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内在动因主要障碍与应对策略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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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起步阶段（1979～1991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明显的增加，但这种投资行为主要是由政府主导，以配合国家少数企业海外经营活动为主，而且总量很小。
（2）起伏发展阶段（1992～2003年）。
在1992年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企业参与的对美直接投资越来越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总量迅速增长。
但是，一方面因为资金短缺，另一方面担心资产剥离和资金外逃情况，这导致中国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期间即使资金已不再缺乏却仍然一直严格控制资本输出。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受企业投资偶然性的影响，年度间呈现较大波动，没有形成持续增长。
（3）持续发展阶段（2004～2007年）。
自2000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尤其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呈现持续发展的势头，但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相比微不足道。
2004年左右是一个转折点，其对美投资从此前年均不足1亿美元，2004年首次突破1亿美元达到1.20亿美元；
2005年以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为标志，中国对美投资额达到2.32亿美元，形成持续增长。
（4）高速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在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后进一步强化，2008年投资流量达到4.62亿美元；
2009年达到9.09亿美元；
2010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13.08亿美元，存量为48.74亿美元；
2011年流量为18.11亿美元，存量达到89.93亿美元，保持了一个高速发展的势头。
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
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相比较，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对美投资启动较晚，但近期增长迅速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中国在2004年对外投资统计制度建立之前，并没有系统地公布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情况。
中国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从2000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开始逐年增多，但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对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快速增长。
按照中国对美投资监测网的数据，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从2008年前每年不足10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9亿美元和2010年的58亿美元，2011年略有下降但是仍达到了47亿美元（见图1）。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价值，近两年的年增长率达到130%。
但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仅占美国引进外资的很小一部分，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只占美国吸引外资总量的0.1%，仅与新西兰和奥地利这样的小国大体相当。
[2]
图1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流量
2.投资行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业
从2011年中国对美国投资存量的主要分布情况看，排在前五位的行业包括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其中，制造业23.27亿美元，占25.9%，主要分布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
电力生产和供应业15.86亿美元，占17.6%；
金融业14.59亿美元，占16.2%；
批发和零售业12.85亿美元，占14.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8.1%。
从2011年中国对美国投资流量的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7.81亿美元，占43.1%；
金融业2.38亿美元，占13.1%；
批发和零售业2.22亿美元，占12.2%；
交通运输业占6.6%；
电力生产和供应业占5%，反映了近期中国对美国这几个行业投资增长较快（见表1）。
与中国对全球直接投资制造业比重较低不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中制造业所占比重较高，而且增加速度较快，占了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四成以上，反映了美国作为全球主要产品销售市场的重要地位。
同时，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金融和商业服务企业一方面为了开拓其他行业对美投资所需的配套业务，另一方面为了获得高性价比的优质金融和商业资源，所以，中国企业纷纷对美国金融和商业服务业进行投资，这些行业也成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表12011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续表
3.投资区域主要分布在美国东北部、西部和南部
根据中国对美投资监测网的数据，中国对美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东北部地区以及西部的加州和南部的得州（见图2）。
这与中国对美投资的行业分布密切相关，因为这些地区的制造业和商业比较发达，而这也是中国对美投资的主要行业和领域。
其中，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的有21个州，投资额度最高的是纽约州，截至2012年第二季度，累计投资32亿美元；
而投资数量最多的是加利福尼亚州，投资数量达159件（见表2）。
图2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地区分布
纽约吸引了许多中国公司投资金融行业及其他相关高增值服务领域，并成为中国公司在北美设立总部的重点城市。
