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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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欧、美学者认为，苏联民族问题的产生及苏联解体是多种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民族问题产生及苏联解体的内在因素
在分析苏联民族问题产生的内在因素时，欧、美学者分别论述了苏联民族政策的失误、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联邦制的变形、民族经济利益冲突、人口迁移政策的失误、俄罗斯联邦的离心倾向与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等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并且强调了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
欧、美学者把民族政策失误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是沙俄帝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及民族压迫是后来苏联民族矛盾的“基因”。
美国学者格雷戈里・格利森（GregoryClesson）等认为，沙俄帝国在数百年间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残暴的统治、疯狂的迫害与掠夺，沙俄帝国被形象地喻为“各族人民的监狱”。
二是苏俄时期民族政策的失误及民族问题的滥觞。
美国学者S・佩特（S．Pate）、L・特罗特斯基（LTrotsky）指出，列宁及其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在解决民族问题时也曾有过很多过失，如把“格鲁吉亚事件”的影响扩大化等，致使苏俄时期遗留下许多未能解决的民族问题，这也是苏联时期民族问题十分尖锐、复杂的原因之一。
三是苏联民族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
美国学者乔格・利博（JorgeLibo）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末之后，苏联的民族工作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失误和错误，这是苏联境内民族矛盾长期存在的直接原因。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则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并未制定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政策和措施，从而使本已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后期阶段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
有些欧、美学者特别强调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于苏联解体的作用。
他们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应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失误而导致了苏联解体。
其具体错误是：
第一，忽视苏联潜在的民族关系危机，对苏联民族分离主义失去警惕。
美国学者马克，R・贝辛格（MarkR．Beissinger）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不仅缺乏民族工作的经验，而且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一味颂扬苏联民族工作的影响，对苏联的民族关系状况持盲目乐观的态度。
美国学者沃尔特・A・肯普（WalterA．Kemp）认为，戈尔巴乔夫在上任之初，不仅对当时苏联复杂的民族关系状况缺乏了解，而且忽视了潜在的民族关系危机；
戈尔巴乔夫虽然看到了苏联在政治、经济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但他认为苏联在民族关系方面还是比较稳定的。
第二，崇尚“公开性”，致使苏联民族分离主义泛滥。
英国学者卡瑟琳・丹克斯认为，戈尔巴乔夫视“民主化”和“公开性”为“改革的灵魂和动力”，提倡在评价苏联过去的事情时“不留历史空白点”；
戈尔巴乔夫认为实行“公开性”将使苏联享有一种“社会主义式的多元主义”，在苏共领导下的多元的见解和生动活泼的争论将会成为苏联的“财富”。
英国学者马丁・玛利亚（MartinMalia）认为，苏联领导人在大谈“不留历史空白点”时，似乎没有考虑到这种提法会引发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对苏联民族工作的全盘否定，助长了极端民族主义；
“公开性的逻辑无可挽回地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并因此而导致民族分离主义涨潮”。
第三，实行“民主化”，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民族分离主义者夺权提供了机会。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认为，民主化的实行不仅使苏共丧失了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其他反对派政党纷纷建立，也给民族分离主义情绪的膨胀提供了条件。
英国学者卡瑟琳・丹克斯也认为，实行“民主化”的结果有违戈氏的初衷，“民主化已经远远不是培育人们支持改革的共识，它揭示的是，在苏联内部存在着对苏联和苏共的权威与合法性形成挑战的日益增长的观念的多元化”。
第四，实行主权国家联盟，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铺平了道路。
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特雷耶（RobenStrayer）、雷切尔・登伯（RachelDenber）以及英国学者卡瑟琳・丹克斯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对高度集权的中央领导体制进行改革时，遇到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向中央夺取更多权力以及分裂统一国家的强大压力。
关于联盟中央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主次关系问题，戈尔巴乔夫原来的提法是“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而叶利钦却提出“没有强大的共和国就没有强大的联盟”。
在1989年9月通过的苏共民族政策纲领中把这两个提法并列在一起，即：
“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
没有强大的共和国，就没有强大的联盟。
