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丰田正子延安精神万岁1967年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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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中国来，是为了亲身体验历史上第一次的、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群众运动……访问被称为革命泉源的延安，就会吸收到革命的新生命，而精神大振！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六日起连载日本作家丰田正子写的访华纪行的第一部《不灭的延安》。
《大公报》的按语说：
“丰田正子是日本著名女作家。
她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敬仰，于今年一月和十月两次到中国访问。
《不灭的延安》是她写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中国纪行》三部曲的第一部。
“她到中国访问时日本作家江马修同行。
”
现选登如下：
一、北京之雪
在被称为一月革命的红色风暴的最高潮到来时，我和江马已经在北京停留了半个月。
我们从羽田机场出发，在一月十四日晚间到达北京的时候，上海已经实现了革命左派的大联合，夺权斗争一步一步胜利，就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了。
同样的斗争不仅在北京进行着，在黑龙江省、山东省、山西省、贵州省，以及在其他各省的全国范围内，也都燃起了熊熊烈火，势如燎原。
从被安顿在北京饭店五楼房间的那天晚上起，我们的所见所闻，十分刺激地、强烈地、深刻地，有时甚至超过了理性和判断地汇集到头脑之中，每一天的日记尽管极为简单，可是很容易回忆得清清楚楚。
而且，我们从在东京的时候起就着了凉，咳嗽不断，相当恼人。
按照常识来说，到冬日酷寒的华北去旅行，是一种冒险。
许多人劝我们，不如将访问中国之行延期，到春暖花开的季节再动身。
可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迅速发展，人家也绝不会等待什么冶天、热天或不冷不热的天气；
我们一想到这里，等到护照一发下来，马上就启程了。
怎知，到了北京以后，两个人的咳嗽都没有减轻，而且由于身体劳顿，自己觉得反而有些恶化。
既然如此，那时便打算为了暂时休息休息，疗养疗养，离开已经停留了十天的革命的首都，动身前往西安转道延安。
这是很早以前就有了的殷切期望。
“不过啊！
”江马面对着我郑重说道。
“我们到中国来，不用说，是为了亲身体验历史上第一次的、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群众运动，是为了亲身触摸它的实态。
由于身体的关系，虽然说是因为休息休息而到延安去旅行，无论怎么说，还是不能单纯地把它当做观光和游览。
就是在文化革命里，已经经常有人提到，不要忘记延安，要发挥延安精神；
这是为了什么，我想你是了解的。
”是啊，访问被称为革命泉源的延安，就会吸收到革命的新生命，而精神大振！
接待我们的中国作家协会，也同意了我们的计划。
而且，立刻与西安的作家协会进行联系，制订了旅途日程表。
出发的头天晚上，我着手整理随身携带的不多的行李。
把行李全部整理完毕以后，身上穿着中国棉衣的我，已是一身大汗。
这是因为，这家北京饭店的暖气开得相当大，寒暑表总指着二十五度。
两三天以前，曾经向饭店交涉过，希望关掉卧室里的暖气，服务员虽然答应下来，面上却颇有难色，我于是仔细追问下去。
“旁边房间那位客人，就是这样，还说冷啊冷啊，要是把暖气关掉，就不大合适了。
我忽生奇想，便问旁边房间住的是那一个国家的客人。
原来是从非洲中部来的黑人和他的一家。
话虽如此，我倒觉得，迎面扑着严冬的寒气，心情却十分舒畅，因此打开房门，站在平台上。
对于就要离开北京的街头夜景，颇觉依依，很想多站在那里眺望一阵。
