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儒林外史》中迂儒形象的塑造名师资料汇编正规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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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儒林外史》中迂儒形象的塑造名师资料汇编正规版

谈谈《儒林外史》中迂儒形象的塑造

论文摘要：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讽刺奇书，它主要是以“儒林”为主要描写对象来反映深刻的思想内涵，本论文就是从形象塑造的角度来展开论述的，我的观点是：

迂儒形象是喜剧性与思想性的结合体。

文中迂儒分为三类：

迷恋科举的士子，不伦不类的假名士，所谓的真儒。

通过分析他们在作品中的喜剧性表演，从而真实深刻的再现了他们被扭曲的思想灵魂：

迷恋科举，思想迂腐，知识贫乏，而又令人同情。

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引述喜剧性理论，结合这些士人们言行来阐释了迂儒形象的喜剧性色彩。

最后归结出这部小说既是一部暴露儒林丑态的丑剧、喜剧，更是一部反映社会制度对人性扭曲摧残的悲剧。

关键词：

迂儒真儒假名士扭曲僵化智能破坏知识贫乏愚蠢迂而不恶诚善未泯喜剧性

在世界文学的瑰丽宝库中，蕴藏着一个个令人深省的喜剧性形象，诸如形形色色的吝啬鬼形象、伪君子形象、骗子手形象、流浪汉形象等等。

他们给我们的效果不仅仅是让人发笑，而且是令人深省，因为任何喜剧性的东西出发点是露丑并不是揭恶，人们在丑的暴露中得到愉悦的享受，同时也会深思丑的背后更为深广的思想内容和感情色调，所以脍炙人口的喜剧性形象必将是思想与艺术完美统一的结合体。

我们去理解和感知这些形象也绝不能停留于表面，应当体察其微，探究其深，追本溯源，才能准确把握作家作品的本意。

《儒林外史》中则刻画了一系列迂儒的喜剧性形象——八股科举的信徒，如周进、范进、马纯上、王玉辉、鲁编修等，也包括被称为真儒的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也包括某些假名士，如杨执中、权无用等，把握这些形象必须从思想的深度，艺术的高度来进行，从思想上直接体味小说主旨，从艺术上则是突现喜剧性艺术的突出成就，只有这样把思想与艺术结合起来才能作到对形象的正确把握。

一、迂儒形象的思想特征。

这一系列迂儒形象虽然生活经历、身份、个性千差万别，音容笑貌千姿百态，但在言行举止和思想上都有共同的特征：

迷恋科举、思想迂腐、知识贫乏却又令人同情。

（一）、思想被禁锢，灵魂被扭曲而迂腐僵死。

封建思想也曾有过生机勃勃的景象，汉唐盛世也曾有过许多文人毫不拘就的吸纳异族新鲜事物的广阔视野和豪迈气概，到了《儒林外史》描写的封建末世已丧失殆尽，只准把朝廷钦定的正统思想程朱理学当作宗教信条那样来信奉，不准作为一种思想来认识和讨论，八股科举则把这一要求更为固化了。

迂儒们的大脑从来也没有，也不敢独立思考过一次，马纯上连给八股文做批语，也总是摘取朱熹的话，不敢稍稍有所逾越和变化，他说：

“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的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

”把诗词歌赋视做洪水猛兽，思想的迂腐恐惧到了如此可悲的地步。

八股科举任意玩弄着士子的荣辱、贵贱、以至于生死，它成了一种使人恐惧麻木而又令人痴迷兴奋的超人间的力量，封建文人迷恋崇拜八股科举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这也是封建文人迂腐僵死的最高境界，鲁编修虔诚的宣扬：

“八股文章作得好，随你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八股文章本来就是窒息一切生动活泼的思想的僵死模式，在形式主义中也是相当拙劣的一种，却被人们神化为点石成金，一步登天的神妙魔棒。

马纯上还恳切的阐述八股文有疗饥止痛的奇效。

这哪里是对学术的信仰，简直就是对八股的迷狂，是封建文人被禁锢的灵魂的呓语。

对八股的顶礼膜拜，必然要对封建礼教的顶礼膜拜，迂儒们迂腐到连正常的人情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王玉辉被科举折腾了三十余年，穷到不能养活儿女，却还要拼命编礼书等宣扬礼教。

他自己更把程朱理学教养题目里的辞藻当了真，竟然赞同女儿活活饿死以殉丈夫，八股逆流已深入深闺，还有鲁小姐，容颜焕发，青春美好，心灵却早已迂腐老朽了，这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八股才女的形象，少女的爱情原本是热烈而温柔的，与僵冷死板的八股南辕北辙，当鲁小姐把三千八股背的滚瓜烂熟，深得其旨时，她的爱情也就枯槁而僵死了，新婚燕而，新郎拉者她吟哦诗词，却激起她由八股制艺养成的本能的反感，她当即在心中揣摩着一个代圣人立言的题目：

