届高考作文时事阅读材料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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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些慈善人士、学者以及部分媒体人士，则基本持否定态度，将陈的高调行为冠以“暴力慈善”的标签。
批评陈“高调慈善”者，理由无非是：
一、陈的“高调慈善”为的是吸引人们注意，慈善不过是陈表演的“道具”；
二、陈的高调慈善不重结果，被捐赠者并没有享受到相应好处；
三、陈的“高调慈善”不顾及受捐者的个人感受，对他们的尊严是一种压迫。
结论是，陈的“高调慈善”有害于慈善的发展。
虽然前一阶段有媒体指称，陈光标很多慈善捐赠没有到位，或夸大其事（对此陈光标进行了反驳），但至少在他几次被一些人诟病的“高调慈善”里，人们在现场看到的是真金白银。
从媒体披露的现有情况来看，多数人还无法得出陈光标光说不练“假慈善”的印象。
至于说陈的慈善行为的实际效果很差，这不能由陈本人完全负责。
陈的主业是办企业，尽管现在慈善家的光芒已经盖过了他企业家的身份。
他和他的团队当然有义务监督其慈善的落实，倘若有受捐者没有享受到其许诺的捐赠，陈是要负部分责任的。
但如果认为这是其高调行为引起的，则把两个不同行为混淆在一起了，除非陈是诈捐，否则，最多只能批评他办事不严谨，后续事宜没做好。
无论从外国还是国内经验来看，良性的慈善运作需要一套严格的程序和制度，需要一支专业的慈善团队去打理，一般企业和企业家也就是把钱物捐给官方或民间慈善团体。
我国这些年来也开始有官方和民间人士专门做这项工作，然而由于制度不完善，很多慈善最后到受赠者那里，也被大打折扣或干脆没有。
这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陈光标身上。
在对陈光标的批评中，一个貌似更有力的理由是其不顾受捐赠者的尊严，这也是为何陈的慈善被冠以“暴力”之名。
但如果当事人在大庭广众下接受陈光标的捐赠没感到受了污辱，旁人又何必操这个心？
当然，知识分子比起农民或其他贫穷者来，似乎更在乎面子之类。
慈善的确不能像陈光标似的一味“高调”，一味“暴力”，作为一项善举，需要扎扎实实推进，需要照顾受捐者的感受和尊严，需要很多人无私奉献，但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陈氏“高调”似乎也并非一无是处，起码他的做法唤醒了公众对慈善的关注，也使得一些企业家和慈善人士感受到压力。
更进一步说，高调与否是个人的行善风格问题。
只要是真行善，即使在行善方式上如陈光标一样出一点格，也应该得到宽容。
何况，我们都批评中国人缺少个性，循规蹈矩，不敢表现，现在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以自己的风格，高调行善，这又有什么不好？
不管这个人叫陈光标，还是李光标；
也不管这个人是企业家，还是慈善家或别的什么家，慈善本来就该多种形式，社会本来就该丰富多彩。
陈光标:
“暴力慈善”到底纠结何处
近日，“中国首善”陈光标在云南盈江地震灾区向两个寨子的群众发放救灾款，每人200元。
不过，他在派钱后与村民举钱合影的照片在网上引发争议。
对于自己的慈善行为被定义为“暴力慈善”，陈光标3月20日回应：
“我觉得‘暴力慈善’这个定位非常好，因为当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大发展必须要用‘大暴力’去推动。
”
“我们看不惯陈光标凌驾于别人尊严之上的行善，我们也不能忽视穷人拿到200元之后感动的泪水。
”这话说得好，也道出了陈光标式慈善最令人纠结之处。
就如此前陈光标“零设备”赴日救灾的举动也曾引来一片质疑，面对“作秀”，陈光标慨然一笑：
“有朋友认为我太高调了。
但比起那些到世界抢购奢侈品、炫富的有钱人，慈善的高调不仅是社会良知的唤醒，更是一种财富管理的训导。
”毕竟，陈光标历来的捐款均系借助环保行业所赚，高调慈善，首善问心无愧！
【素材点拨】陈光标高调慈善所以令人纠结，源于中国慈善事业的贫弱，因其贫弱，“暴力慈善”才有了大施拳脚之地。
其实，高调也好，炒作也罢，陈光标都在拿自己的真金白银做事。
投身慈善，只有我们的慈善事业足够繁荣，慈善的人性化关怀才能进一步凸显，行善者和受助者才会更加注重人格尊严。
沦陷的医德：
从哪来的扔哪去
杨于泽《中国青年报》（2011年08月23日02版）
