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思考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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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思考

关键词:

翻译;

科学性;

艺术性

摘　要:

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历来是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

西方译学家奈达博士在60年代曾有过建立翻译科学的设想,试图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说明翻译问题,但未能取得成功。

而后,到了90年代他则断言:

翻译不是科学,而是艺术。

笔者就奈达博士由科学论向艺术论的转变,对翻译的性质进行了理性思考:

翻译中对“忠实”目标的追求体现了翻译的科学精神,而为实现“忠实”又离不开艺术创造,因此科学性和艺术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二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PhilosophicThinkingoftheScienceandtheArtofTranslating

———onNida’s“TowardaScienceofTranslating”

ZHANGRui-qing1,ZHANGHui-qing2

（1.TheSchoolofForeighLanguages,ShanxiUniversity,Taiyuan,China;

2.EnglishDepartment,NorthernChinaEngineeringInstitute,Taiyuan,China）

Keywords:

translation;

science;

art;

faithfulness.

Abstract:

Whatistranslating?

Isitscienceorart?

Thishaslongbeenoneofthefocalcontroversiesamong

translatologists.Dr.EugeneA.Nidaattemptedtoestablishascienceoftranslatingbyapplyinglinguistictheories

andapproachestotranslatingproblemsinthe1960s,butfailed.Inthe1990sheclaimedconverselythattranslatingwasnotscience,butskills.Hisshiftpromptstheauthorofthisessaytodrawthecouclusionthat,intheprocessoftranslating,thepursuitoffaithfulnesstotheoriginalrevealsthescientificapproachoftranslators,buttoattainfaithfulness,artisticcreationplaysanimmeasurableroleingoodtranslations.

　“翻译科学”是一门“研究翻译的科学”。

怎样才能构成科学?

首先必须要有客观规律正如金堤先生所说:

“艺术与科学之争的焦点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

翻译这一活动究竟是否受客观规律的支配?

如果受客观规律的支配,那么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认识这些规律,我们就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而如果这一活动主要靠独创,谈不到什么规律,那么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一门艺术。

”因此,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关键就在于其是否具有客观规律。

我们在翻译活动中没有探索到客观规律之前,是无法断定翻译是科学的。

西方译论家并没有主张建立“翻译科学”,在他们的译论中,也不用“翻译科学”一词。

在西方大学课程中,只有“翻译理论”,或“翻译研究”,或“翻译学”。

唯一用过“翻译科学”一词的,只有奈达博士。

60年代,他在“TowardaScienceofTranslating”一书中指出,翻译是科学也是艺术,并试图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原理,通过深层结构的分析,探索语际转换的客观规律,从而建立翻译科学。

但这一尝试未能取得成功,语际转换的规律也未能找到。

此后,他在1991年发表的《翻译:

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我们不能使翻译成为一门科学,出色的翻译是创造性的艺术。

可见奈达由科学派转向了艺术派,并从此放弃了建立翻译科学的设想。

1998年,他在答《外国语》记者问时,又重申了这一论点,认为翻译不可能成为科学。

一　翻译科学论的困惑

寻求支配翻译活动的客观规律是历代译学家们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困扰了几代译学家。

只有到了现代,有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才有可能打出翻译科学论的旗号,将侧重点放在科学的基点上。

然而,，奈达为何一度认为翻译是科学也是艺术,而后来又说翻译不是科学只是艺术呢?

