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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家浜》的语言艺术同样达到较高水准。
如“智斗”一场，阿庆嫂的台词和唱词富含机智，声东击西，左提右挡，以十分符合特定身份的言辞周旋于胡传魁和刁德一之间。
三人的语言很生活化又有个性，既给演员创作表演留下很大空问，也使观众获得智性的满足。
但单纯从艺术创作角度来看，样板戏《沙家浜》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政治性的主题强行介入带来戏剧完整性的缺憾。
为突出武装斗争的主线，生硬地将郭建光定为一号人物，但由于没有足够的戏剧故事和冲突让他充分表演，因而显得个性苍白，性格单一。
而且，部分为突出武装斗争主线的情节也在生活的真实性和艺术的戏剧性方面缺乏合理性。
可见，“样板戏”存在缺陷，但对中国当代生活的想象和审美诸方面仍然与观众是有着契合的，从而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2、《车站》在艺术形式上有哪些新的尝试，在内容上又融入了作家对当时社会问题的什么看法？
你是如何评价这部作品的？
剧作有一个简单的情节，八个人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和愿望在周末下午来到一个车站等车进城，几次车过不停之后，其中一个“沉默的人”坚定步行进城，其余七人则在焦躁不安、抱怨责骂和偶然对“沉默的人”的猜想中继续原地等待，一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车还是没有来，人们这才偶然发现这个车站早被废弃了。
《车站》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于1983年。
时值改革开放之初，新旧观念的碰撞十分激烈，剧作明显借鉴戏仿荒诞派戏剧，又融入剧作家对当时社会问题和人们的生存状态的敏感意识，以“喜剧”方式表现了模糊的荒诞感和悲剧意味。
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该剧的认识并不统一，不久剧作即遭禁演。
现在看来，剧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积极行动、自我救助的现代人生主体精神的肯定，以及对因循保守、目光短浅、缺乏主见、消极被动的人生态度的善意嘲讽和警示，恰恰是剧作家敏锐把握社会观念变革并积极运用创新的艺术形式将其表现出来的探索先锋进取的特点。
在艺术形式上，《车站》明显地借鉴了贝克特《等待戈多》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又立足于本土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上，两相结合，对剧中所欲表现主旨赋予了新的内涵。
剧中人各自带着自己的生活背景而来，并满怀着对现实生活中不同目标的憧憬，家长里短的主妇、初次赴约的少女、满怀理想的青年考生、自信技艺超群的师傅、满足于现实既得利益的主任、无所事事却对现实处境愤懑不满的愣头青小伙、痴迷棋艺的大爷，还有不说一句话只有行动的“沉默的人”，戏剧台词几乎全是平直朴素的生活语言，观众非常容易就能将自己同演员扮演的角色进行替代性置换。
从这种情形来说，舞台本身就是社会，社会也即舞台，角色即观众，观众即角色。
这样的创作思路，从剧作结尾所有角色还原成普通观众“甲乙丙丁……”并对剧中人加以评论的设计可以得到体现。
而人们在车站一等就是十年，这种用荒诞的手法来表现的象征性极强的行为，何尝不是一种隐喻，嘲弄了盲目、被动、保守，在无望的等待中白白耗费时间的生活态度和行为。
剧作家以这样新奇独特的现代手法，打破了舞台和生活的界限，调动起观众的生活经验、思考和感受来参与“演出”，与角色一起创造出一个不可思议的艺术世界，从而揭示出生活内在的矛盾性、复杂性、荒诞感。
《车站》最重要的艺术创新，还在于剧作家第一次实验了多声部的戏剧语言表达方法。
高行健自己所说：
“因为合唱总比一味的独唱来得丰富。
”在剧中，不同人物组成不同声部，同时揭示不同的心理情绪和思想活动，或者几条行动线索齐头并进，交织成复杂、丰富的合音，造成内涵饱满的综合效应。
这种实验既是剧作家实践自己的现代戏剧观的有益尝试，激发了导演和演员表演的新的创作欲望和艺术手段，也开拓了中国话剧史上新的审美形式。
然而，既然是实验，这种多声部的戏剧语言表达方式也被认为在舞台演出存在角色互相干扰的困惑。
3.白嘉轩是白鹿村的族长。
既仁义忠厚，又冷酷无情，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复杂性。
试结合作品的具体内容和你自己的看法，分析白嘉轩的形象。
《白鹿原》是将日常的乡村生活场景与广阔的时代风云水乳交融的典范。
作品从白嘉轩六娶六丧所造成的困境开始写起，以相当的篇幅表现了乡村的土地买卖、盖房拆屋、耕作收获、成婚生子、建祠堂办学校、入祠堂祭拜祖先、正风俗惩孽子等乡村故事。
在探索长远的民族生存之谜的动机指引下，那些原本是无足称道的民间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人际关系、地气民风，在作品中都获得了相当的位置。
