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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明夺台湾暗取钓鱼群岛；
日本领有“尖阁列岛”在国际法上亦为无效；
反对掠夺钓鱼岛是当前反军国主义斗争的焦点和补充资料等。
钓鱼岛问题的由来
钓鱼群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南部边缘地区，呈东西排列。
群岛的北侧水深不足200米，海水蔚蓝。
群岛南侧以南的海沟，水深骤然达到了1000多米至2000米以上。
黑潮经过这里由西向东流过。
特别是赤尾屿，它的南侧紧靠深海沟，这里海上风大浪高。
浅海的蔚蓝与深海的黑潮形成了海水颜色的鲜明对比。
1971年秋天，井上清借旅游到冲绳考察，了解近代史和二战时期中日军冲绳决战的事实真相，顺便“想得到一些能够证实”钓鱼岛是否自古就属于琉球的史料。
作者写道：
“在我浅薄的有关琉球历史的知识中，未曾见过记载这些岛屿为琉球王国领地的史料，所以，我想求教于冲绳人”[2]在冲绳友人的帮助下，井上清搞清了“尖阁列岛”中的任何一个岛屿都不曾为琉球的领土。
不仅如此，还明白了它原本就是中国的领土。
“日本占有这里是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日本胜利时的事情，日本将其称为‘尖阁列岛’是在1900年（明治33年），由冲绳县师范学校的教师黑岩恒命名的”。
井上清认为，二战结束时，日本无条件接受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家对日《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应根据该宣言的领土条款，立即主动地将这些岛屿归还给中国。
日本国内有人把钓鱼岛当作是日本领土，是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又一表现。
井上清开门见山地这样写道：
“1968年以后，在钓鱼群岛海底发现有大油田，而其近海又是鲣、文鳐鱼等鱼类丰富的渔场。
因此，这一群岛不仅在经济上如此重要，在军事上也极为重要。
如果在这里建造军事基地，就等于把枪口架到了中国的鼻子底下。
”
1970年9月，美军管辖钓鱼岛时期，日本政府就曾派出海上自卫队，恫吓正在这一海域作业的中国台湾省的渔船队，干扰其捕鱼作业。
此后，日本政府决定，若包括台湾省在内的中国人一旦进入这一海域，则以违反出入境管理令论处，强制其离境；
若中国人登陆修造建筑物，则适用于刑法中的侵犯不动产罪，由海上保安部队和警察予以取缔。
这就是40年来日本海上保安部队和警察屡次驱逐或扣押中国渔民和渔船的所谓法律依据。
“这样一来就制造了一个中国人‘非法入境’的骗局，为把人民逼上反中国和虚假爱国主义的舞台做好了铺垫”。
1955年10月和1956年4月，美军分别在该群岛中的黄尾屿（日本称之为久场岛）、赤尾屿（日本称为久米赤岛或大正岛）岛上建造了轰炸射击演习场。
1972年5月15日，美国“归还”时，日本政府将钓鱼岛纳入防空识别圈内。
井上清通过大量的史料，弄清了自16世纪以来，“这里并非原本就是无主地，而是中国领土，并基本上可以确认，日本的占有是在日本打赢甲午战争时掠夺来的”。
他说：
“我是这么想的：
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为了正确解决钓鱼群岛的归属，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个问题在国民中煽动虚假爱国主义，完成实际侵略外国领土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一旦完成，第二阶段以后就容易了），作为历史学者，要做他力所能及的事。
……目前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站出来公开发表意见”。
“领土问题最能刺激国民的感情。
自古以来，反动统治者往往捏造领土问题，煽动人民掀起虚假的爱国主义狂热”。
而在日本国内，“与这个‘国论’针锋相对，公开呼吁人民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掠夺钓鱼岛，并为之斗争的政治党派，目前只有一个新左翼组织”。
“越是这样，我们越应该拿出更多的勇气和热情，打开斗争的局面”。
井上清在第一章结尾处强调指出：
“台湾和澎湖列岛是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条公然强取豪夺的。
钓鱼群岛则没有任何条约依据，而是日本乘甲午战争胜利，掩过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耳目窃取的。
并且，这个强夺与窃取不仅在时间上有联系，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密不可分的”。
