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教育文献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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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教育文献综述

中国公民教育文献综述

前言:

当今世界的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发展使公民教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所带来的的问题、国人公民意识的觉悟、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政治家,甚至于普通的老百姓也要求加强公民教育。

那么中国的公民教育又是如何发展的，公民教育的内容又是什么，对当前人们所提的公民教育中又存在哪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公民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前公民教育的研究状况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公民教育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时期,确切的应该这样说,中国公民教育之实施条件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具备,但公民教育的理念则早在19世纪末就形成了。

比如19世纪末,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对中国之国民性进行了批判，由此提出了: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育救国论；梁启超进而在《新民说》里提出全面改造中国之国民性的问题。

认为中国在近代所以衰弱不振和受尽欺凌,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国民素质太差造成的，并提出新民之人格特质,如国家意识、权责意识、政治意识、冒险精神,社会公德、自由理念、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

这从追赶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诉求,而这一诉求的实现正是以公民教育为途径的；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即为了培养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必须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

这是中国公民教育第一次进入国家政策领域；1916年后,我国公民教育进入有限发展阶段,学校的“修身科”也渐改为“公民科”；到1922年壬戌学制公布后,“公民科”作为独立学科出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实施公民教育提供的必要的前提。

特别是在1954年制定了第一部宪法,正式确立了公民真实的法律地位和民主权利。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没有完全得到应有的保障。

但是那个时候的公民教育只是个别爱国者或者教育家、政治家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所提出的救国方案中的一种，还没有形成系独立的系统规模和气候，所做的研究也是零零散散的，还没有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公民也没有真正的理解。

其次，那时的公民教育也只是某一个方面，不完整的。

最重要的是那时的公民教育缺乏实施的社会条件，由于近代时局动荡,公民教育根本就没有实施。

公民概念并未真正进入社会生活与思想领域,公民教育也未能在当时的教育体系与宏观政策中有明确体现。

（二）1978至1995年，译介和评介国外关于公民、公民教育的著作时期

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唤起公民意识尽管展现出时代的必要性，但受传统思维的制约，公民教育在很大范围内还是一个避讳的术语；而复苏则是针对20世纪初期盛行一时的公民教育思潮而言。

这一时期公民教育的文章仅有13篇，其中11篇为介绍境外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状况的文章。

这一时期第一篇公民教育方面的文章《公民教育教学展望》（发表于《外国中小学教育》1983年第2期）即是译介美国学者的学术成果。

这种探索性的译介境外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状况的论文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为国内的德育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比照与借鉴的素材和经验；1987年,徐湘林翻译了美国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伯合著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该书在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公民基本政治态度作了大规模抽样调查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陈述了五国政治文化的差异性、相似性以及影响因素,分析了公民文化与民主政治系统有效功能之间的关系。

该时期公民教育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教育家和学者开始研究公民教育，社会上也逐渐意识到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国家政策限制，社会也还未完全开化，我国公民研究开始的比较晚，此时的公民研究一般仅限于翻译外国文献，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所做的研究也是存在于表面的研究。

（三）1995年至2001年，公民教育研究的蓬勃发展时期

1995年2月我国颁布《中学德育大纲》，该文件指出，“中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公民”，并分别指出了初中和高中的阶段目标，如，初中阶段德育目标提出“初步树立公民的国家观念、道德观念、法制观念”，高中阶段德育目标提出“具有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宪法、法律”等。

同时这一时期，关于公民教育的文章明显增多，共发表文章77篇。

需要指出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从而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公民身份问题凸显，1996年和1997年两年期间发表的关于香港公民教育问题的文章达10篇，诸如香港、澳门回归所引发的公民身份问题以及社会转型提出的培养理性、独立、自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的目标等公民教育的现实问题，使得学术界逐步关注公民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四）2001年至2007年，公民教育研究的道德化时期

2001年2月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该文件从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主要内容等八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相关问题，成为新世纪指导公民道德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这一纲领性文件对开展公民教育研究和实践提出新的要求，公民教育研究进入了相对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共发表文章346篇，占改革开放以来全部文章的55.54%。

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推动公民教育研究的同时，也使得学者对公民教育的研究取向发生了转变，公民教育的道德化成为一个显著的特点，众多文章在探讨公民教育问题时表露出这一取向，有学者直言“把公民教育狭义地等同于公德教育”是一个误区。

[1]

（五）2007年至今，公民教育研究的精细化发展时期

2007年10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十七大报告。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明确新时期公民教育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目标，也提出了加强公民教育的时代任务。

公民教育也因此而成为学术界的热点研究领域，各种传媒关于公民教育的呼吁和讨论也日益加强。

此后不到两年时间，学术界共发表公民教育研究文章187篇，占改革开放以来全部文章的30.02%，且探讨问题更为深入具体，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即使是对国外的介绍也不再停留于现象层面的引介，而是抽象概括其教育模式等，如有学者系统总结了当代西方公民教育存在认知模式、情感模式和经验模式等三种模式。

