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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词境“以诗为词”豪放清雄旷达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怪杰”，他的“天才最高，文与诗词都好”，特别是他的词，在整个词史都有种旋乾转坤之功。

南宋胡寅说：

“（词）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壮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南宋刘辰翁说：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都较准确地说出了苏词革新的划时代意义。

本文拟从苏轼对词的题材拓展，写法创新，词境提高和扩大诸方面，探讨一下苏词的革新。

一、唐五代词简述

词是一种配合音乐的文学。

它原名“曲子词”，后简称为“词”。

隋唐之际萌芽，唐末五代发展，两宋走向鼎盛。

它最早流行于民间，文人较少涉足。

中唐后，一些与社会下层接触较多、文学观念比较开放的上层文人，陆续对词发生兴趣，并尝试着创作，如张志和的《渔歌子》、白居易的《忆江南》等，就是此时重要作品。

唐末五代时，文人开始大量创作词，词自此由巷陌新声向文人士大夫之雅曲转变。

后蜀赵崇祚编辑的西蜀词人的词作《花间集》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花间词人”大都有“狭邪狂游”的生活经历，“花间词”内容上多采用代言体，以下层歌妓为抒情主人公，是“南朝宫体”与“北里倡风”的结合。

其风格轻靡浮艳，堂堂的文人士大夫之作，竟一堕而为伶人乐工之词。

而到了南唐一班文人手中，词多少表达一些士大夫的思想感情。

王国维《人间词话》：

“冯正中堂庑特大，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

”三人中尤其是李后主，他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变故，于是便以其纯真任纵之心灵，体悟且沉湎于整个人世间的无常之悲慨，洗净宫体与倡风，将词引入歌咏人生的宽广途径，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也远胜冯延巳和中主，成为南唐词坛之空谷足音。

宋初晏殊、欧阳修等词人大都高官厚禄，生活舒适，没有唐末五代文人的家国濒临困境之压抑和绝望。

所以，其所写小令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而内容也大都是写儿女情愁。

虽然一些文人亦偶有慷慨抒怀之作，但总体未脱离“花间”窠臼。

二、以诗的内容和题材入词

在两宋词坛，苏轼是第一位对词的内容题材做大面积改变的词作家。

首先，他用词抒发了爱国的豪情壮志。

北宋内忧外患交织，西夏、辽国的边患威胁，始终令北宋统治者寝食难安。

苏轼活跃于政坛的年代，边塞矛盾集中在防御西夏的入侵方面。

他的词就涉及到这方面内容，如《江城子·

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冬。

其时苏轼因与新党政见不合，自请外放，出任密州知州。

作者身在东海一隅，心却时时关怀着祖国西北安全。

这首词反映了作者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西夏入侵的强烈愿望。

词的爱国思想明显而强烈。

词用典准确，比喻巧妙，善于烘托，加上音节急促，这一切都与射猎场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增强了词的豪迈奔放气势，增强了词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词的出现，奠定了苏轼的豪放词风，使豪放词和豪放词派有一个良好开端。

其次，苏轼词揭示了复杂的内心世界。

广义地说，任何文学作品都可算作作者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而这里所说的“内心世界”，则主要指苏轼的词扩大了反映内心世界的范围。

他的词已不再局限于伤春伤别与离情相思，而是抒写个人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内心的苦闷和思想上的矛盾。

苏轼通过自己的创作，进一步发挥了词的抒情功能与社会功能。

在苏轼以前，由于题材与内容的大同小异，形式、句法、口吻、声情差异有限，尽管词人们在艺术上有不同的贡献，但多数词人的艺术个性却表现的不够深刻，不甚鲜明。

某些艺术风格相近的词人作品，竟互相混淆，至今无法辨明。

苏轼的词则与此不同，即使把它混杂在别人的作品里，也能够把它识别出来。

如《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时期，词前有一小序云：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已而遂晴，故作此。

”从序中的介绍来看，这首词写的不过是途中遇雨时所持的态度和所得的感受，然而，词人却借此表露自己的人生态度，展示自己的宽阔胸襟。

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雨，由于“雨具先去”，同行者皆不堪，可以想象他们浑身湿透，急匆匆寻找避雨处所的“狼狈”相。

