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亚洲政策的表现及其影响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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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北约还明显突破其防御安全地域界限，深深揳入欧洲腹地，首次将其政治与安全目标指向亚洲。

在其新安全思想中，北约明确提出了针对亚洲的政治指导方针与安全战略，并将此视为未来北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第42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召开后，北约“亚洲政策”及其实践呈现出新变化，北约与亚洲的战略关系由此被提上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一、北约“亚洲政策”的缘起及其表现

　　自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订立后，北约一直将北大西洋区域安全作为其防御安全政策的重点，较少涉足国际政治与安全问题，更绝少介入亚洲事务，在整个冷战时期，北约的政治指导方针与安全战略对亚洲的影响极其有限。

　　北约“亚洲政策”的起点是在冷战结束，直接出自北约对其政治指导方针与安全战略的调整。

就其主导思想与政策内容来看，北约“亚洲政策”主要包含三部分：

中东政策、中亚政策和亚太政策。

从1990年代初北约首次提出中东政策，到2006年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北约确定其亚太战略构想，北约持续、深入地调整其政治方针与安全战略，将亚洲政治与安全态势的发展置于未来北约的全球安全战略中，使其服务于北约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与安全利益。

在北约“亚洲政策”中，上述三部分并非同步，而是以递进和交叉方式进行，中东政策为先，中亚政策次之，亚太政策居后。

　　早在1991年，在北约罗马首脑会议期间，北大西洋理事会就提出了“北约新战略概念”，以“预防冲突和处理危机”代替“前沿防御战略”，以分散的“有限前沿存在”代替集中的前沿力量部署。

在划定危机预防的范围内，北约不仅将东欧、东南欧国家悉数纳入其中，还将与之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地中海区域、中东地区统统列入安全防御范围。

在北约看来，中东地区既占据重要战略地位，又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两者对北约都至关重要。

然而，中东地区长期以来政治纷争不断，民族与种族冲突时有激化，这不仅造成了中东地区政治与安全环境的混乱，而且也波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甚至影响到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因此，北大西洋理事会认定，北约无论在客观还是主观上都必须遏制中东地区性冲突的扩展、缩小其对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秩序的冲击。

“波斯湾冲突表明了北约联盟内部进行协商与情报分享的重要性，这有助于盟国之间加强其政治稳定。

”①

　　尽管北约具有影响和控制中东事务的政治冲动和利益需要，但鉴于中东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北约对中东事务最终采取了相对保守、低调的态度，即通过迂回或间接方式来影响中东的政治与安全形势，避免直接卷入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与国家冲突中。

比如，北约虽然参加了阿富汗战争，甚至还在联合国常驻战后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援助力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却没有倾注全力，即使是在“国际安全援助力量”被纳入北约军事指挥体系后，北约也没有将其政治与安全政策重心完全置于阿富汗。

②对北约来说，它对阿富汗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不过是北约实施新安全战略的一种尝试。

同样，在伊拉克战争中，北约组织也没有参加美国领导的对伊战争，而只有少数成员国以单个国家名义参加了对伊军事行动。

　　由此可见，北约为其中东政策所确定的基本政治方针是：

依靠联合国安全体制，最大限度地限制、缩小中东的政治矛盾与民族冲突，避免祸及北大西洋区域，加强北约组织内部在中东问题上的团结协作。

基于这一方针，北约中东政策的对抗性与进攻性相对较弱，其政治与安全目标也主要以维护北大西洋区域安全为重点，较少意识形态色彩。

　　相较中东政策，北约的中亚政策虽然起步晚，但政治影响却很大，这实际上反映了北约“亚洲政策”的深化。

1999年4月，北约实施首轮东扩，波兰、捷克、匈牙利成为北约新成员国，北约的防御安全疆域推展至波罗的海一线；

2004年3月，北约实施第二轮东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7国正式入盟北约，这使北约防御安全的地域疆界跃出欧洲范围，直抵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前苏联的腹地，其扩展的前锋直指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中亚各国，这为北约推出其中亚政策提供了契机。

