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问题与战略选择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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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趋向追求高附加值，并开始从全球产业链参与者向产业链主导者转变。

由于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曾经遍布全球的廉价的“中国制造”已经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对外投资将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自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热情持续高涨，投资金额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为27亿美元，到2014年时达到了1196亿美元，12年时间增长了43倍左右。

对外投资领域包括制造业、基础设施、能源矿产、服务业及文化产业等，愈来愈多的中国企业向境外的高科技领域进军，逐步形成由市场、资源、技术等多种要素共同驱动的格局。

从对外投资的区域看，已经从“走出去”初期集中在地理相邻、制度相似的区域，逐渐向跨区域和跨文化的方向发展，无论是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中国企业投资。

根据商务部数据，企业已经成为对外投资的主体，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对外投资规模达到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占到中国企业整体对外投资的50%以上，尤其是对美国的投资，民营企业更是占到了76%。

交易的结构日趋复杂化，中国投资者日趋成熟并充分利用市场化的交易和融资安排。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商务部数据，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160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了%，如果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包括在内，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则为1400亿美元左右，超过利用外资200多亿美元。

实际上，2014年中国已经进入资本净输出国行列。

在2014年对外投资总量中，地方企业投资额为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

从全球来看，2012—2014年，中国连续三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保持世界第3位，2014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的存量超过了660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11位;

在境外投资的中资企业数量超过万家。

实践中，中国一些具备优势的装备制造业如电力、高铁、船舶、电信设备等受到许多国家的欢迎。

但同时，我们也要清楚，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仅占世界总量的%，仅相当于美国的%左右、英国的%、德国的%、法国的%，中国海外的净资产也仅为日本的50%左右。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一直保持活跃态势。

2008—2012年是中国矿产企业海外并购高速发展期，主要原因在于由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导致相当部分从事资源性产品生产的企业资产大幅缩水，为了能够迅速摆脱困境，有些企业被迫出售资产，而中国企业抓住机会以低成本获取海外资源。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2010年至2012年，在中国内地企业主导的并购案例中，并购金额超过10亿美元的有20起，能源与矿产企业并购占总数的70%。

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176宗，比2013年上升31%，达到历史新高;

交易金额为408亿美元。

在海外并购中，民营企业成为并购的重要力量。

根据普华永道2014年10月27日的报告，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数量为国有企业的两倍多，交易金额同比增长120%;

民营企业对海外目标企业的技术、知识产权、品牌等资源的并购力度不断加大。

从地域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最重要目的地仍然是北美和欧洲地区。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优势

　　1.中国政府不断简政放权释放活力

　　为了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我国为对外投资监管大幅松绑，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外汇局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在2014年出台了一系列境外投资/并购的管理办法及目录，大幅度简化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也进一步简化了相关的监管流程，便于中国投资者轻松出海。

我国对《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和完善，并于2014年10月6日实施。

其主要亮点在于确立了对境外投资采取以“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原来99%需要核准的项目被取消，同时引入了国际上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把需要政府核准的投资国别地区和领域列入清单，清单外一律实行备案制。

同时，将核准的时限缩短为5个工作日。

2015年3月12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修订后的《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放宽了多项困扰企业的银行并购融资贷款限制，将并购贷款期限从5年延长至7年，将并购贷款占并购交易价款的比例由50%提高到60%，将并购贷款担保的强制性规定改为原则性规定，允许商业银行根据并购项目风险状况、并购方企业信用状况合理确定担保条件。

并购贷款业务规定在调整解决国内业务标准与国际接轨问题的同时，将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多便利与好处。

　　大幅度简政放权，以更有效地确立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主体地位，也更利于真正落实企业投资决策自主权。

这表明了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立场和态度，更加释放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积极性和活力，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投资环境将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

政府部门更加注重完善服务体系建设。

商务部等部门以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方式，加大对企业金融信贷支持力度。

政府部门不断提升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与许多国家进行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工作，以完善多双边的保障机制。

　　2.中国具有基础设施建设优势，国际市场有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包括有很强的基础设施建设施工能力、充裕的资金实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基础设施对于发展至关重要，能够充分释放企业的创造力。

基于国际实践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回报比较稳定，也能够产生许多附加的、溢出的效果，风险相对来说较小。

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发达国家的许多基础设施需要更新换代，而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扩大基础设施，包括美国、欧洲甚至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依然巨大。

依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国家每年需要7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不仅包括铁路公路基础设施，也包括油气管道、电力通道、机场、供水系统、桥梁、通信等基础设施。

当基础设施建设到位后，相应的产业就会跟进。

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国内的过剩产能问题;

另一方面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

据统计，2008年中国境外企业雇用的外方人员为万人、2009年为万人、2010年为万人、2011年为万人、2012年为万人，占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为%、%、%、%、%。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质量较低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跨国性指数（TNI）衡量中国的对外投资质量和水平，当前中国跨国性较强（TNI超过20%）的企业寥寥无几。

中国企业协会和中国企业联合会依据企业海外营业收入、海外资产和海外员工占企业总量的比重，核算出2013年中国前100家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这一数值远远低于同年世界前100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也低于当年发展中国家前100家跨国公司平均%的跨国指数水平。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构建的“中国企业国际化评价体系”，主要依据是投资效率、海外人才、海外市场、社会责任及产业链并购等指标，核算的结果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普遍较低，特别是员工国际化、管理层国际化和董事会国际化等程度普遍较低。