而苏轼却是另一番风度：

他在风雨之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另得一番乐趣。

骤雨泼身，可以置之度外；

“穿林打叶”之声，可以充耳不闻。

自然界的风风雨雨是再正常不过了，遇上了只须坦然对待。

仕途和人生途中也免不了有坎坎坷坷，有了这种坦然的态度就能安之若素。

《定风波》表面上是写词人对待风雨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词人在政治风雨中的坦然与放达。

词人被贬期间，形同犯人，而他却能够把失意置之度外，寄希望与未来：

“山头斜照却相迎”。

这首词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胸襟和气度，他能够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情绪，解脱苦闷，表现出豪爽开朗的性格。

再次，苏轼词多侧面地再现了农村生活。

苏轼平生到很多地方任过职，每到一地，他总是勤政爱民，努力为当地百姓干一些实事好事，如疏浚西湖、赈济灾民、减免杂税等等。

他把对这方面的关心表现在词中，于是出现了第一个把农村生活纳入词中的做法。

如《浣溪沙》：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

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这首词以欢快的情绪为基调，很好地表现了这个季节农村的生活特点，质朴恬淡，引人入胜。

在苏轼以前的文人词中，偶尔也出现过以农村片段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张志和的《渔歌子》。

但未有像苏轼这样，多方面描绘农村生活的画面，把农民、村姑作为主要描写对象。

在扩展词的题材方面，苏轼无疑有着重要贡献。

第四，苏轼词诉说了真挚的人伦之情。

宋词因流行于花前月下、杯酒之间，所抒发的大都是文人士大夫与歌伎舞女之间的游戏之情，与家人、友人等比较真挚庄重的情感，几乎很少入词，苏轼之前只有欧阳修等词人才偶尔为之。

到了苏轼笔下，却变得十分平常，处处可见。

苏轼一生兄弟情笃，苏辙是他在词中经常抒发思念之情的一个对象。

如《木兰花令》：

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

夜凉枕簟已知秋，更听寒蛩促机杼。

梦中历历来时路，犹在江亭醉歌舞。

尊前必有问君人，为道别来心与绪。

这首词用传统的悲秋思人手法，传达对弟弟与友人的一片深情。

第五，苏轼展现了清新秀丽的水光山色。

每到一地，苏轼总兴致勃勃地游览山水，陶醉其间，物我两忘。

如《虞美人》：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

使君能得几回来？

便使樽前醉倒、且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

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这首词上片没有直接写景，而是通过叙述、议论侧面烘托。

下片转入景色的具体描摹。

写出了杭州城的秀美、繁华。

这与苏轼描写杭州景色的诗作《饮湖上初晴雨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题材、创作方法上异曲同工。

“以诗为词”是苏轼革新词体的关键。

胡适说：

“词起于乐歌，正和诗起于歌谣一样，诗可以脱离音乐而独立，词也可以脱离音乐而独立。

苏轼以前，词的范围很小，词的限制很多；

到苏轼出来，不受词的严格限制，只当词是诗的一体；

不必儿女离别，不必鸳衾雁字，凡是思想，都可以作诗，就都可以作词。

从此以后，词可以咏史，可以吊古，可以说理，可以谈禅，可以用象征寄幽妙之思，可以借音节述悲壮或怨抑之怀，这是词的一大解放。

”

苏轼词扩大了反映生活的领域。

在苏轼现存的三百首词里，诸如咏史、游仙、悼亡、惜别、登临、宴赏，此外，山河风貌、田园风光、参禅悟道、哲理探讨等，几乎无所不包。

经过苏轼的创作，人们才真正看到词可以反映广阔的生活内容。

也正是通过苏轼的创作，才开始摧毁“词为艳科”的狭小樊篱，改变了词为“诗余”、“诗尊词卑”的传统偏见。

三、以诗的风格和意境入词

苏轼在词史上的另一不可磨灭的功绩便是拓宽了词的意境，改变了词的风格，使词与诗气脉相通。

前人曾多次总结苏轼这方面的功绩，称其创立了“豪放”词派。

所谓“豪放”是针对“婉约”而言的。

“婉约”、“豪放”之分，最早始自明人张綖。

清人王又华在《古今词论》中说：

“张世文（即张綖）曰：

词体大略有二：

一婉约，一豪放。

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弘之谓耳……如少游都婉约，东坡多豪放，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大抵以婉约为正也。

