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俘虏为何迅速变身共产主义战士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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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产党人不得不创建自己的军队时，他们确实成功地传播了信仰，塑造了一只有信仰的军队。
论者常称道中共的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但只要更深入的思考就应该看到，假如没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自我牺牲，长期的、大规模的维持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是不可能的，“信仰集团”这一概念实为理解中国革命和前期中国共产党的一把钥匙。
在诉苦会中，数百万原本黯淡无光的灵魂被点燃了，烧起了熊熊大火，这是建立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希望之火，也是阶级斗争的仇恨之火。
这场大火猛烈无比，所向披靡，很快燃烧了整个中国，甚至烧出国境，在朝鲜半岛击退了世界最强国家的军队。
但是，大火一旦燃起，就不容易控制，在和平降临之后，大火仍然延烧了许久，烧毁了许多本应该珍惜的东西。
诉苦会的巨大威力在当时和以后都得到中共军事领袖的高度赞誉。
彭德怀称“诉苦与三查运动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使得“部队中的气象涣然一新，部队战斗力、共产党在部队的威信大大提高”，他认为诉苦会是非常有效的形式，“红军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
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对争取俘虏兵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大得多。
”毛泽东也赞佩新式整军运动后的解放军“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
一、为什么整军——军队中的思想混乱现象
中共军队一向以思想高度统一、斗志顽强著称，但是抗日战争以后到解放战争初期，军队中一度出现思想混乱的想象。
中共军队装备和人数都居劣势，如果没有斗志的优势来补偿，在战争中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这是发起整军运动的基本原因。
出现思想混乱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根源是战士们不知道为什么与国民党作战。
这时候，参加过与国民党十年内战、经历过残酷阶级斗争的老红军在部队中的比例很少，抗日战争中共产党为维护统一战线不再强调阶级斗争，甚至与开明地主士绅合作，这个时期加入的大批抗战干部和战士主要接受的是民族主义思想，他们对日军作战很勇敢、富于战斗热情。
但是经过抗战胜利后几个月的国共和谈，很多人都有解甲归田过太平日子的想法，到解放战争开始，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又要打仗。
有的部队中甚至出现这样的怪话：
“中国人和中国人打什么仗嘛，让毛主席同蒋介石下三盘棋，谁输了谁就自动下台。
”西北野战军干部廖汉生回忆到，当时不少干部战士“不清楚为什么要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为什么要打蒋介石？
有的提出：
以前我们唱歌子‘打走日本好回家’，现在怎么还不让回家？
”廖汉生认为，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对战斗意志有很大的影响，“两攻榆林未克，皆因一些人畏缩不前、谎报军情，个别营团指挥员责任心差、敷衍塞责，导致痛失良机，贻误战事。
两次重犯同样的错误，也反映出我们纵队领导姑息迁就，处理不严，教育不够。
可见，战斗意志不强才是攻榆不下的根本原因。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大批的国民党俘虏兵被补充到解放军中来，被称为解放战士，他们本来就受过反共教育，开始的时候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打仗，甚至很多解放区参军的农民也因战争中感到恐惧而逃亡。
