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第1期半月评论拒绝城市二元化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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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以人为本的重心在哪里？
在于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于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
我们的城市化除了要努力开掘“管理者的财源”、打造“投资者的乐园”，更当努力建设“劳动者的家园”。
看一看身边的城市化浪潮，我们应当警惕：
不少城市借助于区区一纸户口登记的户籍改革，借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便拥有了更多的土地资源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失地农民。
当城市化难以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有效的福利保障时，“失地”和“变市民”更可能换来的仅仅是无业市民的身份。
还有亿万进城谋生的打工农民，承受着危机冲击和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甘冒着减薪欠薪和随时失业的现实风险，支付者种种职业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长的人生代价，托举起城市的高楼大厦，召唤出城市的昌盛繁荣。
可是，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被拒绝于城市的发展之外、社会之外、体制之外。
读一读媒体关于南京农民工冻死街头桥洞的新闻吧，我们如何卸下心头这不能承受之重？
看一看眼前的城市化景象，我们亦当清醒：
交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机动车对路道资源的一再扩张，是自行车道、步行者道的一再被挤占、被压缩，有的地段甚至已被断然取缔。
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是一个恰逢低碳社会到来、无法重复美国消费故事的国情，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仍是我国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还难以进入“有车一族”，他们日常的出路又在哪里？
他们行走的路权如何保障？
房地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热，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房价对普通百姓的重压和裹挟。
有业内人士表示，房改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问题。
当时希望通过经济适用房既解决百姓住房，又拉动经济增长，却出现了有钱人买了多套经济适用房，有的城市还没有廉租房的政策。
后来，国家下达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结果也基本踩空，从而造成民生住房体系的严重缺位。
于是，我们在一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
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
社区围墙，成了贫富的“楚河汉界”。
还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和地产与名校牟利的“勾兑”，文化设施建设中竞相攀比的豪华和风格样式的崇洋，道路环境整治中对马路摊点的清理和对“美丽城市”的追求，等等，日益加剧城市平民生活的窘迫和艰辛。
当我们还在问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艰难求解之时，一个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图像又已隐约浮现。
这里，有城市的财力问题，有发展的阶段问题。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城市化得路径选择。
人民城市，应当人民做主，人民创建，人民共享。
半月谈2010年第2期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坚持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党中央前不久颁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专门就扩大干部提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
干部选拔工作中的民主程序是干部工作的生命，缺失民主程序的干部选拔工作不仅是没有群众基础，而且贻害无穷。
任何事物在发展进程中，都不会一帆风顺，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如，近年来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随之却出现了一些“拉票”现象。
“拉票”行为破坏了干部选拔工作的正常秩序和民主的真实性，影响极坏。
因此，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这个毒瘤，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干部工作的重点。
所谓“拉票”就是在干部推荐过程中，打招呼或者暗示具有推荐资格的一些同志投票推荐自己，从而使自己达到升迁的目的。
这种靠“拉”，不靠“干”的行为，不符合党的干部任用工作原则。
如果纵容这种行为，就会形成一种误导：
“干得好”不如“拉得好”。
有些人平时不是把心思用在干好工作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关系上。
整天吃吃喝喝，工作上马马虎虎，关系方面却是左右逢源。
随着打击和查处“拉票”行为力度的加大，“拉票”行为从原来的的赤裸裸地进行，转变成了悄悄地进行。
拉票者把工夫用在了“诗外”，用在了平时。
变换花样的“拉票”行为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点。
一是在日常工作中送人情。
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公权私用，该坚持的原则不坚持，做老好人，搭顺水人情。
甚至，明明是正常的工作，也要暗示对方对自己心存感激，让对方背上人情债。
这种人对上如此，对同级、下级也是如此。
可以想象，以这样的态度和工作出发点，能不耽误工作和事业！
当然，在这种人看来，耽误工作和事业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的选票不能丢！
他们认为，坚持原则，不光得罪人，还丢了选票，没有群众基础，你干得再好也是白搭。
更何况，评价有些工作好与不好没有硬性指标，对这种人来说，上下拥护，大家“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二是依靠手下亲信帮忙。
手下培植几个信得过的人，平时在有意无意间帮自己鼓与呼，往自己脸上烫金。
这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有一条共同的“利益链”。
