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学辩护》读后感Word文档格式.docx

《为历史学辩护》读后感Word文档格式.docx

《《为历史学辩护》读后感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为历史学辩护》读后感Word文档格式.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这是一部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沦陷的法国境内的著作。

作为一名富于责任感的真正学者，布洛赫在德国法西斯肆意侵略、奴役、蹂躏甚至别国人民的时候，愤然投身于抗击纳粹的队伍中。

他亲身经历过“奇怪的战争”（事后他写有《奇怪的战争》一书），亲眼目睹了德军占领巴黎，后来随着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洪流来到了英伦。

然而不久，他便只身返回了沦陷的法国，积极参与当时国内的“联合抵抗运动”，正是在这个期间，布洛赫着手于《为历史学辩护》的写作。

不行的是，1944年也就是在法国获得解放的前夕，3月布洛赫被“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逮捕，6月16日，在里昂（布洛赫的故乡）市郊的一块田地里，他被“盖世太保”枪杀·

·

布洛赫1886年7月6日出生于法国里昂的一个犹太裔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

他从小学业出色，18岁时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曾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过。

1912年之后，他蒙彼利埃和亚眠（均为法国地名）的中学任教。

1914年一战爆发，布洛赫应征入伍，参加了著名的索姆河战役和马恩河战役，曾经历过一战中最残酷的“女士小路”争夺战。

这次大战的切身体验对布洛赫日后史学思想的形成有着莫大的关系，可以说，战争是后来布洛赫等人倡导的“新史学”的突破口。

一战结束后，1919年布洛赫被任命到刚刚收复的阿尔萨斯（普法战争中被德割占）的斯特拉斯堡大学，1920年他以题为《国王与农奴》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27年获得中世纪史的教席。

1928年，布洛赫发表《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后来被史学界视为“比较史学的滥觞”，他所他提出的“假设验证”的比较方法，使比较史学前进了一大步（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

1929年1月，布洛赫和另一位同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并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共事的史学家吕西安·

费弗尔（LucienFebvre,1878-1956）共同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简称《年鉴》，二战后于1946年易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这标志着日后蜚声西方史坛、引领新史学潮流的年鉴学派的创立。

布洛赫先后任教于斯特拉斯堡大学（192l一1936年）、巴黎大学（1937—1940年）、蒙彼利埃大学（1941—1942年）等校，后期著作主要有《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两部代表作（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91年、2003年出版有中文译著）。

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中，他们指出了办刊方针：

一是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二是不尚方法论的空谈，理论通过具体研究的实例来显示；

三世借鉴前人的经验，同时立意创新，“拥有自身所固有的精神与个性”（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

这样的办刊方针可以看作是年鉴学派的指导方针，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这本书题献给费弗尔的“献辞”中进一步将其总结为“长期以来，我们曾共同致力于拓宽历史学的领域，为了使历史学更富于人性而并肩努力”，这正是年鉴学派第一代领导人费弗尔和布洛赫的治史宗旨。

在《为历史学辩护》的卷首，布洛赫不无沉痛地这样写道“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事？

草此小书聊以排遣心中的忧愤”（如前所引），可以说，这是一部愤世之作，祖国的沦亡，纳粹的残暴，这一切无不严重刺激着这位责任感强烈的爱国学者。

同时，这部书也是布洛赫批判地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并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为他所倡导的“新史学”思想的全面总结。

可惜，书未杀青，甚至可能没有最终完成，布洛赫便惨遭纳粹的毒手。

不久，法国光复后，布洛赫的好友费弗尔将搜集到的残存遗稿整理成书，这部不朽之作才得以流传于世。

该书译为中文仅有八九万字，书中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理论体系，布洛赫借助于自己长期以来的治史经验，旁征博引，以具体的研究实例向读者们阐述历史学的高贵价值和自己毕生的治史心得，娓娓道来，读来亲切有味。

正如他在“献辞”中所说：

“当年，我们切磋探讨，推诚相见，真是获益匪浅，本书仍将体现这种活泼而和谐的韵味”。

又如在书中“导言”部分布洛赫声明：

“本书并非完全，也不是主要为同行而写的。

我认为，面对大众的好奇心，应当把史学的不确定性公之于世”。

在“导言”中，布洛赫从幼子无意的提问（“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

”）入手，首先指出历史在西方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继而向人们展示了历史所具有的魅力和价值以及史学的主题和最终目的，承认作为一门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学，历史学还十分年轻，然而又不无乐观地强调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史学得以存在的理由，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更新，通过逐步开拓史学的广度和深度，史学将愈来愈显现出其自身的不朽价值。

