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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须讲求文法；
4、不作无病呻吟；
5、务去滥调套语；
6、不用典；
7、不讲对仗；
8、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宗旨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断言“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
他提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有三步：
1、工具；
2、方法；
3、创造。
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
1、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2、介绍、翻译外国文学。
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实践其诗体解放主张而创作的白话新诗，后结集为《尝试集》。
他还写过现代最早的白话新剧《终身大事》。
胡适的基本倾向是文学改良，其根本主张是用白话作一切文学的工具。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1、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
2、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
3、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
钱玄同在讨论中提出小说、戏剧为文学正宗的主张，改变旧文学轻视小说、戏剧的传统观念；
斥桐城派、文选派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提出“增多诗体”、“重造新韵”、分段、使用标点符号等主张。
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
》中，提出做白话文要“乞灵说话——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听别人的说话”。
周作人于1918年发表重要文章《人的文学》，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发生了重大影响，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色。
此外，还写有《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等理论文章。
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提出“普遍”与“真挚”的原则和“以真为美，美即在其中”的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
在《新文学的要求》中，把“人的文学”的主张发展为“人生的文学”。
胡适在《新文学的建设理论》中提到新文学运动的“中心理论有两个”：
1、活的文学；
2、人的文学。
鲁迅在《<
草鞋脚>
小引》中认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
李大钊要求新文学应建筑在“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的“土壤、根基”上，这是一个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对新文学提出的要求。
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
郭沫若的新诗，开一代诗风。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
1917年~1920年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思潮，现实主义占主潮地位，浪漫主义也是一股强大的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只有部分引进和介绍。
郭沫若在《生命底文学》和通信集《三叶集》中，认为“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
和“文学革命”新思潮相对立的，是封建复古主义思潮。
最早代表复古主义思潮出来反对文学革命的是林纾（琴南）。
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也存在着某些缺失：
倡导者对待古代文学方面否定过多，而对外国文学多加肯定，缺乏批判分析。
如，陈独秀对律诗、骈文的否定；
胡适对戏剧、小说的否定；
周作人对《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传》的否定；
钱玄同对《西厢记》、《牡丹亭》的否定。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
1、它是在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条件下，在西方近代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发生的，是一场彻底反封建文化的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深刻的文化革命。
2、文学革命是一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彻底反封建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革命，是文学观念、文学的思想内容、文学的语言形式的大解放、大革命。
3、新文学浸透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等近代思想，并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出现了新的主题、题材和人物。
4、文学革命使中国文学从禁锢束缚状态走向自由开放，从闭关锁国状态面向世界，开创了中国文学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向现代化迈进。
5、文学革命批判旧传统的革命精神，面向世界文学、勇于吸收的开放意识，冲破旧框框的自由创造精神，对新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21年起，全国出现了新青年社、新潮社、少年中国社等综合型的新文化社团。
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被称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
刊物有《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等。
会员有：
周作人、王统照、郑振铎、沈雁冰（二人是文学研究会的理论批评家）、叶绍钧、孙伏园、许地山。
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提出的发起研究会的目的有三个：
1、联络感情；
2、增进知识；
3、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
1921年7月成立的创造社被称为“异军突起”，发起人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田汉（后脱离创造社，自办南国社）、穆木天、王独清、潘汉年、阳翰笙等。
刊物有《创造季刊》，文艺思想倾向是浪漫主义。
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是双峰并峙的两大新文学社团。
1923年成立的新月社，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陈西滢、梁实秋等。
刊物有《诗镌》、《新月》、《诗刊》。
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诗歌的“三美”（指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的主张。
新月社后期，在文学上提出了“健康”和“尊严”的原则。
1924年成立的语丝社，主要成员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孙伏园、川岛等，刊物有《语丝》。
文艺思想接近于文学研究会，鲁迅被称为“语丝派”的主将。
《语丝》多发表杂文、小品、随笔。
此外，还有莽原社、未名社、狂飚社、浅草社、沉钟社、弥洒社、湖畔诗社、南国社等。