比如东北解放军三纵20团9连俘虏兵很多，在1946年2月保卫辽阳战斗中，“距敌只有一两百米，地形十分有利，火力也很密集，但就是没见打倒几个敌人”。
后来调查发现，连队中很多解放战士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想法，打仗时故意枪口抬高不打敌人。
同时9连逃亡也很严重，有一次一个晚上就逃了22人。
在晋察冀1947年6月保北战役中，有一个纵队竟然有近千人逃跑。
华东渤海军区1946年有一万五千人逃亡，后动员了九万新兵，竟然又有五万人逃亡。
由于战事紧张激烈，对解放战士往往来不及充分整训，使得很多国民党军队纪律败坏、骚扰百姓的坏习惯被带到解放军中，甚至个别干部也走向腐化堕落。
杨成武提到，晋察冀有的部队强拉民夫，“一两个人就找一个向导，甚至把自己的背包叫老乡背上，或私自动员大车，并有打骂群众、抓车抓夫恶劣现象”。
“一个组织科长竟盗用烈士遗金、党费做运输，从中取利。
有个管理科只有个别的人不贪污。
有些贪污分子任意挥霍，大吃大喝，酒醉金迷”，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
贺龙谈到，整军之前绥德军分区四、六团破坏纪律最严重，“打群众、打党政干部，在警备区所属八个县内，除清涧县外，在七个县内打了架，从地委的统战部长打起，在克虎寨打过民兵，并以每人三至五元白洋的代价放了一百多个地主到榆林去，在黄河两岸走私违法。
”“警四旅、十一团筹粮不分贫富地摊派，到群众家乱拿老百姓的东西，杀鸡宰猪，群众认为他们‘除了不强奸妇女外，与胡宗南部队一样’”。
同时，由于战士来自老八路军、解放区翻身农民和俘虏兵三个不同来源，常常造成部队内部的矛盾冲突。
不同来源的战士观念和习惯差别很大，特别是解放战士对革命军队的很多要求都不适应，又感觉被人歧视，没有前途，非常消极，打仗不卖力，还常常破坏纪律。
有些解放战士觉得革命军队生活苦、武器差，不如国民党军，还觉得其他战士“土”，不会操控先进武器。
不少来自老八路军和翻身农民的战士觉得自己根正苗红，看不起解放战士，觉得他们贪生怕死，就会举手投降。
部队中常常闹不团结，这在战斗中当然会大大影响战斗力。
对于中共中央推行的激烈土改政策，甚至很多部队干部一时也不能充分理解。
在东北野战军各级干部的检讨反省中，可以看出营以上干部“在思想上则百分之七十对土改之必要性与正确性表示怀疑。
或不满群众斗争，认为群众运动过火；
或对地主抱同情可怜态度，收留被斗地主儿子到部队中来”。
二、皈依之门--诉苦会塑造共产主义信仰
为了解决部队中的思想混乱、使共产主义信仰深入战士们的内心，基层政治工作者想尽各种办法，逐渐发现诉苦会是塑造共产主义信仰的最有效形式。
绝大多数战士包括解放战士都出身贫苦家庭，诉苦会通过让战士回忆自身受苦的经历，认识旧社会剥削压迫的黑暗和残酷，而维护这个黑暗社会正是国民党政权，从而激发起战士们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冲动，坚决投入到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美好共产主义社会的战斗中。
诉苦作为揭露阶级压迫的形式，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农村土改中很常见，是斗争地主的重要形式，各解放军部队中诉苦活动始终存在，1946年10月《解放日报》就介绍过通过诉苦大会改造俘虏兵的方法，提到“在举行了这种诉苦大会的地方，成千成万的俘虏兵打开了眼睛，他们立即就觉悟到一系列的问题，立即就自动要求加入我军，与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拼命。
”到解放战争中期，诉苦会再造灵魂的巨大威力逐渐被高级领导人了解，并大力在全军推广，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新式整军运动，使得数以百万计俘虏兵被塑造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46年秋冬，赵绪珍是东北三纵7师20团3营9连指导员，他虽然文化不高，但责任心很强，非常关心战士，为了解决连队存在的思想问题，他开始尝试用诉苦的形式启发战士，很快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1947年1月“一保临江”战斗中，连队士气高昂，团结奋战，许多原来落后的战士如房天静、王福民等一跃成为著名的战斗英雄。
这个经验逐步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在7师推广，到1947年夏天由3纵政治部把诉苦教育推广到全纵队。