在首章《历史、人、时间》中，布洛赫深入剖析了“历史”一词在西方文明中的含义，认为历史的最初含义即为“探索”，历史学是一门研究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而非人们普遍所认为的“过去”，强调古今是相通的，“各时代的统一性的如此紧密”，反对那种割裂古今、过分突出近代而轻视古代的迂腐做法，提出把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延伸到当代，最后明确指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接着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历史考察的问题。

在第二章《历史的考察》中，布洛赫认为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认识，基本上是对过去人类活动的轨迹的认识，因为考察历史的形式多是间接的，历史学家只有依靠目击者的记录或是当时人的叙述甚至后人的再叙述等留下的种种证据和线索来叙述历史。

然而近代以来大量出现的一种特殊证据—考古资料，给历史学家直接考察历史提供了可能。

这样，历史学家可以结合前人遗留的文献资料和新近发现的考古资料综合考察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一点正和近代中国以王国维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的研究方法相一致。

接着，布洛赫强调人们考察历史都是有目的的，提出一种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的史学方法，并且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史料和曲折反复的探究过程，历史学家必须具备多种知识和能力以及合作精神才能在历史研究上取得有效进展。

最后，布洛赫巧妙地结合实例，形象地勾勒出了作为考察历史的凭借—证据的流传情形，指出考察要取得成效就必须认真深入地依据证据来考证史实。

在第三章《历史的考证》（这也是全书篇幅最大的一章）中，布洛赫首先详细地为我们描绘了考证学（考据学）在西方发展的源与流，指出长期存在的考据家与撰史者各自闭门造车、互不相能所带来的严重流弊，呼吁二者消除误解、抛弃偏见、坦诚合作以正确地揭示历史的真相。

接着，布洛赫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史料观，他将史料分为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认为二者都需要加以考证，其中无意史料的可信度更大些，在考证出确是伪材料时要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这和陈寅恪先生的史料观相似：

“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最后，布洛赫强调考据学是历史学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辅助学科，“借助于考据学的不断进步，历史学将自豪地为人类开辟一条追求真理与正义的崭新大道”。

在第四章《历史的分析》中，布洛赫比较了历史研究中的两种基本态度—评判与理解，指出评判的主观性及随之而来的冒险性，强调在历史分析中要更多地理解，“只有了解同类的其他事实，才能更好地了解任何人类事实”。

接着，布洛赫深入探讨了历史学上的几个重要的术语，如自由、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中世纪、无产阶级等，又分析了历史的分期问题。

最后，布洛赫指出和其他科学一样，历史学的最终目标也是“逼近现实的轮廓”。

在末章《历史的因果》（本章只有寥寥数页的内容，很可能是作者未完成或是遗失所致）中，布洛赫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原因、条件、动机、理由等造成历史事实的解释因素，并且提出了人的心理对历史事实形成的影响，认为“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事实”，人类本身正是千变万化难以捉摸的，因此，“历史的原因不是想当然的，它需要我们去探索·

以上大致从书中的各个部分对内容作了简单梳理，下面试着分析一下本书所体现出的马克·

布洛赫的史学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历史学的地位及功用。

（以下所引凡是未注明的均出自本书的“导言”部分）

从书名《为历史学辩护》，我们即可感知布氏生活之时代历史学地位之不妙。

西方的历史学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鼎盛时期曾经大放异彩，之后的整个中世纪，神学垄断了整个文化领域，史学很难有什么成绩，地位就有点微妙了（一方面，中世纪文化凋敝，神学支配一切，所谓史学也扭曲得不成史学，另一方面，正如布洛赫所言“基督教就是历史学家的宗教”，被基督教奉为圣书的《圣经》实际上就是一部史书，所以说史学地位之微妙）。

逮至近代文艺复兴之兴起，古典文化之重现，史学逐渐重新回归世俗社会并以再次人为中心，这才有了起色。

随后人文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相继粉墨登场，史学之复兴可谓是蒸蒸日上，整个19世纪被称为是“历史学的世纪”。

尤其是以兰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使得历史学奠定了学科地位。

然而，历史学在取得重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流派纷呈的背后是壁垒森严、各执己见、自以为是、排斥异己、固守一隅、互不相能，不同的史学流派的史学观始终没能跳出狭隘片面的怪圈子。