　　北约中亚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

第一，进一步压缩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中的活动空间，消除北约在建立全球安全体制中可能会遇到的来自俄罗斯的阻力，强化北约在亚欧大陆的战略地位；

第二，持续打击并削弱阿富汗战争后已呈衰势的“基地组织”，强力威慑整个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教派主义，遏制针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国际恐怖主义浪潮；

第三，鉴于中亚各国富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且与中国、俄罗斯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北约认为应采取措施防止中亚地区成为北约的对手。

③

　　北约在其中亚政策的实践中，政治、经济和军事三管齐下，一方面对中亚地区实施大规模军事渗透，通过租借或者直接建立军事基地的方式，加强与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

按照北约的军事标准对中亚各国武装力量进行改造，最大限度地强化北约组织在中亚的直接军事存在，以此牵制与中亚国家毗邻的俄罗斯、中国等。

另一方面，北约也竭力强化其在中亚各国的政治影响，对各国政党选举、政府执政大肆干预、竭力施加影响，同时扩大对中亚各国的经济援助额度，使其在经济上不断向西方国家靠拢。

　　与中东政策不同，北约的中亚政策不再强调“危机预防”，而是强调对恐怖主义的直接军事打击；

其对中亚地区的安全设计既有现实考虑，也有长远考虑；

主动性明显增加，而被动、暂时性因素则大大减少；

更注重政治与意识形态，其政治方针与安全战略思想渗透着浓厚的冷战色彩，矛头直指俄罗斯与中国。

　　与中亚政策相比，北约亚太政策的政治诉求与战略需要又有新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发展迅猛，在世界政治、经济事务中的作用与日俱增，亚洲作为一支正在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巨大力量，引起了西方政府机构和地区组织的极大关注，北约也不例外。

2006年2月，第42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召开，北约首次提出发展与亚太地区战略关系的设想。

过去，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虽然名为世界防务大会，但在其政治思想、安全与防务方针上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大西洋色彩，很少关注亚洲政治与安全事务。

然而，此次会议却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代表都受邀参加了会议，并就亚太地区的战略与安全问题进行了研讨。

北约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完整的亚太战略，包括在该地区实施大规模战略伙伴计划。

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明确提出，“我们需要确保与那些能够并且愿意帮助我们捍卫共同价值的国家，建立起尽可能最亲近的伙伴关系。

据我所见，这将意味着北约需要与欧洲以外、与其他抱有同样想法的国家建立一种更亲近关系，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以及日本。

北约不是世界警察，但我们拥有不断增多的全球性伙伴”④。

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声称，北约将建立全球性的伙伴关系，将亚太地区作为政策重点，加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与韩国的合作与磋商，以政治对话为先导，为全面军事合作铺平道路。

⑤

　　从形式上看，北约亚太政策中的“联系国”计划堪称是“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翻版，但在内容上两者却有重大差别。

欧洲版“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重心是为北约东扩开辟道路，消化北约东扩所产生的各种不良政治影响，该计划实质上是北约传统政治扩张模式、安全战略模式的一个变种；

而北约在亚太地区将要实施的“联系国”计划，则使北约在防御安全地域上全面突破了北大西洋这一固有的地理界限，这并非防御安全区域的简单扩大，而是北约政治与安全职能进一步走向复杂化，意味着北约迈向全球性政治与安全组织的步骤不断加强。