得克萨斯、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是中国制造商青睐的地方。
特拉华州则通常是部分中资公司的注册地，因此成了小型收购的首选。
而加利福尼亚是中国投资项目最多、行业范围最广的州，投资行业包括物流、制造、现代服务和零售业。
表2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地区分布
4.民营企业投资数量较多，国有企业投资总额较大
根据中国对美投资监测网统计数据，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项目以民营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对美投资数量约占总投资数量的70%～80%，但是其投资金额远远小于国有企业对美国投资金额。
根据中国对美投资监测网的数据，截至2012年第二季度，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累计完成157件，累计投资净额为131.64亿美元；
而民营企业累计完成434件，累计投资净额为77.45亿美元。
因此，可以看到无论是投资总额还是平均投资额，国有企业都要超过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数量要超过国有企业。
这主要是因为民营企业主要投向信息技术和消费品制造这些部门，而国有企业主要投向化石能源和金融等资本密集型部门。
5.投资方式以并购投资为主
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以兼并收购方式为主，尤其在大额投资方面更为明显，这也是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
根据中国对美投资监测网的数据，2000～2011年中国对美国绿地投资项目为382件，金额为39.96亿美元；
而兼并收购项目数量为209件，金额却高达169.13亿美元。
从历年并购方式的比重来看（见图3），也能看出兼并收购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这主要是因为中美文化差异较大，并且中国企业相对缺乏跨国管理经验，因此，通过并购方式进行直接投资可以在市场进入方面获得“先发优势”，抢先占领市场。
图3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方式
三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内在动因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对其他国家的投资增速，吸引中国企业向美国投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根据Dunning（1981）的投资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主要包括：
获得国外市场、获得战略资产、获得资源和提升跨国经营效率。
葛顺奇、阎大颖（2012）从中国企业的微观因素、中国经济宏观因素以及美国投资环境因素三方面论述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动因。
如果从中国对美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来判断，我们比较容易发现获取商品市场和战略资源是主要动因，主要表现为制造业（25.9%），金融业（16.2%），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17.6%）、批发零售业（14.3%）和商务服务业（8.1%）比重较高，而代表资源寻求型的采矿业（2.6%）比重较低。
具体来看，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动因包括如下几方面。
1.获得美国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
Cheng&
Ma（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
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吸引作用，原因是开拓海外市场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意味着美国将越来越成为中国OFDI的目的国。
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对美投资主要发生在制造部门和服务部门，这些投资主要受到美国市场规模大、市场增长快和市场壁垒多等因素的影响。
美国对华反倾销等贸易壁垒的存在，也刺激了这种“跨越壁垒式”的对外投资行为。
许多中国厂商通过贸易促进设施或直接投资转移生产基地保持在当地的商品市场份额。
另外，与跨国公司竞争的战略性安排也要求进入国外市场，进行直接投资以获得当地市场份额。
以海尔集团等制造业企业为代表，之所以在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较高的美国投资设厂，主要是为了绕过美国的贸易壁垒，缩短贸易距离，以直接在美国销售商品。
另一个中国制造商利用在美投资成长为一个国际品牌的例子是联想，联想控股在2005年收购了IBM个人电脑部门，随后又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Greensboro）投资1000万美元建立了研发和运营中心。
如今，海尔和联想已成为少数几个中国在美家喻户晓的品牌。
2.购买美国市场中的战略性资产
一般来说，在产品价值链中，设计、分销、零售和品牌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部分中国企业利用一些美资企业经营困难和资产贬值的契机，纷纷在美国进行跨国并购和直接投资，以获取技术、品牌、供应链、销售网络等战略资产，借此实现跨越式增长，这成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另一主要动机。
主要表现为：
一是中国企业对美国品牌和技术的并购活动越来越活跃；
二是在对美投资行业分布中，代表技术获取型的制造业（25.9%），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8%），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调查业（2.3%）三个行业占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存量的30%，远高于三个行业在中国对全球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9.5%），尤其中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的比重（25.9%）远远超过中国对全球制造业投资的比重（6.3%），说明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相对而言更集中在获得技术、品牌等战略性资产上。
例如，联想、海尔、华为等国内企业对美国高科技领域的直接投资就是以获得战略性资产为主要目的。
3.提高中国企业跨境经营效率
效率导向型OFDI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相联系，成为中国对美国进行投资的一个重要动机。
在低运输成本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中，其重要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本和贸易壁垒。
Noorbakhsh（2001）认为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往往容易吸引效率寻求型的OFDI，更容易产生投资跨越贸易壁垒行为。
