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选择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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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年份GDP产业构成（%）
广州
上海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80
1990
1995
10.85
8.05
5.91
54.52
42.65
46.67
34.63
49.30
47.42
3.2
4.4
2.46
75.7
64.8
57.98
21.1
30.8
39.56
注:
统计资料源于有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广州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本文其他数据除注明外均同此.
1980—90年广州市产值结构的变动度（结构变动度=
，其中Xi1、Xi2分别表示基期与报告期的构成）为19.34%，1990—95年降为8.04%，结构调整呈现减缓态势；
同期上海市的结构变动度分别为21.8%和17.52%，基本保持较强劲的结构调整力度。
15年中，广州市的结构变动度为25.58%，调整方向是重点发展第三产业；
而上海市同期的结构变动度高达36.92%，调整的方向是着力改变过去较为单一的工业主导型结构，以促进第三产业迅速发展。
应该说两市产业结构的水平经过10多年的调整都有了显著改善。
2.就业结构变动
1980年，广州市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40.23%，上海则为29.2%。
这意味着结构变动调整初期广州的都市化程度大大低于上海。
从表2与表1的对比可以发现，两市的就业结构变动度均高于同期的产值结构变动度，明显的特点是出现普遍的就业非农化倾向。
1980—95年，广州就业结构变动度为33.7%，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下调了16.85个百分点；
上海的变动度为39.9%，第一产业下调了20个百分点。
此间，两市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第二产业略有提高，均表现出农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直接转移的趋势。
表2各年份就业结构（%）
1985
1990*
3.1995
40.23
31.20
28.24
23.38
33.55
37.66
36.40
36.38
26.22
31.08
35.36
40.21
29.20
16.60
11.60
9.20
48.68
57.93
60.00
51.40
22.12
25.47
28.40
39.30
注：
*上海为1991年的构成.
（二）结构水平（I）:
国际经验模型比较
1.标准结构
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
钱纳里及其助手（1975）曾使用库兹涅茨的统计归纳法,处理了101个国家在1950—1970年的资料，通过“发展模型”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人均GDP100美元到1000美元发展区段经济变化的“标准结构”。
据说这个“标准结构”成为众多经济学家衡量不同国家经济成长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表3描述了这一“标准结构”中有关部门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一般形态，并做了适当补充。
对照表3，可以发现广州市与上海市1995年的产值结构基本高于钱纳里描述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形态而接近中等发达收入国家水平。
但就业结构，广州市仅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人均GDP1000美元时的结构水平，上海市就业结构总体而言高于人均GDP1000美元的水平。
1995年广州与上海的人均GDP分别为19000元和17405元，按1美元兑换8.5元人民币的比价折算，分别为2235美元和2048美元，与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相近。
这表明总体上讲，广州市的结构转换比上海市显得较为迟缓，或者说上海的收入水平与结构水平的相互匹配更符合国际经验模型。
表3不同收入水平的产业结构“标准”
人均GDP（美元）
就业结构（%）
GDP结构（%）
100
200
300
400
500
800
1000
高于1000
低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发达国家
65.8
55.7
48.9
43.8
39.5
30.0
25.2
15.9
9.1
16.4
20.6
23.5
25.8
30.3
32.5
36.8
25.1
27.9
30.4
32.7
34.7
39.6
42.3
47.3
45.2
26.6
22.8
20.2
15.6
13.8
12.7
32
11
3
14.9
21.5
27.1
29.4
33.1
37.9
36
39
33
39.9
45.7
48.2
49.6
50.4
51.4
51.5
49.5
31
49
65
资料来源：
H·
钱纳里等《发展形式1950——1970》，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年；
世界银行《1990年发展报告》。
其中按国家分类的数据为1988年数。
2．都市经验
广州与上海近些年都在力创国际大都市，这里我们将已被公认的国际大都市的结构水平（本文成为“都市经验”）做进一步的结构比较。
我们选用的国际大都市主要有东京、纽约、新加坡、巴黎、香港等。
表4国际大都市就业结构（%）
城市
东京
纽约
伦敦
新加坡
巴黎
香港
广州
上海
42501（1998）
22011（1990）
16801（1990）
15339（1990）
15023（1990）
14376（1990）
2235（1995）
2048（1995）
0.6
0.1
1.3
0.4
0.9
23.4
9.2
29.6
13.3
18.7
35.1
22.1
26.7
36.4
69.8
86.6
80.0
64.5
77.8
72.4
40.2
39.3
王珺《广州离国际化大都市有多远》，《广州日报》1997年2月17日；
《中国统计年鉴1996》，《广州统计年鉴1996》。
从表4可以看出，广州与上海的收入水平大大落后于已被公认的国际大都市。
从就业结构来看，两市均明显地与“都市经验”形成巨大反差。
表现出农业劳动者过多，第三产业就业不足，广州市尤为如此。
广州市与表中6个国际城市的就业差异度最高为92.8%（纽约），最低为48.6%（新加坡）。
（说明：
结构差异度最高为100%，表明两类结构完全不同；
最低为0%，表明两类结构完全相同）。
结构差异度如此之大的原因，广州在于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二产业比重过低，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上海则在于第二产业比例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
这一情形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上海市面临着从城市工业化转向城市的城市化，而广州则同时面临城市工业化及其进程中的城市化问题。
与“都市经验”相对照，广州与上海不仅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且其内部结构亦偏差。