”实际上，这是一种折中的提法，它仅仅说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却没有指出强大的苏维埃联盟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这种提法在客观上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争夺主权、把各共和国法律置于联盟法律之上提供了依据。
戈尔巴乔夫的过错在于步步退让，致使联盟中央丧失了领导权。
英国学者史蒂芬，怀特（StephenWhite）反对过分强调戈尔巴乔夫本人对苏联民族关系造成的影响及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必须对苏联的解体负责”，但还不能“将苏联解体的责任全归到他一个人身上”，“戈尔巴乔夫在任时期苏联政府制定的所有民族政策都得到了中央全会的批准”，“他和助手们都对处理民族问题没有经验”。
关于民族自我意识增强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欧、美学者有如下观点：
其一，关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学者格特鲁德・E・施罗德、约翰，B・邓洛普认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70多年，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随着现代化经济、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各民族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因而其民族自我意识日益增强。
此外，由于苏联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比较广泛，社会比较开放，受到“改革”潮流和“民族复兴热’’的影响，各民族的自我意识迅速膨胀。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政策，更加诱发了苏联各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的膨胀，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其二，关于“民族精英”与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
美国学者乔格・利博认为，苏联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仅促进了苏联各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还造就了一批具有本民族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民族精英”，他们强烈地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并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逐步提出了民族分离的要求。
意大利学者朱利叶，托基耶萨认为，对苏联来说，这些“非俄罗斯民族精英分子的越轨行为”造成的危险，大于“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危险，以至于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领导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仍一再重复说，他对苏联解体一点都不感到遗憾，并为自己对苏联解体一事所做的“贡献”感到骄傲。
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说：
“就这样乌克兰结束了俄罗斯长达300年的统治。
”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特雷耶、格雷戈里・格利森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的实行，诱发了“民族精英”们的民族自我意识的膨胀，这对促使苏联解体起了一定的作用。
美国学者伊恩・布雷默（1anBremmer）认为，由于苏联政府在民族政策及其实践中的一系列错误和失误，在客观上强化了民族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促进了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感情的增强，有些民族知识分子甚至成为支持民众脱离联盟的领导者，这对促使苏联解体起了重要作用。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等认为，苏联解体不是由于其他原因，而是苏共的“上层民族精英”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后做出的决策。
在他们看来，占据着苏联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上层民族精英”最终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并领导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这场“革命”导致了苏联解体。
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库尔伯格（Judith S．Kullberg）认为，大量事实证明，当时苏联的大多数“精英分子”转而支持资本主义。
他对记录在案的团体讨论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在苏共“精英”中，只有9．6％的人赞成共产主义；
12．3％的人赞成民主社会主义、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
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
而在1990年前后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只有5％－20％左右的人支持实行资本主义，80％以上的人希望坚持社会主义。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等学者还认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一些“精英分子’’之所以转而支持资本主义，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感觉可以得到物质上的私人利益。
1975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总体上占优势，而苏联1975年以后1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屡遭失败，可能会使一些“精英”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优越于社会主义经济。
