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私合作视角的城市创意产业公共治理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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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作与创意产业发展
近年来，在西方城市内城新经济活动中，迅速崛起的文化创意产业为城市更新注入新鲜血液，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部分学者注意到领袖级企业对城市创意产业系统的重要影响以及少数跨国公司主导的垂直一体化治理模式[1-2]，这种市场自组织治理模式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是城市创意产业的真正动力[3]。
然而，无论是在“创意产业”概念发源地的英国还是后起之秀的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及韩国等国家，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
他们除了运用产业政策、资金补贴等惯常手段引导投资[4]，还可以充当企业、公共组织、金融机构以及个人工作室的重要中介，将创意产业与其相关部门以及科学、政治、行政等机构联系起来，甚至作为创意经济的发动者，促成地方创意生产系统的构建[5]。
政府垂直治理是否切实有效也引来质疑。
一项德国的案例研究表明，创意人群数量增长、创意环境变化迅速，以及对自治行动的需求导致政府几乎不可能对创意产业实施控制，最终被迫以观察员的身份退居后线[3]。
一些政府部门倾向于与私人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推行联合治理[6-9]。
公共部门与志愿者、社区、以及私人部门之间形成不同的组合关系，通过集体决策来制定政策，进而影响产业重构的路径与目标。
通常，这种公私合作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建立有其地方传统，可以作为主流政策的补充，在内城褐地再开发、提供社会服务和设施、创造新的就业，提供培训、扶持地方企业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9-10]。
例如，作为世界设计之都，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各级政府以及非政府机构均通过自己的行动计划来规范设计业，一些中间服务机构以政府资助为基础，在促进设计师、制造商、客户乃至居民之间建立网络联系、推广设计价值、营造设计文化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11]。
公私合作思想建立在西方民主政策体制背景之下。
虽然它在中国公共物品提供方面也有所运用，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是，在中国的公私关系中，政府始终是强有力的控制者。
商界固然是重要合作伙伴，然而联合的目的并不是将所有的社会力量变成管治能力[12]。
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现象即是一例，创意园区虽被政府与商业界的联盟所控制，但公私联盟并不太强，多数园区并未发展成支持文化艺术创意力或抚育弱小创意企业的“温室”[12]。
然而，上海一例在中国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这正是促成本次研究的最初疑问。
作者以北京工业设计业为例，探讨公私合作治理及其效果。
2研究方法、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2.1方法设计与数据采集
本文运用半结构式访谈法，走访了北京市工业设计促进中心（以下简称“工促中心”）和北京DRC（设计资源合作）基地（以下简称“DRC基地”）；
并采用结构式问卷，以北京市城八区的工业设计企业为调查对象，采集相关数据。
对工促中心和DRC基地的访谈内容涉及机构职能、服务模式、合作对象、合作方式与动机等。
企业调查和访谈则侧重于以下内容：
第一，与工促中心、DRC等行业组织的联系方式与强度；
第二，行业组织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程度与方式。
由于官方统计数据不完整，作者通过XX、谷歌等互联网搜索引擎收集200多家工业设计企业（截止2009年6月），其中有详细地址或电话信息的企业80家。
本次调查即以80家企业为对象，于2009年9月至2010年1月期间进行。
首先通过电话确认和实地勘察，发现29家企业已经搬离原址。
随后发放了51份问卷，回收到32份问卷且填答结果均有效，有效问卷回收率达62.7%，覆盖已知企业数的40%。
最后根据问卷统计结果，选择4家代表企业进行深度访谈。
2.2样本企业特征
32个样本企业具有以下四方面特征：
第一，多数企业处于初创期，22家企业（占样本企业总数的69%）成立不足5年，9家企业（占28%）在5—10年以内，仅有1家企业超过10年；
第二，企业人数规模小，仅有2家（占6%）企业人数超过50人，22家企业（占69%）员工总数在10—49人之间，8家（占25%）企业不足10人；
