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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使人明智。
这句话说的就是历史学有启迪人的智慧的作用。
总的来说,智力开发是历史学的重要功能。
史学的“启智”功能主要表现在:
学习历史,可以从历史上总结经验教训,知所警戒,使人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实践中的盲目性;
3、社会历史观：
以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是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等一般问题的观点和理论体系，是人类对本身相互交往活动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的反思。
4、史学本体论
历史学的本体论，就是关于历史现象存在的本源和性质的观点或理论，其核心就是人们统称所说的社会历史观。
系统化、理论化的社会历史观，构成了历史学的本体论的核心内容。
历史本体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历史现象和过程是不是客观存在的？
它的发展演变有没有规律？
如果有规律，那是什么样的规律？
是否存在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或终极原因或动力？
如果有那是什么样的因素、原因或动力？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社会历史观的问题，也都是史学本体论的根本性问题。
5、史学认识论：
是关于人们历史认识的性质和特点的理论，具体说来，它是关于历史认识主体认识其客体的过程、特征、方法等等的理论，它主要涉及历史认识主体（人、特别是史学家）和历史认识客体（即客观历史）各自的特点，二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历史认识过程的特点、历史认识正误的原因及其检验方法，还涉及历史认识如何对实践乃至对现实发展进程的影响
6、史学方法论
史学方法论或称历史科学方法论、历史研究方法论。
它并不指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指关于史学方法的理论，或者说，它是一种可以用于历史研究的普遍方法理论，抑或可以说，拿一定的世界观来观察、分析、解决历史问题便是方法论。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称之为“方法学”。
7、人本主义
是一种主张精神因素决定论的唯心主义的史学本体论。
强调世界是以人为中心的，认为人的精神、目的、意志、人性、理性等精神因素是社会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一切历史活动和整个历史过程都是人的精神、目的和意志的展现。
其中包含两种倾向，一是强调领袖、精英人物的精神决定历史进程，二是强调群体的、大众的精神决定历史进程。
还主张由于人的意志、目的、动机是变化无常的，一次性的不重复的，无规律可循的，因而历史是没有规律的。
5、思考题：
结合史学的社会功能，谈谈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怎样认识历史的求真和致用之间的价值？
二、西方古典中世纪史学史
1、希罗多德对西方史学的主要贡献：
《历史》又名《希波战争史》，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留给后世的经典历史名著。
它取材广泛、规模宏大、史料充实。
文字生动流畅、富于文采且充满了浪漫想象。
该书内容丰赡，不仅记载了政治、军事、外交等有关希波战争的史实：
还广泛涉到古代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和小亚细亚各国的自然地理、风俗民情、宗教文化和社会经济情况；
其视野扩大到当时希腊及其周边世界，展示了古代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生活图景，被西方学者誉为“第一部世界性的社会文化史”和“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1）人本主义史观
《历史》一开篇就说“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把史学从记神到记人。
无论这部著作有多少的神话，都无法掩盖其中的人本观点。
在他心目中，希波战争中希腊胜利并非是神保佑，二是出于人为。
围绕人展开
（2）初具唯物史观
通过叙事的手段来表达历史事件、特别是战争和政治动荡的社会原因，他在最后一节中着重指出：
一个民族的勇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3）朴素的历史因果观
希罗多德研究历史、撰写史著，目的在于训世教诲，即用历史事实来进行道德规范教育。
他认为：
国家的兴盛和人事的成败都是有迹可循的、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
他的这种重视历史的垂训作用的观点和做法，对后来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4）平等的民族观
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具有“世界眼光气胸襟开阔，从民族的观点出发，对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都一视同仁把人类看成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野蛮民族，在他的《历史》一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5）求真求实的批判精神
希罗多德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始终表现出了执着的求真精神和严格的批判态度。
他认为历史就是对过去的研究，其中包括两个基本要素：
一是“证言”（或曰证据），即对事实的忠实陈述，不是史诗或戏剧中的神话传说；
二是对事实真相的探究。
他从各个方面广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和口头的资料，包括祭司、旅行家、事件目击者等留下的各种记载和描述，也包括各种官方的和私人的文献，把一切他认为有价值的事情都当作历史写作的素材。
尽管他在某些地方失于轻信，但是他仍不愧为那个时代少有的、具有批判精神的人。
他在处理史实的过程中，往往把有关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或者记录进行核对，互相参证，并明确地告诉读者：
哪些是毋庸置疑的，哪些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哪些是有争议的、需要暂时存疑的。
有时为了证明自己的记述的可信性，他就让历史人物自己说话，并在后面加上自己的简要评注。
他的这种诚信不欺的治学态度，正是他那种求真精神的直接反映。
（6）首创历史叙事体,成为西方历史著作的正宗
首次使史学著述实现了从诗歌到历史的飞跃,开创了一种编纂历史的新体裁———历史叙述体,即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系统而生动地记述历史过程的一种编纂方法,从而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基础。
2、《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展示出的史学思想和方法
古希腊历史家修昔底德的传世之作。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传世的本子分为8卷，第1卷回溯希腊远古的历史；
第2、3、4卷记述战争第1至9年的事情，每卷记述3年，作者亲历的安菲波利斯事件就在第4卷之内；
第5卷记述第10至16年报事情，如尼基阿斯各约、米洛斯事件等；
