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衰退的深层次原因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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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11年人口生育率1.4和增长率0.45%,高于韩国高增长结束之2002年的1.17和0.35%,低于台湾高增长结束1997年的1.7和0.95%。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0%,高于当时韩国的7%和台湾的8%,人口中位年龄比韩国和台湾要老11-12岁。
高增长结束时,发展水平低于韩台的一半。
韩国和台湾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1.2万和1.4万美元,而我们2011年人均汇率计算的GDP只有5414美元。
消费活跃和年轻劳动力人口大规模减少。
据最近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中国到2030年,将会出现多达2450万的劳动力短缺。
结果是: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持续不断地衰退。
这将会导致:
(1)从消费方面看,婴儿、儿童、小学、中学等生活和教育消费开始增长疲软和萎缩。
目前普通小学在校人数每年以300万-400万人的数量在萎缩,以后规模会越来越大。
未来连续的问题是,大学教育将会过剩和萎缩;
后来就业的工厂等程度不同地会开始过剩并倒闭;
住宅刚性需求在2015年顶峰后回落,房地产会萧条。
(2)从劳动力供给看,劳动力会形成短缺并老化,工资持续上升,经济竞争的劳动力红利下降,而产品中所含的养老成本将急剧上升。
从2012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每年以350万左右的规模减少。
由于劳动力增长和供给的放缓和减少,农民工工资从2008年的1340元增加到2013年的2609元。
产业成本急剧上升,出口竞争力大幅度下降。
从德、日、韩、台的发展过程看,他们有的没有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有的即使出台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也未能得以真正实施。
但分析相关数据,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进入了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社会;
也无一例外地在此时,经济增速降到了8%以下,并很快跌入了平均4%的速度区间。
而我们在人口增速会自然降低下来的变化趋势上,又人为地强制推行了计划生育,结果必然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
从未来变化推测,这样的经济衰退,可能是长时间的,并且幅度有可能较大。
其次,中国的城镇化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
人口向城镇流动,其居住增加导致房地产蓬勃发展,以及财富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推动经济高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然而,分析显示:
(1)城镇中的住宅供应量,已经严重过剩。
2014年底城镇的各类住宅,总量约为2.33亿-2.63亿套。
从2014年底,正在施工和新开工的面积计算,又有5947万套的潜在供给,竣工后将又有2.92亿-3.22亿套住宅,可以满足8.76亿-9.22亿人口居住。
(2)农民工总体上买不起城镇的住宅,大多数进城农民只是出来常住打工。
3亿左右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工作地买房的只有0.9%,在靠近原住地的县城等买房的只有15%左右。
2013年农村农民买房的房价收入比为17.53年,城镇农民工房价收入比为10年。
总体上买不起城镇住宅。
2014年,城镇居民中,约13%家庭租房,66%为1套房,21%的2394万多套房家庭,拥有5.6-6.9套住宅。
城镇住宅分配,严重不公。
中国与德日韩台“市民化的城市化”根本不同,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
(1)土地产权不明和配置方式扭曲,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导致农民总体上没有得到土地财产性收益,加之房价畸高,创业资本不足,没有能力去购买城镇的住宅。
(2)人口流程,实际是“青年出村老年回”,总体上并没能成为最终居住在城镇的市民。
将有3亿-4亿人口,一生中出回循环,代际间传承,比城镇老年人口财富和消费低33%左右,形成巨额的消费塌陷。
体制和流程扭曲造成的“挤压性衰退”
国民经济增长下行,有中国扭曲体制造成“国民收入创造→分配→投资→消费→再创造”过程紊乱的挤压性原因。
国民经济有创造财富,分配收入,进行储蓄、投资、消费等,形成生产的市场需求,劳动者和企业再创造财富以满足市场需要,周而复始,良性循环。
那么,中国国民经济,在这一运行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首先,体制对创新创业和经营准入及经营活力造成了挤压。
创新在思想观念、发展方式、知识产权、技术发明、人才环境、融资条件、产业转化等方面,还有着诸多的体制障碍;
创业准入虽然进行了大的改革和清理,但是,环节仍然较多,办企业比较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较难,没有真正实现负面清单管理,或者负面清单条款设置较多。
服务业,虽然是一个未来国民经济增长广阔的领域,教育、健康、医疗、养老、旅游、文化等等服务行业的体制,比制造业领域更加僵化,社会资金进入障碍重重;
政府对企业经营中的监管,目前是问题并没有管住,而倾向于寻租、权利的监管设计,繁杂的程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
各方面的体制不顺,成为创新和创造财富活力的挤压性制约因素。
其次,2014年银行、非银行机构和民间全部借贷业的利润,高达47300亿,比同期非国有非银行业的全部利润还要多4400亿元,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竟高达7.44%!