据新华社电，7月27日晚，河北安国市中医院按110指挥中心的通报，将被撞伤的一流浪女拉到医院门口，由一名值班医生上救护车进行了简单包扎，然后，该院副院长张运兴电话指示：
“从哪来的扔哪去！
”工作人员遂将流浪女“送”到博野县一片小树林里抛弃。
翌日早晨，人们发现了流浪女尸体。
在安国市中医院，“革命的人道主义”不讲了，传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悲悯情怀没有了。
”态度何其决绝，做法何其冷血，对待一个同类就像对待一块无用的石头！
现在博野警方已将张运兴等一干“医务工作者”正式逮捕，看样子是要绳之以法，但如果以为这样做能够解决什么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
安国市中医院将亟待救治的病人抛弃野外，这是一个具体案件，警方依法办事，是整个事件合情合理的进展。
但安国市中医院的冷血到底是某几个当事人的恶，还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如果有着个人之外或者某个单位之外的原因，就必须在处理当事责任人之外，进行另外有针对性的纠错。
把支付能力可疑的病人当废物扔掉，这种事在网上XX一下，不胜枚举。
扔病人的医院负责人受到了法律制裁，但十年前有医院扔，现在照样有医院扔，没有停止的迹象。
个人和医院的责任受到了追究，但扔病人成为医务工作的一道”风景“，并且这边那边“风景”都好，决非个人和单位责任可以了断，其深层次实际上是制度安排和价值导向上的缺陷。
医院救治了“无主”病人，除了医院自己，没谁埋单，这是一种制度缺陷。
但一家医院并非经常碰到这样的难题，偶尔碰到，完成一两次义务救治，想必也不至于超出其承受能力。
把病人当废物扔掉，实际上体现的是医务工作者的心狠手辣，这是另一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不讲人情，不讲道德，心无“挂碍”，冷如铁石。
而且不是一两个业内人士“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而是大家相互理解，相互激励，相互心照不宣。
否则，一名副院长打电话说“从哪来的扔哪去”，有谁愿意、敢于照着做？
“从哪来的扔哪去”，一句简单的话，却反映出当代医务工作者一般的道德现状，反映了中国医学伦理的真实现状。
医学伦理不是合乎人类理想的抽象观念，而是制度安排的观念对应物。
现在医疗体制的主要制度特征，就是创收，而且是一种扭曲的“多劳多得”。
创收表现为利益计算，则医学伦理、道德就成了障碍和累赘；
病人不再是医生的同类，而是应当有毛可剪的羊。
如果无毛可剪，则连羊都不是，必须被抛弃。
有人会以为，既然医生缺德，那就搞一下道德、伦理教育与灌输。
道德伦理源于人的不忍之心、恻隐之心，却跟社会生活及其制度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创收是人之所欲，医院以创收为目的，人们自然更要创收，钱成了这个行业的主流价值。
在这种价值导向下，病人失去的已经不是钱，而是作为人的尊严。
“有钱没钱，救命第一”
——山西中医学院附院挂牌承诺六年
《光明日报》（2011年08月31日05版）
“有钱没钱，救命第一”，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楼急诊室的门前，一块白底绿字的牌子首先映入记者的眼帘。
急诊室主任乔之龙说：
“2005年3月挂牌以来，我们共抢救危重急症患者6000余人，其中许多患者是在未缴费的情况下施救的。
“不缴费就施救，会不会形成恶意欠费？
”院长魏中海回答：
“我们抢救的6000多人中，有385人未缴费或欠费，累计金额59.43万元。
这些人中，有生命垂危的农民工，有身患绝症的孤寡老人，有孤儿和无主患者。
他们不是恶意欠费。
”他告诉记者，挂牌承诺提升了医护人员的职业责任感自豪感，提高了医院的美誉度，医院不仅成为“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业务收入也比6年前增长了4、5倍。
日前，山西省委发通报赞扬该院是“公立医院改革发展创先争优的旗帜”。
彰显公益，从挂牌承诺开始
2001年时，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仅有150张病床，使用率不足30%，医疗差错频发，医患纠纷不断，医院濒临倒闭。
这一年年底，魏中海教授被任命为院长。
此时，一些医院因费用问题拒收患者被媒体曝光。