如果只是因为物质利益问题，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苏联“党政精英”转而支持资本主义，他们对两种制度做过比较。
美国学者保罗・库比克和英国学者艾瑞・寇根、罗伯特・V・丹尼斯以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持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相似或相近的观点。
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也认为：
“最后使得戈尔巴乔夫改革派实验失败并导致苏联解体的，正是由各个共和国的政治精英出于个人利益而加以运用的民族主义。
”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提出了与“自上而下的革命”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这场“革命”是“自下而上”发生的，苏联上层很难对此加以控制，并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美国学者布扎西斯基等强烈反对过分强调知识分子在导致苏联解体方面的作用。
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在促使苏联解体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作用很小，因为苏联建立了严密的国家安全制度和警察制度，使知识分子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或只是在私下里议论，根本无法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权形成挑战。
还有一种观点是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折中，如美国学者库克萨斯、R・缪勒等认为，许多共产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市民社会并得以发展，民众的民主意识得以提高，这对共产主义的权威形成了挑战，但并未对国家政权产生强大的冲击。
其三，宗教问题与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
美国学者R・博赫丹（R．Bohdan）指出，实践证明，苏联政府在宗教问题上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
从现象上看，在一定时期内，教堂被关闭了，大批神职人员被监禁，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了，一些公开的宗教活动也沉寂了。
但实际上，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都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在一些地区还与民族感情紧密结合，形成牢固的内聚力与强大的抗压力，“这就为日后政治上的对立和民族间的分裂准备了条件”。
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苏联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危机出现以后，“宗教组织就把另一种社会目标神圣化”，把“宗教热”推向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分裂国家的活动中。
其四，民族文化问题与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
语言问题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英国学者亨利・R・赫滕巴（HenryR．Huttenbach）认为，在苏联，许多少数民族对民族语言和文化不受重视的状况颇为不满，这种不满又与苏联整个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引发民族冲突的导火线之一。
美国学者S・恩德斯・威姆布什认为，苏联政府有意压制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与历史，贬低少数民族为人类文化做出的贡献，同时却夸大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引起了民族矛盾。
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反对过分强调苏联政府着意压制民族语言和文化对民族关系造成的影响进而导致苏联解体的作用。
他认为，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等以民族为基础的地区中，“民族语言和文化受到鼓励，在某些例子中得到重建。
本土化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受到苏联政府的支持，它鼓励使用当地语言与习俗，实施‘防止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行为’，在共和国的国家和党的机器中采取亲少数民族的招募和升迁政策，并促进土生土长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在共和国的组织中发展。
虽然这些政策在集体化时代遭到反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但在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时期又再度抬头”。
在谈到被扭曲的联邦制损害了民族关系而导致苏联解体时，欧、美学者主要强调了两点：
一是苏联国家结构的变形伤及民族关系进而导致苏联解体。
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认为，民族主义及联邦关系的混乱所引发的问题可以解释为苏联领导人在改革进程中失去控制力，从而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政治因素。
美国学者格雷戈里・格利森认为，苏联在用联邦制方式解决民族问题时，更充分地体现了领导者们的主观意愿。
在他们看来，联邦制不过是体现苏联党的民族政策的一种手段，一旦国内的民族问题得以解决，联邦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社会就可以向更加集中的单一体制转化。
在这种思维定式的指导下，联邦制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践。
二是苏联宪法中有关“民族自由分离权”的规定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提供了借口。
美国学者阿拉斯泰尔・麦考利（AlastairMcAuley）认为，“民族自由分离权”的相关法律条文不完善以及该权力在实践中被严重侵犯，强烈地刺激了民族分离主义，客观上为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创造了可资利用的条件。
美国学者S．A・雷姆特（S．A．Ramet）则认为，民族分离主义者虽然借用了苏联宪法中“民族自由分离权”及“人盟自愿”、“退盟自由”等原则的规定，但“决定他们使用这些规定的还有苏联其他民族政策和实践出了问题，如移民问题、语言问题、民族意识问题等，而不仅仅在于这些规定及其实践本身”。