“严格地从时间上来说，是在比掠夺台湾稍早的时候，而且与掠夺台湾在政治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没有任何合法或非法的条约的情况下从清朝窃取的”。
“钓鱼岛自明朝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在第三章中，井上清写道：
“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这个列岛十分关心，这是因为琉球册封使回国时要经过列岛附近。
另外，15、16世纪的明朝政府为了防备倭寇对中国沿海的袭击，必须对东海的地理情况了如指掌”。
“至少在16世纪中叶，钓鱼群岛就有了中国名字。
如钓鱼岛（或称钓鱼屿）、黄毛屿（或称黄毛山，后又称黄尾屿）、赤屿（后又称赤尾屿）等等”[3]
这位历史学家认真分析了成书于16世纪的中国航海指南《顺风相送》一书。
书中福州至那霸航线指引记中，就记载了钓鱼群岛。
还有明嘉靖13年（公元1534年）从福州东渡去琉球的朝廷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书中记载了过钓鱼岛的有关情况。
琉球曾是中国的属国，历代国王都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
有资料表明，明清两朝共向琉球派过24回册封使。
井上清查明的中国最早向琉球派遣册封使的时间是明太祖洪武5年（公元1372年），陈侃是明朝第11任册封使。
册封使录是写给当时及后世的朝廷及琉球使节们看的，具有国事报告书的性质，而不是个人航海日记。
之后，明世宗嘉靖41年（公元1562年）的册封使郭汝霖在他的《重编使琉球录》中写道：
自福州出洋，“闰五月初一日（公元1562年5月29日），过钓鱼屿。
初三日至赤屿。
赤屿乃界琉球地方山也。
再一日若有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
以上井上清所引用的陈侃、郭汝霖的两篇使录，被认为是记录钓鱼岛情况的最早期历史文献。
“日本及琉球在1867年以前实际上没有一份脱离了中国文献而独自言及钓鱼群岛的历史文献，这不是偶然的”。
井上清说。
在书中，作者驳斥了日本政府、日本共产党及《朝日新闻》等鼓吹的“钓鱼群岛本来就是无主地”荒谬主张，明确指出：
“他们的推论大概和国土馆大学国际法助教奥原敏雄在《中国》杂志1971年9月号上发表的‘尖阁列岛主权与《明报》的论文’的推理逻辑是一样的”。
奥原敏雄的文章说：
陈、郭两篇使录只说明了久米岛往前是琉球的领土，即在到达那里之前的钓鱼、黄尾、赤尾等不是琉球的领土，而没有写出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因此说，钓鱼岛是无主地。
作者进一步驳斥道：
“的确，陈、郭两位使节‘应该能够’以积极的方式明确记述赤屿以西是中国的领土。
但经常有这种情况，即使‘应该能写出’的东西，却因没必要就不去写它。
从‘应该能写出’却不写来断定他们没有‘是中国领土’的意识，进而说那是无主地，这样的推理逻辑实在大荒唐”。
井上清还列举了明代抗倭名将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
书中总结了与当时在中国沿海四处作恶的倭寇打过几百次仗，并把他们赶出了中国的作战经验，说明防御侵寇的战略战术和要塞哨所的配置，以及兵器舰船的制造方法。
“这个图表明，钓鱼群岛位于福建沿海的中国岛屿中……找不出只有钓鱼群岛不是中国领土的根据”。
“将非本国领土，而且是距本国本土最近也有200多海里的小岛划入防御区，这种事只有将中国的钓鱼群岛纳入自己‘防空识别圈’的日本自卫队等美国、日本这些近代、现代的帝国主义才做得出来。
可他们却把这种事情强加在明朝头上，说什么防御区域与主权不是一回事儿。
这不过是他们为钓鱼群岛无论如何也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进行狡辩的一派胡言”。
井上清认为，“能够证实钓鱼群岛是中国领土的记录，在16世纪中期至少就有三个”。
“三个文献都清楚地将这里与别国领土区分开来，这决不是偶然的”。
书中所说的三个记录，就是陈侃所著《使琉球录》、郭汝霖的《重编使琉球录》和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
“应该肯定中国人在发现钓鱼群岛、给它命名的当初，就把这里认作是自己国家的领土了”。
那时，中国的东南沿岸受到倭寇的欺辱，由于与倭寇的紧张关系，中国人在东南沿海的本国领土与外国领土的区别上不得不十分敏感。
明亡清立，琉球王依照惯例仍旧得到了清王朝的册封。
清朝的第一任册封使是1663年进入琉球的，但在他的使记中也没有关于中琉地界的论述。
写到清代部分，井上清例举了清朝第二任册封使汪楫，于圣祖康熙22年（1683年）出使琉球时，在《使琉球杂录》卷五中记载的一段汪楫与船长的对话：
汪楫问船长：
“郊之义何也?