“身修而后家齐”。

第二天，就用这题目来难新郎，这就是八股才女的爱情语言，苏小妹三难新郎，测试的是新郎的才智和爱情，“鲁小姐制义难新郎”要求新郎的却是八股的愚蠢和功名的欲望。

到了后来她又每天拘着四岁的儿子读八股，戕伐儿童天真烂漫的天性。

思想的迂腐的社会根源原远不止八股取士制度，封建社会本身就不是一个自由思想的社会，有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便会有迂儒，《儒林外史》揭露了在封建末世思想上迂腐保守远远不止于八股信徒，是一代文人的普遍的时代病。

儒林外史一开头曾寄厚望于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认为他们是维持文运的真儒，但是吴敬梓毕竟是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随着情节遵循生活的逻辑而发展，他无限感慨的承认了真儒也已迂腐保守，无力挽狂澜之功，回天无力，小说大肆铺排真儒们的“千秋大事”建祠祭祀泰伯，西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因让位于兄弟，儒家尊为大贤人。

真儒们希望借祭祀泰伯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助一助政教，他们一丝不苟的搬演千百年前的古礼古乐，期望借此匡救封建末世的社会积弊，虽比八股信徒多了一些古色古香，但其迂腐拘执，也就和八股信徒一样糊涂可笑了。

假名士杨执中、权勿用也是一味模仿古代，不过模仿的不是古贤人，而是古名士，他们比真儒们不如的是对古名士一无所知，只是从某些服饰和细微末节上去东施效颦，拙劣可笑当然昭然若揭了。

（二）、智能被破坏，知识疲乏，言行愚蠢之极。

八股本身就是愚蠢的产物，它的出现又在不断的制造愚蠢，奉旨呈文的周御史，对考生郑重强调：

“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

”把包括封建盛世汉唐文化在内的几乎一切有用的学习一概看作是“杂览”，一概不准学不准用。

这不是周御史个人的好恶，而是朝廷的政策结果是八股士子的知识贫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主持一省学政的范进，错把苏轼当作今人，被称为“文章山斗的马纯上，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著名的女词人女诗人李清照、朱淑珍、苏若兰的名字，匡超人自称“先儒”他们不仅没有起码的文化知识，就是关于儒家经史的常识，也贫乏的可怜，高翰林不知道儒家经书上就写到了同时代人，范进等身为八股举人，却不知八股取士在何时由何人制定，这岂不是数典忘祖？

《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十八世纪，正是资本主义取得世界性胜利，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产品，而清王朝却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若问西洋各国之政学，所谓翰林学士各个瞠目结舌，《外史》中所写的形形色色的读书人，对世界各国却茫然无知，其中惟有匡超人讲到外国，他说”惟有小弟的八股文选本外国都有的！

夜郎自大中暴露了对外国的彻底无知。

不仅八股士子，就是“雍容而雅”的名士领袖娄三娄四公子，也错把元代人的诗当作今人的创作，浅陋无知。

西湖一大帮名士整天约诗会、刻诗选，分韵赋诗，高居诗坛。

实际上也常把八股的陈词滥调，如“且夫、尝未”硬塞了进去，散发着八股的朽腐味。

《儒林外史》揭露封建末世的知识界，不但知识贫乏，而且一味死读书，读死书，所学百无一用，迂儒们一个个都是“不中用的货”，倪霜峰缠陷于科举罗网三十七年，痛心的反悔说“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真儒们珍视古代礼乐，仁政、经史上的学问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生活教训他们：

单学这些诗文无益，须要学两件寻饭吃的本事．虞育德学会了“地理、算命、选择”，王冕一度靠买卜测字“为生”。

清初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八股科举等思想文化方面的专制政策，直接造成了全国性的智能危机，“理财无才，治兵无才，守令无才，将相无才，”连康熙帝也深感八股文章育政事无涉，”曾一度下令将八股文章永行废止，但是禁锢智慧，制造愚蠢，是维持动摇中的专制统治的需要，它比帝王个人的意愿更有力量，而从根本上说，封建末世停滞的社会生活早就决定了学术和科学的停滞。

大胆睿智的吴敬梓却将自己的笔伸向了八股科举这根让封建专制苟延残喘德经脉，通过一系列迂儒形象，揭露了智能被普遍破坏的社会现实。

（三）迂而不恶，诚善未泯，令人同情。

在长期被腐蚀百般受折磨的情况下，迂儒们仍然保持着一些值得同情的品行，有些甚至是值得赞许的品行，从而明显的区别出他们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丑陋不堪的丑类。