饭店的前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长安街，红卫兵曾经提出来，把它改名为东方红，而且已经这样叫了，可是还没有得到正式批准。
这条宽阔、漂亮的大街两旁，坚立着葡萄式的街灯，不是节日的普通日子，只亮着一半的灯光。
尽管如此，青色的光亮还是把夜空照得明耀。
而且，万也没有想到，在亮光之中，白雪确确实实的白雪，飘飘荡荡地飞舞下来。
冬天的北京，气温非常之低，低到零下十几度也并不稀奇，可是很少下雪。
雨就更少了。
所以，中国人一在初春见到雨雪，就看成是贵如油，认为是丰收的预兆，非常欢迎。
我因为已经听到了这一说法，便也满怀高兴，在平台上伸出两手，迎着雪花，甚至想张嘴将雪片吃进两口。
当天深夜，特别是这条长安街上，还有行人往来。
虽然没有早晨上班的时候那样热闹；
可是深夜也好，天亮也好，也一样有人来往。
而且，纵然是在下雪，打伞的人一个也没有。
还是像往常一样，市民们穿得厚厚的，安闲自在，但也迈着大步，充满着自信向前走着。
夜已深了，扩音器的声音及车辆的声音都已停了，然而，在这里，在那里，像是办公厅的几层高的大厦，还有无数窗口透出灯光。
不过，无论是在什么地方，都看不到颓废的、华丽而庸俗的霓虹灯。
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附近的灯光就更加令人感得优美、清澄、充满了生气……
小心仔细地披着大衣、穿着带领冷衫的江马走出来到平台上，突然对我说道：
“喂，这样就到外面来，太不小心。
感冒不是要更加厉害了吗？
“看啊，下雪了。
冰凉凉地落在脸上，舒服极了。
可是，下了雪，明天早晨的飞机还能起飞吗？
“那有什么，不能飞，最多再留一天。
到了中国，就不能像在日本，乱急一通，乱忙一阵。
否则，中国朋友们会笑的。
他立刻回房间去了。
紧跟着，我也告别了北京的夜景，从平台进内。
二、在飞机上
一月二十七日，天还没有大亮就起身了。
大雪已停，大概是夜里停住的。
早晨七点半，我们两车相连，驶向飞机场。
一行人除了我们两个之外，还有作为招待人员的作家Ｓ先生，翻译Ｇ先生，总共四人。
在汽车里面，Ｓ先生转述了昨天晚上播放的新闻。
从东欧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数十人，途中在莫斯科下草，进谒列宁墓，敬献花圈，正要朗读毛主席语录的时候，不仅遭到苏联官方有计划的阻挠，而且被警察殴打，有十人以上受了轻、重伤。
我对于已经沦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心里早就充满了难以言宣的鄙视和憎恶，现在又听到这样的事情，就更加从心底里翻起了激烈的憎恨和愤怒。
同时，对于一方面与革命的中国为敌，一方面主张与美帝的走狗苏修“采取共同行动”的、毫不知耻的日本修正主义者，不禁更为鄙视和憎恶。
飞机场上，飞往兰州的双引擎旅客机，却已准备停当，等待客人登机了。
刚在候机室里坐下，扩音器里就响起了响亮的革命歌声。
大门口，几名带着造反团臂章的青年走了进来。
两三个人把红色、蓝色、白色的折成四折的大纸摊开，又一个人提着浆糊桶。
他们是在候机室里张贴大字报的人。
革命歌曲嘎然而止，宣布上机。
我们站起身来，上了飞机。
从小圆窗孔望出去，送行的人，还在冷风里遥遥招手。
我们也把语录的红书放在窗前摇动，表示惜别。
身穿朴素的浅蓝色棉衣，宽脚裤，短头发的乘务员姑娘们，每逢起飞和降落，总是要端来装着糖果和口香糖的盘子，一一分发。
我拿了四五块口香糖，连忙把一块放在嘴里。
八点五十分，马达声音响了起来，飞机开动了。
送行的人群好像向后流动一般，越来越远，一下就看不见。
跑道形成了无数线条，在飞机下面奔跑。
转眼间，飞机已到空中。
刚才的那位乘务员，用浅绿色茶杯，端过来一杯喷香的茉莉花茶。
我把滚热的茶杯放在膝盖上，两手捧着，紧闭双眼。
今天早晨七点钟，在旅馆房间吃早餐的时候，完全没有食欲，连一杯牛奶都没有喝完。
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双腿有如加上千斤砣。
可是，也许是上路的关系，直到上了飞机，还不觉得辛苦。
等到飞机起飞以后，心里踏实下来，才觉察出身体不十分舒服。
哒……哒……哒……哒……，什么声音轻轻地敲打起来。
我睁开沉重的眼帘。
