敢管，抓实抓严，通过抓好落实，消除法律政令的“肠梗阻”现象，维护人民的利益、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权威。
国家需要发展，社会需要和谐。
搞好安全生产，减少伤亡事故，是当下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确保群众过个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是我们各级政府承担的责任，也是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半月谈2006年第2期
开创农村文化工作新局面
王秀真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
而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方针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要求。
也就是说，所谓新农村，不仅仅是农村经济的一翼突进，而是农村整体文明的腾飞。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应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毋庸置疑的主力军；
其次，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是农民，我们必须把培养、提升农民的综合文化素质作为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近年来，我国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不断增加，实施了送书下乡、文化信息共享、送电影下乡等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农村文化建设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
但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文化工作底子太薄，农村文化的发展与农民群众迅速增长的文化需求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主要是农村文化的供给数量少，质量差，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的现象普遍存在。
比如，时下正是农村冬闲时节，本应是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好时候，但许多农民却无所事事，只能蹲墙根，晒太阳。
由于健康文化缺位，如今在农村一些地方，赌博盛行、迷信成风、低俗色情表演不断，破坏了淳朴的乡风，也造成了许多让人头痛的社会问题。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何在？
一是投入明显不足。
2004年，在全国文化事业费仅占全国财政总支出0.4%的情况下，农村文化经费又仅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26.5%；
二是文化基础设施落后。
截至2004年7月，全国农村乡镇中，有23687个文化站需要新建、改建；
三是为农村服务的公共文化机构运转存在较大困难。
2004年全国共有720个县级图书馆无购书经费，文化馆、文化站由于经费紧缺不能正常开展业务，多数县级电影公司难以正常运转，许多县级剧团有名无实，无法正常演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更新发展思路，创新内容与形式，开创农村文化工作新局面。
首先，要认清农村文化工作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文化的领导存在两个突出问题。
一是“软”，只重经济建设不重文化建设，一手硬一手软，使得农村文化工作被虚化。
二是“偏”，在文化整体工作上，又只重城市不重农村，只重在城市里建设博物馆、大剧院等标志性建设，不重在农村开展春风化雨的文化活动。
对此，各级领导要统一认识，把农村文化工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纳入干部晋升考核指标，加大工作力度。
同时，要加大对农村的文化投入。
目前，各地正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应借此机会将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大投入。
其次，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为农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的责任。
近年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离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营高效、服务优质、覆盖农村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下一步，应该从完善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文化活动室入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要借即将在全国展开的文化体制改革的东风，加快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内部改革，建立一种良好的机制，提高其为农民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最后，要扶持农民自办文化和发展文化产业。
多年来，各级政府都很重视“文化下乡”工作，这些活动也确实为活跃农民的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注重“送”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重视培育农村文化的内生机制，让农村“土生土长”、“不走”的文化发展壮大起来。
从目前情况看，一要重视、扶持民间的“自乐”活动。
现在，许多农村都产生了一些自娱自乐的民间文艺团体，深受群众喜爱。
对此，各地政府要大力支持，通过积极组织花会、灯会、赛歌会等活动，促进它们的发展。
二是要发展文化产业。
我国农村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通过引导各种市场主体对其进行开发，则不仅可以生产出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农民的文化需要，而且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当地经济。
尽管农村文化工作目前还面临很多困难，但只要我们思想上予以重视，工作上敢于创新，相信农村文化一定会得到大发展，在促进新农村建设、满足农民文化需求、以及提高农民素质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半月谈2006年第3期
承德扶贫模式的启示
王永前
“中国式扶贫”这艘巨轮驶至今日，取得了骄人成就。
然而，扶贫步入最后攻坚“关口”，阻力陡增，难度加大。
一是剩余的绝对贫困人口分布更散，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社会发展程度极低，新一轮扶贫攻坚战无疑是场硬仗；
二是刚刚脱贫的群体自我发展能力尚弱，稍有闪失便有“返贫”之虞。
在这一大背景下，河北省承德市趟出的以转移培训农村贫困劳动力为特色的扶贫新路，颇具现实启迪意义。
其一，在“造血”上下大气力。
众所周知，我国采取的是“输血”和“造血”相结合的扶贫模式。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输血”容易“造血”难，有的扶贫就是给钱给物、临时救济，无法彻底铲除贫困根源。
承德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转移培训作为“脱贫产业”、“朝阳产业”和“富民产业”来抓，智力扶贫、技术扶贫、信息扶贫多管齐下，变单纯“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
“不掏钱就上学，培训完能就业”，承德市通过培训农民、输出农民，实现了“脱困一批，稳定一批，带动一批”的最终目标，形成了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
其二，让贫困农民自己做主。
贫困农民需要资金、技术的扶持，更渴求获取改变自身命运的决策权。
过去我们搞扶贫开发，往往是政府部门指定项目，干部指挥甚至强迫农民去干，非但效果难如人意，部分农民还会误认为扶贫就是政府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
承德扶贫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扶贫过程中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搞“一厢情愿”，更不搞“拉郎配”。
其实，干什么，学什么，老百姓心里最清楚。
多年外出打工的经历使贫困农民都有学习技能、提高本领的期盼。
正如该市平泉县的姜氏兄弟所讲：
当保安是青春饭，趁年轻我们想学点技术。
而农民最放心不下的“培训后能否就业”的疑虑，也在当地政府的庄重承诺和具体实践中悄然消释。
其三，瞄准市场下“订单”。
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探索“招工扶贫”、“劳务输出”等扶贫模式，然而却不乏种种尴尬：
人培训了，却输不出去；
输出去了，却找不到“饭碗”。
失败的教训提醒我们，培训内容若不与市场对接，学员素质若达不到用工要求，“招工扶贫”、“劳务输出”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们看到，承德市解决贫困农民就业的制胜法宝是“订单培训”，培训机构设有市场部，专门负责在劳动力市场上跑“订单”，只有接到“订单”并接受政府审核后方能招生。
显然，“订单培训”对培训机构形成了“倒逼机制”，逼迫他们根据市场需求取舍专业，修正教学课程和教学模式。
实践证明，这种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培训模式创出了品牌，赢得了市场，取得“走出去，有收入，留得住”的显著成效。
其四，吸引社会参与获“双赢”。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是“中国式扶贫”最大的特色。
承德市在扶贫进程中恰好借助社会“这只手”搭建起培训平台，既解决了师资、场所等诸多问题，又为职业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无论是培训资金的拨付还是订单质量的审核，政府部门都对培训机构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如对那些不具技能含量、不需要培训的农民也能干的活，再大的订单也要坚决顶回去；
对招不到学员的技校，即使被列为培训基地，政府也分毫不拨培训资金。
这些做法迫使技校主动对接市场、开拓市场，真正变成转化农民、服务“三农”的基地。
其五，打造就业保障长效机制。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仅在于“转”，更重要的是“留”，不能一转了之，甩手不管。
承德对转移出去的贫困劳动力进行全程跟踪，并摸索出了一套“回访制”、“招回制”和“提高制”相衔接的就业保障机制。
政府与学校定期到用工单位了解学员的工作、生活状况，并想方设法维护学员的正当权益；
对不合格的学员重新“回炉铸造”；
鼓励已就业的学员继续提高素质。
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地保障了外输劳动力的“高就业率、高稳定率、高就业待遇”。