吴敬梓在写作时明显的遵循了这一原则界限，从而也表现出作者应有的客观的写作态度。

周进考到六十多岁，还是一个老童生，受尽人间白眼和世态炎凉，一旦中了进士，钦点学道，确还真心实意的想到“自己在里面吃苦久了，不能屈了真才，当他看到有的童生“面黄肌瘦，花白胡须，衣衫破烂，冻的乞乞缩缩”就对照自己身上的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在眼前的老童生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虽然非亲非故，却产生了由衷的同情，考试之前，鼓励老童生打破自卑，不要被三十多年的科场失利的记录压倒，考试后周进亲自把考卷”用心用意的看了一遍”初读时虽感一踏糊涂，不知所云，却并不就此丢开，还是一心可怜他的苦志，又看了两遍。

小说描写周进同情科场失意寒士的心理，细腻而动人，这一细节描写不仅仅是讽刺八股举士毫无准则，周进不懂文章好坏，还有就是肯定了周进对老童生的同情之心，这一点即统一又矛盾，周进虽然热衷功名，却仍想选拔真才，仍然同情失意的穷儒，这就反映出周进不是丑类，另一方面周进虽然想选拔真才，却仍然只能选拔庸才，这矛盾的根源在于八股科举制度。

马纯上为了替朋友消除钦案，把自己的全部存银慷慨磬囊，小说赞许他“象这样的才是斯文骨肉朋友，又意气，有肝胆，”并且在回目上大书“马纯上仗义疏才”，他劝匡超人、遽公孙讲究八股举业，把朋友引入歧途而不自觉，主观上倒是一心为朋友．他所劝导的只限于在八股文章上下功夫，匡超人堕落后的胡作非为是不应该由他来负责的，马纯上虽然知道洪憨仙是江湖骗子，但因为自己曾经受过他的一些好处，还是不顾洪憨仙已经破败，诚心为他送丧，还资助其子女回乡，在迂阔中显出古道热肠．

杨执中、权勿用也并不是“只知道嫖赌吃穿，的地棍，杨执中性格的主要特点是正直和书呆子气，他一无所有，常日只好吃一顿粥，”除夕晚上，没有柴米，守财奴企图乘机压价收购他的一个心爱的香炉，他断然拒绝了，和老妻两个，点了一只蜡烛把这炉摩挲了一夜，就过了年，以后每当断炊时就摩弄香炉，消遣日子，这样安于清贫的书呆子气，不是也有一点可爱吗？

权勿用考了三十多年没有中，成了一个不中用的货，又不会种田，又不会作生意，在家穷的要不得，无奈，想作个名士混口饭吃，小说着重讽刺他对古名士的拙劣的模仿，写他怪模怪样，写他”可笑的紧而不是可恶的紧.

虞育德、庄绍光等是作为真儒来写的，有些固然属溢美之词，是在形象之外粘贴上去的，并没有什么光彩。

有些品行，诸如为人正直，襟怀冲淡，鄙视八股文，同情百姓苦难等，则有具体真实符合个性的描写，读来是可信的。

庄绍光在旅途中殡葬两个穷苦老人的尸体，虽然末路相逢，却洒一拘同情之泪，虞育德热情救助一个因无钱葬父而跳河自杀的穷苦青年，他们却有一颗恻隐之心在跳动，能使读者倍感亲切。

综上所述：

作者创作《儒林外史》的目的和意义不难看出，他并不是把为数不多的迂儒形象当作是群魔乱舞，更不是政治上道德上败坏无余的文痞政客，而是尽力以科举扭曲人性的丑类，揭露科举制度的罪恶，以科举压榨下，这些知识分子辛酸的挣扎，却未失去人之初性本善令人同情的品行，来表达他的写作意图——启迪人们正确的认识这些人命运不测的根源，昭示八股制度和功名观念构成了牢笼一代文人的巨大厄运，小说开头：

“隐括全文，敷陈大义时就大声疾呼：

”一代文人有厄！

“迂儒们虽然思想迂腐之极，知识贫乏之极，成了封建社会历史上最没有思想最没有知识的一代读书人，正体现了厄运对儒林危害之深，所以小说的基调是为一代文人请命，因此这部小说不能定位于儒林丑史，而应当定位于儒林痛史。

二、迂儒形象的戏剧性

笑的艺术便是戏剧，而笑的触发点是滑稽、幽默、荒唐、愚蠢、低能，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无害，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论文选》中说：

“一切无害而荒唐知识的领域就是滑稽的领域，愚蠢是滑稽的主有根源，在戏剧中丑恶变的渺小虚弱不足以构成对美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