翻译的科学论之所以陷入矛盾,其根源在于翻译对象所涉及的媒介———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任意性特征。

这种特性决定了科学无法完成其使命,因而即使很不情愿也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艺术。

首先,大多数人已经接受的一个事实是:

虽然科学力图把文本语言中的意义一点一滴地落实,但语言却总是拒绝把它的全部意义交出来。

事实上,现代批评理论可能会说翻译并不存在什么“全部意义”。

不同的译者,依其文化素养、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等各种条件的不同,必然对相同的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

换句话说,作品随时都可能产生新的意义。

其结果,或许可以这样说:

“有一千个译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确实是“接受美学留给翻译的一个悖论”。

但只要我们承认翻译过程也是一个阐释过程,这就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

其次,不同的译者,即使他们站在相同理解的起点上,在表达过程中也必然趋向差异。

没有任何两个人会使用完全相同的语言,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语言。

译者在表达过程中或多或少总是会把自己写进去的。

该过程同时又与阐释过程密不可分,两者结合,决定了翻译不可能做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科学,而必须留下一定位置给直觉、推敲、灵感等艺术思维方式。

阐释与表达的差异意味着各种不同译文存在的可能性。

也就否定了唯一不变的绝对忠实的译文,因而是对科学方法消解的第一步。

但真正把译者逼上自觉地运用艺术方法的是语言中的不可译因素:

不同语言之间形式上的差异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差异。

文本意义中或多或少的一部分只能存在于原语形式中或原语文化中,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在翻译中,这部分意义的缺失可能影响译文的整体效果,甚至使之不能成立。

因此,“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翻译中艺术的存在和科学一样也是源于对“忠实”目标的追求。

原文如果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忠实的译文就必须还它一个艺术品。

关于不可译性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

有人强调语言的表达能力,认为理解与再表达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鸿沟。

而另一方面,如果严格强调“忠实”,则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不可译性,虽然极少有人愿意接受这一点,但无论如何必须承认,至少对于严密的科学方法来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可译性,而这一直是翻译艺术论的基础。

或者换一个表达方式:

艺术是翻译对语言、文化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的一种处理方法。

这正符合翻译的事实。

我们只要看看那许许多多的重译,尤其是诗歌的重译,就能明白这一点。

翻译的过程浸透了译者的主观因素,自始至终贯穿着艺术。

语言学的发展为翻译科学论奠定了基础。

奈达曾明确倡导完全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引向科学,但对语言的深入认识使艺术进入翻译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虽然如此,在这个基础上对翻译中艺术的解释与通常所谓文艺学派的观点有着本质差别。

在这里艺术不是出于翻译的本质规定,而是作为科学的补充或不得已而为之的替代品。

科学要求一步步踩在坚实的地面上,当发现脚下是一片流沙时,就只好借助艺术可以自由飞翔的想像的翅膀。

可是,艺术一旦介入,就带来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矛盾,即艺术的本质与科学的束缚之间的矛盾。

二　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辩证统一

英国文学家、翻译家德莱顿（Dryden）将翻译比作“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显明、生动地道出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奈达虽然否认翻译是科学,但不能否认翻译活动所具有的科学性。

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在语言对象自身中是统一不可分的;

二者以“忠实”为目标“,忠实”可以被视为是翻译全过程的总和。

因此,只要一飞离科学的坚实地面,就必然出现差异、偏离。

那么,究竟应该给予艺术的翅膀多大的自由呢?

一种艺术论主张尽量发挥译入语言、文化的优势,使翻译成为“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竞赛”。

翻译艺术似乎不需要多少束缚,不妨拥有自己独立的标准。

但问题的焦点是:

翻译中艺术的本质如何?

它真能拥有自己独立的标准吗?

这个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但在一个基本点上却趋向于一致:

翻译的艺术与创作的艺术有着本质的差异,它不可能拥有独立的艺术标准,而只能以原文为指归。

“神似”说如此,“化境”说亦如此。

所谓“译者得矫揉造作,对原文亦步亦趋,以求临摹原作者的天然本来风格”,或者“,我们所说的翻译是艺术的再创造,也只能是有限制的受制约的再创造,⋯⋯译者的再创造活动不能脱离原著限制规定的范围。

”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认真执行翻译的任务,能写作的翻译者就应有克己功夫,抑制不适当的写作冲动。

所以翻译艺术的任务是模仿。

如果说美国作家爱德加·

爱伦·

波的作品因法国诗人波特莱尔和马拉美的翻译而获得新生,他们的翻译则超过了原作品,这种“超越”也必然表现为对爱德加·

波的作品的艺术本质的逼近,模仿者不可以掺进自己的东西而把他的作品变成别的什么人的。

这种说法从理论上看当然更为全面:

它引入了再创造,使翻译成为可能,又充分考虑到原著,使翻译不至于丢掉“忠实”的目标。

好的翻译就体现为两者的完美结合。

但这种结合可能达到吗?

