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人欲几微之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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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人欲几微之间

天理人欲，几微之间

但是，如果我们跨越文本，将涉及“天理”“人欲”的不同文本拿到一起对比，我们会发现“天理”“人欲”在这些文本中并没有一个固定、绝对的含意，这两个词汇的含意是相对化的、在一定程度上含混不清的、可以和其它词汇通用的。

在不同的具体文本中，这两个词汇还有那些和它们通用的词汇，构成了一个词意上的混沌不明的暧昧空间，这个空间中存在着种种自相矛盾的表述。

所有这些适用界限难以划清、甚至自相矛盾的表述，都是朱熹的思想整体的产物。

在不同的具体文本中，朱熹的思想整体在转化成具体论述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变形，有了不同的侧重点，也产生了不同的偏差。

换言之，一个完整、统一、自洽的思想整体，在转化为具体论述文本的时候，却形成了一个词意上的混沌、界限不清晰、甚至自相矛盾的暧昧不明空间。

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试图说明，这种在具体论述中词意的相对性与不确定性，与朱熹对“天理”“人欲”的整体理解相契合，也与朱熹的整个统一思想体系相契合。

这篇论文的思路受到了互文性理论的启发。

“互文性”在叙事学家杰拉尔德?

普林斯（GeraldPrince）的《叙事学词典》中是这样定义的：

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

[1]

在前面提到的围绕“天理”“人欲”而存在的词意上的暧昧空间中，不同表述中的不同词汇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词意交流、吸收、互换、重组，只有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基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对这些“天理”和“人欲”的表述产生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

因此，这个跨越朱熹的论述文本而存在的，围绕“天理”“人欲”的词意空间具有互文性的特征，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互文性的词意空间。

而在这个暧昧不明的词意空间中，词汇之间进行词意的交流、互换与重组，进而排列组合成不同的表述这一过程，也就是创作的主体――朱熹的思想和主张得到不断彰显的过程。

互文性理论的提出者茱莉亚?

克里斯蒂娃（1941-？

）主张，创作主体对文本的创作是一个对其他文本的含意进行扬弃的否定的过程，在“零度时刻”，创作主体的无意识冲动打破旧文本的束缚而突变成新文本的语言。

[2][3]在这一克里斯蒂娃所说的“零度时刻”，朱熹对于“天理”“人欲”的自洽而统一的理解产生了论述和创作的“冲动”，在这一冲动下旧文本的含意被扬弃地否定，词汇被排列组合，词意交流、吸收、互换、重组，与旧的论述文本的含意不同甚至冲突的新论述文本就这样在扬弃否定的过程中诞生，这一新文本与互文性空间中所有和它相联系的旧文本一样，都是基于朱熹“天理”“人欲”的自洽和统一的思想整体产生的。

每一个不同的论述文本，都只是表述了朱熹思想整体的一个不同侧面。

前文所述的朱熹论述文本形成的词意上的暧昧互文性空间，作为朱熹关于“天理”“人欲”论述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结构，容纳和承载了朱熹对于“天理”“人欲”的整体思想；而这一空间中的论述文本内，词汇所具有的相对性、含混性、通用性的互文性特征，也寄托了朱熹“天理”“人欲”的思想整体中固有的倾向与意图，服务于朱熹的思想体系整体的要求。

二、朱熹不同文本中的互文性词意特征首先来看两段朱熹对于“天理”“人欲”定义性质的文本：

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途判矣。

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

M,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

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劳而日拙，其效至于治乱安危有大相绝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间而已。

[4]

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

[5]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段文本中，“天理”和“人欲”的词意都是激烈和绝对的。

公正与私邪，本与疾，治安与乱危，它们之间当然是不能调和的对立关系，是绝对不可能共存的，对立极为尖锐。

我们再来看几段论述修养心性方法的文本。

天理人欲分数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

来。

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

[6]

天理人欲之分，只争些子。

[7]这两句话能明显看出来，天理和人欲的词意不再激烈和绝对了，它们之间是可以共存的，在共存中斗争，但不是不可共存地对立。

而下面这段文本则能最为鲜明地体现出在朱熹论述修养心性方法的语境中，“天理”和“人欲”的词意特点。

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至是两界分上功夫，这边功夫多，那边不到，占过来；若这边功夫少，那边必侵过来。

[8]

首先，这段话强调了修养心性的“功夫”对天理人欲消长的作用，最能体现朱熹对修养心性方法的主张；其次，这段话仍然强调了天理和人欲的斗争性，一方涨另一方就必然消；但要注意的是，在这段话中，天理和人欲是在共存中斗争的，没有固定的边界，而所争的也仅仅是方寸之间的消长。

这种对立方式和前面非论述修养心性方法的语境中激进和绝对化的完全不可能共存的对立方式是不同的。

更明显的是，在前一语境中，天理人欲的词意之间是界限绝对分明的，公正私邪，治安乱危，不可能混淆。

而在这一语境中，二者“无硬定底界”，界限是模糊的，是极易于混淆的。

这里可以鲜明看出“天理”“人欲”在两个语境中词意是存在区别的。

而能非常好地体现在论述修养心性方法的语境中，“天理”“人欲”在共存中斗争、争方寸之间的消长、界限犬牙交错

的特点的，还有另一文本：

譬如刘、项相拒于荣阳成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得一步，则彼退一步。

[9]从以上已经可以看出，在不同文本的语境中“天理”“人欲”的含意是存在区别的。

在一些文本语境中，尤其是阐释“天理”“人欲”各自含义的类似于下定义的语境中，“天理”和“人欲”的词意往往是界限非常清楚和鲜明的；而在另一些文本语境中，尤其是朱熹论述修养心性的方法的时候，赋予“天理”和“人欲”的词意往往偏向于二者共存的现实，二者在共存中斗争，方寸间消长，界限亦不清晰，总之是强调通过人的修养心性的“功夫”，让天理人欲的共存的摇摆不定的天平渐渐偏向天理一边。