很多中国企业选择在美国进行投资，一是利用美国比较开放的贸易金融环境，资金进出比较自由，可以在法律和财务结构上优化跨境运营，从而促进对海外市场进行投资；
二是中国企业利用在美投资获得的外资身份，重新向中国境内投资，以便获得外资在中国境内各种政策便利。
张如庆（2005）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表明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美国作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不断增加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壁垒，增大了中国企业对美国市场出口的难度，因此，正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对美投资一样，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成为跨越贸易壁垒和提高跨境经营效率的重要选择。
例如，2010年美国对中国的钢管施加了高额反补贴税后，天津钢管集团宣布耗资10亿美元在得克萨斯州靠近科珀斯克里斯蒂市（CorpusChristi）的地方建新工厂，该厂将不仅服务于美国市场，产品也将销往拉美和西非。
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驱动力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也是推动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
目前，中国正在努力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更多地转向技术进步和扩大消费拉动，对外贸易结构也需要优化升级，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和技术创新最活跃的国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自然具有吸引力。
同时，最近几年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非常快，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和工业用地成本的快速上升，强化了对美国进行投资的比较优势。
鉴于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格局变化和经营收益不确定性增加，中国企业赴美国投资的动力也在随之增强。
因此，近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投资金额和交易数量上都在激增。
如果中国遵循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截至2020年，中国在世界范围的直接投资预计将达到1万亿～2万亿美元的巨大规模，其中可观的一部分注定会流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5.人民币升值和外汇储备增加提供了支撑
截至2013年4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高达3.53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其中大部分为美元资产。
在我国累积大量外汇储备和人民币长期升值的趋势下，加强对美直接投资是提高美元资产使用效率和对冲美元资产贬值风险的重要举措。
同时，人民币升值推高了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价格、降低了对美直接投资的成本，很多企业利用在美投资来应对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人民币升值使人民币在美国的购买力越强，从而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越多。
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及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构成了中国对美投资的有力支撑。
四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
尽管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但是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还面临着一些障碍，为中国在美国投资增长带来了不确定性。
这些障碍主要表现为：
美国外资审查制度中的不确定性、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的干扰、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担忧和中国企业对美国市场的不熟悉。
1.美国外资审查制度中的不确定性
目前，美国外资审查中基于“国家安全”的限制是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
这种障碍的主要成因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自由裁量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但审定的标准并没有明确的细则规定，而是依据对具体投资项目的经验判断，这种情况在一些高科技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此，在中美缺乏政治互信的情况下，美国国内容易出现对中国投资项目的怀疑和猜忌，“威胁国家安全”成为最容易被使用的理由，这增加了中资企业对美投资的不确定性（见篇末附录）。
例如，2008年华为被迫放弃收购3COM公司，2010年华为竞购2Wire公司和摩托罗拉移动网络部未获批准，2011年华为收购3leaf公司在最后关头被阻止，等等。
2012年9月14日，华为和中兴在华盛顿出席美国会听证会，就所谓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调查接受质询，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在美国国会参加此类听证。
正是由于美国在审核外资时缺少类似中国的《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文件，所以，美国外资审查制度中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国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受到重重阻力。
2.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的干扰
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决定了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对经济活动的巨大影响力，中国企业的投资对美国同类企业构成竞争时，往往会受到这些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的干扰。
其干预方式主要包括：
一是鼓动国会议员或直接通过所支持的CFIUS委员阻止外国投资的进入。
