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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被大总统曹锟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
同年授衔恪威上将军。
10月25日，“北京政变”爆发，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联袂组建“临时执政府”。
张作霖统率大军，举兵南下，大肆扩张奉系实力，直逼长江流域。
孙传芳为保全自己利益，多方联络反奉势力，对张作霖军队进行反击。
1925年10月10日，孙传芳对奉军突袭得手，占领上海、南京，并将奉军逐步逐出江苏和安徽。
其中，在皖北固镇的一次战役中，孙传芳打败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队，并俘获了张宗昌的部下、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
随后，得意忘形的孙传芳将施从滨枭首于蚌埠车站，以振军威。
这就是十年之后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为父报仇的缘由。
孙传芳对奉系军阀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东南各省。
随后，鄂、皖、赣三省直系将领公推吴佩孚、孙传芳共主大计。
1925年11月25日，孙传芳从徐州凯旋，成立浙、闽、苏、皖、赣等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开办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成为直系后期最有实力的军阀。
其鼎盛时总兵力达20多万人，并同时拥有海军和一支航空队。
1926年6月，北伐军北上，反对军阀反动统治。
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是革命的三大对象。
9月，北伐军进入江西，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口号，亲自赴九江督战。
经过数月激战，孙传芳损兵折将，被迫“放弃闽赣、退保江浙”，与北伐军进行对垒。
北伐军多次奉劝孙传芳投降，孙传芳却坚持“讨赤”立场，拒绝谈判。
11月，孙传芳微服简从，密潜天津，和张作霖捐弃前嫌，化敌为友。
在孙传芳的怂恿和拥戴下，张作霖组建“安国军政府”对抗北伐，孙传芳被任命为安国军副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
1927年8月，在南京龙潭一带，孙传芳的部队与北伐军展开激战，几乎全军覆没。
1928年春，孙传芳被张作霖任命为鲁西前线总指挥，与蒋介石、冯玉祥的部队作战，失败后逃回济南。
6月初，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死，孙传芳的部队残部撤至河北滦州一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宣布解体，所部被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收编。
1928年底，孙传芳退至关外，寓居东北沈阳，被东北军张学良礼遇为“客卿”，后来，又托辞躲到大连。
12月，东北易帜，孙传芳、张学良关系日渐疏远。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孙传芳喜出望外，秘密加入反蒋同盟，但是，随着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大战”的失败，孙传芳东山再起的美梦也彻底破灭了。
1931年，“九·
一八”事变爆发后，孙传芳举家由东北迁至天津隐居。
孙传芳初寓天津，开始很不习惯，这位在势力强大的时候曾经狂妄地宣称“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的军阀，一直视血流成河为人间美景，以草菅人命为天下寻常儿戏。
他曾经公开标榜替天行道的杀人主义，说什么：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一口气七个“杀”字，并屡次搬出曾国藩麾下大将彭玉麟的联语“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为自己辩解。
现在，闲居天津，孙传芳自然不甘寂寞，便转向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政权较量。
当时国家主义派党魁曾琦、李璜、左舜生、张君劢等时常和他联系，不断以政治舆论给国民党制造麻烦。
孙传芳的这些举动也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反蒋势力，不断挑起事端，借此排挤国民党地方政权。
日本军界“精英”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也和孙传芳多有往来，并把孙传芳作为华北伪政权的首选人物。
为防止“华北政权特殊化”进一步发展，蒋介石指令国民党在津特务组织加强对反蒋分子和北洋政府下台政要的监控。
孙传芳自然是重点受控人物之一。
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孙传芳深知自己的处境，所以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并且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这个时候，同样居住天津的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看出孙传芳心绪烦乱，无所适从，遂劝其皈依佛门，借以超脱凡念。
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两人共同出面，将座落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并规定每星期日居土们来林念经，由富明法师主讲。
靳云鹏、孙传芳这两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亲自领拜，在佛教居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信徒们辗转相告，陆续参加活动的达三千多人。
孙传芳皈依佛门之后，法名“智园”，开始到处宣扬“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的思想。
