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五化问题及其破解路径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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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企业家实业精神衰退。

部分企业家都不愿意将实业继续作为自己的事业，而是更愿意进入赚取快钱的领域，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包括“炒房团”在内的各类投资现象，各种炒作投机行为大行其事，使资产价格变得越来越畸高，也造成了这些经济领域的风险日益严重，经济运行变得无序。

按照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公布的数据可知，2014年％左右的企业家持有“当前愿意从事实业的人不断减少”的观点。

　　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

　　目前，不少地方经济运行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脱实向虚”的状况，实体经济在金融化方面出现了畸形发展，金融资本的虚拟化偏离实际的问题不断突出。

具体以房地产和银行业的具体情况来加以说明，其中2014年我国的房地产相对于工业领域在利润率这一指标上对比结果是，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而2014年银行业在这一指标上相对于工业是后者的4～5倍。

而2014年的经济数据显示，工业的利润率已经滑落到％的低水平。

而实体经济的金融化过度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在冰岛经济发展失败的教训中能够得到体现。

　　实体经济对外依存度高

　　1．技术的过度依赖。

在过去很长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组织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非常少，自主研发的不足，决定了我国企业主要以从国外引入技术作为技术更新渠道，而对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忽视现象则存在于大量的企业里。

2014年中国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创新两者的投入上，比例为100∶7，这一指标水平相对于日本和韩国的100∶1000有着明显的差距。

　　2．资金的过度依赖。

2002年之后，我国在外资方面一般都在国际上占据了第一的位置，引入外资的年总量高达500亿美元。

在前期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里，外资在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支柱地位。

以2014年底为统计节点，我国在外汇储备方面的规模已经上升到了5000亿美元的水平，在同期的GDP中占据的份额已经超过了40%，该经济指标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发达和周边国家。

另外，我国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量在同期的进出口总规模中占据的比例已经达到了%的高水平，更需要关注的是，该指标水平正在继续提升。

而同一历史时期世界上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在该项指标上分别只有45%、38%和15%。

　　低度化

　　1．产业结构低度化。

通常来说，这个方面的低度化可以理解为，产业结构水平不断提升的整体进程里属于较低水平的初期阶段。

我国在这方面目前反映为：

首先在于农业现代化上，现阶段我国在这方面基本上停留在传统种植业的状况，牲畜耕作占据农业生产的主要地位，诸如机械化、规模化等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其次反映在工业领域，我国工业领域的企业组织迄今为止仍然以初级产品作为自己的主营产品，没有在深加工方面进行充分延伸，缺乏附加值大的产品。

再者体现在第三产业领域，和我国的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相差较大。

主要代表性的问题是规模化不够、技术水平较低、人力资源不足等。

　　2．产品低度化。

我国在产品生产上虽然非常丰富，不过主要的产品在档次上都不是很高，相关的生产企业规模化不够，采取的生产工艺水平较低、产品的科技含量也不够，此外，品牌建设不是很理想，在设计创新方面也缺乏良好的能力，总体上位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环节。

所以，我国产品参与市场竞争实力不是很强，在升级方面的能力也较弱，产品结构一直难以得到有效优化，和现代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

其中在制造业方面，根据2014年《世界机械500强》公布的数据可知，美国占据了其中126家，日本占据了其中的124家，我国则为77家，顺次占据了前三位。

可是在这类企业的前10名里，没有一个是属于中国的；

同时，在世界机械100强的企业里，属于中国的也只有9个而已。

从钢铁企业生产特点来看，我国这一领域出口的是附加值少的钢材，相应进口的却是高附加值多的合金钢等产品。

在机床方面也处于同样状况，出口附加值少的中低档产品，而进口的却是附加值多的高等精密产品。

　　低效化

　　1．经济效率低。

中国GDP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长时期里的年均增长率都起伏在10%的水平周围，发展速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是从经济效率方面来看，相对于当前的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却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2014年中国首次在制造业领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名，当年该领域的总产值为万亿美元，占据世界总量的%，美国在当年的这项产值则是万亿美元，在世界总量中的比例达到了%，因此，在这两项指标上，中美两国相差甚微。

可是，在生产效率上，美国相对于中国却遥遥领先，在该领域的中国人均产值只达到了同期美国的%，而人均劳动生产率则只相当于美国同一历史时期的1/25，此外，相对于日德两国的1/26和1/20。

可见，中国在效率上和世界先进水平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

　　2．经济效益差。

经济效益作为综合性的一类经济指标，是对企业经营成果进行衡量的重要依据。

我国企业虽然在近年来，在生产能力上处于上升渠道，可是在经济效益上却一直处于下行通道。

其中，2015年1～7月份期间，我国拥有31万户规模企业，而亏损的就达到了4万户之多，亏损比例高达%，这一指标在期间不同月份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状态。