魏中海想，救死扶伤是医院的责任，哪能因费用问题拒收患者？
魏中海决定从挂牌承诺开始。
刚挂出“有钱没钱，救命第一”的牌子时，许多人担心患者欠下医药费，魏中海问大家：
“假如我们的亲人得了危重急症来医院，我们是希望缴了费再施救还是马上就施救？
”他希望医护人员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患者，把抢救患者生命放在第一位。
挂牌承诺圆了许多患者的看病梦。
2008年8月，56岁的单身汉马洪带着一个在路边捡来的小女孩来医院治疗畸胎瘤，他哭着向医务人员说：
“我现在没钱，但只要能治好孩子的病，就是卖光血也要还医院的钱！
”医生边安慰老马“不急”，边为女孩办了住院手续。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小女孩的病很快好转。
为使小女孩得到更好的治疗，医院在发动医务人员捐款的同时，又通过媒体为小女孩募款3万多元。
医院真心为患者服务，患者将医院的美名传向四方。
一时，医院的门诊量、住院病人大增，到去年时，分别比挂牌前增长了3.6倍和4.6倍。
锤炼队伍，用优秀文化引领
“践行承诺，还得把患者的病治好，这就得建立一支思想好、技术硬的医护队伍。
”魏中海说，医院从挂牌之日起就认识到提高医护人员素质的重要性，决定用优秀文化引领队伍建设。
严格制度，靠科学管理增效
魏中海认为，医疗工作需要一系列规章制度去规范去保证，因此制度建设又成为医院挂牌承诺后的重要工作。
法律要扶起“摔倒的道德”
汪彦玲《光明日报》（2011年09月06日02版）
据媒体报道,9月3日上午,武汉市一位88岁的老人在菜场口摔倒后,围观者不少却无一人敢上前扶他一把。
一小时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这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只要有人上前扶一把,就有可能挽救老人的生命;
但这似乎也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悲剧,因为“彭宇案”的蝴蝶效应已经显现,围观者怕被污蔑为肇事者,不敢上前扶起老人。
对冷漠“看客”的批判,从鲁迅先生那时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然而,时过境迁,现在的这层冷漠,有了值得深思的新内容。
前不久,司机殷红彬热心帮扶摔倒老太,却被污蔑撞人肇事者,幸好车载摄像头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切,才避免了又一起“彭宇案”的发生。
但是,这些事件给公众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却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
类似“彭宇案”有一个共同点:
法院在最后的判决中,没有给出一个守护底线的答案,而是通过调和让被告承担一些赔偿,最终让原告撤诉息事宁人。
这种中庸的做法以及模棱两可的判决,难免带给公众道德上的焦虑:
扶一把老人,一旦成了被告,可能得承担责任;
一把不扶,又在道义上过不去。
老人摔倒在地,众人围观却无人敢上前搭救,这是“彭宇案”效应发酵到极端的表现。
司法的主要功能既不是创制新规,也不是规范道德,而是在时代不断变换前进中,界定公民权利保障的界限。
尽管法院判决没有鼓励人做好事的义务,但也不能做一个削弱是非观的“和事佬”。
不惜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在事实和法律面前将对错“和稀泥”,如此司法判决本身就是对法律公正性的巨大伤害。
虽然社会在不断发展,但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推崇的美德。
“彭宇案”并不能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观,但如此任由低级的司法判决蔓延下去,必然会助长更多的人“见死不救”。
扶不起的老太,俨然已是今天我们社会的一道伤疤。
消除这道伤疤,需要司法积极地向社会输送“道德的血液”,用法律公正的力量扶起“摔倒的道德”。
通过严格司法判定,保障做好事者不需自证清白,让“碰瓷”者受到应有惩罚。
如此,冷漠才能不再有借口,热心相助者才会获得更多支持的力量,互帮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才能得以不断发扬。