艺术的生命就在于个性,在于其特殊性、独创性,把这种特性都阉割掉它还能有多少作为?

艺术既要自由飞翔又必须与科学精神保持一致,因而就有了“带着镣铐跳舞”的比喻:

一方面强调翻译所受的严厉束缚,另一方面强调高明的译者仍可战胜束缚创造出优美的艺术。

但必须认识到,翻译不同于创作,翻译过程也不是征服束缚取得自由、取得个性高度发展的过程。

在翻译中原文并不是“镣铐”,既不可消极地视之为束缚人的桎梏,也不可把它作为仅供衬托的道具,它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起着主控作用。

唯其如此,才使翻译艺术和科学精神面临如此深刻的矛盾冲突。

这带给翻译这样一个悖论:

离开艺术翻译将一事无成,可艺术又意味着背叛,对科学忠实性的背叛。

科学化是翻译为了实现其忠实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它与生俱来的渴望。

然而在现代语言学、现代批评理论观照下的语言所具有的本质却使得科学无法将整个翻译过程纳入它的系统范围之内;

艺术似乎能够帮助科学完成它的任务,然而它的手段是引进差异,叛逆。

而这恰恰是科学精神所不能容忍的。

科学当然期望通过不断地自我完善有朝一日能够独立完成它的使命,可它注定永远摆脱不了艺术这个并不总是受欢迎的朋友。

艺术的天性是奋翅高飞,可它在这里却不得不时时忍受限制的痛苦———翻译的特殊的痛苦。

结　语

奈达在他的“TowardaScienceofTranslating”中所坚持的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观点一直是评论界争论的焦点,而科学和艺术之间这种虽然互相依赖却又相互排斥的关系是科学论和艺术论长期争论的根源。

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论者的各执一端,不及其余。

争论双方不但各有道理,而且各自道理中都隐含对另一方的否定承认翻译所具有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对双方都意味着承认翻译的内部包含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就科学而言,这意味着它必须正视“忠实的手段是叛逆”这个事实,即使是有限的叛逆;

而艺术论则必须接受“在自我否定中实现艺术”这个痛苦的悖论。

【参　考　文　献】

[1]金阝是.等效翻译探索[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

[2]EugeneA·

Nida.TowardaScienceofTranslating[M].Leiden,E.J.Brill,1964.

[3]劳陇.什么是翻译学（translatology）?

翻译科学（ScienceofTranslating）?

[J].中国翻译.1999（5）:

43-45.

[4]吕　俊.从文本出发———对等效翻译论的反思[J].外国语,1998（3）:

35-36.

[5]郭沫若.谈文字翻译工作[A].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6]方克平.论翻译中的矛盾:

忠实、科学与艺术[J].中国翻译,1999（6）:

6-7.

[7]许渊冲.译学要敢为天下先[J].中国翻译,1999

（2）:

4-9.

[8]刘宗和.由表及里,由里及表[A].张柏然,许钧.《译学论集》[C].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68-169.

[9]方克平.绝境,还是生机?

[J].中国翻译,1998,（4）:

6-10.