由于很多国会议员和CFIUS委员依赖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或存在紧密的利益关系，所以，这些利益集团的干扰往往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例如，2012年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在美国的投资项目遇阻，除了美方所宣称威胁国家安全这一表面原因外，与美方最大竞争对手思科联合相关公司在幕后推动密切相关。
据统计，美国国会议员中有73位在思科集团中拥有投资。
二是通过媒体和舆论来施加影响，把投资活动演变为社会事件或政治事件。
由于中国企业一般不善于与当地社区和新闻媒体进行主动沟通，一些利益集团往往会借题发挥，炒作国家安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社会就业等方面的问题，通过放大投资活动的社会影响而对中资企业施加舆论压力，加大了中国企业对美投资难度。
由于这些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的干预不像法律和政策那样有章可循，因而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影响更大。
3.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担忧
美国一直对中国经济模式存在一定顾虑，认为中国实际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即大力扶持国有企业从而获得对经济的主导权，影响和控制市场经济秩序。
美国认为中国国内的金融管制会为某些公司带来低成本融资渠道，并且对这种影响直接投资的国内补贴没有一个多边机构可以制裁。
美国国内决策者们正是担心像中国这样一个有国家干预机制的对外投资额大到足以干扰美国经济体系，所以，美国的外国投资审批机构就会干预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对美投资活动。
正是因为这种担忧，所以美国往往忽视中国投资者可以将资金带到当地经济中，并会增加就业和税收，产生溢出效益等。
4.不熟悉美国国内市场环境和商业惯例
美国复杂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一直是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障碍，中资企业在美国投资容易因不经意违反美方法律而受到限制和制裁。
例如，《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案》对外国投资是否威胁国家安全的审查，《反垄断法》对外资并购是否存在垄断行为的审查等，这就要求聘请专业律师和投资顾问，与相关监管机构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而且要注意各州法律和联邦法律之间的差异。
此外，中资企业还会遇到工会抵制、反歧视、集体诉讼、文化差异等方面的挑战。
中美企业价值观和文化差异较大。
例如，美方企业更看重声誉和长期利益，而中方企业更看重价格和短期利益；
美方企业更容易接受团队协作，而中方企业更习惯统一领导；
美方企业更习惯邮件和短信沟通，而中方企业更习惯面对面交流；
美方企业更重视与社区互动，而中方企业更重视与政府联系，等等，这些差异增加了中资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难度。
五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应对策略
1.要推动深化两国战略互信机制
目前，包括华为、三一重工等很多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遇阻，中美两国在政治上缺乏深度互信成为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最大阻碍，美国带有歧视的“国家安全”审查成为主要借口。
我们应利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
ED）等渠道，尽快重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为鼓励、促进和保护本国公民在对方境内投资创造条件。
同时，中资企业也要适应美国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打破在国内经营的习惯思维，要遵守当地法律和市场原则，善于利用美国各种渠道阐释在美投资的商业目的和对美国的意义，上述措施有利于解决对美投资中可能遇到的“泛政治化”问题。
2.应尽可能选择恰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方式
首先，应尽可能避开所谓的敏感行业，要避免对核能、航空运输、河运海运、采掘、捕鱼等美国法律明确限制外国投资的行业进行投资，对一些敏感行业进行投资必须有足够的信心和把握。
其次，要注意选择恰当的投资方式。
目前，中国企业更偏向选择并购方式，这一方式尽管效率较高，但也有可能遭遇较大阻力，遭到被并购企业利益相关方的抵制，所以应避免对并购方式的过度依赖。
但是由于新建投资要求较高、难度较大，而且建设周期较长，因此，在现实中可以与并购搭配起来灵活使用。
例如，对一些小规模和相对熟悉领域的投资，或者采取与美方合资的方式，这一方面可以减少并购容易产生的“资产掠夺”的错觉，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政治和舆论压力，提高投资成功率。
当年，美国对日本对美直接投资也是异常敏感，不过日本企业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磨炼，今天已完全融入美国社会中并获得了巨大收益，日本的对美直接投资经验值得学习。
3.尽可能适应美国的市场环境和商业惯例
调查显示，众多中资企业对美国进行投资主要是因为美国政治稳定、法律健全、市场巨大、人才和科技资源雄厚，而且美国与其他市场相比是一个相对开放、相对公平的市场。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所遇到的很多障碍都是由于不熟悉美国的市场环境和商业惯例导致的，而不是项目本身原因。
美国市场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因此要摈弃国内经营时的急功近利和投机思维，要遵守法律和市场规则，重视技术进步和提升效率，实现长期利益。
中国企业要尽可能地熟悉在美国投资的详细要求，适应美国的市场环境和商业惯例，培养与历练投资艺术，与美国内部相关各方进行有效沟通。
同时，中国企业要主动提升跨文化经营的综合能力，重视节能环保、员工福利和回报社会，善于利用媒体和社交网络合理表达诉求，树立良好企业形象，提升企业软实力。
4.尽量减少以国有企业身份进行的对美投资
中国国有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单笔投资金额往往较大，涉及能源、金融、机械制造、基础设施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往往比较敏感，加之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固有负面印象，从而加大了国有企业对美直接投资难度。
因此，一方面，国有企业要积极转变投资方式，多采用绿地投资、小额投资和组建合资公司等方式，尽量减少以国有企业身份进行投资；
另一方面，要大力推动民营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使民营企业逐渐成为对美投资主体。
同时，要增强企业管理的透明度，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在美国本土合规经营的能力，这样做有助于减少美国的猜疑，从而证明在美国的投资是企业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
附录
中国在美有争议的投资项目（1990～2011）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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