第6、7卷记述第16至19年的历史，主要是对西西里的远征；
最后一卷记述第19至21年的历史。
（1）比较丰富的人本思想
修昔底德试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从人事活动的角度总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用以垂训后世。
他借伯里克利之口，说出了他的基本观点：
“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
”
（2）重视探讨历史发展的内在的因果关系
修昔底德认为：
叙述历史，就是要寻找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他看来，一切历史事件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
它们之所以会在某时某地发生，都有远因和近因，也有表面原因和根本原因；
历史学家应当对它们进行区别分析，从而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3）具有历史进化论思想的萌芽
他在考察此前希腊历史时，明确指出，"
过去的时代，不论是在战争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不是伟大的时代"
。
他认为远古时期没有定居的人民，没有商业，没有城市，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和进步的标志。
修昔底德能够认识到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指出，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政治上，"
新陈代谢是不可逆转的"
（4）认识到经济因素的重要性
修昔底德在叙述战争过程和分析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时，很注意把经济因素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
修氏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意识到历史进程必然受到社会经济生活制约的历史学家，他还试图从经济关系上解释历史的进步与发展。
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多次强调维持长期的战争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因而对雅典的岁入和贡赋的情况始终予以高度重视。
他写道，属邦所缴纳的金钱就是雅典势力的源泉，战争的胜利主要依靠明智的决断和经济资源
（5）治学严谨，立论求实
为了达到追求真实的目标，修昔底德还提醒历史学家们：
不要轻信传闻、要对资料进行批判和考证，还要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
3、基督教史学理论的价值：
（1）、系统提出了历史“统一性”和世界史的观念，建立了“世界史”体系
（2）、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历史直进观”和“历史进步论”。
（3）、提出善恶冲突推动历史进步的“历史动力观”。
（4）、创立体现历史线形发展的公元纪年法
三、近代西方史学思潮的演变
1、人文主义史学的特征
人文主义史学是近代西方史学的肇始，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同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观决裂，摒弃神定论观点，开始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用“人”和“人事”的观点来考察和叙述历史，并试图用社会现象和因果联系来解释过去。
（1）恢复古典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
（2）重新强调历史的垂训意义。
历史与现实政治的结合
（3）重视历史叙述的体例。
抛弃了单纯罗列史实的、简单的编年体；
2、理性主义史学理论的特征：
（1）强调人类的理性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2）主张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历史和评判历史。
（3）提倡突破狭隘的政治军事史，注意广义上的社会文化史。
（4）提出系统的历史进步理论。
3、兰克学派
指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史学派别。
亦称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
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名实证主义史学流派。
其主要观点就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
但它存在着过于绝对地看待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史家对史料及史著的渗入，研究范围较狭窄，方法较单一的问题。
总的来说，兰克模式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整整支配了西方史学界近一个世纪之久，而兰克本人则被尊为近代史学之父
四、年鉴学派及其开创的“新史学”
1、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
（1）反对传统史学迷信史学和史料的倾向。
（2）提倡“总体史学”。
早在1903年西米昂在《历史综合杂志》上发表《历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一文，指出传统史学有三大偶像，即政治偶像（把政治事件研究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个人偶像（强调研究杰出个人的活动）和编年纪事偶像（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
费弗尔和布洛克继承了西米昂这一思想，认为新的史学范型，必须首先打破这三个偶像。
他们摒弃突出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传统观念，提出“总体史”概念。
他们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一体的重要原因。
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
（3）反对历史研究以精英人物为中心，大力倡导“从下往上看的史学”，主张着重研究下层的普通大众的历史。
（4）主张史学要按科学的程序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用“问题史学”代替“叙事史学”。
与传统史学倡导的叙事史相反，年鉴派强调“问题史学”，强调“分析”、“提问”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所谓问题史学即不是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史学家带着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
在语言表达形式上也由描述转向解释和分析。
（5）坚持史学研究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广泛应用历史学方法以外的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方法和比较方法，并注意开拓史料的来源；
2、布罗代尔的多元时段理论
布罗代尔的基本思想是“三段论”（历史时间的理论）：