女乘务员站在过道中间，一只手拿着“快板”的竹板，有节奏地敲打着。
另外一只手则拿着《毛主席语录》，配合着竹板的节奏，朗读其中一节。
Ｓ先生，Ｇ先生，以及其他的乘客
——解放军战士、干部等等，也都打开红色语录，随声朗读。
我也跟着学习。
于是把茶杯放在小桌上，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中国版的语录。
语录朗读完毕。
接着，乘客争着起立，唱起敬赞毛主席的歌曲。
翻译Ｇ先生也从隔壁的座位上走出来。
一会儿，Ｇ先生的低音传出来了。
小个子的Ｇ先生经常眨着大眼睛，唱得大概非常愉快。
唱完之后，大家热烈拍手。
可是，我连拍手的气力也没有，一直忍受着轧轧机声和透过窗帘照进来的依然强烈的阳光。
一曲既毕，Ｇ先生高高兴兴地回到原座。
他发现了我们的情况，愕然问道：
“你觉得不舒服吗？
他和作家Ｓ先生商量了一下，连忙直奔乘务员所在的机尾而去。
转眼间，Ｇ先生回来了。
告诉我们说，飞机在下一站太原降落的时候，会有医生来看病。
三、太原机场
飞机开始降低高度。
我掀开窗帘，眺望下面。
没有想到，下面竟是一望无垠的雪景！
十一点三十分，在跑道满铺着白雪的太原飞机场降落了。
下了飞机，小雪随风飘舞，扑到脸上。
我们走向一座朴素的候机室大厦。
只占大厦一部分的候机室，大致有小学校两间教室合并起来那么大。
先来的旅客，有的在门口的小卖部浏览，有的坐在沙发上阅读《人民日报》。
是一处极为安静的候机室。
我们走进去，空沙发前，有一个把大口罩直戴到眼睛的年轻白衣女士站在那里。
为了我们，果真有一位女医生在等待了。
可是，如果白衣的口袋里没有装着听筒，就绝不会想到这个人竟是医生。
也就是说，与在日本所见的医生完全不同类型，她们充满了朴素的风格。
首先向江马简单地询问了情况，开始诊查。
把江马的上衣打开，放上听筒，十分慎重，十分仔细。
女医生俯下前额，沉静地观察，我在旁边看着，心想由她来看病，真是件好事。
给江马试了温度表，他虽然汗水频出，咳嗽不断，却没有发烧。
下面就轮到给我试温度表了。
女医生从我手里接过表去，只瞥了一眼，就在口罩中小声地“哎呀！
”了一声。
Ｇ先生向女医生问了一句之后，也跟着“哎呀！
”起来，对我说道：
“丰田女士的温度到三十八度呢！
这一次轮到我吃惊了。
怪不得这么不舒服。
不过，我只是喉咙疼，别的地方并不大痛。
女医生静静地听了我的病情之后，稍微考虑了一下，便叫我跟她到医务所去。
跟着女医生走出候机室，沿着走廊走了几步，向右一转，就是医务所了。
一间整洁的细长房间，墙角上铺着一张干干净净的床铺。
她让我躺下，然后准备注射。
一会儿，注射完毕。
我从床上站起身来。
回到候机室不久，女医生就配好了江马和我的药送来。
她的大眼睛依然带着娴静的笑意，特别嘱咐我，刚才的注射，只是到西安以前的应急措施，等一下就会出汗，温度稍退，可是病还没有好。
到了西安，要马上找医生诊治。
又到了上飞机的时间。
江马在我耳边说道：
“无论怎么样，还有一个半钟头就到西安了。
一定要顶下去，打起精神来。
“不怕，顶下去。
不要让大家这样担心，一定要顶下去……”
我像是自言自语一般，对他回答。
到了西安，一定要把病治好，要精神百倍地完成这一次意义深刻的对革命中国的访问。
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在引擎声中睡了三十分钟。
睁开眼睛，果如女医生所言，不仅发汗，温度似乎也下降了一些。
四、到西安
没有多少时候，飞机就越过了山西省的群峰，横过黄河，进入陕西省。
刚才还是在灰色的雪空飞行，现在则是蓝天晴朗，从圆窗照进了阳光。
按照预定时间，在靠近两点钟时降落在西安飞机场。
从飞机里出来，纵目四望，阳光更显得耀眼，气温更觉得和暖。
上面没有白雪覆盖的赤红土地，一望无际，令人突然感到春天已经来临。
慢慢走下机梯，有三位中年男子并排站着，迎上前来，与我们热烈握手。
在飞机场的候机室里喝了一杯茶，我们就动身进入西安市。
接机的三个人里面，那个又高又瘦，戴着黄边眼镜的Ｌ先生，好像是负责人，先让江马和我与翻译一同上车，自己侧身向后，坐到司机的身边。
在汽车里面，Ｌ先生一丝不苟地对着江马，把给我们订好的旅途日程表提出来。
Ｌ先生说，在去延安之前，我们先在西安停留三天；
去延安，则不按一般人的办法乘坐飞机，而是汽车往来。