接下来，我们来看“天理”“人欲”两个词汇是怎样与其它词汇传递、交流、互换词意，进而使得朱熹的思想整体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发生变形的，产生一个互文性的词意空间的。

首先，“道心”和“人心”是一组在论述修养心性的文本中和“天理”“人欲”经常混杂出现的词汇，它们的词意与“天理”“人欲”的词意存在互动的联系。

“道心”和“天理”在词意上的关系是比较清楚的：

道心者，天理也；[10]

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

[11]“道心”和“天理”的词意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二者基本可

以互相替换而不会产生语意上的含混与矛盾。

但“人心”和“人欲”在词意上的关系就要复杂的多。

“人心”本身的词意是出之于“形气之私”，特点是“危而不安”，但是有好有坏，并不完全是坏的：

人心不全是不好，若人心是全不好底，不应只下个“危”字。

[12]

而“人心”和“人欲”两个词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词意的吸收、互换与互相改写，使得“人心”和“人欲”两词词意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晰而是含混的：

程子曰：

“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

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执中。

”此言尽之矣。

[13]

这段话中，朱熹赞同程颐（1033-1107）的观点，将“人心”解释为“人欲”。

在这个文本内，一方面，“人心”完全吸收了“人欲”的词意并被等同于“人欲”，但同时“人欲”也吸收了“人心”的词意，才得到了“危”字的评价。

正如前段引文所言，“危”并不是“全不好”，而只是有走向“全不好”的危险。

在这句话中以“危”形容本应是“全不好”的“人欲”，说明“人欲”吸收了“人心”的词意。

而“人欲”吸收“人心”的词意的另一个更明显的例子：

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谓之危者，危险欲堕未堕之间。

[14]这处引文中，“人欲”的词意和其他文本中“人欲”的词意是明显矛盾的。

因为朱熹在“人欲”就是“不好”这点上的观点是明确的，即便承认人欲在现实中和天理共存而且二者之间的争斗是长期的、争于尺寸的、界限不清的，但不清晰的只是争斗的形势，人欲本身是“不好”的这一点是没有动摇过的。

在这处引文中称“人欲”“未便是不好”，并且用“危”来形容，显然，这里的“人欲”是完全吸收了“人心”的词意并被等同于“人心”。

由以上的论述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在相同和不同的文本间，“人心”和“人欲”两个词汇之间的互文性运动是暧昧而不清晰的，虽然朱熹对它们各自进行“定义”的时候划定了清晰的界线，但事实上这个界线没有被遵守，跨界线的词意交换与吸收频繁发生，就连朱熹自己在“下定义”的文本之外的其他文本中也使用了这种词意交流，这说明朱熹在主观上是认可了“人心”和“人欲”两个词汇之间这种暧昧的互文性关系的。

既然“道心”和“人心”这两个词汇分别在词意上与“天理”和“人欲”两个词汇密切联系，那么“道心”和“人心”两个词汇间的词意关系又是怎样的？

朱熹对这两个词汇之间词意关系的界定还是比较清晰的：

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

[15]

也就是说，“道心”和“人心”的词意有区别：

“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

”而它们的词意又有共通之处：

“只是这一个心”，“道心”和“人心”是一个心而不是两个。

心，只是一个心，（原注：

卓?

h云：

“人心、道心，元来只是一个。

”）只是分别两边说，人心便成一边，道心便成一边。

[16]

在这里，朱熹主张道心人心所表述的不是两个事物，而只是用两种方式表述同一个事物，或者说分别表述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

程颐主张把“道心”和“人心”的词意完全区分开，正如前面所引用过的：

“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

”将“道心”“人心”的对立等同于“天理”“人欲”的对立。

对此朱熹是反对的，朱熹并不主张将“道心”和“人心”的词意对立起来，而是保持它们的词意指向“只是这一个心”的相通状态：

若说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两个心！

人只有一个

心……“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非有两个心。

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但知觉不同。

[17]

这里朱熹也主张道心、人心是“一个物事”的两个侧面，主张两个词汇词意上的想通。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矛盾：

因为在前面引13处，对程颐的同一句话“道心天理”“人心人欲”，朱熹给出了“此言尽之矣”的赞同评价！

朱熹的论述文本中出现的这种“自相矛盾”，其实是可以通过互文性的词意交换加以解释的。

在给出“此言尽之矣”评价的语境下，朱熹对“人心人欲”的阅读是“人心”完全吸收了“人欲”的词意，他的“此言尽之矣”的评价针对的是“人欲”这一

词汇。

而在给出“此语有病”评价的语境下，朱熹对“人心人

欲”的阅读则是“人欲”吸收了“人心”的语意，他不赞同程颐

的观点，针对的是“人心”这一词汇。

我们现在已经能比较明显的看出，朱熹围绕“天理”“人欲”“道心”“人心”四个词汇展开的论述文本中，在“天理”“人欲”“人心”“道心”之间存在着一条互文性词意交换的链条。

在一些文本中朱熹主张“道心”与“人心”所指是同一物，二者是相融而非对立的；但在另外的一些文本中，朱熹又曾经分别把“道心”的词意等同于“天理”，“人心”的词意等

同于“人欲”；而在另一些文本中朱熹又明确主张“天理”和

“人欲”是对立而不能相融的。

显然，在词意沿互文性链条传递的过程中，产生了词意矛盾。

这种词意的传递与矛盾，

构成了前文所说的互文性词意暧昧空间。

在这一空间中，词意和

论述都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

从“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四个词汇的词意关

系，我们可以总结出，“道心”与“天理”间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