可需要明确的是，这些企业的亏损在不断加剧：

亏损额增幅从前两个月%的水平大幅增加到1～6月的%，到了7月，这一指标水平更是增加到了%。

而这一期间的整体利润率却小于3%，这些指标大约对应的是60%～70%的中小企业，它们在生存方面都非常艰难。

财政部统计数据也体现了下面的经济现象：

2015年一季度，全国国有的经济力量，不管是在营业收入，还是在税费方面都一直处于增长的状态，可是利润却表现出了相反的走势。

当年的第一季度，该类经济组织累计完成的利润总额是亿元，同比减少了%的幅度。

　　税费过多，上游垄断，导致企业成本劣势

　　2015年我国的“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水平高达亿元，财政收入提升的幅度为25%，生产总值提升的幅度为%。

而中国在石油、电力、电信等基础能源和服务领域的收费水平要大大高于美国同期。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一车货物从广州运到北京销售，总体亏损大约为3200元，该运输成本比运到美国还要大。

从而导致了该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价格要低于在北京市场的销售价格。

因此，运输费用过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结果。

　　房地产价格水平虚高造成的冲击

　　房地产价格过高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的不利冲击主要表现为：

一是资产会出现泡沫化，主要来源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

二是这一领域的价格水平过高还会造成企业经营成本的相应增加。

在市场中参与交易的两个市场主体之间，在成本和收益上是相互关联和影响的，这一论断来自于科斯的重要理论观点。

所以人力资源因为高的房价决定的高生活成本，就会造成企业在生产成本上也会相应增加。

由于员工必须购买高价格水平的房屋来满足基本的居住需要，所以企业就无法用相对更低的成本获取足够的人力资源。

　　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共同压缩企业利润空间

　　人民币处于升值阶段，在国际贸易中采取本币作为结算币种，直接产生了减少销售价的市场效果。

更加不利的是，人民币在国内相对贬值，劳动力、原材料都需要更多的投入才能够保证经营的顺利实施，上述情况共同导致了处于出口领域的企业面临着利润空间不断减小的困境。

汇率波动已经在出口企业的各类风险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企业必须采取对冲的方式来减少这种风险。

汇率波动会使得企业核算成本明显增加，也会使得企业的总体交易费用水平达到更高。

同时，在周边国家出现了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升值成为周边国际热钱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动力，会导致原本存在的通货膨胀变得恶化。

中美之间就人民币汇率方面，因为中国没有充分的替代性策略，所以处于劣势地位。

相对于美国能够放弃中国，而以越南和印度等作为自身产品消费的供应国的状况，中国难以将原本以美国为目标市场的商品全数利用其他国际市场来加以消化，所以中国在这一对抗中暂时处于不利状态。

　　金融制度缺陷导致企业融资成本过高

　　我国当前实行的贷款基准利率为6%，并且有2个基点上下浮动的空间。

不过日常企业除了要支付利率为6%～8%的贷款成本，也要支付7%贴现率带来的相应借贷成本，如果还要考虑另外一些融资成本，总体水平就要达到18%。

除了这些难题，中小企业一般还处于更难的困境里，缺乏从银行得到资金支持的实力。

中国当前具有高储蓄的基本特征，在这种环境里，居民有着财产能够保值增值的愿望，同时，企业为得不到足够金融资金支持而犯难。

金融作为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内容，要实现自由化就一定要进行必要的产权界定和法治建设等基本前提工作。

在这里要清醒认识的是，管制和审批不是问题的重心，而产权的清晰界定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才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产权界定、法治保障和其他制度建设滞后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处于大力推进阶段，强拆等违背产权实质的现象频繁出现，众多社会分配问题的日益严重进一步造成了我国民众在产权预期和社会安全方面都缺乏积极正面的期望。

该历史进程特点的内在原因为，如果社会矛盾进入了难以调和的状态，通常会出现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问题。

产业结构优化固然重要，但是产业的高级化发展，必须得到更加明晰的产权和严格的法治的支持和保障。

缺乏全面而清晰的产权界定，不具备重要的法治保障，产业的高级化也就失去的必要的根本。

　　推动经济发展的合理转型

　　实体经济要避免前面所总结的“五化”问题，最需要完成的工作就在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将以往能耗、投入高，产出和效益却相对较少的模式逐步转变为能够促使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和优化组合的发展结构，从而借助于技术水平的提升、劳动者素质的强化和资金等资源利用率的增加等推进作用完成经济增长的各项目标。

而这些工作都是落实为实体经济质量的提高和效益的改善。

实现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达到了效益改进的目的，就可以使前面总结的“五化”问题有效化解。