西安延安相距三百七十公里，如果赶路，一天也可以赶到，可是，为了仔细浏览风光，而且为了重踏当年革命青年男女前往延安的道路，为了要沿着红卫兵长征队络绎步行前往延安的道路，所以途中在黄陵歇脚一晚，两天的工夫到达延安。
在一月革命的高潮、夺权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而且被安排了如此完满的节目，一定要努力完成，非全力以赴不可。
五、八路军办事处
第二天早晨醒来以后，温度已经降了下来。
精神很不坏。
喉痛也差不多没有了。
“照现在这样子，再过一两天就可以去延安了。
”我说。
“现在更不用着急了。
不要勉强。
说这话的江马，在这里治疗了两三天之后咳嗽已减少了不少，身体也强壮了很多，似乎颇为放心。
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他跟Ｌ先生、Ｓ先生去看与延安有密切关连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八路军办事处在西安的北城，原来叫做红军联络站，一九三七年八月，由于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二次合作，才改为这一名称。
纪念馆中有三个院子，原来是地主住宅，党出了高价租过来的，地点在行人不多的小巷，要转过好几个弯子才到，是旧中国式的朱红大门，左右还有两座不小的石狮。
门外挂着纪念馆的大木牌。
一九三八年，山西省南部被日本军队侵占，西安地区就成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中心，同时，这里又是通往延安的要路。
那时候，要求抗日和革命涌往延安的青年人，从中国各地以及远从国外，络绎聚集延安，寻找联络。
联络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他们安全地送到延安。
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到八月，经此到延安的有二千二百五十人，其中三成是女性。
这个办事处一直维持到一九四六年九月国共关系最后破裂。
在这么长的期间内，一定送出了大量革命者——恐怕有数万人之多。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从最初起，在表面上是董必武、林伯渠负责，其实，林彪和周恩来时时暗中在此处停留，指导活动。
不过，这地方处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地区的腹心，办事处的活动非常困难、危险。
到处被特务网监视，就是靠近里院的邻家的窗口，也不断有特务探头窥探。
工作人员有时被特务绑架，下落不明，甚至有被杀死的尸体在井里出现。
不仅如此，从西安到延安之间，洛川、三原等等地方也有监视哨，逮捕前往延安的革命者，不但投入狱中，而且有人从此失踪。
江马等人由女解说员带领，在办事处内仔细参观。
林彪同志住的房间，周恩来同志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都很朴素，床铺和家具都照原样保存下来。
当时两人的年轻时代的照片，作为纪念品，分别装在镜框里，挂在墙上。
特别是周恩来那时相当瘦，口上、腮上长满了胡须，初看时觉得与现在判若两人；
但仔细再看，又浓又粗的眉毛，锋利的眼神，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的确确是现在的周总理。
尤其使江马感到惊异的是，这里还有一个房间，纪念伟大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白求恩前往延安是一九三八年三月的事，他所率领的国际医疗团，经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安排，在这里停留了十几天，才继续登程。
在这个小房间的墙壁上，悬挂着白求恩的照片，一同悬挂的还有他撰写的赞扬毛泽东同志的文章。
江马不禁肃然起敬，直立在门口，带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把里面的简单的床铺和家?