”宋人对苏轼词的新风貌早有敏锐的察觉。

俞文豹《吹剑录》所载东坡“幕下士”之言柳永词须“十七八女孩儿”演唱，东坡词则须“关西大汉”高歌，便道出个中原由。

苏轼词风的转变，首先是由于歌词抒情模式的转移。

苏轼拓展词境之作，都是以自我为抒情主体的，彻底改变了前人“代言”的方式。

苏轼奔放之情怀、雄伟之志向都能在词中一一表现。

与苏轼的宽阔心胸、坦荡襟怀相映衬，词中出现的景物也都显得气象宏大、气魄非凡。

由于苏轼个人独特的审美趣味，所取之景多为清新明丽者，于是，清雄旷达便成为苏轼豪放词的典型特征。

其最能代表苏轼独特风貌的作品当是《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词艺术上最大的成就，就是它第一次在词里成功刻画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把登临怀古词推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此之前，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主要是用来描写男女风情及羁旅闲愁的。

苏轼在此基础上，把一般的吊古伤今提高为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唱叹与赞美。

此词之所以为高，原因正在这里。

《念奴娇》艺术上的另一特点，便是发展了情景兼融这一传统艺术手法。

作者从眼前的自然风光起笔，引出历史人物，抒写个人感慨，险奇壮丽的赤壁风光成为词人追慕古代英雄人物、抒发个人豪情的有力烘托，自然山水、历史人物、个人感慨三者交织在一起，并以抒写词人的理想抱负与老大无为的感慨为核心。

词中描摹江山如画，渲染周瑜的功绩，都是为了使这一感慨表现的深沉、悠长而又具体。

这首词的再一特点，便是语言精炼而有特色，用墨不多而形象异常鲜明。

写景：

“大江东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滚滚长江，波涛汹涌，赤壁矶头，山势险峻。

在此背景里出场的历史人物却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当年周郎何等风流儒雅，从容不迫，料敌如神。

凡此种种，均有效地增强了这首词雄奇的境界与豪迈的风格。

被后人叹为“千古绝唱”。

同样，《水调歌头》在中秋之夜咏月兼怀念弟弟子由：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被人们认为是苏轼词中的杰作。

上片写中秋赏月，因月而引发出对天上仙境的奇想，下片写望月怀人，即兼怀子由，同时感念人生的离合无常。

全词设景清丽雄阔，如月光下广袤的清寒世界，天上、人间往来驰骋的开阔空间。

将此背景与词人超越一己之喜乐哀愁的豁达胸襟、乐观情调相结合，便典型地体现出苏词清雄旷达的风格。

苏轼词的清雄旷达的风格，在通常情况下，总是和词中壮美的意境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如拍岸的江水、穿空的怪石、挺拔的大树、浩瀚的夜空等等。

这一类清奇雄健的自然景物，又往往被词人放在运动和变化之中来加以描绘，于是便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从人物与人世方面来看，苏轼词的清雄旷达的风格，又总是和羽扇纶巾的风流人物，挽雕弓如满月的壮士，把酒问青天的诗人，乘风破浪的渔夫等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而鲜明地表现出词人的理想抱负与乐观进取、积极用世的精神。

四、苏轼词风转变的原因

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被视为“小道”、“艳科”，其体卑下，反映重大社会生活题材的作品只能入诗，而不能用词来写。