商务部相关数据显示，中国能源矿产类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占总量的23%，存量仅为%，与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前的投资相比，投资比例还偏低。

　　2.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社会责任意识缺失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部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缺失、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显现。

如有的企业为了拿到订单，不讲规则，采取低价策略甚至进行恶性竞争;

有的企业中标以后，通过偷工减料、降低工程质量达到降低成本之目的，违背了合同条款，既给企业自身造成很大的信用损失，也损害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整体形象。

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引起了东道国政府、当地居民及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给企业的声誉和国家形象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

当然，有的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感强，如中国铝业公司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于2014年6月11日通过了《中国铝业公司社会责任管理模块和中国铝业公司社会责任负面清单》，实现了社会责任管理的常态化和规范化。

中国铝业公司比较注重兼顾被投资国的利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比如，在秘鲁投资铜矿时，在正式开工前先期建设了污水处理厂，以解决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问题，还投资两亿多美元为当地矿区建设了配套的现代化城镇设施。

　　3.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评估和监管不到位从国际经济发展实践看，不同国家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法律各异，涉及国家安全、环保、反垄断、税务、劳工及行业限制等方面的规定差异较大。

同时，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不同国家会对相关的投资政策与法律进行适度调整和变更，这无形中增加了“走出去”企业的投资风险。

对于中国来说，企业国际化水平和能力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对国外法律的本土化特征认识不到位，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和挑战。

　　大多数中国企业对海外被并购企业方的国内政治、法律、劳工等外部风险并未进行科学评估，对被并购企业的组织框架、财务状况等内部风险也未进行有效评估。

例如，对项目调查不详实，对劳动力和设备成本估计不足，对工艺标准估计不足;

资本运作经验缺乏;

大宗商品和外汇市场波动加大;

法律和政治风险估计不足，缺乏应对措施。

在如此背景下进行跨国并购，就为并购后的经营活动埋下了不确定性隐患。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各国文化的差异性，中国跨国企业与被投资国的语言、风俗习惯、价值取向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明显，大大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不确定性。

基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与冲突产生的商业文化差异，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并购后的整合工作带来很大障碍和困难。

中国企业在完成对外企并购后，在监管方面并未到位，仅委派部分管理人员对下属子公司进行管理。

一般来说，基于被并购企业的正常运行和效率考量，海外子公司的部分核心业务必须依靠当地的管理层进行管理，其原因在于中方的管理人员对于当地的法律法规和市场情况缺乏了解。

为了有效监管，通过独立审计监管、约束企业行为和运行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实际上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等而弱化了对下属公司的监管，导致海外企业问题频出甚至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

　　四、提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质量的战略选择

　　1.强化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融资服务

　　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并提升海外投资质量，就必须加大金融机构对企业“走出去”的有效支持，这其实也是中国当前及今后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战略就是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支持中国企业到境外开发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及海外并购等实体经济发展，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和提升企业竞争力。

（1）要真正简化审批手续，以便于企业“走出去”，而且走得好，走得稳。

改变外汇管理方式，把过去对境外投资的管理由事前登记变为企业汇兑资金时在银行直接办理，以简化程序，减轻企业的负担。

同时，境内企业和商业银行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地域限制也要放开。

（2）有效拓宽融资渠道。

要有效激励商业银行持续加大对重大装备制造业等产业链的资金扶持力度;

真正发挥好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作用，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参与，采取债权和基金等方式，向“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长期外汇资金支持。

（3）逐步完善人民币的跨境支付体系和清算体系，不断创新出口信用保险产品的种类，逐步开放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业务，根据市场竞争状况，适当降低保险税率，逐步扩大政策性保险的覆盖面。

同时，积极做好信息咨询、法律服务和领事服务等方面的工作。

（4）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为投融资平台，形成更加开放的投融资框架。

支持国内“一带一路”沿线相关省市区形成地方丝绸之路基金，推动本地企业“走出去”。

（5）大力培养金融类国际化人才，吸纳具有外资银行、外资投资银行经验的高层次金融人才，为快速发展的国际金融业务提供人才支持，向“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2.加快多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签署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为企业进入对方国家或地区投资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

近年来，中国正积极参与各种高标准的多双边及区域性投资协定谈判，以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安全环境。

2015年6月，刚刚完成了中澳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还要加快推进中欧、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尽快扫除海外投资的政策障碍。

2014年1月、3月和6月，中欧进行了三轮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但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虽然已经进行了18轮，但是“负面清单”应该包括哪些领域都未达成一致。

中国要积极参与多边投资和贸易领域谈判，积极支持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讨论和谈判，以形成一个更加平衡、稳定、透明和可预测的国际投资体系。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要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相关知识的普及，大力培训知识产权基本技能，积极支持企业在海外开展有关知识产权的活动。

要优化市场运行环境，不断提升企业、政府和社会资本间的协作效率。

在重点领域和前沿领域探索建立公益性的专利运营公司，采取市场化的运营方式。

要加快推进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建设，有效激励企业建立海外知识产权维权联盟，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专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