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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典籍是《论语》《孟子》两书。

孔子所述而由其弟子所记录的《论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政治学经典著作，该著作影响极大，以至于古人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孔子讲学分四科：

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

“政事”可以说相当于现象的政治学专业。

儒家学说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1）坚持“为国以礼”的政治立场，即所谓的“礼治”。

孔子主张以周朝的礼法、规范和原则来调整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改变自春秋时代以来的天下大乱的局面（礼崩乐坏）。

（2）提出“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即所谓的“德治”。

孔子主张统治者要注重对老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反对只依靠行政命令和严刑峻法维持社会统治，要求统治者加强自身修养，用施“仁政”的方法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孔子的这些思想经过孟子的发展，归结为“以德行仁”的“王道”，用来反对“以力假仁”的“霸道”，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主要治国方略。

不过，孔孟的儒家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一直到汉代以前，都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备受冷落。

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的地位才被提到空前的高度，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和禁锢人们思想的重要手段。

法家政治思想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是与儒家相互对立的主要流派，其代表作是《韩非子》一书。

韩非反对儒家的“王道”、“仁政”和“以礼治国”，主张“霸道”、“权术”和“以法治国”。

他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三种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法家治国理论。

两千多年来，法家思想的地位虽然一直位于儒家之下，但是法家政治思想具有可操作性和立竿见影的特点，因此在封建社会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道家政治思想 

儒法两家一个强调“德治”和“王道”，一个强调“法治”和“霸道”，表面上看起来观点相左，其实都主张用积极有为的手段来治理国家。

与此相反，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则主张以“无为而治”的方式来治理国家。

他们期望统治者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尽可能少地干预社会生活，通过“无为”的方式而达到“治”的目的。

“无为而治”是指统治者不要骄奢淫逸，不要扰民，要有节制，要顺应民心，顺其自然，建立一个小国寡民、清心寡欲的社会制度。

“无为而治”的核心是讲究治国方式，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如无为，则无不治矣”。

由此可见，道家思想、儒家思想、法家思想最终都是要达到“治”的目的，只不过治的手段不同罢了。

“无为而治”作为统治者一种治国方略，对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统治者的政治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

总而言之，儒、法、道三大学派的政治主张虽然各不相同，但都不同程度地为历代统治者所采纳，作为其主要的或补充的手段。

他们的政治思想各有特点，互相对立，又互相渗透，从而成为融“政”、“法”、“德”、“礼”等思想为一体的治国方略。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大多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同时兼用法家、道家某些政治观点和主张进行统治的。

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二）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研究

近代中国政治学是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西方政治学说的猛烈冲击。

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目睹中国封建制度的腐败，力图引进西方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丧权辱国的现状，达到中国强盛的目的。

在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当中，最早的启蒙者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何启等人。

他们呼吁要在中国设立西方式的议会制度，倡导君民共主，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并且积极地向中国民众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特别是关于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的学说。

其后，又出现了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

他们一方面大量地翻译西方政治学著作，如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文章和著作，另一方面自己也写了不少通俗读物，极力宣传其政治主张。

严复提出“重民抑君”，变法改制，救亡图存。

梁启超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

他认为世界上只有三种政体代表政体进化的方向，即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宪政政体。

中国只能通过改良的途径建立君主立宪体制才能改变中国现状。

认为国家不是“君相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器”，呼吁“伸民权”，“设议院”，行君主立宪，认为这是医治中国贫弱的灵丹妙药。

他以《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为阵地，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

他的著作大部分被收入《饮冰室合集》，其中不少是政治学方面的，如《论立法权》、《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等；

政治思想史方面的有《东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他介绍的西方政治学著作有《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法理学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等。

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不仅在政治理论上进行探讨，更可贵的是他们还付诸政治实践——戊戌变法。

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中国近代政治学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譬如，陈天华和邹容明确提出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章太炎则主张建立三权分立的总统制的民主共和国，尤其是孙中山在吸收消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结合中国社会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政治思想，成为设计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理论根据。

三民主义是指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其中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是“政治革命的根本”。

提出民权主义旨在将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治改造为现代民主政治。

“五权宪法”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和考试权，是孙中山吸收西方三权分立学说和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以及监察制度的精髓而提出来的，是三民主义理论的实证化和制度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综观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发展，其重点是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围绕救亡图存这一核心主题，紧密结合中国政治制度改造运动而展开的，带有强烈的实践色彩。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出现分化。

西方政治学继续引进，如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对西方政治学说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

以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对西方政治学经典进行了系统的翻译。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学者出版的政治学著作主要有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曾资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当时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涉及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中国行政、中国宪政等几个方面。

1932年9月，旧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成员主要是大学政治学专业的教授。

到1942年，该学会总共召开了三届年会。

（三）政治学在我国的恢复重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舞台。

但由于国内外条件的改变，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研究被大大地忽视了。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从此，政治学学科在我国得到恢复和重建。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政治学无论是在学科设置还是学术水平上都有较大的发展。