关于民族经济利益的冲突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欧、美学者主要强调了三点：
一是集权式管理模式及其后果。
美国学者雷切尔・登伯认为，斯大林时期全面集体化的强制推行、高度集权的中央体制的迅速建立，剥夺了各加盟共和国根据自身特点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利，严重损害了它们的民族利益，由此引起它们对此体制和联盟中央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积淀下来。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恶化，这种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施普尔伯认为，在戈尔巴乔夫领导改革的初期，人们普遍将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和停滞现象日益加剧视为可以纠正的缺陷，但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这两种缺陷看成党、政全包体制下的不治之症。
二是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利益的冲突。
英国学者M・卢因（M．Lewin）认为，苏联政府曾以“区域分工”和“经济专业化”的名义限制各加盟共和国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迫使民族地区搞单一经济，造成民族地区经济部门残缺不全、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不能独立，从而增强了它们对联盟中央的依附性。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对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致使民族地区成为俄罗斯联邦工业产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料、农副产品的供应地。
三是经济改革的失误及其影响。
美国学者卢伯迈・哈杰达（Lubomyr Hajda）、马克，R・贝辛格等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联盟崩溃近30年的情况来看，苏联的国民经济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除个别年份外，一直在走下坡路，这主要是由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造成的。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对上述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但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并未认真研究和吸取以往的教训，他虽然推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却没有解决经济建设的核心问题，并且忽视原本就很复杂的民族问题，很快就把苏联推进了政治斗争和民族纠纷的旋涡。
美国学者M，蒂特玛（M．Titma）反对过分强调经济改革失败对苏联解体的作用。
她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苏联就积累了很多民族问题”，并非仅仅“因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失败引起了民众和民族情绪的变化”，“叶利钦等一批民族精英引导民族分离主义肢解了苏联”。
关于人口迁移政策失误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欧、美学者主要强调了三点：
一是20世纪30--50年代的民族迁移政策及其危害。
美国学者格哈德・西蒙（GerhardSimon）认为，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至50年代初，苏联当局曾以各种名义强制迁移了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由此给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造成的伤害及给苏联带来的危害，甚至在苏联解体后仍能感觉得到。
美国学者R・康奎斯特（R．Conquest）认为，不能把20世纪3050年代的民族迁移行动看成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把少数民族中的个别败类与其整个民族等量齐观，主要是表现了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本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俄罗斯人在战争中也有叛徒，却并未把整个俄罗斯民族迁移”。
二是民族聚居区内俄罗斯人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美国学者艾豪・卡门埃特斯基（1horKamenetsky）认为，苏联政府对各民族实行利益捆绑的政策，它在对一些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强制性迁移的同时，又将大量“占心”的俄罗斯人迁往许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区。
这些俄罗斯人得到苏联政府的庇护，在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常常以“主人”的身份自居，由此而导致民族间的种种矛盾。
美国学者K・裴波斯认为，因俄罗斯人迁人和苏联政府的相关政策而给少数民族带来的人口、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造成了一种一触即发的局面，在有些地方已经导致了反抗苏联政府和俄罗斯人的暴烈行动，1957年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的暴乱和1972年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的自焚事件可谓典型例证。
三是驱逐鞑靼人、日耳曼人、犹太人、梅斯赫特人等民族出境事件及其影响。
美国学者乔纳森・埃伊尔认为，20世纪30--50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政府以叛国罪等名义将日耳曼人、鞑靼人、犹太人、梅斯赫特人等驱逐出境，使这些民族处于颠沛流离的境地。
“驱逐事件’’给这些民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心理创伤，使他们产生了对当局的愤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联国内的民众。
法国学者埃莱娜・卡雷尔・当科斯（HeleneCarrereD’encausse，又译埃莱娜・唐科斯）认为，泪别国土的人们――鞑靼人、日耳曼人、犹太人等――的情况表明：