这些“抬轿子”的人，一般都是领导干部的亲信，都是靠依附某位领导受提拔重用的，平时领导信任，关键时刻为领导挺身而出。
这些亲信们时时处处维护领导权威，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方方面面搞好关系。
这种行为看起来是无可厚非，实际上在拿组织原则做交易，他们是在用公权为上司争取“票仓”。
三是在亲朋好友中搞感情投资。
民主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它对权力起到了约束和反制作用。
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有些人为了职务升迁，总往领导家里跑。
如今，情况有点变化，他们的亲朋好友们平时也会主动“出访”，走家串户送出自己的“关心和爱护”。
事实上，对于这种感情投资，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们去的人家，一定是对他们有用的，是手中有选举权的人，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自然不会享受到如此待遇。
四是“大款朋友们”出面保驾护航。
这些年，领导干部傍大款现象屡禁不止。
在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往往是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出了事，自己也被牵扯出来。
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往往神通广大，凭借手头阔绰，他们结交了方方面面的“朋友”，结成了一张张的关系网。
到了关键时刻，没有这些大款摆不平的事。
领导干部平时结交大款朋友，认真经营关系，关键时刻大款们会异常活跃，到处游说，为他们的领导朋友卖力地争取每一张选票。
上述种种行为，比干部自己直接“拉票”危害更大，这些手段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必须加大力度予以根治。
在选人用人问题上，要防止简单的以票取人。
首先，要认真分析、比对，把干部平时的表现和考核获得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科学论证，防止工作简单化、公式化和理想化。
其次，要早预防，要建立起防止和杜绝“拉票”行为的相关工作机制，让那些“拉票”者无可乘之机，无可钻之空，无生存的土壤。
第三，要加大查处力度，要有钢性的措施，对“拉票”行为决不手软。
铲除毒瘤要下猛药。
要从舆论上形成声势，在举措上形成机制，让“拉票”行为无处藏身，没有市场，没有机会。
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让被查实的“拉票”者受到严肃处理。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半月谈2010年第2期养老新政——倾听农民工的心声
本刊记者刘大江张展鹏谢樱
2009年12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并已于今年1月1日起实施。
这对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然而，有些地方却因此出现了退保潮，甚至出现了群体性事件，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
是农民工对政策了解不够，还是另有原因？
最近，半月谈记者走进广东、江苏、湖南等地农民工群体，倾听他们对于养老保险接续转移政策的心声——
欣喜：
农民工欢迎中央的好政策
1月4日下午2时36分，在苏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办事窗口，来自湖南的农民工赵晶领到了《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
“有了这张单据，走到哪里都可以接上养老保险关系，不用再为这事发愁了。
”
这是自1月1日施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以来，苏州开出的养老保险跨省转移第一单，也是江苏省内“第一笔”业务。
赵晶告诉记者，2003年4月起，他在苏州盈科电器有限公司参保缴费，截至2009年底，账户上实际缴费81个月，个人账户储存额为8242.2元。
他准备回到湖南怀化，但一直为养老保险不能转移而着急，因为直接退保的话，无法拿到单位缴纳部分。
“新政策出台后，我很高兴，国家的新政策真是及时啊！
同样高兴的还有来自陕西渭南的杨婷婷。
她2007年到江苏苏中电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打工，谈起养老保险跨省转移，她干脆地说：
“国家发布的新办法考虑打工者的权益，这肯定是好政策。
杨婷婷有很多老乡在全国各地打工，平时各忙各事，春节时才能聚一下。
在一起时聊起过养老保险的事，只有少数人参加了，大家都觉得无法转移接续是很麻烦的事。
“我有几个老乡，想过办养老保险，现在养儿防老的观念淡了，还是有退休工资最可靠，在无法跨省转移的情况下，他们不敢参加，现在好了。
记者采访中发现，新政策出台后，农民工以前不愿参保的观念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40岁的毛红原一直在深圳打工，金融危机爆发后他回到老家湖南，准备另谋一份工作。
记者问他是否购买养老保险，他很坦然地回答：
“当时企业让我们选择买与不买，我是选择不买的。
因为自己经常在外奔波，哪里有事做就去哪里，很难安定下来，这样就根本没法领取养老金，况且我也不想在高消费的城市里养老。
在企业买了养老保险的同事也都在离开广东时跑去退保，买了又退，何必呢？
如今国家允许养老保险金“全国漫游”，毛红原非常开心：
“我现在就开始买养老保险，就算过几年再跑去深圳打工也不需要申请退保了。
我们的确应该更新观念，通过购买保险来解决自己养老问题，儿女的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
无奈：
退保的背后有难处
新政策规定，未达到待遇领取年龄前，不得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办理退保手续。
这让许多农民工一下子难以接受。
从河南来南京打工的曹继华说：
“国家这么规定，出发点也一定是为农民工考虑，但感觉上比较难接受，我们赚点钱不容易，等到退休年纪再拿钱，还是太远了。
除此之外，农民工要求退保还有更多无奈和复杂的原因。
来自贵州的杨建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他进入佛山一家工厂已3年半，养老保险缴费一直在涨，从当年每月78元涨到现在132元，据说马上又要涨到205元，而他的工资只涨了一点点，每个月只有1200余元，而家里穷，经济负担大，家里老母亲70多岁，小孩才两岁多，每个月除去房租、水电、生活费500元，还要往家里寄600元，仅剩100余元被扣掉买保险了。
“退保这笔钱，是我唯一的周转资金，这对我很重要。
”他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农民工知道养老保险的重要性，也知道国家不允许退保是为他们好，但由于经济条件差，工资低，加上被强制性参保，一些农民工已经习惯性地把年底退保当作“提取存款”用来补贴家用和过年关。
至于未来养老问题，要求退保的农民工纷纷说：
我们只要现在，不要未来，因为现在手里缺钱。
此外，由于一些工厂存在用工歧视，不招录年纪偏大的，这就逼迫部分农民工冒用别人身份证进厂，还有部分未成年人借用成年人身份证进厂打工，参保也只能用别人的名字，因此他们在辞工时必须退保，以领回自己所缴费用。
佛山市南海美泰精密压铸有限公司工人汤正英和儿子刘发兴就分别属于这两种情况。
今年37岁的汤正英前年进厂时，借用了比她小9岁的本村邻居刘琴的身份证；