这正体现了历史学外在的繁荣下是内在的不成熟性。

正如布洛赫所说“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历史学面对的是广阔的人类社会生活场景，历史研究决不允许画地为牢。

布洛赫生活的时代，客观主义史学把持史坛，以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也名噪一时且影响甚广，许多人迷恋于孔德的以自然科学的机械标准来要求甚至研究起了历史学，而历史学由于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被人们认为算不上真正的学科，更谈不上科学了，这样历史学的地位便岌岌可危。

布洛赫借助于新出现的自然科学成果，如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1879-1955）的相对论、气体动力论、量子力学等，认为“还是将确定性和普遍性是为‘度’的问题更为妥当。

我们感到，没有必要再把自然科学的那里引进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强加给每一门知识。

因为即使在自然界，这种模式也不再通行无阻了”。

当时在两次工业革命的迅猛推动下，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地丰富。

然而，正如布洛赫所言“这个可悲的世界尽管可以为科学的进步而自豪，却并没有为人类自身创造多少幸福”，虽然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的精神仍然处于沉闷和麻木状态，尤其在法国，历史学更是由于其不妙地位而受到严重贬低，轻视历史成为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不良之风，而当剧变出现时，人们又纷纷指责说是历史背叛了他们。

二战中法国的迅速败亡即是十分显著的一例。

法国付出沉重代价获得一战的“惨胜”后，满足于已有的现状，民族进取精神衰退，开始了苟且偷安的日子，忘记了当年普法战争和一战初期惨败的历史教训，先是花费巨资、耗费数年修筑起了所谓的“马其诺防线”，以备德国入侵。

当时法国的整个统治集团尤其是统帅部军事思想落后，因循守旧、墨守陈规，轻视新型武器和作战方式，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大战未起，先招已失，面对情况与之相反的德国，可以说法国的败局早已注定。

后来是德国法西斯步步进逼时，由战前的“绥靖政策”到宣战后的“静坐战”、大溃败、速投降、大撤退。

在德军占领巴黎时，布洛赫的一个同事也哀叹道：

“难道历史已经背叛我们了吗？

”法国早已忘记了历史，而忘记意味着背叛（鲁迅语），所以说是法国人背叛了历史而不是相反。

深知历史和现状的布洛赫，在拿起枪武装反抗法西斯的同时，为历史学辩护，力图扭转近代以来歪曲史学的不良之风，重建一种新史学，以期唤醒。

二、历史的含义。

（以下所引凡是未注明的均出自本书的首章《历史、人、时间》）

在西方，“历史”一次产生于辉煌的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4-前30年），也就是“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著作的名字。

布洛赫认为历史最初的含义即是“探索”，它包含着历史学求真的传统，历史学不同于人们普遍认为的“过去”，而是一门研究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

布洛赫说：

“过去的某种现象，如果完全没有与当代相通的共同特征，如果未经过事先的筛选，又怎能成为有条有理的知识呢？

”此话一语中的，将历史仅仅视为过去会造成割裂古今的局面从而带来严重的恶果。

布洛赫强调：

“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因此，布洛赫正式提出了“总体史观”，“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经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

三、历史考察的“倒溯法”与问题史学。

（以下所引凡是未注明的均出自本书的首章和第二章《历史的考察》）

通常的历史著作多是按照历史发展的实际方向（多为时间）来叙述史实的，然而这只是学者考察历史后所得成果的展示形式，并非意味着历史学家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考察历史。

布洛赫说，史学家在考察历史时，尤其“在一开始，却往往如麦特兰所言是‘倒溯历史’的，这样更为便利。

任何研究工作，其自然步骤往往是由已知推向未知的”。

这正符合人们的一般认知规律。

“大多数情况下，相对而言，时代愈近，事情就愈清晰”，历史学家可以从距自己最近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已知的景象入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以“重构已消逝的景象”。

“只有通过现在，才能窥见广阔的远景，舍此别无他途。

历史研究的基本条件即是掌握足够的史料，因而许多人包括一些史学家认为研究历史即是“收集史料、审读文献、考辨真伪，然后，也只有在这时才加以应用”。

布洛赫明确指出“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史学家从来不是这样工作的”，“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

”他并不否认可以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只是强调“纯粹消极的观察（假设有这种情况），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