认为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不同的事物及其运动都置于单一的时间背景中，历史时间可以分为相互联系的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三种，分别表述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
第一种是几乎不动的历史时间，反映了人们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种近乎自然史的时间，或称地理、生态环境的时间。
这也就是长时段，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
第二种是中时段，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反映一种具有缓慢节奏的历史。
这种历史常表现为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人口的变动等。
这是社会史的时间。
最后是短时段，是传统史学的历史时间，或称个人、事件史的时间。
布罗代尔认为，不同的时间反映历史的不同层次，表现历史的不同节奏。
短时段时间只能反映历史表层的运动，具有短促的、快速的历史节奏。
这种事件转瞬即逝，对历史发展影响甚微。
短时段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是中时段的历史波动，而长时段历史，即结构，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
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
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
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
因此，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
这一观点成为布罗代尔全部历史思想的出发点。
3、当代西方史学形成的特征：
1、从传统的“叙述型”转向“分析型”。
即用“问题史学”代替“叙事史学”。
2、从研究“显要人物”（精英人物）的活动为中心，而转向研究普通人和“社会底层的力量。
3、从狭隘的政治军事史转向探求社会历史的“总体”与“结构”。
4、从个人在故纸堆中扒梳史料的手工业方法转为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技术。
5、坚持史学研究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借鉴和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
五、中国史学思想的演变
（一）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多元历史观
天命史观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事变道异的历史发展观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日益崩溃、封建制逐步确立的历史大变动的时期。
诸侯坐大，列国争霸，周天子大权旁落。
诸子百家为了迎合诸侯争霸的需要，竟相着书立说，相互诘辩，开创了思想领域内的“百家争鸣”时代。
原来控制在周朝统治者手中的一整套思想体系，虽仍为一些人所坚持，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们，或者在旧的思想形式下注入新内容，或者旗帜鲜明地对它进行批判，不断地和传统思想观念发生着斗争。
在这些新的封建思想中，历史观是主要内容之一，其基本特征如下：
1、取证于史，以佐政见
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取证于历史，是诸子学说的共同点。
他们抱着不同的政治目的去寻求理想的历史榜样，申明历史榜样以张大其政治理想。
例如，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韩非子·
显学》）。
道家抬出了比尧舜更早的神农、黄帝，甚至说及“浑沌”。
法家斥称道先王的儒、墨“非愚则诬”，而主张“法后王”。
2、内容广泛，包括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观的基本范畴
诸子言论，涉及到十分广泛的历史内容，对人类社会和国家的起源，社会制度的变化和优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代表人物等问题，都有论列。
从中反映出的历史观点，也远比以往丰富，从整体上说，几乎确定了我国古代社会历史观点的全部基本范畴。
其中，儒、墨、道、法、阴阳诸家的社会历史观点，特别突出。
3、“天人”关系上的神人并举而又重民轻神
“天人”关系，在商周时代是社会意识的一个核心课题，春秋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看法是“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左传》文公三年），又由于各诸侯国在扩大自己势力的活动中，还需要打着周天子，也就是打着天的旗号，所以，这一时期对天的态度是很矛盾的，对天的怀疑和否定一般采取了比较曲折的表达方式。
有人在崇神的形式下，神人并举而实际上强调人的作用，这种重民轻神的思想在《左传》里表现得最为突出。
战国时期，一方面，天命思想虽然动摇，但依然占有主导的地位，另一方面，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大有发展，也更加系统化了。
儒、墨、道、阴阳诸家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传统的“天人相予”的思想。
虽然其中一些人注意到了人的作用，和传统的天命思想有所区别，但从根本上说，还依赖于“天”来解释人类社会的问题。
4、历史兴亡上的道德决定论
春秋战国时期谈历史教训，绝大多数仍然是围绕着“敬德”。
经过西周数百年的发展，周礼到春秋时逐渐转化为人们行动的道德准则，形成了人不离于口的忠、孝、贞、敬、信、仁、义、勇、知等等道德观念。
这样，道德的准绳同样具有了法制的作用，成为维持奴隶制的有力武器。
因此，直接从“周礼”出发，或者从道德观念出发来褒贬人物，引证评论历史，就成为了这一时期倾向保守方面的人们的特点。
他们的这种意识，充分表现在作为当时的现代史的《春秋》之中
（二）中国的新史学理论奠基者梁启超的史学理论
梁启超于１９２４年和１９２６年先后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约１１万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约１４万字），这两本著作发展了本世纪初撰著《新史学》时形成的观点，构建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新史学》一文最早发表在1902年的《新民丛报》上。
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全文共分六节，即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梁启超在文中指出中国的旧史学有：
四蔽：
“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帝王之家谱”）；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他分析了中国历代的所谓“正史”,其中绝大部分篇幅是“本纪”和“列传”）；
“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他认为,写历史是为了教育人,为今人作资鉴。
历史撰写的目的既不是替古人作“纪念碑”,也不是替历史事件作“歌舞剧”,而是供国民以为“经世之用”。
）；
治史目的：
促进国家富强、推动社会适应近代化潮流、提高国民素质发挥有力的作用