　　二、北约“亚洲政策”的整体设想

　　北约推出“亚洲政策”，这在其历史上可谓破天荒头一次，这是不是意味着北约将彻底改变其长期推行的以北大西洋区域安全为中心的安全战略呢？

另外，这种变化会不会削弱北大西洋地区的战略核心地位？

答案显然是“不”。

从北约“亚洲政策”的全部看，北约对亚洲政治与安全格局具有完整的战略考虑，它对亚洲的整体战略设想已经牢牢地与其全球新安全战略融为一体。

　　北约“亚洲政策”的出台是冷战后北约全球安全战略发展的直接产物。

北约试图以亚洲政策为契机，在全球范围内谋求构建新的战略安全框架。

“亚洲政策”并不是一种权宜之计，也不是大西洋联盟政策的简单重复，该政策与北约的大西洋安全政策共同构成了北约在新历史时期创建全球政治与安全新格局的重要内容。

然而，北约“亚洲政策”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又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使之区别于大西洋联盟政策。

　　首先，北约视“亚洲政策”及其实践为世纪之交实现其战略转型、加深其政治发展的一个重大契机。

从中东政策到中亚政策再到亚太政策，尽管政策纲领与内容相对简单，但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实现北约政治利益与安全利益的最大化，构建以北约为中心的全球战略安全体系。

因为自199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变幻多样，使北约不得不调整思路，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对于多年来一直沉寂于北大西洋区域的北约来说，生机勃勃的亚洲为其战略转型提供了现成的政治舞台。

　　在北约的战略转型中，“亚洲政策”既为之创造发展机遇，又使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北约在插手和控制亚洲事务的同时，必须面对亚洲长期沉淀的政治矛盾、民族隔阂与种族仇视、社会动荡。

北约要贯彻其亚洲新战略构想、实现全球新战略目标，首先要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整合各种各样的宗教势力、民族势力以及政治势力，稳定亚洲的政治、军事与社会秩序，因势利导，使整合后的亚洲政治与安全格局能顺应北约的全球安全战略需要。

显然，从北约整个“亚洲政策”的战略设计看，它还没有在心理上、物质上做好准备，亚洲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远远超出了北约的战略构想，超出了其对外实施干预的能力上限。

所以，北约“亚洲政策”尽管立意深远，但能否顺利实施，尚属未知。

　　第二，北约“亚洲政策”立意在于构建新的全球战略安全框架，但其指导思想却仍承袭了北约旧的冷战思维模式，在实践方式上也显示出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因此，冷战思维与单边主义贯穿了北约“亚洲政策”的全程，构成了其整体战略设想的思想基础。

“就其大部分历史而言，北约将其计划置于一种假设之上，即‘苏联企图击败北约武装力量，并且将会到达大西洋海滨、地中海以及中东。

’”⑥

　　冷战结束后，北约励精图治、全面致力于新安全战略的转型，但是它并没有完全告别过去，在其思维模式、指导思想甚至实践方法上，北约继承了许多旧的内容，而只是在形式上做了某种更新，这一思想特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北约的“亚洲政策”。

2002年12月，在布拉格北约首脑会议上，北大西洋理事会提出了新战略概念，将“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失败国家”确定为北约在新历史时期需要面对的基本安全任务。

北约新战略所提及的上述种种“危险”，事实上很少存在于北大西洋区域，更多存在于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特别是亚洲。

因此，北约的新战略目标一方面具有某种普遍化的全球性战略需要，展示出北约在全球范围内、以其泛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标准，对全球政治与安全力量进行整合之意；

另一方面，新战略目标同时兼具较强的针对性，其政治与安全实践主要立足于亚洲地区，着眼于对亚洲政治与安全格局的整肃。

　　针对其亚洲战略目标，北约在冷战思维的指导下，全面推进其政治与安全目标。

在北约“亚洲政策”的整体战略设想中，北约实际上并没有充分考虑亚洲政治与安全的实际需要，而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单方面制定并实施其对亚洲的各项政策与战略，试图最大限度地引导和制约亚洲的政治与安全走势。

　　第三，从北约“亚洲政策”的整体战略设想看，“亚洲政策”的政治基础归根到底还在于北大西洋安全政策，这是北约制定其新安全战略的根本。

尽管北约在构建全球新安全战略中，特别强调全球化的战略安全目标，强调北约在亚洲的政治与安全利益，甚至在亚洲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战略进攻态势，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北约全球安全战略以大西洋防御安全为重点这一基本事实。

