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吏学碰撞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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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应付时局所引介的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史学，今皆时过境迁，需要改弦更张。

原来于中国旧学问当中，便有“崇经黜史”的倾向，史学并非全然自主。

唯清季以降，经学不敌强势西学，其解释典范日趋式微。

史学在无所凭依的状况之下，只得汲汲寻求外援。

梁氏之热衷引介进化史观便是极佳的先例。

王国维指出：

“自进化之论出，学子益重历史。

”稍后的傅斯年也承认“史学之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但进化史观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度危机重重；

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民族主义的客观性则大受质疑，“想象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y）之说反甚嚣尘上。

举中国史为例，我的同学杜赞奇（PrasenjitDuara）倡议“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便获得不少的回响。

梁启超的“新史学”中未变而影响深远者同样有两点：

其一，是“史料”基本概念的确立；

其二，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尤其是与社会科学的结盟。

这两项预设转化了传统史学的性质，使今日中国史学得以加入近代史学行列，而与之祸福与共。

首先，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费了绝大篇幅，反复阐释“史料”这个概念。

史学之有别于玄学或神学，其立论不可端赖穷思冥想，却必得立在具体的证据——史料之上。

依照数据形成之早晚先后，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两大类别。

在史学论证过程，“直接史料”最具分量，不得已方退而求诸“间接史料”。

要之，“直接史料”（或谓“原始数据”）与“间接史料”（或谓“二手资料”）的分辨，正是奠定西方近代史学的基石。

近代史学之父兰克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中现身说法道：

“我见到这个时代的来临，吾人不复将近代史（modernhistory）建立在间接的报导之上，甚而同时代的史家除非拥有一手的知识，亦不予采信。

我们宁可把史学从目击的叙述与最真实及直接的史源中建立起来。

”梁氏接受了这种史料概念，可预料地对传统史学必起了莫大的颠覆作用。

首当其冲的，便是动摇传统史学经典的权威形象。

譬如，帝制时代尊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在梁氏新观点的审视之下，只是卷帙浩繁的“史料”而已；

在印证个别论点时，其价值反不如金石铭刻、地方志、文集笔记来得直接，来得信实可靠。

这种观点彻底转化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评断。

柳诒征说：

“吾国诸史仅属史料，而非史书。

”便是明证。

更有甚者，梁氏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疏通成“六经皆史料”，以方便衔接西方史学。

上述的“史料”概念实为中国新一代史家所共享。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中，批评“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职是，特别强调：

“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

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

”反过来，他批评传统的中国史书：

“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列“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参考书目中，胡适建议阅读的正是同样为梁氏所取资的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Langlois）与瑟诺博司（CharlesSeignobos）合著的《史学原论》英译本。

要知《史学原论》与伯伦汉（ErnstBernheim）的著作在西方史学具有同等的份量，均代表兰克史学于世纪之际的再兴。

此外，受业于胡适、复为兰克史学的践行者傅斯年，更直截了当地宣称：

“近代的史学只是史料学。

”他认为：

“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

”换言之，“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

傅氏对“史料”极端重视，毋怪后人径以“史料学派”标示他所领导的“史语所”。

世纪之交，梁氏等诸贤敞开胸怀，迎纳西方史学，不料却让自身陷中、外史学的双重危机。

一方面，传统史学固不敷应付世变日亟的时局，而必须引进西方史学，然而后者复逢西方新兴社会科学的挑战，窘态乍露。

故梁氏乃不得已移樽就教，认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决心将中国史学带离传统的“四部”（经史子集）之学，正式加盟西学阵营。

早在《新史学》一文中，梁氏便批评中国史学“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

他认为与史学有“直接关系”的学科，相当于今日的社会科学；

有“间接关系”的就是哲学与自然科学。

与傅斯年同为兰克史学代言人的姚从吾，也认识到其他科学对历史研究的益处，他说：

“觉Ranke及Bernheim的治史，实高出乾嘉一等。

他们有比较客观的标准，不为传统所囿。

有各种社会自然科学的启示、指导，可以推陈出新。

”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历史学界相当普遍，举其例，清代的章学诚在民初获得极高评价，备受中外名家诸如日人内藤湖南、胡适等所推崇，但吕思勉于比较章学诚与今日史家的异同时如是评道：

他（指章学诚——引者注）的意见，和现代的史学家，只差得一步。

倘使再进一步，就和现在的史学家相同了。

但这一步，在章学诚是无法再进的。

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由于现代的史学家，有别种科学做他的助力，而章学诚时代则无有。