他让家人炎夏时在家门前放置绿豆汤，免费供应过往行人消暑解渴。
1933年中秋夜，孙传芳抓获了一名入宅行窃的盗贼，却大发慈悲，让家人给盗贼施舍了一些粮米，将其放归。
孙传芳的善举被传开后，新闻界即以《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为题加以报道。
正当世人对“孙联帅如今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的猜测议论纷纷，不知道这个杀人魔王是真心悔悟还是逢场作戏掩人耳目的时候，1935年11月，居士林的殿堂里，随着刺客施剑翘的几声枪响，孙传芳立即毙命，也让对他进行观望的人们失去了继续考察的对象。
这个敢于刺杀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的女子施剑翘，是个什么人呢？
施剑翘（1905-1973），原名施谷兰，安徽桐城人。
其生父施从云，辛亥革命时期和冯玉祥、王金铭等参加滦州起义，结果，施从云和王金铭与另外14名起义者被清廷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处死，冯玉祥亦被囚禁。
施剑翘自幼被父亲过继给他的弟弟施从滨。
1925年，施从滨担任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在当年11月的直奉大战中兵败被俘。
五省联帅孙传芳下令处斩施从滨，并枭首于安徽蚌埠车站。
死讯传来，施剑翘悲愤不已，立誓为父报仇，并且写诗一首，以明心志：
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
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
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但是当时，一个毫无背景的孤单弱女子，要想杀死孙传芳这样的军阀枭雄，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因此，施剑翘起先是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
施中诚自幼丧父，全靠施从滨夫妇对他的尽心呵护与大力栽培才长大成人，并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又得到施从滨的暗中扶助，在仕途上平步青云。
施从滨遇害时，施中诚已经担任烟台警备司令的要职，凭借他的力量，寻觅时机刺杀孙传芳还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当施剑翘提出要施中诚为自己的父亲复仇时，却被眷恋锦绣前程和荣华富贵的施中诚拒绝了。
施剑翘因此倍感失望，随后，她写了封长信，与施中诚断绝兄妹关系。
几年之后，施剑翘又认识了施中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施靖公。
当施靖公得知施剑翘因父仇未报而悲愤难消之时，立刻表达深切的同情，并且义愤填膺地表示，如果有机会，自己愿替施剑翘去报仇雪恨，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施剑翘对施靖公的豪言壮语充满感激，并最终以身相许。
但是，结婚后，施靖公完全沉迷于温柔之乡，把先前为施从滨报仇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当施剑翘提醒他时，他也百般推托。
1935年6月，施剑翘忍无可忍，毅然带着孩子离开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娘家。
行前，她再次赋诗明志：
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此后的施剑翘，不再幻想有某位好心的仗义侠士替她出面报父仇，她决心要亲自动手，以了却自己的心愿。
从此，施剑翘特别留意孙传芳的行踪，凡是关于他的消息，事无巨细，她都要思考半天。
1935年中秋节，施剑翘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认出了孙传芳那辆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
散场后，她还首次近距离地见到那位戴着墨镜、依然趾高气扬的前五省联帅。
但是，因为散场时观众太多，不便出手，她只能眼看着杀父仇人登上汽车，绝尘而去。
此后，施剑翘多次到孙传芳位于英租界的豪宅周围探察，发现那里戒备森严，实在无法下手。
情急之下，施剑翘甚至想到了化名到孙传芳的家里当佣人，结果也未能如愿。
这个时候，昔日叱咤风云的五省联帅已经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和靳云鹏摇身一变，分别成了天津居士林的林长和副林长。
施剑翘经过多方探询跟踪，最终摸清了孙传芳的动向。
1935年10月，施剑翘取名“董慧”，潜入居士林充居士，打算寻找时机刺杀孙传芳。
1935年11月13日，正是讲经日，靳云鹏与孙传芳都应该到居士林诵经。
这一天下雨，寒风裹着冷雨，街上行人稀落。
孙传芳早晨醒来，明显感到精神有些不济，但还是勉强起床，按时赶到居士林。
孙传芳的妻子不愿他冒雨外出，曾一再劝阻，但孙传芳执意冒雨赶来，靳云鹏却反而因雨未到。
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在礼佛听讲时，是男女分坐的，男居士行列之首座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孙传芳。
主讲人富明法师坐在正中座上。
梵铃一响，孙传芳默默地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开始屏声静气。
这天下午，施剑翘也来到了居士林。
此前的三期道会，她每一次都参加了，每一次也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因为与会的居士众多，场面混乱，不便下手。
今天，施剑翘身穿青色大衣，青色长裙，再次神态自若地坐在居士林里。
因为下雨天冷，今天赶来的居士比以前少了许多，往日热闹的居士林也显得冷清和空旷了一些。
施剑翘看在眼里，心中暗自欢喜。
她眼看孙传芳身穿僧袍，走进居士林，心想，他活不了多久了，且看他神气什么？
这天，富明法师领诵《大佛顶首楞严经》。
施剑翘本来坐在后面，离孙传芳较远，后来，她借口后面的炉火太热而转移到前面。
当众居士跟着富明法师齐声奉诵的时候，孙传芳也闭目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一起吟诵。
施剑翘看到机会来临，就悄悄地从皮包里取出勃朗宁手枪，小心翼翼地打开保险，然后，抬起手来，对准孙传芳的脑袋迅速地扣动扳机。