一是完成了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

二是政治学科理论研究成果丰硕。

三是始终紧密联系中国实际，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服务。

四是政治学研究由封闭走向开放。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推进，政治学研究范围的扩大，中外政治学学术交流活动的增多，将会以超越国界的更开阔的视野来进行政治学研究。

二、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脉络

从古希腊政治学说的产生到当今，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古典希腊、罗马时期的政治学说

政治学起源于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名著《政治学》一书奠定了政治科学的基础。

约公元前2000多年，古希腊的克里特岛便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城邦，到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时，这样的城邦已有数百个之多。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古希腊城邦制度走向衰落、濒临危机的时代，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对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城邦是指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连同周围的村落所组成的一种人类生活共同体，也是西方世界独特的国家形式。

希腊城邦在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各不相同，有的城邦实行的是多数人掌权的民主制度（雅典），有的城邦实行的是少数人掌权的贵族制度（斯巴达），还有不少城邦实行的是个人掌权的君主制度。

虽然希腊城邦在管理形式上各式各样，但就其性质而言，都是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专政。

所有希腊城邦的社会结构都是由享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公民）、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和奴隶这三部分人所组成。

其中，公民阶层把持着所有的政治权力，他们是城邦的主人。

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希腊城邦出现危机，亚里士多德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城邦制度，维护奴隶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在总结了希腊158个城邦治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写下了《政治学》这本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政治学经典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国家的起源、性质、目的、政体等问题，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类型等重要概念和基本理论。

这些重要概念和基本理论的提出，在西方政治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成为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人，《政治学》成为创立政治学学科的标志。

（二）中世纪时期的政治学说

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是西方世界的黑暗年代。

农民与封建主的矛盾、城市市民与封建主的矛盾、广大人民与教会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中世纪欧洲各国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

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成为各国国教，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政治学被涂上了神学的色彩，成为维护封建教会统治的神权政治学。

圣·

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和托马斯·

阿奎那（1225—1274年）是神学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们的政治思想不尽相同，但都鼓吹上帝万能论、国家神创论和君权神授论，要求国家服从教会，王权服从教权，所有的人都服从上帝。

神权政治学实际上反映了以教会为靠山的领主势力企图直接控制世俗政权的要求，同时也为中世纪等级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神学依据。

神权政治学意味着西方政治学的历史倒退，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在中世纪一千多年时间里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

（三）近代时期的政治学说

15—16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衰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时期。

资产阶级逐步成长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他们同封建统治者及教会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迫切要求摆脱宗教束缚，打破封建政治，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大发展。

为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用“人的眼光”，从“人”出发来观察社会现象，向神权政治观和封建等级特权发起挑战，同时也开始打破自古以来把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以伦理作为政治思想核心的历史传统，从而提出了权力政治学这种全新的政治学说。

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人，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出身破落贵族家庭，其代表作是《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彻底摆脱了宗教和道德的影响，他既不像古代思想家那样从伦理的角度探讨政治现象，也不像中世纪思想家那样从宗教的角度研究政治现象，而是基于“人性恶”的理念来研究政治现象，认为政治就是夺取权力和掌握权力的所有方法的总和。

他强调统治者不必受道德和良心的约束，只要能夺取权力和保持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发端。

17至18世纪是英法等国资产阶级发动政治大革命时期，也是西方近代政治学快速发展的时期。

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愈演愈烈，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各国资产阶级相继发动政治大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从而形成了新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形式和国家关系。

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的需要，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系统地批判了神权政治理论，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适用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理论、原则和方案。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时“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

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力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

”在这一历史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对西方政治学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兰的格老秀斯、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杰佛逊、潘恩、汉密尔顿等人。

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理论，如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主权在民论、分权制衡论、有限政府论以及贯穿在这些理论中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价值观，不仅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和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根据，同时也构建了近代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原则。

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立起来，资产阶级已成为社会新的统治阶级。

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力量也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抛弃革命时期激进的政治观点，从政治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从侧重于理论探讨转向经验分析，从要求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转向对现实的政治制度进行改良。

这一时期政治学说主要表现为以孔斯坦（1267—1380年）、边沁（1748—1832年）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以孔德（1789—1851年）、斯宾塞（1820—1903年）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

自由主义者极力为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进行辩护，主张妥协和改良，反对革命性的变革；

反对政府对个人生活，特别是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认为“不干预经济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应当保护个人自由，鼓励自由竞争，等等。

实证主义者则采用经验的、实证的即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政治现象，以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掩盖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为巩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服务。

这时，发源于16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已发展到了顶峰阶段。

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和欧文（1771—1858年）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另一方面则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做了各种有价值的预测和描绘，其中包括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天才预见。

他们在政治制度、国家机构、公民与国家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近代西方政治学的重要内容，并且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四）现代西方政治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随着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普选权的扩大，政治越来越平民化和大众化了，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也开始加强对政治领域问题的研究。

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政治学最终从其他科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

按照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传统主义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三个阶段。

1．传统主义政治学（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

传统主义政治学是对17—19世纪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延续和发展。

近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国家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研究有关国家的起源、目的、本质、政体、主权等问题，围绕国家有关问题建构理论体系；