而且，词的委婉言情的作风，也是确定了的，要求获得隐约朦胧的效果这就极大的限制了词的发展。

虽然在唐、五代文人词中，也产生过一些具有豪迈气概的作品，入宋以后也不乏某些具有豪放词风的作品，但毕竟是少数，影响不大，还没有引起词人的广泛注意。

苏轼的出现，才打破婉约词统治词坛、独领风骚的局面。

苏轼之所以能以自己的创作打破婉约词统治词坛的历史局面，并由此而为豪放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

首先，是词的内部创作积累的一个过程。

词最早流行于民间，产生于初唐的敦煌民间词之开阔视野，遒劲风格在以后的文人创作中，始终不绝如缕。

如中唐诗人韦应物的《调笑令》描写边塞景象：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

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苍劲空旷，与唐人边塞诗血脉相通。

到了“花间词人”手中，偶尔亦有超出“艳情”以外的创作。

如毛文锡《甘州遍》：

“秋风紧，平碛雁行低。

阵云齐。

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

青冢北，黑山西。

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

铁衣冷，战马血沾蹄。

破蕃奚。

凤凰诏下，步步蹑丹梯。

”写边塞的景色与建功报国的愿望，情绪昂扬。

南唐词人李煜更是以直抒胸臆的手法将内心“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般的愁苦滔滔不绝地倾泻出来，改变了婉约“代言体”的作风。

入宋以来，文人的仕途开拓了，视野也随之开阔。

举凡宦海风波、人生感慨、个人志向、怀古咏史等等，都可以拿来入词，而且写得气象万千，气度非凡。

如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欧阳修的《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等。

词的内部的这一系列创作经验积累，为苏轼的词风转移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和铺垫工作。

其次，是文学发展“求新”、“求变”的结果。

就人们的审美心理而言，“喜新厌旧”是一条普遍规律。

所以，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他们都期待着文学创作的“求新”、“求变”，特别是天赋异常、个性突出的作家，更是期待着自己能够独辟蹊径，自成一格。

这就是历代文学样式不断更新、题材不断开拓扩大，风格不断推陈出新的根本原因。

从词的产生到苏轼的出现，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了。

但就其大致内容而言，始终没有超越闺阁庭院之景与相思离别之情的范围；

就其基本风格而言，也始终没有超越委婉隐约、缠绵悱恻的框框。

长此以往，词的创作之路越走越窄，必然会被导入“死胡同”。

到了苏轼登上文坛的年月，词已经不得不进行改革，否则就会停顿、重复、没有希望。

苏轼的革新就是这一文学创作规律所驱使的必然。

第三，是苏轼个人的作用。

把诗文革新精神带到词坛上来的是苏轼。

苏轼是位极富变革精神的文学家。

26岁时便向皇帝上《进策》、《进论》，分析现实政治，提出全面革新朝政的主张。

在散文领域，他继承了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推陈出新精神，倡导创作时“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长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随性情所至，自由表达，挥洒淋漓，以达到“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效果。

在诗的领域，他同样不拘一格，袒露心胸，“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以至于“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冀《瓯北诗话》）。

继欧阳修之后，最终完成了诗文革新运动。

在词的领域，他更不甘心简单地沿袭、模仿前人，不甘心委屈自己去适应“艳情”、“隐约”等传统的创作模式，不甘心屈居于柳永等名噪一时的词人之下。

他将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入词的创作领域，追求别具一格的艺术表现，从而成为北宋词坛最具变革精神的词人。

在苏轼所擅长的文学门类中，词的成就最高。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

“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

”程千帆《苏词札记》说：

“苏轼对词的发展，贡献是巨大的，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即使没有超过他的散文和诗，也决不在散文和诗之下。

”胡念贻在《唐宋词选》的序中说：

“苏轼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但在文学史上影响较大、地位较高的是词。

”苏轼对宋代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对词体的全面革新，从而使宋词能与唐诗并列而无愧于色，以至被视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文体。

参考文献：

[1]胡适.词选[M]，河北：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2]张燕瑾、吕薇芬.宋代文学研究（下）[M]，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3.

[3]陈鸿祥.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M]，江苏：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4]吴奔星、李兴华选编.胡适诗话[M]，四川：

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

[5]程千帆.苏词札记[N].光明日报1956-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