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北约“亚洲政策”实际上无法完全取得与大西洋政策比肩同行的政治地位，当然更谈不上削弱或者取代大西洋政策。

北约“亚洲政策”尽管强调了亚洲政治与安全的战略重要性，但不能掩盖其中所弥漫着的大西洋中心主义气息。

而且它在许多方面就是要服务于北大西洋安全目标。

因此，北约“亚洲政策”充其量只能是北约全球新安全战略的配角，且从一开始就处于对大西洋政策的依附地位。

　　慕尼黑会议为北约列出一份全球安全任务清单，将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白俄罗斯、南高加索、中亚国家都列入存在危险与挑战的地区，都属于北约需要重点防范的地区。

从上述国家或地区可见，北约对亚洲的整体战略思考仍然局限在“防、治、堵”的认识范畴，并没有上升到“融、合、同”的高度。

尽管北约及其成员国领导人一再呼吁加强北约与亚洲的关系，但丝毫无助于改变北约整体战略设想中亚洲与欧洲战略不对等的景况，无法改变“亚洲政策”在北约全球新安全战略中的附属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噩梦之后，美国试图建立并组织一个北大西洋以及东南亚地区集团，这些区域性集团的机构形式有很大不同。

与北大西洋伙伴一起，美国宁可在一个多边主义基础上采取行动；

与东南亚伙伴一起，美国则更愿意以双边主义方式展开行动。

”⑦美国在行动方式上的差异反映了“亚洲政策”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权重。

　　第四，北约“亚洲政策”的整体战略设想并非凝固不动，而是伴随着亚洲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不断深化，这一内容直接反映在北约“亚洲政策”的变化与发展中。

北约“亚洲政策”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总的趋势是，政策中被动的、以消极预防为主的思想成分急剧减少，主动的、积极参与式的思想内容不断增加，“亚洲政策”呈现出一种独立发展的趋势。

　　从北约中东政策观察，其中东战略安全目标的立足点在于遏制该地区的反对势力，防范中东地区的政治矛盾与民族冲突。

北约中东政策的总目标在于为大西洋防御安全服务。

及至中亚政策，北约的战略立足点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预防”或者“规避”危机，而是突破北大西洋安全的地域界限，深入欧亚大陆的腹地。

至此，北约“亚洲政策”的整体战略反映出北约在欧亚大陆构建新政治与安全框架的战略高度。

与中东政策相比，中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北约“亚洲政策”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仅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中的意识形态特征，而且表现在其安全战略中所蕴涵的主动性、进攻性以及危险性。

　　最后，北约亚太政策的推出，将其“亚洲政策”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亚太政策的战略着眼点不再停留于欧亚大陆，而是面向全世界。

北约试图通过建设一个全新的、与欧洲对等的亚洲政治-安全战略结构，实现北约由区域性政治-军事组织向全球性政治-军事组织的跨越。

简言之，就是通过构建北约版的亚洲战略安全格局，实现北约对亚洲政治-安全力量的整合，使亚洲政治与安全形势朝北约所划定的方向发展。

　　在中亚政策和亚太政策中，北约明确地将其在亚洲的政治与军事存在与构建全球战略安全框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亚洲政策”的整体战略设想中，北约在贯彻其安全利益之外，又增加了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战略思考与实践，从而使北约“亚洲政策”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北约“亚洲政策”的政治与安全影响

　　诚如上文所述，北约“亚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使然，特别是受到亚洲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影响。

反之，北约“亚洲政策”及其实践也对亚洲的地缘政治、战略格局产生了较大的政治作用。

这种作用力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既对亚洲以及世界的战略态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又深深地作用于北约自身的政治与军事发展，进而影响到北约的未来走向。