随着“砰砰砰”三声枪响，孙传芳的脑髓和血浆四溅，立即毙命。
众居士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个面无人色地瘫坐在原地，竟然没人想到往寺外奔逃。
施剑翘倏地站起身，大声疾呼：
“各位朋友不要怕，我为父亲报仇，决不会伤及无辜！
孙传芳是我打死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大家。
”说完这话，她从小包里掏出一大把已经准备好的传单，散发给大家，只见上面写道：
各位先生注意：
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
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
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
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报仇女施剑翘谨启（红色手印）
传单的背面并非空白，还有两首绝句，在诗中施剑翘表明了她为父报仇的心迹：
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
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
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
众居士看了传单，顿时议论纷纷。
施剑翘用电话给家中报告了大功告成的喜讯后，便找到寺中的知客僧东海和尚，让他去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不想趁乱逃脱。
这时孙传芳的随从也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经气绝身亡，施剑翘手持手枪大义凛然地站在原地，也不敢唐突行动。
警察来后，问明情况，即迅速将施剑翘带走。
然后，富明法师披上法衣，对孙传芳的遗体作了一个“送往生”的仪式，孙传芳的随从向居士林借了两床棉被，将尸体包裹后，用汽车送回家中。
当天下午六时，《新天津报》发出号外，标题是：
《居士林内昨日骇人惨案：
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
次日，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以头号字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
无罪释放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迅速被当时的全国各大媒体报道，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和广泛的关注。
第二天，案件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
在侦讯中，施剑翘不讳事实，直陈杀人经过和原因：
我父亲施从滨，原任山东省军务帮办兼第二军军长。
1925年，孙传芳为扩张地盘，兴兵北犯。
父亲奉督办张宗昌命令迎击孙部，因孤军深入，断了后援而被俘。
孙传芳下令枭首示众，将人头悬挂多日。
当时人已二十，闻讯痛入肺腑，决心为父报仇。
就在今年，我得知孙传芳兵败下台寓居天津，我毅然只身离开太原回到天津，伺机报仇。
农历九月十七日是我父亲十年忌辰，我一早就到观音寺去为亡父烧纸、念经。
和尚见我念经后仍跪哭不止，就劝我说：
“善女节哀，亲人故去，哭也无益。
不如皈依佛门，多念经以超度亡灵。
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是都信佛了吗？
”听到这里，我急忙追问下去，得知靳、孙都是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居士，孙还是该林的理事长。
第二天，我化名“董慧”，经一位姓张的女居士介绍入了林。
此后，我就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孙的身貌、口音、汽车号和活动规律，知道他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随即做了刺杀他的具体安排。
我让弟弟将母亲接到了南京。
我买来油印机，写印出《告国人书》等传单。
11月13日星期三，是我预定下手的日子，但一早就阴雨绵绵，直到午饭后还未停止。
我估计孙传芳可能不去听经了，便空手前往观察，果然未见孙到来。
后来我正与别人谈话时，忽然见孙身披袈裟走进佛堂入座。
我租了一辆小汽车赶回家，取出手枪、传单等物，返回居士林。
少坐片刻，心神稍定，见孙传芳的座位距我很远，便向看堂人说：
“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的难受。
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
”得到许可后，我缓步走向孙传芳座后，掏出手枪，对准他的左耳开了一枪，紧接着又向他后脑和背后各开一枪。
这便是全部的经过。
当人们听完施剑翘的陈述后，无不感慨万分，并为她的勇气和毅力赞赏不已。
但是，人们也提出了一些迷惑：
施剑翘哪里来的枪？
跟谁学的射击技术？
有没有共犯和更深的犯罪背景？
对于这些问题，法庭进行了详细的追问，施剑翘面对询问，从容不迫地一一答对。
她说：
“我为父报仇，蓄谋已久，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背景。
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
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我的本家兄弟和我丈夫都是有枪有势的人，却忘恩负义，不肯为我父亲报仇，我不可能再去找别人。
再说，要刺杀像孙传芳这样的人，关系极为重大，如果不小心谨慎，连我的命也会搭上。
所以买油印机，刻写印刷品，都只能由我一人担任，连母亲也不知道。
手枪就由太原我丈夫那里带来的。
至于射击技术，我在幼小时就常拿父亲枕头下的手枪玩，很知道如何装子弹，怎样放枪。
”检查官再传讯当时在现场的证人，都不能证明行凶时有第三者介入，于是就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在庭审中，被告的辩护律师胡学骞指出起诉书中未说明自首情节。
检查官却认为：
“所谓自首，应是被告犯罪事实在未经发觉前或无人知情时，由其本人向有关侦察或审批的机关的人员主动陈明、承认，方能成立。
本案被告杀人于大庭广众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虽然直陈犯罪事实，但这只能说是自白，不能算自首。