摧残民族权利不利于苏联民族一体化，这种摧残不但未能使少数民族屈从，反而导致了民族反抗。
英国学者布雷斯・马什（BraceMarsh）反对过分强调“驱逐事件”对苏联解体的作用。
他认为，“相对于苏联的总人口来说，驱逐出境的毕竟是少数人”，“这些人往往与国内失去了联系，即使有联系，联系的方式也受到很大限制……他们对苏联政府的态度不会对国内的民众产生大的影响”，因此，很难说这些人对苏联解体起了多大的作用。
关于俄罗斯联邦的离心倾向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欧、美学术界有如下观点：
一是俄罗斯人民族本位主义思潮的泛起对俄罗斯联邦脱离苏联而独立起了重要作用。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E・巴洪认为，20世纪70年代，在苏联境内泛起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思潮――俄罗斯人的民族本位主义，这种思潮强烈要求维护俄罗斯人的民族利益，坚决反对对其他民族和整个联盟做无谓的牺牲，这对俄罗斯联邦脱离苏联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是俄罗斯人的“悲情’’意识加剧了俄罗斯联邦的独立倾向。
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在经济上，俄罗斯人认为自己“吃了大亏”。
在苏联，经济资源重新分配与所谓的“俄罗斯帝国精神’’背道而驰：
在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交换中，俄罗斯联邦是输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之后。
三是积极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
美国学者伊恩・布雷默认为，当联盟中央试图以武力镇压立陶宛的独立运动时，俄罗斯联邦发表声明谴责联盟中央的镇压政策，并号召其他加盟共和国联合起来，共同制止联盟中央的极端行为，从而给予立陶宛独立力量以强大的舆论支持。
美国驻苏联前大使小杰克，F・马特洛克认为，当1991年8月20、21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先后宣告独立时，俄罗斯立即予以承认，来自俄罗斯联邦的强大支持使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潮流无以阻挡；
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过程中，俄罗斯的作用功不可没。
四是俄罗斯人对联盟的态度。
在决定苏联存亡的“全民公投”中，俄罗斯“上层民族精英”集团――亲资本主义联盟――坚决要求苏联解体，这使苏联的崩溃不可避免。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认为，尽管在决定苏联存亡的“全民公投”中，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反对分裂联盟，但仍有一股推动联盟瓦解的强大力量在起作用。
事实上，此时已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领导人的叶利钦，及以其为代表的俄罗斯“上层民族精英”集团已经下定决心废除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实现俄罗斯的独立。
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特雷耶认为，历史常常说明，在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往往是一些手握重权并能娴熟运用政治技巧的王公、权臣，而非一般民众。
而苏联最后阶段在其心脏地区俄罗斯，恰恰失去了“上层民族精英”集团的支持，苏联的解体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学者特别强调叶利钦本人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起的突出或特殊作用。
关于叶利钦对联盟解体的推动作用，一些欧、美学者认为：
一是他极力推进俄罗斯联邦的民族分离。
“无数事实证明，民族主义运动常常被政治家用作其政治斗争的工具”。
英国学者卡瑟琳・丹克斯认为，叶利钦作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领袖，他号召俄罗斯人民脱离苏联，把自己解放出来，以奉行“俄罗斯优先”的政策，建立独立的俄罗斯国家，最终导致俄罗斯联邦脱离苏联而独立。
二是他积极支持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离主义行为。
美国学者格韦茨曼・伯纳德（GwertzmanBernard）、迈克尔・T・考夫曼（MichaelT．Kaufman）等学者认为，如果不是叶利钦主政的俄罗斯采取行动，那么苏联仍将会存在。
它的崩溃不是军事失败所致，如像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样。
俄罗斯与英国、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殖民帝国也不同，它并非不愿放弃代价高昂的同要求独立的抵抗运动的斗争。
如果当时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不采取保护波罗的海国家的措施，那么戈尔巴乔夫要想控制它们就不会有什么困难。
叶利钦首先表达团结的愿望，接着在1991年1月呼吁俄罗斯官兵不要参与镇压，最后在1991年2月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
英国学者罗伯特・V・丹尼尔斯（RobertV．Daniels）反对过分强调叶利钦本人对苏联解体的作用。
他认为，“叶利钦是上层民族精英阶层（既得利益阶层）中的重要一员，他在利用民族主义解散苏联方面功勋卓越，但他只是民族精英中的重要一员”，“如果不是精英阶层倒向西方变成了亲资本主义联盟，苏联是否解体还很难预料”。
关于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一些欧、美学者认为：
一是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历史和波罗的海人的民族性格决定了这三个国家重新走向独立。
美国学者罗兰・伊文思、罗伯特・诺瓦克认为，某些政治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倾向于把波罗的海三国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混为一谈，但根据历史和国际法，这样极不公平。
这三个国家不同于1940年以前的苏联其他地区，就像当时每个欧洲国家一样，它们是完全独立的，而且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
“波罗的海人教养有素，但是秉性坚韧、外柔内刚、喜怒不形于色。
他们对希望的象征不是激动挥舞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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