”（“郊”的意思是什么？
）
船长：
“中外之界也。
”（中国和外国的分界。
问：
“界何以辨?
”（怎么分辨那个界线呢?
答：
“揣度耳（只有推测）。
然顷者恰当其所臆度也（不是胡乱推测）。
”
历代册封使们的船经过这里时，要献猪、羊等祭礼，举行避海难的祭祀。
汪楫详细描述了过沟祭海的过程，“明确记述了那里不仅仅是海难多发处，还是‘中外之界也’，这一点十分重要”。
还有嘉庆皇帝的老师周煌在《琉球国志略》卷十六“志余”中的记述。
“在文字上也明确记载着他和汪楫都认为赤尾屿和久米岛之间是‘中外之界’，赤尾屿以西是中国的领土”。
清康熙时代的翰林院编修徐葆光先后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研究琉球情况，撰写了《中山传信录》，是诸多册封琉球使节史著里面史料价值较高的一部，后人的评价是“考证翔实，下笔慎重”。
书中徐葆光给姑米山注上了“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几个字。
“说明了久米岛是往来中国与琉球时的国境。
这个‘界’的另一方是中国，与郭汝霖的‘赤屿乃界琉球地方山也’的‘界’是同一意思”。
书中，井上清公开谴责“日本政府等故意无视历史事实”，用充分的史料论证了他们篡改历史的经过。
1970年8月31日，日本政府首次公开主张对钓鱼群岛拥有主权，并在美国琉球民政府监督下的琉球政府立法院起草了《关于申请尖阁列岛领土防卫的决定》。
这个决定在谈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根据时说：
“尖阁列岛原本就属于八重山石垣市宇登野城的行政区域。
战前，该市的古贺商店在岛上经营伐木业和渔业。
对该岛拥有主权是毋庸置疑的。
”琉球政府于同年9月10日发表了《关于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架资源开发权的主张》的声明，之后又发表了《关于尖阁列岛主权》的声明。
声明列举的史料表明：
“尖阁列岛”“在1895年（明治28年）之前，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换句话说，它是国际法上所说的无主地”。
井上清认为：
“事实上若不这样做，如果承认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他们就无法牵强附会地套用‘无主地先占为主’的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准则’了。
然而，他们对于这一主张，提不出任何史料的科学证明”。
本书第二章列举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及各党派“故意无视历史事实”，编造所谓的历史事实。
“日共和《朝日新闻》如此这般自信地断定明、清两代的中国王朝没有在国际上明确对尖阁列岛拥有主权。
但是，此时他们不是科学地、具体地调查历史事实，而是完全站在佐藤军国主义政府一边，把现代帝国主义的‘无主地’概念毫无科学根据地强加在封建中国的领土问题上，企图抹杀掉对自己不利的历史”。
“日本的先知者也明确记载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
被誉为日本近代民族意识先驱者的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著名政治学者林子平，因编纂《三国通览图说》曾遭幕府软禁，书的版本也被没收。
《三国通览图说》编辑了大量附图，其中的“琉球三省及三十六岛之图”中，日本被涂为灰绿色，原琉球国的领地被涂成了浅灰色，中国本土涂上了淡红色。
“图中印有从中国福州到冲绳本岛那霸的南北两条航线。
南航线上由西向东排列着花瓶屿、彭佳山、钓鱼台、黄尾山、赤尾山。
这些岛屿都涂上了与中国本土一样的淡红色。
北航线上各个岛屿就更不用说，颜色也和中国本土的一样。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林子平是把钓鱼群岛看作中国领土的，这是一目了然，毫无疑问的”。
“在这样的一张地图上，居然清楚地画有钓鱼群岛这个芝麻大小的岛屿——许多比它大得多的岛屿却没画上，并被涂上了与中国本土相同的颜色。