8月26日《东北日报》刊登《辽东我军某部根本改造教育工作》的长篇报道，详细介绍3纵经验，同时刊发罗荣桓主持起草的社论《部队教育的方向》，高度评价诉苦运动，进而把诉苦运动推广到东北全军。
9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把3纵经验电报军委总政治部，经毛泽东修改后转发全军，总的来说，全军规模的诉苦整军运动主要是在1947年冬至1948年夏天进行的。
诉苦会能否成功一个关键是发现典型人物。
绝大多数解放军战士和俘虏兵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在战乱频繁、民生凋敝的时代里他们都有很多痛苦的经历，但是典型人物不仅要苦大仇深，而且还要具有较好的表达能力，这样才能生动感人。
典型人物往往是基层干部在与战士们的日常谈心中发现的，这种前期的工作非常重要。
西北野战军一个著名典型是解放战士于德水，他在军人大会上的诉苦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于德水全家五口人租种40亩地，因父亲病了交不上租地主就拉走了农民家的命根子--耕牛，全家不得不打短工谋生，自己在铁场拉风箱，到年底却给铁不给钱，哀求半天才给了一点。
被抓兵后，有一次父亲来看他，因为衣服破烂不准进，在外边转了三天，碰巧遇上才见面，想到伙房要点饭给父亲吃，却被司务长恶语相加。
“诉到这里，于德水放声大哭，在场同志无不落泪”。
诉苦会会场的布置也很有讲究。
晋察冀某部6连诉苦会“会场的诉苦台上，耸立着一个用苍松翠柏的枝叶和纸花编织而成的祭奠花环。
花环下供放着被害亲属的灵牌。
一幅‘吐苦水忆起旧仇，表决心莫忘新恨’的挽联舒展地垂挂在诉苦台的两旁，格外醒目。
会场的四周贴满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有苦诉苦，有冤申冤，血债要用血来还’、‘天下穷人是一家’、‘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标语口号。
整个会场庄严肃穆。
”灵前宣誓是诉苦运动的另一种重要仪式。
部队把战士被地主恶霸迫害致死的亲属名字写成牌位，供在灵堂。
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很有感染力，全体战士一起发誓为死难者报仇，这种仪式对于激发部队的战斗精神发挥了很大作用。
晋察冀军区独立第八旅总结经验，认为：
发现选择诉苦典型，最好能找到各种成分的，比如贫农、长工、工人等，要找擅长讲话的人；
诉苦大会的组织也很讲究艺术，不要轻易诉，“一诉就要成功”，会场要书写标语，造成严肃悲痛的空气，会场须严禁说笑、随便出入，“时间要短促，诉苦人不要过多，当诉苦已到一定火候、全体人员已受感动时，就在沉痛的空气中散会，这样作用最大。
二十二团三营刘元全在诉到父亲要饭、娘被逼死的悲状时，双腿跪倒在地叫亲娘，全营在大哭中散会。
”西北野战军1纵1旅诉苦活动中，有地主家庭出身的战士也深受触动，主动站出来揭发自己家庭剥削一户中农，直到这家人破产的事实。
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演出在诉苦运动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
据许世友回忆，在1948年初山东兵团诉苦运动中，“部队文工团赶排演出了《白毛女》、《瞎老妈》、《血泪仇》等戏剧。
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还乡团血腥残暴的罪行，一幕幕重现在指战员的眼前，激起大家对敌人的满腔仇恨。
许多同志泣不成声，悲痛欲绝，有的难过得几天吃不下饭。
”部队的阶级情绪被大大激发起来，转化成战斗的决心。
集体痛哭是诉苦运动中感人至深的高潮，其重要性几乎达到“不哭不灵”、“一哭就灵”的程度。
当时军中大约70%是贫农出身，地主富农等出身的只有5%，所以一个人受苦的经历很容易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共鸣，最后达到一种触及灵魂的震撼性的群体情感释放。
东北野战军整军总结中谈到，“诉苦是一种悲愤交集的场面，诉得好的，常泣不成声，并感动得全场落泪。
许多部队的诉苦，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痛哭。
”东北野战军3纵某营驻在中朝边境朝鲜族聚居区，一天一个朝鲜族阿马妮慌慌张张地跑来对营教导员说：
“可不得了啦！
你们同志都在抱头大哭，你快去看看吧！
”原来是机枪连在讨论穷人和富人谁养活谁的问题，副班长任纪贞带头发言：