而传统主义政治学则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注重研究国家政治制度。

传统主义政治学有两个基本特征：

（1）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作为研究对象。

即把政治学研究对象限定在政治制度领域，主要研究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文官制度等具体的政治制度。

（2）以法律规范为依据进行静态的研究。

因为政治制度是由国家宪法和法律来规定的，研究政治制度必须研究相关的宪法和法律，而宪法和法律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以法律规范为依据的研究是一种静态的研究。

2．行为主义政治学（20年代至70年代）

行为主义政治学是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形成的强调以实证方法研究个体或团体政治行为的一种政治思潮。

也就是说，把人的政治行为作为政治分析的基点，运用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研究各种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以及影响其政治行为的各种因素。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越来越暴露出来，整个世界动荡不安，动乱、危机、冲突、革命不断发生，传统的政治理论已无法解释诸如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政治学研究开始出现危机。

一些政治学者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意识形态”的斗争的产物，试图建立一门所谓“精确的”政治科学，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主义政治学便应运而生。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特点是：

（1）把政治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政治学研究对象不再是政治制度，而主要是人的政治行为。

认为政治行为既包括个人行为尤其是精英人物的行为，又包括团体行为（政治行为的外延）；

政治行为既包括现实的行为，也包括作为行为动机的心理过程（政治行为的内涵）。

（2）以经验实证方法动态地研究政治行为。

行为主义政治学要求把可以观察到和可以把握到的事实作为理论研究素材，采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在动态过程中研究政治行为。

（3）在研究中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

行为主义政治学认为只能对客观政治现象“是什么”的问题做出如实描述，反对在政治分析中加入道德判断等因素，主张政治理论非“意识形态化”，在政治研究的态度上主张价值中立。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主义政治学的局限性，客观上提高了政治分析能力，在实现政治学的精确性、科学化方面起了促进作用。

但其局限性是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回避对社会政治问题做出价值判断，用一种纯客观的调查方法和计量方法来说明政治行为，不可能认识政治现象的实质。

行为主义者醉心于数字、统计和计量分析，在实验室中研究政治问题，并不仅不能正确地和准确地解释政治问题，反而会日益脱离政治生活，于是到7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走向衰落，被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所代替。

3．后行为主义政治学（70年代初之后）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和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逐渐加剧，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趋势。

在美国，反对越战、反对贫困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浪潮日益高涨，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现实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因而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备受批评和指责。

在严峻的现实和理论的批评两面夹击下，以戴维·

伊斯顿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提出要对政治学进行变革，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西方兴起。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新的社会危机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行为主义的修正和补充，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与完善的一个新阶段和对传统主义政治学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归。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批评行为主义把事实与价值观念截然分开的做法，强调政治学应当研究当前现实的政治问题；

强调政治学研究不能排斥道德评判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行为主义的片面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西方进一步发展，主要标志是出现了新制度主义。

对制度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学者的主要任务，但近二、三十年来，西方一批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制度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些人被称为新制度学派。

他们运用现代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来分析研究制度，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扩展，使政治学与经济学结合到一起，这就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增加了新的活力，从而促进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

总而言之，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学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与以往不同的变化，表现出多流派、多学科、定量化和动态化的特征，出现政治科学与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融合的趋势，导致了西方现代政治学繁荣的局面。

第二讲国家

什么是国家？

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对国家的涵义作了界定：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迫使一切从属的阶级服从于一个阶级的机器。

”

列宁的定义包括三层含义：

首先，国家是有阶级社会的组织。

这就是说，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国家的出现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

它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形成，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产生的。

同样，国家也必然伴随着阶级、阶级矛盾的消灭，而自行消亡。

这就是国家产生、发展、消亡的必然规律。

其次，国家是阶级统治。

这表明了国家的本质。

所谓国家的本质，就是指国家是哪个阶级的政权，或称哪个阶级的专政。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国家都是阶级的国家，国家的实质是阶级专政。

再次，国家是个机器。

顾名思义，国家是一个工具，而且是一个复杂的工具。

它是由许多部件所组成的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机构。

但国家是一个特殊的机器，具有公共权力是国家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区别。

国家的社会形态？

存在哪些历史类型？

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用以实现和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的工具。

因而国家的社会形态可以分为：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国家在本质上是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用以实现和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的工具。

国家的历史类型，就是按国家本质对国家进行的历史分类，实质上是对建立在同一类型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具有共同阶级本质一切国家的共性的概括。

马克思主义对国家进行历史分类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类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由于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的不同，国家的历史类型相应地分为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前三种历史类型的国家，由于它们都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都是少数剥削者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因此，统称为剥削者类型的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镇压少数剥削者的反抗的工具，是建设社会主义，进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的工具。

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区别？

单一制国家具有单一的宪法，统一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统一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统一的行政机关体系和统一的国籍。

单一制又可细分为中央集权型单一制和地方分权型单一制两种。

联邦是由若干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区作为成员单位联盟组成的国家。

联邦制国家有适用于全国的宪法和基本法律，但是，各成员单位在不违反联邦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也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

联邦的立法、行政和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