对林子平的《图说》来讲，明确各国的范围及边界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钓鱼群岛可能就成了不能省略的了”。
并进一步解释道：
“林子平在序文里写道：
‘此数国之图小生不敢杜撰……，琉球原有《中山传信录》为证’，可见他的琉球图是根据《中山传信录》里的地图绘制的”。
林子平是研究了《中山传信录》及当时日本人研究琉球的权威著作——新井白石所作的《琉球国事略》等，同时加上了自己的见解，才写出了《图说》并绘制了地图。
井上清认为，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中，“对姑米岛的注解，与郭汝霖、陈侃使记的记述相同，久米岛以东是琉球的领土，而西面的各个岛屿是中国领土。
用汉语方式表达也是极其自然的”。
作者在京都大学附届图书馆的谷村文库里，还看到两种“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的江户时代彩色抄本，一种抄本把琉球涂成了茶红色，中国本土及钓鱼群岛等为淡茶色，日本为深绿色，台湾、澎湖被涂成了黄色。
另一种把琉球涂为黄色，中国本土和钓鱼群岛为淡红色，日本被涂上了绿色。
作者感慨道：
“一代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向日本人民宣传日本防卫意识的，他们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触怒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者。
然而，林子平代表着日本人民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
他的《海国兵谈》、《三国通览图说》虽然被禁止出售发行，但人们还是争相传看，流传甚广。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在国际上受到何等的重视，连西欧人也知道钓鱼群岛是中国领土”。
钓鱼群岛是怎样变成“尖阁列岛”的？
在1900年以前日本人（包括琉球人）从未把钓鱼岛叫作“尖阁列岛”。
井上清认为“这个名字实际上是根据西欧人给这个群岛的一部分所起的名字，于1900年命名的”。
他对西欧人是何时知道钓鱼群岛的存在，做了一些考证。
“确切地说，在19世纪中期，西欧人的地图上就将钓鱼岛标为HOAPIN-SAN（或-SU）、将黄尾屿标为TIAU-SU。
另外，他们把钓鱼岛东侧的岛礁群称为PINNACLEGROUPS或PINNACLEISLANDS。
这个名称来源于英国海军‘萨玛兰’号舰长的航海日志”。
1908年（明治41年）10月改版的《日本水路志》，第一次将“钓鱼岛”改为“鱼钓岛（Hoapin-su）”、“黄尾屿（Tiau-su）”、“赤尾屿（Raleighrock）”，钓鱼岛被统一写成了“鱼钓岛”，黄尾、赤尾仍延用中国古代的名称。
“鱼钓岛”从此成了日本官方固定统一的名称。
作者根据明治维新后日本和西方的一些史料得知，“日本关于钓鱼群岛的科学知识，差不多都是从英国海军的书籍或地图里得来的。
日本海军将英国海军所说的PINNACLEISLANDS译成了‘尖阁群岛’、‘尖头诸屿’，‘尖阁列岛’的名字也是由此得来”。
将钓鱼岛、尖阁群岛（尖头诸屿）及黄尾屿总称为“尖阁列岛”，是始于1900年黑岩恒的命名。
井上清还考证了由黑岩恒命名的那个尖阁列岛的范围：
“按他的注明应该是钓鱼岛、尖头诸屿及黄尾屿的总称，不包括赤尾屿，这在地理学上是符合逻辑的。
赤尾屿距黄尾屿48海里，和钓鱼岛等不构成一岛群。
黑岩恒在他的报告中对赤尾屿也只字末提。
并且琉球政府在1970年9月10日发表的‘关于尖阁列岛的主权及大陆架资源开发权的主张’中说：
‘尖阁列岛散布在北纬25度40分至26度、东经123度20分至123度45分的范围内。
’这个范围与黑岩恒所讲的尖阁列岛的范围相同。
赤尾屿（北纬25度55分、东经124度24分）不包括在内”。
作者接着写道：
“琉球政府、日本外务省、日本共产党都妄图把黑岩恒以地理学为依据确定的尖阁列岛和黑岩恒从尖阁列岛中分列出来的赤尾屿同时当做日本的国土，但他们内心也知道，这个包括赤尾屿的尖阁列岛的名称，从未存在过。
所以，不能明确地说明尖阁列岛的范围，只好先举出了黑岩恒的名称，而后又悄悄地把赤尾屿加了进去。
作为帝国主义者，只能以小偷的方式来处理领土问题，岂不是有伤大雅？