第三，设计业务范围广，仅有3家样本企业专门从事一类产品的设计，其余公司均涉及多个领域的产品设计；
第四，样本企业集中分布在四个地区，即北京DRC基地（7家，22%）、中关村—上地（16家，50%）、798创意区（1家，3%）、朝阳CBD地区（3家，9%），另有5家企业分散在北京市其它地区。
3北京市工业设计业公共治理的模式
3.1公共治理模式变革
1990年代以来，工业设计业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北京市科委”）推动下迅速成长，发展至今经历了由政府管理向政府与企业、高校等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革。
3.1.1政府派出机构承担专项职能管理。
为实施“工业设计科技促进”专项计划，北京市科委于1995年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工促中心，使其承担专项管理职能，推动工业设计业发展。
当时工业设计在国内尚属新鲜概念，独立的工业设计企业较为罕见，因此，工促中心的工作重点是通过组建设计部门，开展设计业务，以设计实物向制造企业展示设计价值，实际上发挥着示范带动的作用。
工促中心与国内外一批知名企业建立设计业务委托关系，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成为工业设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示范。
3.1.2多级政府主导下的公私联合治理。
2004年以后，小型工业设计企业陆续出现。
如何充分发挥有限设计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企业设计能力，成为行业管理的关键问题。
2005年，北京市科委和西城区政府共同出资、由原邮电部电话设备厂提供场地，三方共建DRC基地，并将其纳入中关村科技园区德胜科技园的政策区范围。
DRC基地原则上受工促中心领导，但由于政府资金投入有限，因此采用公司化运作方式，依据不同的服务项目，引入院校、企业和其它机构的智力及资本，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筹建DRC基地的最初思想也源自工促中心与中央美院设计文化与政策研究所的合作调研）（内部结构见图1），其目的是有效整合科技与设计资源，推动设计资源的共享与协作，为工业设计业提供较高水平的专业服务。
凭借政府背景和工促中心的市场经验，DRC基地成为公私合作关系的重要结点和政府力推的设计产业联盟的依托平台，在有效传达政府的政策信息的同时，及时收集市场动态与行业需求，提供决策依据。
图1北京DRC基地组织结构与服务提供
Fig.1OrganizationframeworkandserviceprovisionofBeijingDRCIndustrialBase
注：
根据调研结果绘制。
3.2公私联合治理的运行机制
一般而言，系统的机制研究至少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即系统动力、运作方式和调控条件[13]。
目前，DRC基地多主体参与的动力基础和运作方式比较明晰，但是由于成立时间较短，尚未形成比较规范、成熟的调控手段。
3.2.1联合治理的运作方式。
由于地方政府投资较少，且所投资金专门用于硬件平台搭建，因此DRC需要整合社会资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DRC虽为实体企业，但也可以被理解为公私合作平台或制度，它与其它组织或机构的合作通常以具体建设项目为基础，通过吸引设计资源拥有者（如高校、研究机构、设计企业等）和技术设备（如设备制造企业）等供应商，搭建多种服务平台，既可以通过提供商业化的专业服务，实现赢利目标，又能提高区域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协同效益。
在这种公私联盟合作体制之下，DRC除了有效传达政策信息、帮助政府实现其治理目标之外，还依托公私联盟及其服务平台，建立信息反馈机制，进而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
3.2.2多方联合的动力基础。
DRC承担着地方政府旧城改造、振兴设计业、发展地方经济等重要职责，承载其公共管理的创新理念，即“资源整合与协作设计”，这种理念源自于对现代工业设计活动属性的认知。
工业设计融合自然科学、艺术学、社会学、管理学、营销学等多门学科知识，已经形成了复杂细致的产业分工链条，包括市场调研、产品设计（外观、结构、工程设计）、模具模型制作、测试分析、设计服务营销等诸多环节[14]。
通常，单个设计企业无法涵盖所有环节，需要通过外部协作才能承接或完成大型设计项目，并且越来越需要政府、高等院校、科技部门、投融资机构及相关服务供应商的支持，小企业更是如此。
随着北京城区的制造业外迁和产业结构演替，以及受其它旧厂改造的成功经验激励，工业企业也有更强烈的积极性，推进闲置厂房再利用的商业项目，以此增加收入来源，并缓解企业生存发展与改善职工福利等内部压力。
此外，基于内外部利益驱动，时下高校在地方发展中的表现日益主动、活跃[15]，也有意愿参与产业促进活动。
专业技术服务提供商在新兴领域里也积极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因此，在地方政府的发动之下，各利益相关者迅速响应，促成公私合作关系的建立。