莽原社、未名社成立于1925年，由鲁迅发起和领导。
浅草社1922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
后来浅草社同人和杨晦等成立沉钟社，文艺思想接近创造社，鲁迅评价它“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弥洒社成立于1923年，主要成员有胡山源等，文艺思想强调艺术无目的论和灵感作用。
湖畔诗社成立于1922年，主要成员有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等四人，以“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为特色。
此外还有专心致志做象征诗的李金发，形成新诗中的象征诗派。
中国话剧运动始于1907年，辛亥革命后，新剧一度繁荣，以演家庭伦理戏为多。
五四前夕，新剧趋向没落，其原因有二：
1、新剧商品化，内容庸俗低劣，迎合小市民趣味；
2、演出的都是幕表戏，由演员上台随意发挥，使话剧艺术和演技很难提高。
五四文学革命开展对中国旧剧的讨论，批判堕落的文明戏，翻译介绍欧美话剧。
一些戏剧家提出了“爱美的”的口号，这是中国话剧运动的第二阶段。
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话剧团体。
1921年3月，沈雁冰、陈大悲、欧阳予倩、汪仲贤、熊佛西等组织民众戏剧社，出版《戏剧》月刊。
1921年冬，谷剑尘、应云卫等组织上海戏剧协社。
1923年田汉成立南国社。
宣言曰：
“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气”，是一个以浪漫主义和感伤情调为鲜明风格的话剧团体。
1921~1927年的文学思潮，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占主潮地位：
1、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在此期间出版。
小说以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写实为主的创作方法，以深刻的思想和成熟的艺术，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对新文学发生重大影响。
2、现代最早、成员最广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其文学思想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
茅盾、郑振铎此期写了许多论文，介绍、宣传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他们在宣传现实主义上更自觉、更有意识、更系统、更理论化。
3、当时影响很大的语丝社和鲁迅领导的莽原社、未名社等，基本倾向也是现实主义。
4、欧美现实主义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在此期得到大量翻译、介绍。
1921~1927年的文学思潮，浪漫主义也是主要的文学思潮：
1、此期的创造社拥有一批创作力旺盛的作家，他们认为真正的艺术之路是重个性、重自我、重创造的浪漫主义，并团结了一批浪漫派作家，发表了一批浪漫主义小说、诗歌，在一段时间声势、影响广盛。
2、此期的新月诗派，其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虽具有唯美主义倾向，追求诗的形式美，但就诗歌的主要倾向而言，是浪漫主义的。
3、欧美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家及其作品，在此期被大量翻译、介绍进来。
4、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正适合了五四运动后中国青年的反抗斗争要求，使创造社和浪漫主义思潮得以产生广大影响。
朱自清说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21~1927年）的诗坛分为三派：
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
1923~1924年间，一些早期的共产党人在《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进行革命文学倡导。
早期共产党人文学主张的偏颇之处：
1、对文学的多方面的功能缺乏认识，对非革命工具的文学简单否定；
2、对文学的艺术特征重视不够。
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文化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发生的与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胡适的第一次公开论争。
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的论争，关系到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的问题。
1919年12月，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1924年又与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称为现代评论派。
茅盾、郭沫若、鲁迅及《语丝》同人与之展开论战。
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期间，处于新文学对立面的有两股文学思潮：
1、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游戏、消遣的文学思潮；
2、封建复古主义思潮。
鸳鸯蝴蝶派文学始于20世纪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19世纪清之狭邪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
刊物以《礼拜六》影响最大，故又称“礼拜六”派。
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
文学主张是把小说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
这派小说的主流是言情小说，一些较好的作品中，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
这派的坏支流是黑幕小说。
《九尾龟》被鲁迅称之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的书。
此期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出现过两次：
1、学衡派；
2、甲寅派（章士钊）。
1927年春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于上海的原因：
1、国民党破坏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后，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革命的格局。
在文学战线上，提出和建设与革命步调一致的无产阶级文学，有其必要性。
2、1928年前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蓬勃发展。
3、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作家到达上海，他们经历了阶级斗争的风云变幻，思想进一步革命化。
他们愤慨于国民党的叛变和屠杀政策，不满于文学与现实斗争的脱离，从混合型的革命文学，进而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要团体是创造社和太阳社。
太阳社中许多成员是共产党员，主要有蒋光慈、钱杏屯阝（阿英）、洪灵菲、孟超、杨村人等。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张有：
1、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及必然性。
2、文学是宣传的武器，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
3、无产阶级文学的作者，不必一定要出自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是要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克服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
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的主张错误有：