　　由于亚洲地域辽阔、国家众多，各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状况大相径庭，北约无法在短期内制定完整、系统的亚洲政策，而只能针对某个具体的国家或地区逐个确定其方针战略，因而导致其对亚洲不同地区及国家的政策常常自成一体、相对独立，无法在各项政策中间建立一种有机的联系。

在其“亚洲政策”的整体战略设想中，北约虽很勉强地将亚洲各地区连接起来，但无法形成统一的整体。

从北约“亚洲政策”所涉及的地域可见，它所凭借的重点只能按照亚洲的热点地区、围绕现在或者将来与北约有重大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展开，其政策涉及的范围既不可能涵盖亚洲所有国家或地区，也不会囊括所有的亚洲政治与安全事务，所以北约的“亚洲政策”必然存在着大量空白。

北约“亚洲政策”奉行避开矛盾、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这导致了一种结果，即亚洲战略安全所需，非北约“亚洲政策”所寄；

北约“亚洲政策”所予，非亚洲战略安全所求。

因此，北约“亚洲政策”的这种不完整性以及或然性反映了其功利主义政治动机，导致其政策易变且反复，而这些问题注定会限制“亚洲政策”作用的发挥。

　　首先，就北约的中东政策而言，北约将其政策立足点从一开始就置于防止中东地区政治冲突与民族矛盾扩散、确保北大西洋区域安全的高度，并为此展开了大量实践，但总体效果欠佳，中东政策并没有在解决中东地区政治矛盾与民族纠葛中发挥多少作用。

相较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与机构，北约的作用明显要小得多。

形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在于，北约对其中东政策的政治与安全定位严重失当，其中东政策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

一方面，北约片面地试图使中东地区的政治与安全事务全面服从于北约新安全战略的需要，服从于北约“亚洲政策”的整体战略设想，并没有从一开始就真正深入解决中东地区矛盾这一问题的实质；

另一方面，北约对中东事务的介入，并非立足于整体，而只是选择了方便北约干预、对北约政治与安全利益直接相关的局部或者重点地区。

所以，北约对中东政治与安全事务的介入或者干预，几同隔靴搔痒，又如蜻蜓点水，既不能安定中东地区的混乱与不稳定状况，也无法使北约真正能应对该地区不断涌现的、针对北大西洋区域安全的各种“危机与挑战”。

　　北约中东政策的理论意义要大于其实践意义，中东政策的政治表述与战略诉求非常丰富，但在实践上，北约严重缺乏独立意识与个性内容。

在北约针对中东地区所进行的政治与安全实践中，北约严重依附于联合国。

在北约内部，各成员国也主要听命于美国，任凭美国中东政策及其实践所左右，难以体现北约自身的政治独立地位。

冷战后，在北约针对中东地区所实施的政治与军事干预行动中，美国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在大多数情况下，北约担当了联合国“附属”角色，在中东地区的政治与安全进程中，北约发挥了间接性作用，北约的中东政策更多表现出一种道义作用。

中东政策存在的实际意义在于，其理论价值重于实践效果，预防措施多于处置行动。

与中亚政策、亚太政策相比，中东政策尽管起步早、持续时间长，但其实践效果最差，对北约来说如此，对中东地区更是如此。

　　其次，作为北约东扩的直接产物，中亚政策较强烈地反映出某种意识形态特征，反映出地缘政治的内容。

中亚政策集中体现了北约在冷战结束后急于在全球范围内谋求战略扩张的政治需要，同时也反映出北约着意于亚洲战略格局的塑造、对不同政治与安全力量进行整合的战略设想。

　　北约中亚政策追求政治与军事双重目标。

在政治上，北约在地理上越过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国，对中亚各国实施政治渗透，在中亚地区直接屯兵并建立大量的军事基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竭力强化对中亚各国的影响，培植亲西方势力，力促该地区发生“颜色革命”，使之不仅在政治上远离俄罗斯的“控制和影响”，而且使北约能够在战略上全面控制中亚地区。