“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著不是呆板的史料罗列,而是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启示未来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样的封建的历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历史哲学
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铺叙”是指记述，“别裁”是指见识，铺叙多于别裁，即记述胜过见识，使人苦读史书而难得增长见识。
至于“创作”，梁启超肯定了六位史家，即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袁枢、黄宗羲，这是肯定了他们在纪传体、典制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学案体方面的创造性发挥对于其他众多史家，梁启超则一概否定他们的“创作”。
三恶果“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因而号召学界进行“史界革命”，创立“新史学”。
现在史学界普遍把梁启超《新史学》一文视为“新史学”的标志
革命：
为此,他还提出了改造封建旧史学的建议:
首先,要反对“帝王中心论”和“正统观”,把旧的封建史学从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中解脱出来,使它为国民服务,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的发展,以使中国民族对世界有所贡献。
其次,“要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
历史不当只是与死人,与已朽之骨较短量长,褒善贬恶,表彰忠孝节义之类,而应重视群体活动,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使历史为当前的社会现实生活服务。
再次,重新厘定史学范围。
他认为,当代史学应从包罗万象、庞杂无度中分离出来,这样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学的进步。
第四,对历史应该进行“纯客观的研究”,摒除主观偏见。
强调史家必须“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
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这样才能有良史和信史的出现。
思想：
倡导历史研究中的民族意识：
提出了民族主义是近代史学的灵魂。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
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
并对“中华”的内涵作出了说明。
其云：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也，谁乎？
我中华也；
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
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断者，谁乎？
我中华也。
字字掷地有声，凸显其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在同年发表的《新史学》中，梁启超在批判传统史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的同时，极力强调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并提出“民族是历史的主流”，可以说，爱国是梁启超重视治史，倡导新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尊重客观史实的求真精神
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提出：
“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
所谓研究精神，归著于此点。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又尖锐指出“：
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
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
……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
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
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
治学方法上的兼容并蓄
梁启超的兼容并蓄精神，首先，体现在他很重视历史学工作者视野的扩大，他主张对历史学以外的学科要拿来为我所用，融会贯通。
在谈到“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时，梁启超
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
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任一而非主观所当凭籍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
探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精神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
他利用西方的进化论对中国封建史学从历史观到研究方法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清算，并在此基础上刷新了对历史的认识，提出了历史存在发展规律的观点。
他在《新史学》中为历史规定了三大“界说”“：
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
这就冲破了史学界一直存在的历史循环论的束缚。
（三）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先生在1926年发表于《国学月报》的凝聚着他二十余年研治古史收获心得的经典名著《古史新证》中，开宗明义就标示他研究历史的新方法：
“吾辈生于今日，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
”以地下的材料鉴较地上的材料，以他国的文字鉴较本国的文字，无限度扩展了材料的范围，二重证据法很大程度上实在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界。
六、历史发展的规律
1、历史规律的特性
第一，重复性。
这是其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同于自然规律的一种属性，由此也表明了历史规律的客观性。
人们正是对历史现象的多次重复进行探索，抓住其内在联系，证明它是历史规律；
一旦如此，它就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了——
第二，预见性。
如果没有一定程度上的预见性，就不成其为历史规律（如唐太宗等总结出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规律，不仅适用于他以后的封建社会，也适用于现当代社会），这样，发现规律才有价值。
第三，层次性。
基于以上，某些历史规律适用于几种社会形态或整个人类社会，而更多的则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即所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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