对翻译是科学和艺术的辨证统一的思考

卢绮羡

摘要:

翻译是人类的实践活动。

关于其性质是科学还是艺术,长期以来翻译界争论不休。

本文就翻译领域的热点问题作了深刻的思考，阐明了翻译活动中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和谐统一必要性。

【关键词】翻译;

艺术性;

统一

1.翻译是艺术

2.翻译科学论的困惑

寻求支配翻译活动的客观规律是历代译学家们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困扰了几代译学家。

只有到了现代，有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才有可能打出翻译科学论的旗号，将侧重点放在科学的基点上。

然而，奈达为何一度认为翻译是科学也是艺术，而后来又说翻译不是科学只是艺术呢?

翻译的科学论之所以陷人矛盾，其根源在于翻译对象所涉及的媒介—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任意性特征。

这种特性决定了科学无法完成其使命，因而即使很不情愿也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艺术。

首先，大多数人已经接受的一个事实是;

虽然科学力图把文本语言中的意义一点一滴地落实，但语言却总是拒绝把它的全部意义交出来。

事实上，现代批评理论可能会说翻译并不存在什么“全部意义”。

不同的译者，依其文化素养、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等各种条件的不同，必然对相同的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

换句话说，作品随时都可能产生新的意义。

其结果，或许可以这样说:

“有一千个译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闭但只要我们承认翻译过程也是一个阐释过程，这就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

其次，不同的译者，即使他们站在相同理解的起点上，在表达过程中也必然趋向差异。

没有任何两个人会使用完全相同的语言，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语言。

该过程同时又与阐释过程密不可分，两者结合，决定了翻译不可能做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科学，而必须留下一定位置给直觉、推敲、灵感等艺术思维方式。

阐释与表达的差异意味着各种不同译文存在的可能性。

也就否定了唯一不变的绝对忠实的译文，因而是对科学方法消解的第一步。

文本意义中或多或少的一部分只能存在于原语形式中或原语文化中，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在翻译中，这部分意义的缺失可能影响译文的整体效果，甚至使之不能成立。

因此，“翻译是一种创造

性的工作”。

翻译中艺术的存在和科学一样也是源于对“忠实”目标的追求。

原文如果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忠实的译文就必须还它一个艺术品。

有人强调语言的表达能力，认为理解与再表达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鸿沟。

而另一方面，如果严格强调“忠实”，则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不可译性，虽然极少有人愿意接受这一点，但无论如何必须承认，至少对于严密的科学方法来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可译性，而这一直是翻译艺术论的基础。

我们只要看看那许许多多的重译，尤其是诗歌的重译，就能明白这一点。

翻译的过程浸透了译者的主观因素，自始至终贯穿着艺术。

语言学的发展为翻译科学论莫定了基础。

奈达曾明确倡导完全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引向科学，但对语言的深人认识使艺术进入翻译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虽然如此，在这个基础上对翻译中艺术的解释与通常所谓文艺学派的观点有着本质差别。

在这里艺术不是出于翻译的本质规定，而是作为科学的补充或不得已而为之的替代品。

科学要求一步步踩在坚实的地面上，当发现脚下是一片流沙时，就只好借助艺术可以自由飞翔的想像的翅膀。

可是，艺术一旦介人，就带来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矛盾，即艺术的本质与科学的束缚之间的矛盾。

1996年哲学博士黄振定先生出版了巨著《翻译学—科学论与艺术论的统一》。

书中指出，在翻译活动中，既有客观规律性（科学性），又有主观创造性（艺术性）。

所以，根据辩证法的原理，翻译既不是单纯的艺术，也不是单纯的科学，而是科学与艺术的辩证的统一。

劳陇认为，黄博士的论点，片面强调了矛盾的两方面的统一性，而忽视了两方面的斗争性，割裂了辩证法的原理，是不正确的。

因而发表了《翻译到底是艺术?

还是科学?