驳斥“无主地先占为主的法则”
在第六章中，作者写道：
“16至18世纪，中国人、琉球人及日本人就琉球和钓鱼群岛撰写了许多优秀文献，这些文献资料都一致表明钓鱼群岛是中国领土。
但是，有人却利用汉语文章表达方式和现代法律条文的差异，肆意进行歪曲。
而对难以歪曲的地图，便说什么‘是机械地用色彩加以区分’。
以他们的小人之见去蔑视先驱们的一番苦心，把他们这些胡搅蛮缠的人当做辩论对手，真是很累，麻烦透了”。
并对“国际法上的无主地先占为主的法则”予以驳斥。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田畑茂二郎曾对国际法的成立做过这样的论述：
“西欧的近代主权国家间‘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为了防止权力斗争无休止地激化下去，‘要制定一个合理的规则加以限制，因此，便产生了国际法’。
这个‘合理的规则’，依我之见不过就是强者的利益”。
（现代日本标准国际法解释丛书《国际法》）井上清继续写道：
“面对这种日趋激化的殖民地掠夺，‘为共同规范国家间的行为’（这种时候，其背景往往是对他国而言把本国的行为当做是正当行为），广泛地展开了关于国际法的讨论。
在先占为主的法则提出后，它作为一个新的获取领地范围的权利得到了承认”。
“这实际上是推行对强国有利的理论。
‘无主地先占为主’”的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不断侵占美洲、亚洲、非洲及太平洋上的岛屿，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领土，将其殖民化，而这期间所通用的便是‘发现优先’的原则。
当荷兰、英国作为竞争对手出现，并在实力上超过西班牙、葡萄牙时，荷兰的法学家古劳契斯便炮制出了‘先占的法则’，这是一个对荷兰、英国极为有利的理论，不久它又变成了‘国际法’”。
日本著名国际法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横田喜三郎在他的著作《国际法》中有过这样的论述：
“无主地‘最明白不过的定义是无人的土地’。
但‘国际法上的无主地不仅仅是无人的土地，即使已有人居住，但那块土地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也是无主地。
西欧各国抢先占有前的非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里居住着未开化的土人，这些土人没有构成国际法上的国家，那片土地也只能是无主地’。
这不又是现代欧洲的所谓主权国家随意下的定义吗？
根据这个‘法则’，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略全世界，欺压各个民族”。
“从15世纪的新发现时代至18世纪初，在发现新大陆或岛屿时，宣告这里是本国领土并悬挂国旗，建立十字架或标柱，这样就等于取得了这片领土。
”但是在19世纪，仅这样做就不行了。
“多数国家主张先占必须是现实占有并实行统治，这逐渐成了各国的一贯做法”。
井上清对此的解释是：
“这也就是说，使用军事、督察等实力夺取并保持的便是赢家。
如此看来，这是近代西欧列强为了使其掠夺其他国家、民族的领土正当化而精心编造出的‘法则’。
现代帝国主义继承了这一‘法则’，并把它当做国际法通用。
现在用这个‘法则’来衡量中国封建王朝时代的领土有无合法性，这样做的本身就是无视历史。
就是现代帝国主义的蛮横不讲理”。
“在西欧各国所谓的领土先占的‘法则’中，16、17世纪也规定过发现新土地的人就是主权所有者。
如果适用这个‘法则’，钓鱼群岛非中国莫属。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经确切证实，这里是中国人发现的，并给它起了中国名，而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册封使录等正式记录中，有过反复记载。
假如把现代帝国主义‘先占必须是有实效性’的‘法则’运用到钓鱼群岛上的话，在这个小小的无人岛上设立行政机构，对明、清时代来说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毫无意义”。
井上清的研究发现：