整个国民经济,已经高利贷化。
其结果是,而非国有和非银行实业分配的国民收入,从1995年最高的31.93%下降到了2014年的6.74%。
从而导致非国有实业储蓄、投资、创业的相对萎缩。
民营经济比例的相对萎缩,因其劳动密集型企业占较大比例,特别是创业者为中等收入者,因此导致居民在国民入中收入比例下降,收入是消费支出的基础,进而造成这部分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相关地从1985年的51.58%下降到了2013年的37.48%。
再次,国民经济再进行传统性政府和企业投资拉起和刺激的债务风险之坎。
一些学者提出,在出口和国内消费两大需求不足,经济下行的状态下,需要政府和国企拉起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速度上行。
也有的学者强调,中国是一个政府行政能力较强的国家,有办法拉起速度来。
这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政府负债率,2013年6月底数据为55%,2014年在重新申报,估计真实的负债率至少会达到65%;
而且,中国外汇储备在人民银行帐户上,如果按照日本放在财政帐户上的国家负债计算,为GDP的37.4%。
2014年1到11月国有企业负债率为65.37%,其中钢铁、铝业、铁道、远洋、造船、煤炭、房地产等行业国企的负债率大幅度上升。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仍在持续双升。
截至2014年12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8426亿元,不良贷款率1.25%,较年初上升0.25个百分点。
地方政府和国企的违约和展期情况也很普遍。
再来一次2008年底到2009年的扩张借贷、拉起投资,整个国民经济低杠杆率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硬是出手,面临的将是严峻的金融风险。
结论是:
对居民收入的挤压,导致了消费的相对不振;
对民营实体经济收入的挤压,导致了非政府和国有投资能力的下降,而再一次由政府和国企来拉起投资在高杠杆率状态下,银行也不愿意再贷,硬出手,也面临极高的金融风险。
挤压,是造成国民经济增长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需要对体制和利益的束缚改革攻坚,释放被抑制的活力,改善和理顺分配的流程,使国民创造、收入、投资和消费之间,健康良性地分流循环,消除增长的挤压性症结。
服务贸易失衡与资金外流造成的“漏损性衰退”
1978年起,中国经济逐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加入WTO以来,采取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
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竞争优势逐渐丧失。
在2008年开始的衰退中,许多经济学家往往看到的投资、消费、出口这样的增长因素,注意力放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上。
对外经济关系中,也还是在关注货物出口增速和快与慢方面。
对服务贸易不平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内容,以及资金外流对中国国民经济繁荣和增长的影响,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没有以足够的研究。
首先,对外服务贸易中,2014年估计,存在着3000多亿美元的巨额逆差,占GDP比例达3%以上。
2014年,仅旅游和教育对外贸易逆差,为1650亿美元。
在其他网络服务、技术服务和医疗健康等服务贸易中,逆差规模最为保守估计也在1500亿美元左右。
从2015年春节国人出外旅游的情况看,人数规模、出外购物支出等更是增长火暴。
由于国内旅游、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网络服务、技术服务等体制僵化、发展水平落后等方面的问题,对国内服务业发展和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发生了三个挤出:
(1)挤出国内服务领域的旅游、教育、健康、医疗等等消费需求,转移出境外,成为到国外旅游和留学的支出。
(2)挤出民间投资到国外。
由于民间投资对服务业诸领域的限制太大太多,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029亿美元中,64%投向国外的服务业。
多是加油站、超市、餐馆等,许多投资者都移民了,并不向国内汇回利润。
与“中国制造业过剩应向外投资工业产业,而国内服务业扩张需要加大投资”严重偏离。
(3)挤出未来如阿里巴巴这样的新经济的红利,由国外投资者掌控和分享。
如果这种格局不能改变,服务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增长动力,将受到严重削弱。
其次,民营企业资金的外流,导致国内储蓄和投资的损失。