表5显示了上述城市第三产业的内部就业结构。
突出的表现是广州与上海两市的“综合服务功能”不足。
表5第三产业内部行业就业结构（%）
行业
东京纽约伦敦新加坡巴黎香港广州上海
商业、餐饮业
交通运输通讯业
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业
综合服务业
其它
40.021.517.534.914.044.222.9626.46
8.77.313.512.411.58.920.1919.03
7.214.221.111.513.09.325.4027.53
3.53.02.15.11.49.26.095.01
39.253.028.332.555.517.720.4821.91
1.04.017.53.64.611.7----
王珺《广州离国际化大都市有多远》；
《广州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
其中广州为1995年的数据，上海为1994年的数据，其余为1990年的数据。
（三）结构水平（II）：
产业组织的评价
1.规模经济性
提高产业组织的规模经济性，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之一。
反映规模经济性的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指标是单位企业产值额。
1994年上海工业企业单位数总计14375个，工业总产值4255.19亿元，单位企业产值为2960万元；
1995年广州市工业企业单位数为512.57万元，仅相当于上海市的17.32%。
在40个工业行业中1994年上海市占工业总产值最高的10个行业，合计比例为68.28%，而广州市1995年的同期数字仅为58.58%。
这不仅表明广州市主导产业优势尚不明显，而且产业的集中程度较低。
产业的规模经济可用“产业规模指数”来标识。
计算时先将各行业占总产值的比例从高到低按序排列，求出占一半产值的行业所包括的企业有多少，再计算出创造这一半产值的企业数占总数的比例。
计算公式为：
C=（1-E/T）×
100。
式中C为产业规模性指数，E为占一半产值的企业数，T为企业总数。
一般来说，C值在50—60时表明规模经济明显，高于60时较明显。
计算表明，广州市1995年工业行业的产业规模性指数为51.03；
上海市1994年则为6.04，高出广州27.45%。
2.结构同构：
一个突出的问题
从区位条件与资源条件来判断，一般认为上海是以轻重工业并重的混合性区域性龙头，广州则是以轻工业占绝对优势的区域性龙头。
1980年，广州市工业结构的“霍夫曼系数”为1.87，呈现明显的轻型特征。
上海市工业结构的“霍夫曼系数”则为0.81，呈现明显的重型特征。
随着两市工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动，其中广州市工业结构的霍夫曼系数下降为1.37，上海市则上升为1.38。
这一变动格局导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两市产业结构呈现出了明显的同构化现象。
反映结构同化的
指标是“相似系数”，其公式为：
Sij＝（
）/（
）1/2
其中X
与Xjn是部门ｎ在ｉ种结构和ｊ种结构中所占比重。
系数的值可以从0到1。
一般地，当Sij=0时，表示两类结构完全不同；
Sij=1时表示两类结构完全相同；
当Sij＞0.5时，即认为相似性较高或同构化程度较高。
限于资料，我们将广州市1995年40个工业行业的结构与上海市1994年的同类结构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表明两市工业行业结构的相似系数达0.7758。
同样，对两市第三产业内部11个行业产值结构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第三产业的行业结构相似系数则高达0.9839。
对两市产业结构出现的同构化现象必须做出冷静的评价。
一方面反映出两市结构的调整已摆脱过去的“原料指向”，正努力追求产业结构的综合化与都市化特征。
但另一方面，广州与上海的产业基础和区位特征毕竟有较大差别，显然应该构造各有特色的产业体系。
（四）小结：
广州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综合前面的分析，对广州市产业结构可以做以下几点初步评价与建议：
其一，广州产业结构变动的速度呈现减慢态势，调整力度不及上海。
广州面临的任务是加快第一产业劳动力的转移。
其二，国际比较表明，广州与上海的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结构水平，但广州的就业结构则明显滞后，仅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人均GDP1000美元时的水平。
与6个公认的国际大都市相比较，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结构水平，两市均大大落后，广州市第一产业比重显著偏高，第三产业发展明显不足。
分析表明，上海市主要面临的问题是提高城市化进程中的服务化水平，而广州市则面临工业化与城市化服务化结构升级的双重挑战。
其三，广州市产业组织的规模经济明显落后于上海。
改善产业组织配置，提高产业的规模经济性，从而增强竞争实力，是广州产业结构调整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其四，广州与上海两市产业结构出现的同构化现象，意味着结构特色日趋模糊，应该说大体来讲这并不是值得鼓励的情形。
从前文的“都市经验”模型可以发现，六大国际都市无论在三次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内部，都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色。
广州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应该是仍以轻工业为主导，同时适当发展原料工业与制造工业，以满足本市及珠江三角洲轻工业发展的前向关联需求。
广州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应明确以电子、信息、高新技术为依托，努力提高其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三、广州主导产业选择的原则与基准
（一）主导产业的确定原则
主导产业是产业结构的核心和结构演化的主线，其选择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主导产业本身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广州市主导产业的选择，一方面必须考虑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演进规律，注意到广州产业的特殊结构和发展条件以及目前产业结构状况下各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及其变动趋势；
另一方面还要考虑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协调和满足实现广州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总目标的要求。
1.选择的主导产业必须与工业化水平相适应，努力具备自身发展和带动地区工业与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产业结构演进发展的一般趋势是结构高级化。
促进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动因是需求结构和技术结构。
需求的提高和扩大为产业结构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技术的创新为产业的高速成长提供了可能。