依吕氏之见，章学诚的史学造诣与现代史学所差无几；

唯现代史学的进步乃拜别种科学之赐。

而在诸多科学之中，社会科学尤为“史学的根基”。

简言之，踵继梁氏而起的新史学，大致遵循“史料优先”及“以客（社会科学）为尊”的两大方向发展。

前者固可强化传统学术，尚不致威胁正规的历史研究；

然而迎门接纳代表西学的社会科学，却是地道的“城下之盟”，极大斫伤了史学的自主性。

试举倡导以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s）治史的比克霍福为例，他便明确主张：

“人作为分析的单元，只能透过某些概念架构去研究，一旦取得了人类行为的知识，其他史学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观此，史学遂仿若失去半壁江山，只得拱手让出解释权，沦为资料整理的工具罢了。

20世纪中国“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大概只能用“夸父追日”堪以道尽其中原委。

中国史学结盟社会科学，不意令自身陷入西学的轮回而无法自拔。

鉴诸台湾六七十年代流行的行为科学，在在证明所言不差。

然而西方的社会科学在这段时间内突然弊病丛出，危机重重；

其反思的结果，竟是后现代主义的产出。

这对牺牺惶惶的中国新史学而言，不啻雪上加霜。

1980年代之后，两岸骤然必须同时面对西潮崭新一波的冲击，此无他，便是后现代主义的来临。

简言之，“后现代主义”的来源不一，最早见诸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文学与建筑评论，60年代方在哲学与思想园地发荣滋长，70年代以降便席卷社会科学，史学则殿其后，方受波及；

而中国史学则尤在其后。

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旨在颠覆或取代“现代主义”（modernism），而中外“新史学”恰是“现代性”（modernity）所孕育的智识产物，遂成为其所攻讦的对象。

后现代史学的追随者动辄大放厥词：

“历史乃是西方的神话。

”或者放声喧嚷：

“历史的死亡。

”必须指出的是，他们所谓的“历史”，意指一切非经由后现代程序所制造出来的史著。

后现代史家采取的正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态势。

后现代史学的祭酒——福柯于1969年刊行《知识考古学》，该时的书评者立谓“敲响了历史的丧钟”，似乎语不惊人誓不休。

这对正规史家而言，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纵使他们刻意排斥或回避后现代主义的挑衅，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语汇业已充斥坊间的历史写作。

举其例：

“文本”（text，巴尔特）取代了“作品”（work），“论述”（话语）（discourse．福柯）取代了“解释”（explanation），“空间”（space）取代了“时间”，“间断性”（discontinuity）取代了“连续性”（continuity），“解构”（deconstruction，德里达）取代了“结构”（structure），“修辞”（rhetoric，怀特）取代了“论证”（argument），“书写”（writing，德里达）取代了“阐释”（interpretation），诸如此类，俯拾即是。

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渗透力，无远弗届。

尤有过之，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研究正面的冲击，仍然有二：

其一，解消“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

其二，“语言的转向”。

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厘定“后现代”乃是对“后设叙述”的质疑；

其界义适可运用到史学领域，“后设叙述”，在史学上又可谓之“大叙述”（grandnarrative），诸如：

民族史观、进步史观、马克思史观等等。

它们均难脱本质论（essentialism）或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色彩，而具有线性发展与目的论的特征。

职是，受后现代主义所影响的史学，动辄推崇“小叙述”的“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大叙述”则受到贬抑。

直接受冲撞的，便是法国年鉴学派所鼓吹的“整体史”（totalhistory）了。

在中国史领域，前述杜赞奇力图从民族国家的神话“拯救历史”，便与俞旦初所阐扬的爱国主义的民族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台湾史家沈松侨受此氛围启示，解构了“黄帝”的民族神话，则是这方面别开生面的代表作。

换言之，后现代史家强调分歧（diversity）与异质性（heterogeneity）；

遂将整体的大历史（history），裂解为多元分化的小历史（histories）。

同时，“后现代史学”一反实证史学，遂行了“语言的转向”。

从史学方法的角度观察，“语言的转向”促使史学进行一系列的回归，从史实至语言、从语言至文本，最后从文本至符号，其结果则是将语言和经验完全隔绝。

巴尔特就说：

“事实无它，仅是语言性的存在，”德里达亦附和道：

“文本之外，别无它物。

”封闭的文本论，令历史不再指涉过去；

而失去对外的指涉性，历史变成自成一格的符号游戏。

从解读的角度，巴尔特“作者之死”（TheDeathoftheAuthor）的观点，迥异于往昔阅读文本的取径，令“读者”的诠释凌驾于“作者”与“作品”之上。

无独有偶，德里达的“解构”及“书写”概念，进而摧毁了“史源中心观点”，标榜独树一帜的历史进路。

上述观点如果落实至史学操作，便是测试史料与历史解释的限度。

倘纯依循读者观点，师心自用似乎难以避免。

试举近年中、西史学中喧腾一时的争论，环绕《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和《怀柔远人》（CherishingMenfromAfar，1995）两部著作的论辩，便代表“现代”与“后现代”史学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策略，而后现代的解读似逃脱不了望文生义的指控。

“望文生义”，析言之，即是符号学家艾柯（UmbertoEco）所谓的“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

“过度诠释”肇自解释漫无准则，以致言人人殊，背离了语言“沟通”（communication）的基本宗旨。

严格言之，上述两部著作连德里达所提示的“文本注疏”（commentary）和“批判阅读”（criticalreading）的程序，都难以通过。

推其极致，甚至有“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determinism）之虞！

举例来说，刘禾在开发“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practice）的文化现象方面甚有建树，但她把帝国的实质冲突归诸语言诠释的问题，则未免不太相称（outofproportion）!