事实上，北约的中亚政策及其实践已经产生了政治效果，即中亚地区亲西方的政治势力不断加强，中亚各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与西方国家不断接近，与俄罗斯则渐行渐远，中亚地区已经出现了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大战略环境。

然而，北约中亚政策及其实践中的不平衡性、对抗性，也形成了一些问题。

北约对待中亚各国的外交态度并不相同，这导致了中亚各国对北约的安全战略反应不一，各国多有政策抵触和利益龃龉，因而加剧了中亚地区的政治不平衡，影响了其稳定。

同时，鉴于北约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对中亚渗透，俄罗斯亦加强了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借以抵消由于北约涉足中亚而造成的战略失衡，这使中亚地区形成新的政治与安全竞争关系。

　　在军事上，北约的中亚政策确实对打击和遏制该地区国际恐怖主义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它也造成了整个中亚地区政治与安全局势的紧张化。

在打击中亚地区恐怖主义实践中，北约采用了双重政治标准：

一方面，针对目标直指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基地组织”以及伊拉克境内的恐怖主义武装，北约不遗余力地予以政治谴责和经济与财政压迫，甚至实施直接军事打击，必欲先除之而后快；

但在另一方面，对事关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各种恐怖主义活动则听之任之，特别是美国，在对中国境内恐怖主义组织的认定上大搞双重标准，直接或间接地鼓励了中国新疆的分裂主义者、恐怖分子。

另外，针对俄罗斯反对车臣分裂主义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北约似乎并不认同，美国则更是说三道四、妄加评论。

因此，北约在中亚地区反恐实践中的双重标准非但无法彻底根除恐怖主义，反而使这一地区主权国家反恐、反分裂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再次，与中东政策和中亚政策相比，北约的亚太政策基本上还处于理论构想与战略思考层面，其实践效果尚有待历史的检验。

慕尼黑会议只是提出了未来北约“亚洲政策”的发展方向，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未来亚太政策的具体内容与实践步骤。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按照北约亚太政策现有的发展态势看，不论北约能否使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成为其“联系国”，亦不论北约能否按照其新战略概念顺利地在亚洲实施扩展，北约亚太政策的政治导向与战略意图，都将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态势产生重大影响，促使上述国家在外交政策、安全战略以及地缘政治实践中向北约靠拢。

在慕尼黑会议上，面对北约抛出的政治绣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表现出积极的外交姿态。

日本代表、副外相盐崎恭久更是异常积极地表示，日本公开呼吁加强与欧洲、北约的关系，提出双方的合作问题。

在日本政界与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北美、西欧以及日本之间的三角关系对世界的未来至关重要，美国与西欧的政治关系，对日本的外交以及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⑧因此，日本积极呼吁与欧洲、北约加强合作，认为这将有助于亚洲的稳定和繁荣。

北约的亚太政策及其实践的一个直接后果必然是加重北约对亚太地区政治、经济与安全事务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使之向有利于北约安全战略的方向倾斜。

　　按照北约亚太政策的政治逻辑，其最终结果将会造成整个亚太地区的“大西洋化”，形成一个北约版的亚洲政治-军事新战略结构，它直接对准中国，而且会形成对中国更加严重的政治、安全封堵。

此举无疑会导致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形势的紧张化和复杂化。

此外，北约亚太政策中的“联系国”计划只涉及到该地区极少数几个国家，排斥了大多数亚太国家或地区的参与，由此观之，其亚太政策的政治与战略目标显然不能代表和反映亚太地区各国普遍的政治与安全要求。

就北约现有的政治影响和军事能力看，其新战略概念所列举的安全目标对北约来说已经不堪重负，北约现有力量只能部分满足北大西洋区域政治与安全实践的需要，根本没有余力兼顾远比北大西洋区域复杂的亚太地区。

　　最后，北约“亚洲政策”对北约自身现行的政治方针、安全战略以及发展模式将带来巨大冲击。

具体表现在，在北约“亚洲政策”及其实践中，美国与其欧洲盟国在亚洲的政治与安全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