1、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缺乏准确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主要任务、对象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
2、文艺思想上，夸大了文学的作用；
在强调文艺的宣传作用时，忽视文艺的特征。
3、他们认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实行文学的方向转换，必须对“五四”以来的文学进行批判。
他们又有唯我独革的宗派情绪。
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铲共大观》、《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对创造社、太阳社的错误，对革命文学发表了许多的意见，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有其社会历史背景，批评他们夸大文艺的作用。
茅盾在论争中写了《从牯岭到东京》等文，提出革命文学的题材不应过于狭窄，应注意对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描写，以及革命文学应注意描写技巧，批评了标语口号倾向。
革命文学论争是左翼文学内部的思想论争。
论争的积极意义是：
1、扩大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纠正了倡导者们的某些理论错误。
2、促使双方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高了思想。
3、鲁迅为了使论争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亲自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解剖自己，使他进一步“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4、鲁迅、陈望道等编译的“文艺理论小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使左翼文艺运动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5、论争使创造社、太阳社逐渐认识自己的错误，对鲁迅的态度有所转变，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1930年3月2日，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等三部分人为基础，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它的成立，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迅猛发展。
刊物先后有《萌芽月刊》、《拓荒者》、《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月报》等。
左联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并曾进行过三次规模较大的文艺大众化讨论。
1928年~1930年革命文学初期，普罗文学阶段。
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是普罗文学的主要作者。
普罗文学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工农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下的心态。
普罗文学最主要的错误倾向是“革命的浪漫蒂克”，把残酷的现实斗争理想化、罗曼蒂克化。
有些作品肯定和赞颂当时的“左”倾路线；
肯定和赞颂个人英雄主义的暗杀等报复手段；
英雄儿女的革命加恋爱，是许多作品的重要内容。
艺术上，人物脸谱化，没有个性，没有复杂性格；
故事情节公式化，农民暴动必然成功，工人罢工必然胜利；
标语口号倾向严重，人物多豪言壮语、政治术语等。
阳翰笙的《地泉》重版，被视作左联有计划地清算初期革命文学创作中错误倾向的一个重要事例。
《地泉》三部曲《深入》、《转换》、《复兴》。
左联存在的一些错误缺点：
1、政治上，不适当地强调“反右倾”、“反资产阶级”，把左联变为“真正的斗争机关”，忽视公开的合法的斗争，忽视左联作为作家组织用笔战斗的特殊性，常使革命力量暴露，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理论上，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照搬苏联的某些提法、做法。
3、组织上，有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倾向，没能团结更多的进步作家、中间作家共同战斗，在左联内部存在着宗派情绪。
左联内部发生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是：
“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左翼文艺界在新形势下围绕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而发生的思想分歧和论争。
鲁迅指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
1929年艺术剧社成立，主要成员有郑伯奇、冯乃超、沈端先、许幸之等，活动中心是创造无产阶级戏剧，实现戏剧大众化。
左联成立后，艺术剧社、摩登剧社、剧艺社、南国社、辛酉社、戏剧协社、青鸟剧社、紫歌剧社等联合组成左翼剧团联盟。
1930年8月1日，改名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1936年，因日寇侵略，民族危机加深，经过两个口号的论争和左联解散，革命文学向抗日救亡文学转化。
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强调文艺的独立品格，文艺和政治保持距离，或强调文学脱离政治的自由。
此期的“京派”、“论语派”、“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文学流派，共同汇成了一股不小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
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萧乾、芦焚、李健吾、朱光潜。
“京派”不是一个文学社团组织，其创作不以北京为主要描写对象。
因该派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而得名。
它主要刊物有《骆驼草》、《大公报·
文艺》副刊、《文学季刊》、《水星》、《文学杂志》月刊等。
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第一人。
“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高蹈于现实功利之上，强调艺术的独立品格。
他们的文学思想是以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与“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
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
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但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在写实中融入主观感受，发展了抒情体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京派以自己的特征而和左翼文学、海派文学有鲜明区别，甚至呈现对峙状态。
此期发生过“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论争起于沈从文的《论“海派”》一文。
论语派是此期一个散文流派。
主要人物有林语堂，成员有陶亢德等。
刊物有《论语》半月刊，后又办《人间世》、《宇宙风》，均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
鲁迅反对林语堂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时代提倡幽默。
左联和新月派的论争，是新文学史上无产阶级文学思想和资产阶级文学思想第一次重大的论争，关系到新文学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的大问题。