”孙传芳家属也宣扬和状告施从滨军队纪律极坏，危害地方，孙传芳是为民除害，施剑翘预谋杀人，应从重处罚。
于是，孙、施两家代表在法庭上展开“法”、“理”辩论，数月之后仍未了结。
当时的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施剑翘为有期徒刑十年，经辩护律师代为申诉，念其事出有因，天津高级法院的二审判决改为有期徒刑七年。
关于施剑翘行刺一案的议论，当时，社会各界较为一致的说法是，施剑翘刺杀罪恶累累、劣迹斑斑的大军阀孙传芳，其志可嘉，其情可悯。
对于有人提出的关于孙传芳已经皈依佛门、理应既往不咎的说法，当时的《大众生活》杂志曾经在1935年11月23日发表文章进行反驳。
文章说：
中国许多军阀官僚们在屠杀了一阵人命刮饱了民脂民膏以后，往往跑上念佛学禅的一条路上去，这自然有两重意义：
一是想仗佛力来洗脱染满身上的血迹，二是想藏在佛幡后面来进行各种卑劣的卖国分赃的阴谋，中国有一句俗话：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很可以为许多“屠户”们解解嘲的。
不过另外也有一句跟这针锋相对的俗话，是“黑心人念阿弥陀佛”，这话是很有心理学上的和事实上的根据的。
例如有人一面念佛吃素，一面作践女人（玩弄了一阵之后，便马上一甩）；
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替帝国主义当鹰狗）；
一面入空门，一面做强盗。
至于那些在野的“屠户”们更不消说了，他们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经，立地复屠”，“有刀则屠，无刀成佛”，是很可以替这些寓公们写照的。
孙传芳就是这当中的典型屠户。
大家当然不会忘却他从前做五省联帅的时候，屠杀了许多青年，制造了无数炮灰，到后来一败涂地，便卷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天津租界当寓公，兴致一来，又要坐汽车到“居士林”学佛听禅。
然而他积欠下来的血账是一笔一笔写在老百姓的心头的。
当时的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旅京安徽学会，安徽省立徽州师范等团体则尤其同情施剑翘，纷纷通电呼吁，希望最高法院能对施剑翘援例特赦。
电文中有“况孙传芳曾南拒革命之师，又北窥齐鲁之境，今施剑翘之事，直接以复父仇，间接即除国憝”的话，深入人心。
另外，此案还惊动了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
冯玉祥不认识施剑翘，但辛亥革命时期，冯玉祥曾与施剑翘的生父施从云一起奋勇战斗。
他闻讯后立刻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呈请南京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
有的报纸还披露了冯玉祥曾单独向蒋介石请求特赦施剑翘的消息。
结果，在施剑翘入狱不到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在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
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其特赦释放，重获自由。
但是，也有人认为，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将施剑翘特赦了。
这只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孙传芳早就是蒋介石想要杀掉的人，而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正中其下怀，因此，蒋介石乐得对冯玉祥卖个人情，将施剑翘特赦了。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孙传芳呢？
据说，这和孙传芳密谋勾结日本人策动北平驻军叛变一事有关。
1933年5月7日，当时的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伙同军统局北平站工作人员白世维，将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刺杀于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多年以后，陈恭澍在回忆中透露：
刺杀张敬尧，是执行当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制裁令，因为张敬尧受日本人坂垣、土肥原的指使潜入北平，策动驻军叛变，妄图制造暴乱，而和张敬尧一起策划这次叛乱的，据说就有孙传芳。
因此，孙传芳当时虽然逃脱，但是也早已经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和迟早被清除的对象。
只是，因为孙传芳发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故此深藏于天津租界内，闭门不出，韬光养晦，暂停汉奸活动，蒋介石才没有急于下手，使他又多活了两年。
施剑翘被赦免不久，抗日战争爆发。
施剑翘随即奔赴南方，先后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筹措慰劳品，并兴办小学，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施剑翘于1952年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一直以居士身份在碧云寺修行。
1957年，施剑翘还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直到1973年病逝。
孙传芳被刺之后，他的外甥程登科特意请他的结盟兄弟何毓华监修孙传芳墓地，历时三载。
1939年3月7日，孙家子女将孙传芳及其二位夫人（张夫人、周夫人）合葬于北平市西山墓地。
民国社会名流章太炎和陈陶遗、孙思孚、郭则禨、顾祖彭等分别为其撰写了“孙君神道碑”和“孙君墓志铭”。
居士林血案发生后，在天津影响巨大。
当时引退的军政界要员对居士林从此避而远之，林长靳云鹏即使偶尔前去视察，也都戒备森严。
一般居士们更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不敢问津。
昔日车水马龙的佛门胜地，从此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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