主导产业正是那些能够迅速有效地吸收创新成果，满足答幅度增长的需求而获得持续较高的增长率，并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增长有广泛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产业部门。
广州已基本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所以主导产业的选择应该继续坚持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同时应努力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2．选择地区主导产业必须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协调，并充分发挥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首先，国家产业政策对各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指导和约束意义，是确定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前提。
地区产业结构作为一个内部密切联系和协作，外部高度开放的生产系统，各部门有机结合才可能产生国家产业结构整体的组合效益。
其次，国家宏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必须是各地区在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和促进地区间经济协作与交流，实现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合理化的基础上实现的。
各地区依据不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和经济技术条件，充分发挥地区优势有利于国家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产业结构。
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其以主导产业为中心的产业群的选择，不仅影响着华南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而且对于国家整体宏观产业政策调整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所以，对广州主导产业的选择，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应选择发展更能发挥本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
3．主导产业的选择应考虑原有的产业发展水平以及潜在的发展条件。
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城市经济结构的演进应保持一致。
应本着连续性、渐进性、层次性的原则选择主导产业。
在以主导产业为中心的产业群中，既应包括原来有比较大的优势产业，也包括未来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包含更多技术含量的产业。
在理论上，主导产业的选择应明显优于其他产业的增长优势、技术进步优势、制度创新优势和结构关联优势。
（二）主导产业选择的基准
主导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驱动轮，在它的带动下，整个经济才能得以发展。
同时，主导产业也是形成合理和有效的产业结构的契机，产业结构必须以它为核心。
这些都是经济史学家在总结了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经济发展轨迹后得出的结论。
因此，主导产业的选择，实质上是贯彻着一种“以主导产业带动整个产业发展”的战略方针。
而如何选择主导产业则涉及到产业选择的基准问题，产业选择的基准构成了产业结构政策合理化的标准。
最早明确提出产业选择基准的是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
筱原在50年代中期，为当时日本规划经济的产业结构提出了两个基准。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筱原两基准”。
第一个基准是收入弹性基准。
筱原指出，由于收入弹性的差别影响着对各类产业的需求，因而，无论国内的需求结构或对外贸易结构，从长期来看，都会发生变动。
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收入扩大而增加的需求就会趋向于购买收入弹性高的商品。
从这种情况来看，集中发展收入弹性高的产业，对于国内经济尤其对于提高出口增长率是极其有利的。
第二个基准是生产率上升率基准。
这个基准的提出是因为，以收入弹性高的商品为重点，对提高出口增长率固然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但仅此一点是不够的。
实际上，为了使收入弹性较高的商品能够出口，必须具备充分的国际竞争能力，为此，就要选择生产率上升率较高的产业或者技术发展可能性大的产业作为重点来发展。
上述“筱原两基准”，实际上是从需求（收入弹性）和供给（生产率）两个根本方面规范了产业结构在成长中的侧重点。
因此，在衔接国民经济两大流程（需求结构与生产结构）上，这个基准反映了经济发展规律的基本要求。
除了这一点以外，筱原两基准的提出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日本是一个资源短缺型国家，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日本的产业在战后初期已经丧失了大量生产能力。
为了迅速地积累生产能力，并且改变在经济上相对落后的状况，在日本，象筱原三代平那样的经济学家很早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国际贸易与进出口关系上。
但是，单凭国内需求去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将会使发展速度放慢，而且也要付出沉重代价。
如果把发展的重点集中在上述两个基准上，就能使日本迅速培植起大批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而且也可以使日本逐渐摆脱资源短缺的限制，并迅速形成资本的巨额积累。
所以，筱原三代平所提出的产业成长基准，立即得到日本政界和产业界的认可，并很快在实际发展中得到了有效的证明。
日本在选择产业结构时，就根据“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率”基准，在60年代实现重化工业时，重化工业率（重化工业的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超过70%。
这样，不但在产业经济方面逐渐赶上了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限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国际收支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但是，以筱原三代平两基准为基础发展起来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却产生了这个过程本身所无法解决的冲突和摩擦。
例如，在推行重化工业的同时，曾经作为丰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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