3.2.3联合治理的激励机制。
为了引导多方积极参与合作、吸引企业投资公共平台建设，DRC基地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所有平台均面向社会开放，投资者能够从中赢利，另一方面利用其准政府机构和行业中介组织的身份，为参与合作治理的多方组织提供优势资源整合的便利、并在争取并享受优惠政策、对外项目推介、联合竞标等方面给予重要支持。
例如，北京上拓科技有限公司作为DRC工业设计快速成型服务平台的运营方，在运行管理、核算方式、产学研合作机制、面向企业及社会开放机制等方面均得到了DRC基地的大力支持。
预计该平台项目到2011年将实现产值3000万元，为企业创造增值效益超过10亿元。
目前，该公司还与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联手，成立中国工业设计技术服务联盟，将整合国内外资源，提供更为全面的技术服务。
4公私联合治理下的北京DRC服务提供
4.1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4.1.1企业孵化空间。
DRC通过地方政府与北京邮电电话设备厂合作，改造该厂旧厂房，建设企业孵化器。
多种面积不同的孵化空间，为入孵的设计企业提供低价办公空间。
在提供公共平台设施及专项咨询服务之外，DRC还帮助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及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享受地方产业政策的优惠与便利，以克服当前国内设计产业政策尚未明晰的不利条件。
4.1.2共性技术平台。
当前设计企业规模小、资本实力与设计能力弱，DRC牵头建立覆盖各个设计环节的共性技术平台①。
这些平台过去由DRC的下属部门运作，现在则逐渐采取与专业公司合作运营的方式。
这些平台有效整合多种渠道中的社会资源，聚集了包括从上游的设计研发机构、设备供应商、技术服务商及下游的设计企业、设计师和生产型企业乃至终端消费者。
例如，材料与色彩中心集合了美国杜邦中国集团、美国通用电气高新材料集团、NCS（网络控制系统）（中国）色彩中心、北京新材料发展中心4个业内重量级单位，并与美国铝公司正式开展合作。
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院校在该中心的帮助下开展多项研究或建立教学实验室。
2010年，由DRC基地建设打造的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工业设计领域平台正式启动，目前已整合39家500台套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其中北京地区15家，外省市24家，可提供快速成型、逆向工程、设计咨询、设计人才培养等服务。
4.1.3设计培训平台。
工促中心旗下设有培训部门和设计公司，以此为基础创建中国递加设计实践学院，并联合国内外高校及设计机构，建立以下四种培训模式。
第一类为“三真一模拟”培训（即“真项目、真实践、真操作”和“模拟工作室”），由公司资深设计师主持，主要针对高校毕业生，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和就业推荐渠道，又为设计公司提供更多的创意方案，网罗创意人才；
第二类为专业学位培养，即与联合清华大学开展，通过设立“北京工业设计工促中心—清华大学设计管理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班”，采用“双导师制”，培养高端复合型设计人才；
第三类为实用型高级人才培训，联合国外设计机构（如德国“红点”评审机构、韩国设计振兴院），定期选送优秀设计师到英国深造，促进国际合作交流；
第四类即与高校合作建立设计研究与实习基地。
目前DRC基地已汇集150余家设计院校和设计机构、1000余名设计师等重要资源，并联合47家企业、邀请百余名专家（其中包括20位外籍专家），每年培养近3000名创新人才。
4.2城市设计文化营造
4.2.1培育品牌设计企业。
DRC凭借园区品牌和准政府身份，联合中小设计公司，共同承担设计项目，促进企业成长。
例如，在2008年奥运会颁奖系统设计项目竞标中，DRC组织并推荐基地公司联合竞标，获得了颁奖托盘的设计项目。
2010年，北京DRC基地进驻企业承接了铁道部高速铁路动载试验台整体结构及焦点设备造型设计、浪潮集体大型处事器开辟设计、中石油输油管道尝试模拟设计等一批大型项目，成为能够承接重大项目的设计机构之一。
同时，DRC注重培育优质设计企业，并助其提高品牌知名度。
又如连续几年推荐并帮助洛可可、视觉中国等入驻企业的设计人员成功入围“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候选。
4.2.2锻造城市设计品牌。
DRC先后举办“彩色中国—设计沙龙”、“设计与知识产权”、“无障碍设计展”等系列活动，并注册“墙上博物馆”，全方位推广设计理念。
其次，从2006年开始，工促中心与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地方设计协会合作，创办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并且聘请国际“红点奖”评委参评，挖掘更多的设计师并激发设计创意，增强北京对全国设计业的辐射带动力。