对<

翻译学—科学论与艺术论的统一>

的一点意见》一文。

文中指出:

根据辩证法的原理，矛盾的两方面既有统一性又有斗争性，矛盾的统一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而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因此，矛盾的两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

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

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随着起变化。

在现阶段的翻译实践中，显然，主观创造性（艺术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它决定翻译的性质是艺术，而不是科学。

正如英国文学家、翻译家德莱顿将翻译比作“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

翻译的本质存在于翻译的常规性、可授性、创造性、灵括性、艰难性，以及翻译才能的天赋性。

之所以人们对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争论不休，是因为人们在考察和研究翻译的时候，割裂了科学和艺术的统一，只注意到了翻译的一方面，而忽视了翻译的另一方面。

从翻译的不同层次出发,可以说翻译是科学基础上的艺术升华。

即在较低层次上,翻译是具有科学性的技巧（或技能）;

发展到较高层次,翻译则升华为艺术。

翻译是科学和艺术的统一,这是翻译的本质所决定的。

。

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只运用科学或只运用艺术都无法完成翻译的全过程，起码不会是一个完美的过程,这些都证明了“忠实”目标对于翻译的重要性、科学及艺术手段必要性的过程也就是揭示它们之间矛盾的过程，它一步步使我们认识到这种矛盾的错综复杂性。

“忠实”是翻译概念中的必有之义，但从一开始它就感到它的对象飘忽难定。

它注定要经受“该忠实于谁”这个问题的折磨，要把阐释学中所有的纷争、困惑都上演一遍。

科学化是翻译为了实现其忠实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它与生俱来的渴望。

然而现代语言学、现代批评理论关照下的语言所具的本质却使得科学无法将整个翻译过程纳入它的系统范围之内。

艺术似乎能够帮助科学完成它的任务，然而它的手段是引进差异、叛逆。

科学志向高远，可是由于语言的阻抗它无法使翻译高飞；

艺术这对飞翔的翅膀又被科学限制了振动范围，翻译便显得像是在这两难处境中讨生活。

科学当然期望通过不断地自我完整有朝一日能够独立完成它的使命，可是它注定永远摆脱不了艺术这个不总是受欢迎的朋友。

艺术的天性是奋翅高飞，可在这里它却不得不时时忍受受限制的痛苦，翻译的特殊的痛苦。

科学与艺术之间这种虽然互相依赖却又互相排斥的关系是科学论与艺术论之间长期争论的根源。

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论者的各执一端，不及其余。

争论双方不但各有其道理，而且各自道理中都隐含对另一方的否定，承认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对双方都意味着承认翻译内部包含难以调和的矛盾。

就科学而言，这意味着它必须正视“忠实的手段是叛逆”这个事实，即使是有限的叛逆；

翻译中蕴含的所有这些矛盾吸引了许许多多人们为研究它付出努力，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理论上的难题，许多被斥为“已经把我们折磨了不知多少遍”的“陈词滥调”。

理论出于其内在逻辑的要求，当然要坚持不懈地建立一种体系，使所有矛盾都能在其中得到解释，但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简单地降低“忠实”的要求，使其成为一个可选项，付出的代价太大。

另外一个极端是割断手段与对象的任何联系，堕入完全的不可译论，可是这不但在理论上没有意义，也为实践所不容许。

还有一种倾向是建立翻译中“艺术创造性与科学忠实性的辩证统一”。

这种做法貌似深刻，却很容易流于浅薄皮相，结果可能只剩下一具思维定式的空壳，却把翻译中科学与艺术的矛盾本质掩盖起来。

我们不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统一，例如它们都是为了实现“忠实”的目标；

也应该承认两者之间一定程度的互相依存关系，但它们并不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不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

它们是由于一些外在因素：

翻译的“忠实”目标、其对象的特殊性质等，而产生了联系，这样在理论上它们就有可能矛盾多于统一，互相排斥多于和谐融合。

例如，如果一篇译文单独看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它必然得益于许多科学因素，描述这种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得上关于辩证统一的整套术语，但是从翻译科学的角度看这篇译文却仍可能因为没有做到忠实而是一个失败。

不妨这样说，翻译中存在着两种科学，翻译的科学和一种类似于创作中的科学，前者可以包容后者，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