她在解释中英《天津条约》的交涉时说道：

通过挖掘这个衍指符号诞生的轨迹，我们会看到语词的冲突绝非小事，它凝聚和反映的是两个帝国之间的生死斗争，一边是日趋衰落的大清国，另一边是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

谁拥有对“夷”这个汉字最后的诠释权，谁就可以踌躇满志地预言这个国家的未来。

观此，语言不止是“存有的殿堂”（thetempleofbeing），并且变成“语言的牢房”（theprison-houseoflanguage）。

攸关历史知识的性质，后现代史学系持“建构论”（constructivism）的立场。

意即：

史家旨在拟构历史，而非发现历史。

“逝者已矣！

”（Whatispastispast!

），后人已无法再知晓真实的过去。

所谓的“历史”也不过是人类心智当下意识的产物。

毋怪怀特会借道“语艺学”（poetics），抛出“历史若文学”（historyasliterature）的论点。

而历史既然允纳虚构，史实的客观性与可知的过去，遂成过眼云烟！

不止西方后现代史学有此现象，连中国史亦受到此类观点的渗透。

汉学名家史景迁（JonathanD．Spence）的《胡若望的疑问》（TheQuestionoHu，1989），固以叙事著称，驰骋于史料与想象之际，极尽文艺之能事。

然而传统史家却拒之于千里之外，视该书仅与“小说”相埒，竞未得入列“历史小说”之林。

总之，“文史不分”或者允纳“虚构性”（fictionality），皆是与历史的实在论（historicalrealism）大唱反调，更与中国传统的“秉笔直书”及西方“陈述事实”的史学精神大相径庭。

况且，后现代史学祛除历史知识的指涉作用，不啻就瓦解了自身鉴古知今的功能；

因此除了美学的意义，历史则变为无用论。

归根结蒂，后现代史学呈现有“语言迷恋”（linguisticobsession）或“文本崇拜”（thefetishismoftext）的倾向。

后现代的阅读观点只着重符号或文本的“示意作用”（signification），而鲜少措意“沟通”与“效度”（validity）的问题。

典型的示例，便是克莉斯娃（JuliaKristeva）的文本观。

他们但求其异而略其同，似乎遗忘了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长久以来的教诲：

莫让语言对我们的智力产生迷惑。

完全自足的文本论就仿佛“缸中之脑”（brainsinavat）无所指涉（non-referentiality），因此就不具有任何经验的意义。

晚近语言哲学的探讨复指出，“语言”得以指涉实在（reality）乃吾人知晓任何语言的先决条件（precondition）。

是故，在“语言转向”后，即激起一股返归经验的浪潮，他们固然承认语言的媒介作用，但坚持“经验的不可化约性”（irreducibilityofexperience）。

毋怪晚近的“后一后现代主义”（post-postmodernism）不少人出自重视“硬事实”（hardfacts）的马克思阵营。

也因此，后现代史学只能着力于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言说层面，而难以逾越雷池（若经济史）半步。

况且，后现代史学经常陷入自我矛盾，一方面他们攻讦“后设叙述”，另一方面在分期上，他们却口口声声断定当前正由“现代主义”迈入“后现代主义”，这难脱“后设叙述”之嫌。

人类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说得好：

过去原为杂乱无章的数据（data），本身并无任何意义，而史书的叙述轮廓悉由史家所施加。

换言之，历史的叙述总是因时制宜的权宜之计，故只要符合实情，大、小叙述皆宜。

若由实在论出发，则叙述之大小固与实存经验攸关，非全由史家片面所能决定。

套句詹明信（FrdricJameson）的说词，后现代主义，说穿了，也只是“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自然有其局限。

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复曾经如此开示过：

“每一种主义都是对历史的误解与死亡。

”总之，后现代主义虽有其偏颇之处，但绝非一无是处，譬如它能激发史家的省思，重新去思考文本与史实之间的关联；

再者，在开发新的史学领域尤功不可没；

例如后现代史学的祭酒福柯，其开发历史议题的能量（诸如医疗史、法政史、心理史等），无人可望其项背；

连他的敌对者都不得不称赞他乃是近三十年社会史的泰山北斗。

是故，不可一概抹煞。

至于中国新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究竟又是一次短暂的流行际遇，或则会散叶开花，留下较恒久的结果，吾人则可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