2007年成立了包含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等26家创意产业园区（基地）的全国创意产业园区协作联盟，逐渐显示出北京在国内设计业中的领导力。
4.2.3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DRC近年来不断增加与国外设计组织与机构的交流，基地先后举办了“中英设计论坛”、“中韩设计论坛”、“中意设计论坛”等一系列论坛。
此外，DRC基地已经与海外40个国家和地区的90余个政府部门、设计促进机构、企业、设计公司、院校建立了联系，较快增进中国设计业的国际交流合作。
4.3公私合作深化与DRC空间扩张及功能拓展
DRC在全国文化创意领域内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对外合作范围随之扩大，推动其空间扩张和功能拓展。
4.3.1空间扩张：
从西城DRC到京城DRC群落。
①东进：
2007年，DRC与法国MOD’ART欧洲当代艺术大学、尚巴（北京）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将位于北京朝阳区CBD的“尚巴创意产业园”吸纳为DRC设计资源协作体，使之成为DRC在核心商务区的国际化高端发展标志。
2008年，工促中心与工美集团策划在朝阳区建设“北京DRC工美设计创意产业基地—DRC设计博物馆”。
实现DRC的智能化、网络化和国际化。
②北扩：
2008年，工促中心与顺义区工业局合作组建“顺义DRC工业设计工促中心”，旨在通过工业设计产业化，为顺义区打造首都现代制造业基地提供创新支撑。
工促中心还与北京装饰业协会、天图设计公司等合作，在昌平区沙河镇建立了“北京DRC装饰设计创意产业基地”。
③南拓：
2008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BDA）与韩国SK集团签署协议，合作开发国际数码创意及工业设计项目。
工促中心参与协助规划，将其视为DRC设计资源面向制造业服务和辐射环渤海经济圈的战略平台（图2）。
图2北京DRC基地空间扩张示意图
Fig.2SpatialexpansionofBeijingDRCIndustrialBase
4.3.2功能拓展：
从DRC到CDM。
知识产权保护与交易是创意产业持续发展的核心，也是在本次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的难题之一。
北京设计业的公共治理不再仅停留在设计宣传、创意培育等初级阶段，而更侧重于为设计创意提供公正、严明的交易制度环境，减少设计交易的风险与成本。
2010年，北京市科委与西城区政府共建国内首家面积达6万m2的设计交易市场（CDM），由北京工业设计工促中心负责实施。
设计交易市场将包括设计交易所、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博物馆、设计招商区、品牌机构入驻区等四个部分，为设计领域企业提供国际设计信息、一站式交易、互动体验、数据库共享、项目投融资等服务，形成“交易+展示+企业”的聚集格局。
5公私合作治理的效果分析
粗略估计数据显示，DRC共为600余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创造增值效益超过2.5亿元，设计创意企业年均服务总收入约为2.5—3亿元。
截止到2010年，DRC基地及设计资源协作体共有在孵企业200余家，涵盖设计创意产业所涉及的产品设计、平面设计、建筑环境设计、工程设计、服装设计、咨询策划等专业领域。
下文从区域、企业群体和企业个体等三个不同层面来解析DRC公私合作治理的效果或影响。
5.1区域层面
DRC利用旧厂房改造而成。
改造后，厂方每年仅出租5200m2的孵化器就可获得530万元的收入，两年即收回当初800万元的改造投资。
基地建成后年总产值高达3—4亿元，单位土地面积的收益约为3.9万元，远高于厂方的原有主营业务。
DRC快速发展带动周边孵化器从物业租赁型向高端服务型转变。
毗邻的普天德胜孵化器以DRC为示范，通过企业置换，转变为科技、文化、创意型孵化器，入孵企业由此前的50余家，增加至2007年底的138家，产值增长至近30亿元，并开始吸引少量国际知名设计机构进驻。
西城区以工业设计、影视产业为特色的新街口外创意大街初见雏形。
5.2企业群体层面
在企业问卷调查时，对DRC所承担的行政机关、行业协会（工促中心）、专业服务提供商等多种职能逐一分离。
结果显示，约有2/3的样本企业（21家）认为政府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另外11家企业（约占1/3）则认为政府支持不够。
另外，30个样本企业表示参加行业协会组织的相关活动，其中，28家企业参加了行业协会或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内部奖项评选，13家企业参加组织的项目推介活动，7家企业参加组织的设计人员或管理人员的培训活动，3家企业参与组织的境外访问和学习。
本文选取了联系主体的数量、联系频繁程度、稳定程度以及企业对联系的依赖程度、联系对创意的影响等五项指标，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定量测度企业与政府及行业协会的关系。