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和折旧计提等变为储蓄,而储蓄形成的投资,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如果一个国家,从外部得到的投资越多,其经济增长就会得到越强的动力;
而一个国家其国民收入的储蓄流出国外的过多,而国外流入国内的过少,则会发生投资动力的丧失。
21世纪前10年的后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前后,江浙等省,及漫延至全国,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始移民国外,转移自己的产业,并转移资产;
甚至有少数民营企业家将工厂抵押银行套取现金后,转移国外,将濒临破产的工厂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
如,2012年,约60%的高净值人士表示自己正在考虑或已经完成投资移民,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相似;
超高净值人群中该比例超过70%。
2011年,虽然浙江省有关部门出来否认,杭州万事利集团总裁李建华透露,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已经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
可能从2008年开始,考虑地下钱庄出去的资金,实际上投资流入就小于投资流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净流出为862亿到1891亿美元(地下渠道按两倍计算)之间,即国内净减少投资规模5344亿元到11724亿元之间,占当年国内投资规模512761亿元的1.0%到2.2%之间。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是投资走出去的时候了。
但是,我们相当多的投资走出去,与发达国家的走出去的不同是:
一部分人移民,去而不回;
利润留投资国,不流回国内,相当一部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果形不成本国国民收入增长的内容。
再次,不法资金外逃,也是导致国民经济储蓄、消费和投资损失的重要因素。
因贪污受贿及其他诈骗经济罪犯,为了躲避追究和使非法财产不受追缴,许多采取了出逃国外、洗钱和转移资金的方式。
这些国内资金向外转移,其规模大小的不同,总和起来,也将程度不同地影响国民经济的投资和消费,波及国民经济的景气程度。
关于中国贪腐人员外逃,包括其他经济犯罪人员,改革开放到2014年底,向国外转移了多少资金,一直是个搞不清楚的数据。
一是最小口径外逃资金规模:
按中方有关部门数据综合推算:
为2420亿美元,15000亿人民币。
二是根据国际中立机构保守的数据,加上现金方式流出部门的估计,以及近两年的测算:
外逃资金规模为23117亿美元,约143328亿人民币。
三是根据一些网站搜集和透露有关部门的数据,综合推算较高的一个规模:
外逃资金32000亿美元,合198400亿人民币。
四是根据新闻传的斯诺登披露数据估计的外逃不法资金最大规模:
存款加最保守估计的约为其20%的证券、黄金、股权和房产等其他资产,57600亿美元,合357120亿人民币。
分析下来,最小外逃资金规模2420亿美元,显然是不可信的;
其次国内各种数据所综合计算的32000亿美元外逃资金规模,也需要甄别;
而所传的斯诺登公布中国官员在国外有48000亿美元存款的数据,也真假难辨。
各种数据中,以全球金融诚信组织2002年以来的计算,并加上1988年到2002年,以及2013和2014两年的估计数据,改革开放前10年忽略不计,1988年以来,中国外逃资金规模23117亿美元,约143328亿人民币,可能较为可信。
如果对“财富创造→国民收入→储蓄和投资→国内消费→财富创造”的循环流程进行数量分析,加之上述这样大规模的漏损变量,显而易得的运算结果,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有严重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这次国民经济的衰退,深层次原因是人口增长放缓及老化,人口城市化扭曲使国民经济元气和需求处于萎缩;
体制和利益束缚,税费负太高,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对实体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形成挤压;
以及,服务业贸易不平衡,实际直接投资外流过多,不法资金外逃等,导致国内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大量漏损。
我认为,只有从这样的综合的视角去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才能真正把握其内在的成因,做到对症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