带父上学的张蕾
《中国青年报》（2011年09月12日02版）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隋笑飞）父亲失明、母亲离去，身后还有7岁的弟弟张着稚嫩的双臂……这对一个8岁女孩而言意味着怎样的人生？
但这个女孩用自己羸弱的双肩担起孝老爱亲的重任。
她就是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贵州省铜仁学院中文系学生张蕾。
张蕾8岁那年，父亲张正学失明，母亲不堪重负离家出走。
面对双目失明的父亲、年幼的弟弟，张蕾扛着锄头下了地。
那一刻，她的童年结束了。
每天天刚亮，小张蕾就下地犁田、栽秧；
中午回家给父亲、弟弟做饭。
吃饭时，张蕾总是自己吃小碗，给父亲和弟弟吃大碗。
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张蕾内心仍十分渴望读书。
失明的父亲知道女儿的心，他决定沿街卖唱乞讨，送自己的儿女读书。
辍学一年半后，在父亲的坚持和青岛市妇联的资助下，张蕾又回到了学校。
2004年，张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印江民族中学。
为了不再让父亲出去卖艺乞讨，她在学校食堂里做临时工，还利用晚自习之后的时间到夜市去帮人洗碗。
2007年，张蕾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考入铜仁学院中文系。
在她的辅导和鼓励下，弟弟也于2008年考上了贵州职业警官学院。
此时，家中只剩下双目失明、疾病缠身的父亲。
为了照顾父亲，年仅21岁的张蕾做出一个决定——带着父亲上大学。
2008年，张蕾在铜仁学院老校区后面租了一间面积不足8平方米的简陋民房，月租60元。
为了照顾父亲，每天放学后，她徒步往返于新老校区之间，去给父亲做饭。
她还要利用晚上和周末的课余时间打工挣钱，给父亲买药治病。
但她的学习成绩不仅没有落后，还担任了学生会干部。
留美学生紧急飞回“割肝救母”（事件新闻）
肖思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09月16日第05版）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母亲有难我一定要为她做点什么。
”22岁的广州赴美留学生彭斯，听闻母亲慢性重型肝炎晚期需进行肝移植手术，马上放下学业，从美国回到广州，毅然割下自己60%的肝脏移植给母亲，挽回了母亲的生命。
近日，这位80后小伙“割肝救母”的反哺孝心行为在网络上感动了很多网友。
不少网友感叹，原以为在年轻人身上很难看到这种子女无私反哺父母的孝行，但是，彭斯的行为让人们看到中华民族自古流传的感恩行孝的美德依旧在80后、90后中绵亘不息。
60%的肝脏移植给母亲
22岁的彭斯高中时曾就读广州执信中学，因为成绩优秀，高三时到美国学校交流一年，2008年考入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修读会计专业。
今年，彭斯54岁的母亲陈雪梅因慢性重型肝炎晚期需进行肝移植手术，等待了两个月，却因器官供源紧缺，命悬一线。
刚刚在美国大学毕业的彭斯闻讯后，立即从美国返回广州。
因母亲坚决不要自己儿子的肝源，他瞒着母亲签字成为肝源供体，并在活体移植手术中切除自己60%的肝脏，移植入母亲的体内，挽回了母亲的生命。
根据主管医师郭志勇介绍，对于提供肝源的供体，从统计上具有4％。
至7％。
的风险，活体移植手术向来把供体安全摆在首位。
而这种风险主要是术后近期的并发症，远期来看影响不大。
这次手术切除了供体约60%的肝脏，因为肝脏再生能力强，只需要3个月就可以长回原样。
彭斯签字捐肝签得很快
9月10日，记者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何善衡楼器官移植一区见到了22岁的彭斯。
手术后休息了一个月，身材高大的他气色挺不错。
在母亲的病床前，他脸上总是露出温暖的笑容，偶尔帮母亲梳理头发，陪母亲说说话，不停地安慰母亲，给母亲信心。
要不是他掀开衣服露出肚子上像反写的“L”形的刀口，很难想象，从容又乐观的他，做完手术后自己只剩下一半不到的肝脏。
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或许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抉择：