刘发兴则借用了比自己大两岁的哥哥刘兴朋的身份证，他实际进厂时年仅16岁。
汤正英对此忧心忡忡：
“我养老保险缴费账户名是刘琴，不知道能否改过来，要不然费用就白缴了，以后老了咋办？
疑虑：
但愿中央的好政策别在地方走了样
1月11日，记者来到长沙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看到不少人正在咨询办理养老金转移手续。
回到长沙就业已两年的李明要求把在北京缴纳了近6年的养老金转移到湖南来。
但他在柜台了解后颇有愁容地告诉记者：
“这个政策好是好，就是太麻烦了。
转移养老金必须回北京开具缴纳凭证，才能在湖南看到我之前所缴养老金的金额和年限。
我认为养老金应该和身份证挂钩，实行全国联网，简化办理程序，这样才更能体现政策的人性化。
其实，大多数农民工的要求很简单，他们认为只要能顺利转接，养老金发放不打折扣就行。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不少农民工持怀疑的态度。
东莞市常平镇卢屋村百豪玩具厂员工谢子香来自湖南偏远山区，她说，今年1月4日她曾打电话给老家社保部门，询问如何转保，得到的答复是“地方条件不成熟，还不能转保”。
佛山市南海美泰精密压铸有限公司工人何素英来自四川武胜，她说自己老家在偏远山区，坐车到县城都要几个小时，转保时能转到哪里她真不知道。
而且，对于如何转保她一无所知，她说手续一定挺麻烦，所以“转保肯定不如退保方便”。
记者采访发现，农民工出现这些疑虑，一方面是由于不了解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则出于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普遍担心回到农村老家，所买社保在打工地和老家两边对接不上。
在佛山打工的贾春雄、蒋美君等表示，“把钱交给地方上那些当官的不放心，还是把钱捏在自己手上最稳当”。
来自贵州的农民工陆平先说，老家很穷，经常发生政府部门挪用资金的情况，“我们把社保转回去后，会不会被家乡的政府截留挪用”？
“中央出台了好政策，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落实，就怕好政策到了地方后说一套、做一套。
”在南京打工的曹继华道出了农民工心中的担忧。
编辑：
高远至
半月谈2010第3期半月谈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
他们占到全国1.5亿农民工的6成，大约有一亿人。
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五谷”不识、从没下过田土的“农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城市梦”。
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为“三高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
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
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
他们，正是“社会结构滞后”的代表性群体。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欢呼。
他们，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
一切资源之中，人的资源最宝贵。
相比父辈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见识大为丰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
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
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
今年的一号文件，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
这一亿人的父辈，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但灵魂深处还是顽强维系着“叶落归根”、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
而梦想城市生活、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
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
蓦然回首，他们来得如此快，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与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准备。
迎接他们，须总结借鉴近30年对待农民工的经验与教训，政府的治理要创新，民间的力量要参与。
迎接他们，就不应使之成为被城市冷漠对待的一群。
他们虽然摆脱了收容遣送等旧规定的束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开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业机会的获得、同工同酬、劳动维权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被歧视的方面。
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奋斗，但常常只能栖身工棚或棚户区，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进入廉租房居住。
如果说，他们的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性、婚姻、保障等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
迎接他们，就要避免他们成为颓废消极的一群。
南方一个大省3大监狱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罪犯9成在26岁以下。
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勤劳、坚忍、节俭与执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拣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
或滞留城里游荡，或回乡后偷鸡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农摇头叹息，令基层派出所头痛。
他们当中部分人极易形成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迎接他们，就要力争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成为可以向上流动的一群。
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存在的普遍社会现实，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除了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还应该给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机会。