早在明代，中国就为钓鱼岛做了更多的事情，“在将钓鱼群岛纳入海上防御区域、系统地论述防御侵寇策略的《筹海图编》中，标出了钓鱼群岛的位置和其所辖区。
这也就是横田教授所说的‘在附近的陆地或岛上设置行改机构和配备警力……’”。
他据此认为：
“明、清两代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没有必要按现代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则’说明‘先占’钓鱼群岛。
正因为他们确信这里是自己的领土，才明确地留下了现代帝国主义的先占谬论所不能否定的历史事实”。
“钓鱼群岛原本并非无主地，显然是中国领土。
‘无主他先占为主’的法则本身就不适用于该岛。
即便假定它是无主地，由于日本并没有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因此‘先占为主’也无法成为该岛已纳入日本领土的有效依据。
日本这么做，并非是在毫无恶意地领有真正的无主地，或是真的认为是无主的土地，而是明知为中国领土，却想乘胜夺为已有。
不管找什么借口，日本也是无法使其领有合法化的”。
“只是对于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北侧及东侧的分界线，在上述条约中没作任何规定，中国与日本对比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商定。
战败了的清政府岂止是台湾，甚至连本土上的重地——辽东半岛也不得不割让给日本。
在此打击之下，清政府甚至连坚持自己从未放弃过的在琉球的历史权利的力量都没有了，怎么还有可能为了确定那些位于琉球及台湾之间的微如草芥的小岛的所有权而与日本逐一进行谈判呢？
日本政府由此意外地捡了个便宜，不仅很自然地抹煞了中国对琉球的一切历史权利，而且还窃走了觊觎己久的中国领土中的钓鱼岛及赤尾屿各岛”。
日本利用甲午战争夺取钓鱼群岛的经过
井上清写到：
“明治政府窃取钓鱼群岛的活动自始至终都是瞒过清政府及世界各国的耳目秘密进行的”。
清德宗光绪10年（1885年），日本国内就有人串谋，企图以“无主地”为由，占有钓鱼岛（鱼钓岛）及黄尾屿（久场岛）。
由于顾忌到中国的抗议，在外务省的反对下，图谋未能得逞。
光绪15年（1890年），冲绳县曾呈报要求在钓鱼岛上建立辖区的标桩，但日本政府在4年多时间里却没有任何批示。
光绪20年（1893年）11月，冲绳县以与上次相同的理由再次呈报建立标桩，政府仍未作任何答复。
10年后，光绪20年（1894年），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实施偷袭，引发了甲午战争。
这时，冲绳县并没有再次呈报，政府却突然以答复一年多前的呈报书的形式，开始着手对钓鱼群岛的占有。
同年底，日本断然决定占有钓鱼群岛。
这个过程先后经历了9年。
由内务省发给外务省一份秘密文书，协商答复冲绳县知事去年11月提交的申请，并让其在鱼钓岛及久场岛建立标桩。
井上清例举了由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内务大臣野村靖以及冲绳县知事共谋占有钓鱼岛群岛的密文。
光绪21年（1895年），陆奥外相答复野村内相称：
“本省对此别无异议，应恢贵省之见从事。
”内阁会议决定把钓鱼岛及黄尾屿作为冲绳县的辖区建立标桩。
内阁会议上得到了通过，日本政府的解释是“其时与今日之情况相异”。
光绪10年到20年的“情况相异”的根本原因就是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翅膀变硬了。
钓鱼岛并非是日本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条的规定正式从中国割让过来的。
在时间上也决非是偶然与甲午战争巧合在一起的。
“日本政府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乘着在甲午战争中获胜之机窃取过来的”。
井上清公然宣称：
“日本领有‘尖阁列岛’（钓鱼岛）在国际法上亦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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