敢不敢从自己健康的身体上割下60%的肝脏？
医生说了，多割一分，则很容易导致自己的肝脏衰竭；
少割一分，这肝源对母亲又没有作用。
但是，一切对于彭斯来说，都是那么单纯的一件事情。
彭斯回忆起在美国接到父亲告知母亲病情电话的那个晚上，他说：
“我根本没有想太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我养我的母亲生命有危险，我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我一定要为她做点什么，危不危险的我考虑不了那么多。
在病床边站着的陈雪梅的丈夫彭慧更是感慨万千。
22年前，妻子陈雪梅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却因为产后大出血切除子宫并紧急输血才挽回性命。
初为人父的彭慧在喜得子女的同时又陷入了地狱：
可能正是那一次救命的产后输血，让妻子染上了丙肝，从此埋下病根。
回忆签字那一天，彭斯的父亲彭慧眼泪就止不住了。
他说：
“彭斯签字签得很快，而我的手当时在发抖，签了1分多钟才签上去。
当时我心里非常非常痛，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不忍心让儿子去冒这个险，毕竟他才22岁啊，人生的路还很长。
我还要做好太太的工作，去接受亲生骨肉的肝脏。
我一开始根本不敢告诉她，但是等了两个多月，匹配的肝源非常紧缺，而太太离死亡越来越近，我的心里很痛。
我就劝她：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我还想和你一起看着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出生。
妻子最终同意了。
80后、90后孝心的光辉
针对很多网友的疑问“为什么捐肝的不是彭斯的双胞胎妹妹？
”彭斯解释说，妹妹那么瘦弱，整个肝给妈妈都不够。
有网友问，如果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你会怪父母吗？
彭斯说，不会，我只希望能尽量延长母亲的生命。
“在我们病区，活体移植的直到目前为止仅有8例，大多数是长辈爱惜自己的孩子，把脏器供给孩子。
这是第一次看到，孩子愿意把自己的脏器取出来，移植给长辈。
”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何善衡楼器官移植一区，彭斯的主管医师郭志勇说，“这片孝心连医护人员都受感动。
“以前有偏见认为，新一代年轻人普遍比较自私。
但是在彭斯身上，我们看到了80后、90后的孝心的光辉。
希望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能在更多的年轻人身上得到体现。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姚家成说。
“彭斯比我小两岁，他的事迹很感染人。
这个捐肝救母的故事，无疑对促进80后、90后反思自己与长辈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动力。
”80后的护士陈璐说。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从保安到北大学子，甘相伟一直在努力
追梦，在未名湖畔（身边的感动）
本报记者魏薇《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1日06版）
他2007年首次走进北京大学，2008年通过成人高考考入北大中文系，几年里看了400多本书，写下近10万字的文集。
出身农村的他曾在高考中失利，却一直向往最高的学术殿堂。
他打心眼儿里觉得，“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她的名字就叫大学。
”他是北大保安甘相伟。
常人很难将保安与哲学联系起来，在北大，却有这样一个故事广为流传：
“我今天忘了带学生证，保安一开口便是三个哲学命题，‘你是谁？
你从哪儿来？
要到哪儿去？
’答对才能进入。
”故事虽有调侃的味道，却能看出北大保安的不凡。
17年来，从北京大学保安大队走出了300多名大学生，28岁的甘相伟（上图，本报记者魏薇摄）是其中一个。
他腼腆害羞，甚至有些拘谨。
但略微熟识后，就从口袋中掏出了名片。