[2]

二、公民教育的含义

中国的公民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逐渐繁荣起来,国内学术界出现了对公民教育的几种不同理解。

第一个观点，公民教育是指培育与民主生活方式有关的态度、行为模式，发展个人担负公民责任的技能说。

这个观点代表人物就是台湾师范大学的张秀雄先生，也是台湾公民教育的领先人物。

第二个观点，公民教育身份说。

这个代表人物是著名教育学家,香港教育学院副院长、公民教育中心主任李荣安教授的观点。

他认为：

公民教育、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是密切关联着的概念。

公民教育就是公民身份的教育，人在社会生活中要承载不同的身份，你认识自己的身份，才能有其他方面的发展，没有认识自己的身份，什么社会、国家都没有。

所以教育要从家庭最亲近的关系出发，有一个好的身份的立足点，才能进一步认识你在社会中、国家中的定位。

 第三个观点，培养公民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价值、知识和技能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明澍先生提出价值、知识、技能。

他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取决于是否有政治参与意识、技能和知识的现代公民，培养现代公民和民主政治有直接关系。

 第四个观点，公民教育的四个方面的说法。

这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公民教育大致包括公民道德、公民价值、公民知识和公民技能四个方面。

用公民教育的概念，可以比较方便、有机地整合思想、政治、道德和社会教育。

 第五个观点，三个基本条件说。

这是中山大学李萍、钟明华提出公民教育的三个基本条件：

以公民的独立人格为前提；以权力与义务的统一为基础；以合法性为底线。

本质上，公民教育必然是主体性教育，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其基本的教育取向，而且区别于“圣人教育”与“平民教育”。

第六个观点，以平等为特征的、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如何做主人的教育说。

这个代表人物就是首都师范大学的蓝维，公民教育就是对国家主人进行如何做主人的教育。

 第七个观点，公民教育“四以”说。

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王东虓认为：

公民教育应以培养民族精神为首要任务，以权利和义务教育贯穿始终，以培养公民意识为核心，以培养具有高度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精神，具有团体精神和祖国民族意识的好公民为宗旨。

我认为公民是国家的基石，公民教育不管是对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都是个先决条件。

三、我国公民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公民教育的认识没有厘清

1.从对我国公民教育研究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公民教育研究与实践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实践而发展的，公民教育可以说是“传统德育的历史性转型”，或者说是“续接70年前的历史”。

然而，尽管有学者早在2002年就指出对待公民教育的三种误区，即“把公民教育简单地与资本主义性质联系”、“把公民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对立”和“把公民教育狭义地等同于公德教育”，并详细阐述了各自的区别与联系，[3]但受思维惯性的制约，当前仍有不少公民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未能走出误区，这无论对公民教育理论的发展还是对相关实践的切实展开都产生了制约作用。

现代公民教育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培养公民对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认同,意识到作为一个公民必须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不可推卸的责任,核心是一种社会主体意识的培养;二是培养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懂得不尽义务的权利是一种特权,而不享有权利的义务必然会导致盲从和被奴役,二者都是与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相悖的;三是培养民主、平等的现代精神,这种现代精神是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这些与我国社会主义公民的培养目标、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任务以及公德教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们应该深刻理解在新的历史时期，公民教育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公民的培养，对于德育的历史性转型以及公德教育的重要意义，全面把握公民教育的内涵和实质，厘清认识上的误区，否则就有可能从源头上误导整个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束缚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研究实践。

（二）公民教育实践应与公民教育理论研究及社会发展不相协调

公民教育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指导实践，其效果也只能通过公民教育的实践来检验。

然而，目前中国公民教育的现状是公民教育实践相对滞后于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更滞后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方面，虽然目前已有一些公民教育的教材，人们对你理论也进行了研究，但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以及社会的文化水平的制约，使得现有公民教育发展的并不好，而且现有的公民教育实践开展范围相对狭小，无论是深度和广度都应加强。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在工业文明方面已经逐渐迈向现代化，然而现代化不仅指工业等物质文明，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因为现代化的主体是人，人是现代化的实践者，也是现代化的受益者。

美国现代公共教育运动之父霍拉斯·曼曾深刻指出，建共和国易，造就共和国公民难。

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公民的出现需要公民教育的实践活动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学者时龙指出，“公民教育不仅仅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教育”，“公民教育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功能”，因而应“将塑造、培养现代公民上升为国家意志，进一步完善和明确我国教育目标与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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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民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照搬国外的研究，或者与国外脱轨，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公民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国际化是指公民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要在国际意识和开放观念的指导下，通过开展国际性的多边交流和合作等活动，不断促进国际间相互了解、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参与国际公民教育事务、促进世界公民教育研究与实践的过程与趋势。

公民教育研究与实践的本土化是指公民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要体现、保留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