“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
1931~1933年，左联和“自由人”、“第三种人”展开了思想论争，论争的中心是文艺的阶级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1932年张闻天以哥特笔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冯雪峰以丹仁笔名写了《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一文，既批评了苏汶的理论、倾向，同时也检讨了左翼批评家的机械论和宗派主义的错误。
此期的右翼文学思潮是1930年至1931年的“民族主义文学”。
它属于国民党的一个文学派别。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现代派”主要负责人是施蛰存、苏汶、戴望舒三人。
“现代诗派”的首领是戴望舒，主要成员有徐迟、路易士、卞之琳、何其芳等。
现代派诗歌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特点。
现代派小说的作家有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等。
创作了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家是施蛰存）和新感觉主义小说（代表作家是穆时英）。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它是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在成立大会上，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
会刊是《抗战文艺》。
抗战初期，朗诵诗、街头诗、街头剧、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等小型作品涌现。
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极受群众欢迎、演出最多的一个剧目。
此期的抗战文学有着热情多于理智、内容空泛和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
孤岛文学：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坚持抗日文学活动，历时达四年零一个月，称之为“孤岛文学”。
孤岛进步作家以报刊、戏剧舞台为阵地坚持抗战，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的要点是：
文艺要为抗日战争服务，作家的笔、像战士的枪，要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充分发挥它的“武器”作用。
抗战文学思潮的特点：
1、重视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
2、现实主义是抗战文学的主潮，但浪漫派文学和现代派文学仍存在。
文学为抗战服务，主要是用文学作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这就要求文学大众化。
毛泽东先后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关于“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问题。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抗战文学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主潮。
“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一直处于文学主潮的地位，只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浪漫主义曾和现实主义双峰并峙，共处主潮地位。
以后，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转向现实主义，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大为减弱。
“七月诗派”因胡风主编《七月》而得名。
以艾青、田间为首，并培育出一大批青年诗人，他们大都实践着胡风的文学理论主张，抒写重大题材，表现对战斗的渴望与对光明的向往，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形成贯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
胡风为了克服抗战文学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公式主义，十分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文艺思想的核心。
“九叶诗派”是40年代在国统区出现的一个具有鲜明特色和影响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因1981年出版的九人诗合集《九叶集》而得名，有辛笛、穆旦、陈敬容等九位诗人。
九人的诗歌较多发表于诗刊《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上，既忠于时代和斗争现实，又忠于艺术创造。
他们精通外文，较多吸收了西方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表现艺术和手法。
战国策派：
1940年，陈铨、林同济等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后又在重庆编《战国》周刊而被称为战国策派或战国派。
他们虽也主张和宣传“抗战”，但错误地称当时的时代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抹煞了德日法西斯战争的非正义性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正义性的根本区别。
他们的思想观点，适应了国民党专制主义的需要。
解放区文学的发展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1942年以前，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起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和各种文艺团体，主要有：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其下又分别建立诗歌总会、戏剧界救亡协会；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较易于抒发感情、激励士气、传递战争信息、反映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诗歌、报告文学、速写和小说等都在这一阶段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1942年以后，在工农兵文艺方向指引下，解放区文艺大放异彩，新人新作占了绝大多数。
成就较大、具有影响的作品：
小说方面，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
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和《嘱咐》等。
诗歌方面，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
歌剧方面，贺敬之、丁毅等人的《白毛女》等。
戏剧方面，从小型歌剧《兄妹开荒》到大型的歌剧《白毛女》等。
毛泽东为鲁迅艺术学院题词：
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当时和以后，成为党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党的文艺政策的依据。
《讲话》紧紧围绕着“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和“如何去服务”两个问题展开。
1、《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
强调指出作家必须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
《讲话》从生活、思想、艺术三个方面论述了创造人民文艺的必须途径，这一完整思想，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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