如果贫民能够通过努力成为富有者，文盲能够通过努力成为知识分子，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能够通过奋斗，成为企业家、官员、教授——这样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迎接他们，就要让他们成为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
尽管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他们就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城市的舆论场里，他们如同隐士，社会很少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的户籍在乡村，但是很多人没有回乡参加村委会主任“海选”，而在城里他们又往往难以参与政治选举与公共生活。
他们应该尽可能被纳入到政治参与的进程中来，从而能够理性、大声地表达利益诉求。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走来，每一级政府、每一个公民须明白：
没有这一群人的和谐，社会就难以和谐；
没有这一群人的成长，中国就难以科学发展；
没有这一群人的幸福，我们的国家就很难说使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增加；
而从长远来看，没有这一群人的自由发展，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就难以具备。
半月评论2010年第4期寻找改革前行的航标
一
又闻改革悄然涌动的潮声。
抗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呼应广大民众改善民生扩展民权的需求，改革深化的问题，又一次沉重地撞击着社会紧绷的心弦。
我们不必沉湎于昔日的辉煌而盲目陶醉。
历经30多年风雷激荡，中国改革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蓄积了巨大的发展能量。
但是，这还是开始，远非历史的终结。
我们不必畏难于利益的冲突而裹足不前。
改革，从来就不是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驰骋，“敢闯敢试”，“壮士断腕”，“背水一战”，是众多改革者奋然前行的真实写照。
我们不必受制于危机的应对而转换方向。
危机是改革的助产士。
以改革促转型，恰可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力量。
关键在于，改革的指向是什么？
改革的航标在哪里？
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必然更加关注平等、公平、正义。
推进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颈，必然引发公民权利保障的强烈诉求。
新年前夕，有媒体举办了题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的经济学家问卷调查，结果位列前十的大多是与大众福祉相关的社会发展问题。
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问题，也是中央新近提出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
加快改革的任务，更多地指向“社会事业”，指向“公共领域”，指向“公民权益”。
二
改革的推进，或因制度框架的引领，或因问题危机的倒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中，推进当下的社会改革，我们更应着力求解的是倒逼中的现实问题。
发展代价，是中国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最直接的制约。
原来的投资主导出口依赖、粗放型外延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伴生而来的是贫富差距拉大、民生问题积聚、利益矛盾激化、生态环境破坏、价值体系紊乱的繁多的成长烦恼、沉痛的社会代价。
市场机制必然带来利益分化、优胜劣汰，加以权力干预的资源配置、增长主导的制度安排和扭曲变形的市场环境，加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全面失衡。
维权事件，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严峻的考验。
在呼啸前进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我们也当看到那些难以承受之痛。
企业改制，劳资矛盾，房屋拆迁，农村征地，环境污染，等等，不少地方百姓利益被漠视、被剥夺，难以通过正常渠道维护正当权益，于是便将自己特殊的民生利益诉求，以“群体事件”的体制外行为表达出来。
而且，暴力程度显著上升，事件发生频率加快，舆论共振张力加大。
贪腐现象，是百姓高度关注的最持久的热点。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顽疾。
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被变形，权钱交易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腐败敛财的环节链条不断拉长。
如土地开发，已成滋生既得利益集团和扭曲国民收入分配的土壤。
加快社会改革，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问题在于，如何重燃改革的激情？
重振改革的信心？
三
民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改革积极性、创造性。
改革初期，放权让利，打破旧体制僵化的框框套套，社会共同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
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
如今，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要重构发展格局，重组利益关系，难度、风险骤然加大，社会的共识在分化，民众的热情在下降。
但是，在民间，在草根，改革的动力依然生生不息。
面对利益集团的赢家通吃，市场制度的马太效应，资本时代的竞争强势，原有改革的扭曲变形，普通民众更加真切、更为强烈地表达着，要发展，要公平，要社会正义，要共同富裕，要有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改革的权利不可垄断，改革的动力不可低估，改革的激情不可浪费。
正是从普通民众的需求和意愿中，改革获有了充分的合法与正当。
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群体性事件，便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内在动力的一种非常规爆发。
当然，我们还当直面、还当破解改革前行的障碍和风险。
阻碍改革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
他们高高地盘踞在社会资源财富分配的金字塔尖，他们贪婪的欲望便是巩固，便是坐稳。
因为，他们心中一片透亮：
获取这些既得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在市场经济国家同样是无法想象的。
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垄断，而且表现在他们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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