“俺是山东蒙阴人，爹给地主放了200多只羊，一年能繁殖150只羊，每只羊能卖两元钱，羊粪收入的钱就更多了，全归了地主，可地主一年只给我爹15元工钱，加上管吃，合在一起也不过30元，吃的都是豆腐渣，除了放羊，每天要挑水干其他活，腰都累弯了，累得病倒了，地主还逼他上山伐树。
伐到第2棵时就没劲了，一斧子砍在腿上。
”说到这里，任就哭了，接着说：
“俺爹昏过去了，当乡亲们把他从山上抬下来时，快要咽气了，想喝碗高粱面糊糊，但家无一粒粮。
”说到这里，任抱头痛哭，过了一会，接着讲：
“娘去地主家想借碗高粱面，地主婆说：
‘留着粮食喂狗还能看门，给你们吃有什么用’。
……娘回来爹就咽了气，下葬连棺材也没有。
”任哭得再也讲不下去了，“全连都低下了头，有几个哭出了声”，又有几个战士站起来说起自己的悲惨经历，全连哭成了一片，哭了很长时间。
开始教导员还担心军队大哭让老百姓听见影响不好，但实际上正是震撼人心的集体痛哭打开了皈依共产主义信仰的大门，熔铸了战士和部队的新的灵魂，使有些觉悟低、战斗力弱的部队在很短时间转化成作风硬的英雄部队，在四保临江的著名战役中立下了卓越战功。
营教导员冯恺回忆到：
“我营一年来的诉苦教育，给我的感受很深。
一是诉苦教育的场面，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不是简单的诉说各人的苦，而是控诉整个人剥削人社会制度的罪恶，人人吐出的苦水，汇成了汹涌澎湃摧毁旧世界的革命洪流。
二是诉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
把仇恨融汇在一起，战友之间、军民之间一下融汇到一块了。
内外团结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天下穷人是一家，联合起来打天下。
在诉苦会达到群情激愤的高潮，有时甚至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
在海南岛琼崖纵队的诉苦运动中，“上台发言的指战员一个接一个。
大家把藏在心中的苦水全部倒了出来。
接着，支队首长便领着大家举行公祭仪式，向死难的亲人致哀。
霎时，空气都凝结在万分悲愤之中。
默哀未完，不知是谁就呜呜咽咽地大哭里起来。
这哭声牵动了许多人的心，大家都忍不住号啕大哭。
忽然，战士吴坤生‘嗖’的一声拔出手榴弹，举得高高的，大声喊道：
‘有种的跟我来！
找敌人算帐去！
’说着，这些战士就呼呼啦啦地跟着吴坤生走。
政委李福文看到大伙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赶紧说，“我们报仇也得有勇有谋，打敌人也得有个统一部署。
可不能只凭自己的一腔热血去硬拼啊！
”这样会场局面才稳定下来。
诉苦会并不是哭过就完了，非常重要的是趁热打铁展开热烈的讨论，启发战士思考广大穷人受苦的原因，产生反抗剥削压迫、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意志。
西北野战军一纵一旅展开了热烈争论，讨论穷人受苦的原因，“凡争论热烈的单位，饭也不吃，冷也不觉，非把问题闹清不干”。
西北野战军干部廖汉生回忆到，“开始有的单位没经验，只是简单地诉苦，结果诉完了，哭完了，教育也结束了。
纵队和旅、团领导发现后及时指出：
诉苦不是目的，流泪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搞清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才能挖出造成穷苦的根子。
”诉苦运动通过分析残酷的剥削事实力图证明：
“罪恶决不是单个地主或具体地发生的，大家来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样的痛苦，都同样受冻受饿受辱挨打，这证明普天之下都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压迫人的人，一种是受人压迫的人。
”当时总政治部领导人傅钟认为：
“诉苦运动的成功，大大克服了以往政治教育中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弊端。
大批干部下到基层，同战士打成一片，深入了解战士疾苦和心理变化规律，精心掌握诉苦进程，从培养典型引路，布置肃穆的诉苦环境，启发战士剖析受苦事例，进行解放区、蒋管区新旧社会对比，到为战士给被害亲人祭灵、宣誓、订立苦情簿、报仇登记簿，带领战士认识自己，跟着党走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
很多战士特别是解放战士在诉苦运动中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在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这种大梦初醒的觉悟感让他们既激动又痛快，他们的灵魂被重新塑造了，从此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一个为共产主义拼命的战士。