如果不能推动实体经济实现科学转变，相关的“五化”问题就缺乏解决的基本条件，或者会明显提升这些问题的解决难度。

　　落实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一是要针对原有传统产业开展更多的技术改造工作，在最短的时间里形成科学的工作方案，提升资金利用效率，推动以往的地方分割的调整模式转变为中央集中模式，以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等主题，夯实汽车等制造业领域的基础生产能力，以装备、新型绿色环保建材、轻纺等为重点突破口，全面实施技术创新活动，完成各项技改重点任务，同时形成良好的评价机制，保证技改工作的自我良性循环。

二是要借助现代资本市场，引导和鼓励钢铁、汽车、水泥等重点领域的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规模化和科学化发展，为此，科学设计推进方案，不断构建和健全相关的政策支持框架。

三是保持在服装、家纺等传统领域的品牌树立和推行工作的力度，逐步形成具有一般性的品牌培育和评价机制。

　　形成和充实推动企业创新的制度措施

　　通过构建更加完善和可行的利益补偿机制，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扶持对象，针对研发、人才、设备、节能等环节给予必要的资助和优惠，制定和实行以高新技术产品为对象的“首购”和“优先购买”等政策倾斜，引导和推动企业在原有的发展基础上实现新的转型发展，帮助企业摆脱“不想创新”的故步自封思想。

逐步形成立体化的资本市场，发挥间接融资的重要作用，帮助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减少融资阻力，促使企业消除“不能创新”的不足之处。

不断推进知识产权制度的运用和发展，使自主知识产权得到更好的支持和保障，建立和用好风险分担机制，使企业从“不敢创新”的困境中走出来。

大力推动人才制度的发展和丰富，在教育、选拔以及激励等各个环节实现制度化建设，使既具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经验的技术领军和新型企业家不断涌现，支持企业从“不会创新”朝着“善于创新”全面转变。

着力贯彻国家各项创新战略和政策，以产业基础等为判断标准确定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有层次地实现在国际层面上也有良好竞争力的创新产业，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更加优越的“发展环境”。

此外，还应当加大文化建设，利用区域经济文化的优化升级，尤其是体现现代创新文化的重要性，营造浓厚的创新发展氛围。

　　设计和形成先进的实体产业发展规划

　　不管是以传统产业为对象进行的改造转型发展，还是以新兴产业为重点的产业拓展，都一定要形成符合实际的产业规划作为有序发展的基础，从而推动产业布局的逐步优化，形成有层次、有重点的相辅相成的科学发展格局。

政府应当在产业规划中体现应有主导地位，基于产业发展规律这一基本客观依据，积极开展调研工作，掌握现阶段产业发展实际，以国际眼光来做好发展定位工作，进行理性思考和梳理，逐步形成满足实体经济特点和发展需要的规划方案。

在上述基础上，要提升执行水平，促使企业走上科学发展路径，实现实体产业良性可持续进步。

　　促使民间资本流动更加高效

　　民间资本的投资和民营企业的融资处于同等重要地位。

现阶段要打破垄断环境，推动改革的逐步深化，使得民企也具备和国企一样的平等市场身份，不管是在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上，还是在市场竞争地位上，以及在得到法律保护方面，都要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水平的提升，降低中小企业发展的压力。

特别要将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到位，使得社会的投资结构整体优化；

构建更加符合需要的政策体制环境，使得公平、规范、透明等基本准则得到遵循，促使民企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要社会经济领域成为重要新型力量。

要开展顶层的科学规划，使得垄断行业出现突破性的转变，成功打破原有利益集团对改革产生的阻碍，形成能够对多样化的所有制经济提供推动作用的体制机制，使民间投资变得健康而有活力，构建科学有效的民间投资体系。

调整国企在主营和产品方面的结构，将一般性的经济领域更多地交给民间资本运作，减少国企过于膨胀对民营经济成分造成的“挤出”效用。

强化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力度，首先要减少在改革设计环节的“片面化”，形成系统性的整体发展思路，避免某个改革措施在独立推进过程中，出现配套不完全而失败的现象。

其次应当在改革目标的确立上减少“应急化”色彩，将老问题久改不革的难题予以破解。

最后必须促使改革主体“部门化”现象的转变，减少部门因为自身利益而做出妨碍改革的行为。

　　作者:

严丽华单位: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辜胜阻.对实体经济强本固基的战略思考[J].党建,2012（3）:

2-4.

　　[2]康文峰.实体经济“五化”问题的破解路径[J].经济问题,2014（8）:

78-82.

　　[3]李峰.美国金融危机与制造业转型[J].改革与战略,2011,27

（1）:

120-123.

　　[4]时间,顾红静,霍潞露.中国汽车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研究[J].汽车工业研究,2011（8）:

2-7.

　　[5]朱战国,孙林岩,何哲,孙顺成.我国东西部地区技术相似度测度与差异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6（16）:

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