名片抬头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一排红字非常醒目，名字后面“教育顾问”的标注耐人寻味，背面更是写满了他可以提供的法律援助、人生设计、心理咨询等服务。
“之所以自称为教育顾问是因为我懂得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愿意与别人分享我在北大学习到的很多东西。
”慢条斯理的语调，却带出了自信与骄傲。
【镜头一】
他瘦瘦小小，看起来十八九岁，朴素的衣裳和求知若渴的目光与周围的北大学子无异，但脸上似乎缺少了些自信与微笑，身边也没有兴奋的父母帮着提行囊。
那一年，他初到北大当保安。
4年前的9月，初秋的燕园还留有盛夏时节生机勃勃的样子，甘相伟和3000多名学子一起走进了北大，却没有他们脸上的意气风发。
“心中一直有着自卑感，学生们能够在明亮的教室读书，享受着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而我却只能当保安。
”说到这儿，他眼中闪过一丝失落。
同样生活在燕园，同样行走在未名湖畔，同样呼吸着自由的学术空气，这些与学子同龄的年轻人同样想读书想学习。
2006年开办的北京大学平民学校应运而生，这是个由北大工会组织、北大教师授课、北大学子担任志愿者的特殊学校，沿袭了蔡元培时期大力倡导的“校役夜班”，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校工提供进修机会。
课程设置充分考虑了年轻人的需求，有英语、计算机、人际交往、理财等各方面的培训。
每个学期都有近百名年轻人走进课堂，甘相伟是其中之一，并且还成为了2008年的优秀学员。
像甘相伟一样爱学习的保安有很多，这源于北大保安大队一以贯之的管理理念，“在高校，不爱学习的保安队伍是一支愚蠢的队伍”。
刚刚拿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队长王桂明对甘相伟影响很大，“队长特别提倡在实践中学习，经常鼓励我要多写文章。
”副队长张国强在取得两个本科学位后还拿下了司法考试，成为保安们心中的榜样。
站过北大的各个门岗后，甘相伟现在的岗位在未名湖畔的北大档案馆。
清闲之时，甘相伟在看史铁生的《病隙碎笔》。
“这种能在工作中学习的生活很幸福。
”身边18岁的小伙子王深刚当保安一周，在甘相伟影响下，手中也拿着一本厚厚的《运动训练学》苦读。
【镜头二】
八九岁的年纪，泥猴般的样子，甘相伟和一群小伙伴打闹着冲上山顶，喘着气眯着眼享受着大风吹过面颊的畅快，看着铁路延伸向远方，想象着山那边的世界……
在湖北广水农村，甘相伟度过了顽皮、快乐的童年。
他家里不富裕，却重视读书，“我小姨尤其支持，她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在广东打过工，见多识广。
”在村里读完小学之后甘相伟又到镇里读了初中，经常拿第一，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但因高考成绩不佳只读了大专。
“高中阶段我读了很多关于北大的书，里面对未名湖的描写和学者的描述，让我埋下了一个北大梦。
”大专毕业后的甘相伟在广州工作一年后，毅然辞职来到北大，即使只能做一名普普通通的保安。
这份最基层的工作得到了朴实的父母的支持。
他们没有过多的要求，只希望儿子不用再承受种地的劳累。
“农村孩子很多是靠读书或者当兵出人头地，我总感觉辜负了父母的期望。
”为了能让父母过得轻松些，今年甘相伟给家里汇去了积攒下来的两万块钱。
他的月薪将近2000块，除了生活费，最大的花销就是买书。
“平时吃穿花不了多少钱，最多六七百，但每个星期我都会去书店花几十块钱买书。
”他笑笑，“每月花两三百块钱买书不多吧？
这样我还能省下1000块呢。
甘相伟坚定地认为小人物也应有精英意识。
凭着勤奋与坚持，在北大他圆了很多梦，考上中文系、担任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结识了众多有学识的教授和优秀学子。
他觉得自己很幸运，为了回报社会，他还曾到打工子弟小学支教。
这几年的经历和感悟还促使他开始写一本关于自己、关于励志的书，书名就叫《行走在未名湖畔》。
【镜头三】
忙了一天，夕阳西下，一个孤单的身影定格在空无一人的阅览室里。
手握一本心爱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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