h，慢慢看清。
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女士第一次前往延安，也是由办事处安排的，其他颇多的外国革命家和新闻记者，大致上都是由这里安排，才得进入中央红色根据地的。
这里也有地下机密室和秘密发电机、无线电发报机，充分表现出当时又进行合法斗争、又进行非法斗争的苦斗情况。
还有为了反驳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由陈伯达同志在一九四三年所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书，也是在这里的地下室里印刷出来的。
在这房间里，江马的视线停留在当时从西安到延安的简图上，并且抄绘下来。
晚上，他回到旅馆，把在红军联络所参观的所见所闻，绘声绘影地讲给我听。
最后，他把抄绘下来的去延安草图拿出来给我看，带着感动的声音说道：
“事实上，如果不是刚才在办事处听到，我还不知道，那位伟大的白求恩同志也是由那里安排，前往延安的。
我们现在就是要沿着当年白求恩所走的道路，前往延安。
真是高兴极了。
撑着上身靠在床上的我，也眼带光辉说道：
“我的喉咙已经不痛了，热度也下来了，所以，明天无论如何，也要动身去延安。
六、前往延安
早晨，很早就醒了。
沿着长长的走廊，再上一层颇高的楼梯，直到饭厅去。
好久没有吃东西了，这次早餐吃得虽然不多，却是很香。
回房间时，在走廊上遇到Ｌ先生，我连忙问道：
“Ｌ先生，下了雪，还能出发吗？
“像这样大小，还可以走。
重要的是你的身体怎么样？
旅馆的医生又来给我检查，只说要当心，却没有说不能旅行。
于是决定，十一时动身。
在旅馆服务员们相送下，我们的车子出发了。
阴沉沉的天空，透过一丝阳光。
市民还是那样摩肩擦踵，在刚刚溶雪的十字路口上，匆忙来往。
白杨树引领下的大街，一直往北。
汽车从大街急往左转。
在转弯的小山丘上，有一座相当大的黑色建筑物，形状是过去没有见过的，三四个又粗又黑像是烟囱一样的东西并排矗立着。
虽然几乎看不到工人们的踪影，却呈现着一种说不出的活跃气氛。
一问之下，才知道是西安有名的火力发电厂。
我所知道的火力发电厂的烟囱，只是东京千住的烟囱，但它无论如何也赶不上西安这座烟囱的巨大。
前面出现了一条单线轨道，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开往西安车站的货车，“呜——”地一声，拉着汽笛，就要通过铁路公路交叉点。
原来是望不见尾的石油罐草。
我不禁点起数目来。
十，二十，三十，四十……这一列车连得真长。
我到底无法再数下去，只好放弃。
“都是中国的石油。
从兰州来的。
Ｇ先生这样说明。
那双大眼睛，为了夸耀祖国的自力更生，充满了喜洋洋的兴奋。
我听了这几句话，一边深深点头，一边想起了在日本的立川车站时常见到的石油罐货车。
那是运往美军基地的，这一列车也好，下一列车也好，都绘着美国石油公司的商标。
石油罐货车不断地前驶，一直驶过不停，我们的汽车只好在交叉点前面停留半天。
那地方，已经有了二十几个年轻人凑成一堆，中间的人打着红旗。
我打开窗子，跟他们谈话。
“你们几位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新疆……”
新疆自治区不用打开地图就知道，对于日本来说，那地方简直是远得很，远得很。
而这批青年却是从那里徒步来到此处。
七、过渭河
汽车在郊外奔驰。
江马从到西安那一天起，就希望眺望西安附近的群山，因为终南山和秦岭等等，都是从长安时期开始就名传遐迩。
遗憾的是天气不佳，始终未能望到。
怎知，今天上了路，关中平原还留着一片残雪，山上却如春天一般，霞雾缭绕，依然看不到山峰。
右边的远处，看到一座大建筑物，高高的黑房顶，据说那是半坡遗迹——半坡村石器时代的居民遗址。
保存有无数古坟和文化遗产的关中平原，吹起了新的革命风暴，到处充满生机。