有的战士在诉苦会上心理冲击太大，当场气昏过去。
战士房天静在指导员赵绪珍的启发下倒出一肚子苦水，“如服下大黄，泻出肝火，倒出苦水，一身轻快舒坦，耳目清新”。
东北解放军三纵战士王福民在国民党军队当兵时间很长，养成了流氓兵痞习气，经常破坏纪律，吃老乡的东西不给钱，甚至有时还打骂群众。
在诉苦运动中，他受到了很大触动，痛哭流涕地说：
“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全家没吃没喝，挨打受骂”，“可是，自己糊涂，在国民党军队里穿了几天‘二尺半’，在鬼子煤矿里当工头吃了几天大米饭，就忘了本，不知道干八路是给谁干的，平时讲怪话，打仗不开枪。
过去我糊涂不懂事”，“从今以后我要重新做人，一定好好干。
”在保卫临江战役中，他当上了连群众工作组副组长，处处以身作则，维护群众纪律，周围人都说：
“现在的王福民与诉苦前相比简直是两个人。
晋冀鲁豫解放军6纵战士王克勤（微博）是1945年10月邯郸战役被俘参加解放军的，最初只是一个技术出众但情绪低落的机枪手，1946年的营诉苦大会上他的感情受到很大激荡，在第二天的诉苦中他边哭边说：
“现在我才真正明白，当八路军是为我们穷人干，当国民党军是为老财干。
我一定要在八路军里好好干下去，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激发了热情的王克勤很快成为一个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荣立九次战功。
被提拔为机枪班长后，王克勤忘我投入，很快把主要由新兵组成的机枪班带成了尖子班，又被评为带兵模范。
晋冀鲁豫全军展开了“王克勤运动”，二野政治部宣传部长陈斐琴认为王克勤运动“创造了新老战士团结的经验，创造了旧军队出身战士的技术和作战经验和翻身农民出身战士的政治觉悟相结合、以及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相结合的经验”，“克服了解放战士不好带，新兵不能打的观念”，对二野的建设有重大贡献。
王克勤1947年7月牺牲于定陶战役后，刘伯承亲自撰文悼念，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所在英雄单位，王克勤享有的这种荣誉在整个二野是“唯一无二的”。
到解放战争后期，诉苦运动的巨大威力甚至发展到“即俘即补”的程度。
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伤亡很大，很多俘虏兵经过短暂但触及灵魂的“战壕诉苦”，立刻被编入解放军部队参加战斗，“甚至姓名还没被本连同志记牢，就在战斗中牺牲了”。
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师长看到许多还没来得及换下国民党军服的战士已经站在解放军队伍中参战，无可奈何地说：
“这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么！
”据叶飞回忆，“我军转入大反攻以后，部队中俘虏兵的数量越来越大，在连队战士中约占80%以上。
当时真是前两个小时还是国民党兵，过两个小时就成了解放战士。
有的甚至还未来得及上连队的花名册，就在战斗中牺牲了，成了无名烈士，这是常有的事。
”周恩来提到，三年解放战争一共消灭国民党军569万人，其中俘获415万，俘虏中280万人成为解放军，占到当时解放军总人数的65-70%，这是世界战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
三、信仰在组织上的落实--三查、三整与军队民主运动
诉苦会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情感激荡，但是如果没有组织上制度上的落实，情感平复后效果也就减退了，所以整军运动接下来就要进行三查三整，把诉苦成果巩固下来转化为战斗力。
三查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整纪律、整作风、整制度。
在不同的部队，整查的提法不完全相同，但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就是要以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标准检查每一个人、检查每一项工作，同时还要在制度上恢复建立士兵委员会，开展军队中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使每一个普通战士发挥最大的积极能量。