因此，布洛赫认为，“为了阐明历史，史学家往往得将研究课题与现实挂钩”，费弗尔则说得更为明确：

“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

”（转录自书中“译者的话”）年鉴学派的两位宗师所倡导的这种“问题史学”可以说是历史考察的“倒溯法”的一种应用范例，与客观主义史学或实证主义史学抑或“史料学派”相比，更多地主张从实际情况出发，更多地充满了对现世人生的人文关怀，同时也更符合真正的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律，而以总体史观、问题史学等为指导思想的年鉴学派在战后的蓬勃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史学流派证明了这一点。

四、史料观。

（以下所引凡是未注明的均出自本书的第三章《历史的考证》）

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即是根据史料尽可能准确地阐明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因而搜集史料并对史料进行认真深入地考辨便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然而长期以来，考据家和撰史者似乎只是各行其是，前者嘲笑后者的空疏，后者讥讽前者的烦琐。

布洛赫指出“对历史学来说，将整理史料与编纂史书完全割裂开来，也会带来双重的危害。

轻视考证使人们阐释历史的尝试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缺陷”，这样自然便严重地冲击了史学的求真性这一基本职能，史学很难有什么进展。

“唯有通过艰苦的资料整理工作，才能有所更新和发现”。

另一方面，鄙弃撰史“也使资料整理工作受害匪浅。

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

兰克将史料按其来源分为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并认为第一手史料是可信的、真实的，第二手史料是值得怀疑的、需要考证的（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

与兰克不同，这位正好出生于兰克去世的那一年的晚辈布洛赫以史料的原作者对史料态度为依据将史料分为“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两大类。

其中有意史料指成文的法律、回忆录、历史著述和公开的报道等，这种史料的原作者大都有意想以自己的文字、言语左右时人乃至后人的试听，因此其作伪的动机较大，其可信度需要经过认真的深入考证之后才能作出判断，这其中的第一手史料同样值得怀疑。

无意史料的原作者指政府的档案、军事文件、私人信件及各种文物等，这些大都是当时的人们在无意中留给后人的证据，因此其可信度较高，不过仍然需要加以考辨，通过考证无意史料可以帮助我们辨别历史的真伪，并填补历史的空白。

由此，我们可以窥知布洛赫试图从人类的心理层面研究历史，开拓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布洛赫的史料观比起兰克无疑是继承和发展，当然，这种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的历史考证法自有其局限性，因为人的心理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和难以捉摸性，这样划分有意与无意便有较大难度，然而建立在这种划分基础上的考证法无意对考据学有极大地启发作用。

五、对历史的态度：

评判还是理解？

（以下所引凡是未注明的均出自本书的第四章《历史的分析》）

1824年，兰克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在序言中，他明确指出：

“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

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想望的。

它的目的不过是如实直书而已。

”由此客观主义的史学思想形成体系，兰克亦被称为“客观主义史学的祖师”（蒋大椿、陈启能《史学理论大辞典》，参见于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

兰克的原意即是“史学家唯一的目的就是按照事情发生的本来面目记述历史。

希罗多德也早就说过：

‘如实记载。

’”对历史上的时间、人物等加以评判是长久以来就有的传统，然而评判因人的主观性难免出现失真或是偏激。

布洛赫也说“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那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呢？

”褒贬前人比研究前人容易得多。

布洛赫认为“要窥见前人的思想，自我就应当让位。

而要说出我们的观点，只要保持自我就行了。

”陈寅恪先生也主张对古人多些了解，表一种同情，亦即“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参见于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

布洛赫也说：

“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布洛赫与陈寅恪两位东西哲人的这种思想取向正好与古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史学传统—“知人论世”（出自《孟子·

万章下》）相契合。

司马迁在《史记·

孔子世家》中说：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两千多年后的我读布氏的书也深有同感，深感古人先得我心。

马克·

布洛赫的重要的史学思想如总体史观、比较史学、问题史学、长时段论、倒溯历史等，都被后来的年鉴学派发扬光大，可见其史识洞见之深之远。

布洛赫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同样感人至深。

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人格上，布洛赫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

然而由于阅历尚浅、为学时日亦不长，这篇读书报告难免一己之见，不当之处也一定不少，通过日后不断的自我磨练与学习，这些缺点虽说不能完全克服，不过相信定会朝着更加公正、更加平允的方向发展。

参考书目：

（1）

【法】马克·

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版

（3）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