对于道路本来颇为熟稔的司机，也有时不得不小心识辨，因为新的岔路越来越多了。
公路上的交通相当繁忙。
自行车几乎连绵不绝。
年青的小伙子们骑在前面，用红头巾包着头的姑娘坐在后面，向前飞奔。
对面来的自行车，也有些老大娘像姑娘们一样，坐在后面。
这样一来，每一辆自行车上都几乎有两个人。
途中，又遇到一些有篷子的手拉车。
又看到了把红瓦堆得高高的三驾马车。
仔细一看，原来三头牲畜之中，有一头是长耳朵的驴子，其余的两头是马还是骡，我就分辨不出来了。
总而言之，这三头牲畜毫无争端，任重致远。
车上坐着的老年农夫，扬起系着红绳的鞭子，“唰——唰——”连声，赶车前进。
路边上的村庄，总是人头涌涌。
挂着某某人民公社大木牌的建筑物前，在靠街的那一面，竖起贴满标语和大字报的布告牌。
离开西安市直向北进，走出了十多里路，村庄和行人都转少，风景也都是农田模样了。
我发现了一条黄色大河分成两半，横在眼前，岸上芦苇丛茂。
江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不断地说：
“离着渭河还远。
你看，前面可是已经看到了。
他的心情，我颇为了解。
江马对于唐代大诗人杜甫极为倾倒，凡是与杜甫的生活有很深切关系的地方和事物，他都是满怀兴趣，什么都要问个清楚。
汽车驶上了一道仅容通过的又长又老的木桥，刚刚走到一半，江马要求临时停车。
“这就是渭河了！
”他满面感慨之色。
“唐代称之为清渭，那意思是说，河水清澄得很，可是现在呢，一点也说不上清澄了。
接着，他给我念了杜甫的两首诗：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
然后说道：
“不管杜甫是多么伟大的诗人，那已经是很远的过去的事了。
他的工作也无非是基于封建的社会制度和儒教精神。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艺术上和思想上把杜甫作为自己的榜样。
是啊，我们是生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中，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我们的时代的唯一正确的救星。
好，够了，不要再让大家在这里停住脚步了。
请开车前进吧！
汽车在木桥上前进了。
江马带着与刚才略有不同的明朗愉快的脸色，对我这样说：
“在我来说，固然也不能不想起杜甫的《北征》，但是我又想起了白求恩博士也是沿着这条道路前往延安的，于是内心有了新的冲动。
八、为人民服务
不知道什么时候，Ｓ先生的吉普车不见了踪影。
离开西安大概已经有一个钟头了。
我们停住车略事休息，等吉普车追上来。
汽车里的暖气相当热，到了车外，冷风扑面，精神反而一振。
我们站在路边，伸手臂，深呼吸。
汽车行驶时，车轮下边的小石块不断跳跃，司机非常小心，立即仔细检查全车各部分。
这时候，有三名二十岁左右的女长征队员缓缓经过。
其中最高的一个，用一顶咔?
\军帽遮住一头散发，背上的背包覆盖着一块浅蓝色的尼龙布。
她们大概是中途掉了队，既没有打着红旗，也没有手持毛主席肖像。
我立即通过Ｇ先生跟她们搭话。
原来是刚从延安回来，就要追同队的人，步行前往河北省农村。
我们亲亲热热地笑着握手而别。
正在这时，Ｓ先生的吉普车到了。
一看，除了原有的两个人之外，多了一位上了年纪、有些佝偻的老农夫，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青年农妇。
后来总是这个样子，Ｓ先生遇到自己的车辆有一个座位时，无论如何也要寻找一位走得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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