其实，承德扶贫新模式不仅仅是“穷人经济学”的生动实践，也对各地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在当前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下，承德模式的成功探索告诉我们，各级政府应针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着力提高农民的素质，使劳务输出由纯体力型向职业技能型转化。
当然，造就“品牌民工”，光有技能也不行，综合素质不高，再热的劳务品牌也长久不了。
在进行技术培训的同时，法律常识、社会公德、择业观念、竞争意识、安全生产等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都需要得到相应提高。
半月谈2006年第4期
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
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十一五”规划《建议》勾勒出的新农村景象令人向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
这项惠及亿万农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包括二十字的基本要求：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主要是指物质层面，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指精神文明，而管理民主则属于政治文明范畴。
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21世纪全面小康社会的农村，是实现现代化的农村，既包括发展农村生产力，又包括调整完善农村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全面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总体布局。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建设新农村，必须夯实物质基础。
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没有农民生活的改善，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经济基础，农民也会失去积极性。
因此，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实际增收，着力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农业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善，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各方面的实惠。
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坚持两个不变：
一是不能动摇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二是不能加重农民负担。
改革开放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必须坚持和完善，保障农民物质利益的基本准则必须遵循。
建设新农村的前提条件是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这无疑需要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但这不单纯是多拿几个钱的事，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
城市建得再漂亮，马路修得再宽，如果农村凋敝、农业衰弱、农民富不起来，经济也难以长久繁荣，反而会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
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是建设新农村“乡风文明”的本质，包括文化、风俗、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
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是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
减小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促进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先进科学与文化的提升；
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离不开广袤农村土地上人们的安居乐业，同样也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浸润与影响。
目前在我国一些农村，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现象仍普遍存在。
建设新农村，重要的是需要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广大农民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
一旦这种文化观念能够形成并深入人心，就能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层面上发挥其广泛、稳定而持久的影响。
“村容整洁”要从解决农民最急迫、最直接、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让农民得到实惠。
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比较差，面临的问题还很多，要解决也存在轻重缓急的不同。
有的急需解决，如农民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供水、安全、环境卫生、污水与垃圾处理等；
有的需要逐步解决；
有的可能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
现在首先要筛选整治的重点内容，如村庄内部道路、村庄供水设施、村庄排水设施、村庄垃圾集中堆放点、村内乱搭滥建、人畜混杂居住、村庄废旧坑塘与河渠水道、古村落与古建筑的保护等。
有一种倾向需要制止。
目前有少数地方将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就是兴建新村庄，只注重农村房子是否整齐划一，道路是否宽阔等表面的东西。
决不能把新农村建设搞成农村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不能片面理解“村容整洁”。
中央领导在前不久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
要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当地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不能盲目攀比、更不能通过加重农民负担和增加乡村负债搞建设。
“管理民主”是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则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
这就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努力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的基层战斗堡垒，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自身造血功能；
要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农民脱贫致富方面的积极作用；
要大力鼓励机制和制度创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党建工作的新方法与新路径。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程，千万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能“顾此失彼”，而要尊重农民意愿，统筹兼顾，把这项任务落到实处。
半月谈2006年第5期
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赵阳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又是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和升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融入新的思想内涵，提出新的奋斗目标；
同时，也必须尊重历史经验，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是我们实践中取得的一条基本经验。
这作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已写入宪法。
回顾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坚持最好的时期，往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最快、农村社会最稳定的时期。
历史表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作为农村的基本政策，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
它让农户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它符合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和我国国情，可以使农户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农作物生长情况及时做出决策，保证生产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农户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增加收入。
正是由于这些客观规律和本质特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以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从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广泛调动农民积极性。
“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扎扎实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
当前，要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
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
逐步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
把更多的实惠带给农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
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解决好新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农民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探索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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