三查中很快就清查出解放战士中隐藏的一批前国民党军官，巩固了部队。
国民党部队被俘后，很多军官化名隐藏在士兵群里，他们当中不少人思想顽固反共，甚至希望日后找机会带队逃跑叛变，他们是部队中敌对势力的骨干，是部队里暗藏的定时炸弹。
在大多数解放战士思想模糊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得到士兵的掩护，甚至很多普通士兵被俘后也编造假名字、假籍贯，准备逃走。
诉苦运动使绝大多数解放战士对解放军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把解放军真正当成了自己的队伍，主动坦白自己的问题，揭发部队中暗藏的敌对分子。
中原野战军4纵10旅解放大队1连有近半数坦白了自己被俘后填写的是假籍贯、假姓名，13旅解放大队5连有38人坦白自己在诉苦之前曾企图逃跑。
“兵痞们被孤立了，个别化装隐藏在士兵中的军官，再无藏身之地，一一被揭发暴露出来”。
据习仲勋回忆：
“经过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和一个一个地清查，整个西北野战军部队共查出暗藏的敌伪军官和密谋组织投敌的奸细分子100余人；
撤换了少数未改造好的地富出身的干部，清除了一批不可救药的兵痞流氓分子”，部队由此大大巩固了。
查阶级的关键是查对土地改革、对地主阶级的态度，实际上也就是对共产革命的态度。
解放战争爆发以后，中共改变了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温和政策，强力推动暴风骤雨般激烈的土改，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平分给贫农，并于1947年10月公布了《土地法大纲》。
土改是中共站在穷人立场的根本表现，是争取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根本政策，但是由于出身的影响、由于抗日时期与地主阶级的合作、由于土改中的一些打击地主的暴烈行为，军队中对土改的认识并不统一，有的部队同情地主、保护地主，甚至武力压制要求土改的农民。
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因为自己的家庭被清算，父母或其他亲属被斗争，土地房屋被分配，而心怀不满，或公开抗拒。
甚至假借抗属名义，回家威胁贫苦群众、破坏土地改革”，有的甚至叛变投敌、向群众大会投掷手榴弹。
土改过程中确实存在对地主过火的斗争，但为了争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穷人，中共必须站在穷人的立场上，不能容忍阶级立场的动摇。
西北野战军“通过对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辩论，各单位都发现了一些剥削阶级出身而又坚持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人，因此三查初始就涉及到对阶级成分的检查。
对阶级成分的审查中”，清理出批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人。
东北解放军政治部明确规定：
地主家庭出身者“如发现虚伪欺骗、庇护地主、不改变立场、经教育不改者，则应开展斗争，直至开除其党籍、军籍”，“我军各级干部，在解放区内，不得与地主阶级‘礼尚往来’，不许接受他们的礼物，不赴他们的宴会，不得与地主女儿结婚。
在查阶级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过火和偏差，产生了唯成分论、贫雇农当家的倾向，使一些地富的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遭受冲击。
晋察冀军区有的部队“三查中有不着重思想而过分强调成分、近乎唯成分论的偏向，个别单位机械搬运农村整党一套，组织贫农团，并实行吊人、打人、捆人。
由于方式上有缺点，二纵曾有一团政治处主任自杀，六纵有一团长自杀，四纵亦有两个下级干部自杀。
”东北也有部队“把地方上的阶级斗争，捆人打人，直接撤换干部等，搬到军队中来。
热北分区战士把连长的衣服和帽子扒掉，南满护路军司令部斗争了三百人，捆打了五十人，甚至还有打死人的，”一度造成部队的混乱。
精通群众运动的中共领导干部明白：
群众运动不可能很精确，矫枉必须过正，否则群众可能无法发动起来，但到了一定的火候则必须纠正，否则就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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