本文还选取了其它三类服务主体（金融机构、物业机构以及高校）进行比照。
结果显示，在五类辅助性机构当中，企业与行业协会的联系强度相对最大，其次是高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位于第三位，明显高于企业所在办公空间的物业管理部门。
企业与三类主要辅助机构的联系属性见表1，表中显示了各项联系指标的均值及选择各分值的被访企业比例分布。
尽管总体上，企业与行业协会、政府机构的各项联系指标均值都不超过3，然而，从企业规模来看，50人以上的大企业与这两类机构的联系强度明显高于其它规模的企业，而且特别肯定“联系对企业创意的影响”。
此外，从企业空间区位来看，DRC基地企业的影响评价显著好于其它地区企业。
5.3企业个案
洛可可设计公司成立于2004年，入驻DRC后，公司年产值以300%的速度快速增长。
2010年，在成立洛可可设计（深圳）有限公司、开始进军南方市场之后，还开始实施跨国经营战略，成立了英国分公司。
如此迅速的成长，在其设计总监看来，正是因为DRC基地的鼎力扶持和积极推动。
5.3.1降低创业成本。
洛可可公司在起步阶段由于规模小，资金紧张，DRC不仅向其提供低廉的租金、帮助洛可可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和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还向其开放公共服务平台，使设计师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从构思、设计到产品模型制作的整套工作。
表1设计企业与三类辅助机构的联系属性比较
Tab.1Thevariablesofthenetworkingrelationshipbetweendesignfirmsandsupportingorganizations
数据来源：
1.表中各数值均根据调查问卷计算得出；
2.N：
联系数量；
Q：
联系频率；
T：
联系稳度；
D：
对联系的依赖性；
E：
联系对创新的影响。
5.3.2促进对外合作交流。
洛可可的设计师通过DRC的“创意空间”、“设计师之家”与其他设计师交流沟通并相互启发，从过去的单兵游勇变成了融创意、技术和服务资源为一体的作战集团。
另外，DRC与英国文化处合作，将优秀的设计人员送往英国进行深造，该公司的设计师也从中获益匪浅。
5.3.3提高企业知名度。
DRC帮助洛可可融资，扩大公司规模；
同时，推荐洛可可参加德国“红点”、“IF”等工业设计大赛，将洛可可公司推向国际，与三星、LG、诺基亚、西门子等全球500强企业成为合作伙伴。
5.3.4联合企业承接订单。
2007年，DRC力促该公司与韩国三星公司合作设计开发了北京地铁4号线、10号线、奥运支线自动售、检票系统，成为能够承接重大项目的设计机构之一。
6结论与讨论
6.1结论
公私合作关系对西方城市内城新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北京工业设计业的案例研究表明，这种体制在中国的公共物品及服务提供方面也同样有效：
能够迅速响应市场需求，并因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然而，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这种合作关系多以单个项目为依托，尚未形成成熟的地方制度，组织化程度较低，而且地方政府在公私合作关系中居于主导和控制地位。
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与国内工业设计业处于幼稚期有关。
另一方面，与上海创意园的部分研究结果不同的是，本案例的合作参与方来自于技术及设备供应商、高校及科研院所、设计企业以及开发商等多种组织，而且政府产业促进目标明确、主导能动性强，因此公私合作并不限于园区地产开发，还营造出良好的设计文化氛围与产业环境，提供重要的技术与服务支持，并且可以规避市场投机行为。
本研究还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地方政府承担着地方发展的重要责任，企业在寻求短期利润的同时也需要获得长期发展的政策保障，因此两者有内在驱动力量来联合其它社会组织，共同推动多级政府主导下的公私联合治理。
第二，北京工业设计业公私合作中的权力结构不对称，由于缺乏领导企业及产业自发组织，无论企业还是其它社会组织在政策制定方面仍然不具有较多的话语权。
然而，这种公私合作治理可以通过合适的信息反馈机制，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扩大政府公共治理的影响力。
第三，DRC担当政府派出机构、行业中间组织、企业等多种角色，成为政府与其外部网络的连接点。
因此，它可以被看作以单个项目建设为基础的公私合作制度或平台，能够有效提高区域资源的利用效率，提供公共服务、促建产业联盟、实施公共营销等，增强幼稚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协同效应。
6.2讨论
本研究中的企业调查问题设计比较粗浅，加上后期接受访谈的企业较少，因此在企业群体评价DRC作用及影响方面的研究结论显得单薄。
此外，作者发现尚有值得追踪探讨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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