同时，作品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勾勒出从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农民运动、国共相争、抗日战争，直到十年内乱的侧影，气势雄浑厚重。
白嘉轩是一个封建色彩很浓的旧式乡村权威——白鹿村的族长。
可以说，他就是封建礼教在乡村中的化身，是中国社会所倚重的、儒家文化所渗透的旧乡村的生活秩序、伦理原则的化身，是存天理、灭人欲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不遗余力的维护者。
在村人眼中，他永远把腰杆挺得直挺挺的，威严有加。
黑娃和田小娥，两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在苦难中结合，是对封建伦理的反叛，是对合理生活的追求，可是，白嘉轩利用族长的权力，把他们打入另册，不许黑娃进入祠堂祭拜祖先，使他们成为村子里的“贱民”。
甚至小娥死后，瘟疫流行，村民以为是小娥显灵，要给她修庙上供，祈求她宽恕乡民，白嘉轩力排众议，要将其焚尸扬灰。
为此，他去争取朱先生的支持。
朱先生不但坚决支持白嘉轩的决策，还告诉他：
“把那灰末不要抛撒，当心弄脏了海。
把她的灰末装到瓷缸里封严封死，就埋在她的窑里，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她永远不得出世。
”从情节上来说，这是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挪用，但从揭示“仁义道德”吃人的一面来说，却也是非常发人深省的一笔。
但同时，白嘉轩也像他的祖先一样，笃守农耕为本的传统，修身，齐家，治村，为祈雨忍痛自残。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以德报怨，宽宥仇家，被称为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
同样是地主，白嘉轩和鹿三的关系，显然不同于郭举人和黑娃；
同样是威震一方的乡绅，同样是鄙弃和轻蔑，白嘉轩和鹿子霖对待田小娥的态度却大相径庭。
这样的描写，揭示了人物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儒家文化的复杂性。
4、通过《红高粱》讲述的“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的故事，从爱情和战争两个方面说明“红高粱精神”的含义，并谈谈你是如何理解作者从中发掘出的“神的退化”的命题的。
在小说中“我奶奶”“我爷爷”，他们浑身上下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奶奶”年轻美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拨动，好似风中招飐的杨柳”。
洋溢着生命活力，甚至有些放纵与风流。
她16岁出嫁，渴望幸福美满的婚姻，“渴望躺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抱里缓解消除孤寂”，谁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单扁郎，因为单家富甲一方，生命刚刚结出花蕾，就面临凋零。
这时“爷爷”出场了，“奶奶”的美丽“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他劫走了三日后回娘家的“奶奶”，俩人以原始炽烈的生命热情，在红高粱地里翻云覆雨，共享生命的欢乐与灿烂。
一切不复存在，只有赤裸的生命在疯狂，甚至可以说是放纵本能与情欲。
这些人物是高密东北乡日月孕育的精华；
他们是自然生命的化身，体现了一种强悍的生命本能。
他们敢恨敢爱，敢于直面生死荣辱；
这是一群朴野人性的代表，在他们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反叛中，人类的生命原欲得到了最为酣畅淋漓的宣泄与抒发。
小说中，祖父母辈人物和他们充满生机的生活，构成了最有光彩的一部分，而父母一辈和“我”的同代人则显得麻木萎缩，他们被沉重的生活压弯了脊梁，生活之火几乎熄灭；
他们善良勤劳又愚昧胆小，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只能在庸碌的生活中苟且度日。
作者在几代人的对比中，鲜明地表现了对生命之力的崇敬、赞美和对种族退化的深深忧虑。
日本人来了，他们的生命又和抗战联系在一起。
管家刘罗汉大爷为保护“奶奶”和她家的财产被日本人剥皮杀害，“奶奶”端出纪念刘罗汉大爷的血酒，让已经成为民间武装（或曰土匪）司令的“爷爷”（余司令）喝下，去打日本人。
战争是悲壮然而热烈的，“爷爷”带着儿子豆官（“我父亲”），扛着土炮，在日本兵的枪林弹雨中英勇厮杀。
“奶奶”最终牺牲在战场上，临终前她仰望天空，为自己这样激情地走过一生而感谢上苍。
在小说中“奶奶”“爷爷”完全不似以往的革命战争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为了理想信念，为了国家民族去战斗去献身，而是在生命力的驱动下，去生活、恋爱、繁殖、杀人、越货、抗日、牺牲。
他们为解放生命而活，又为生命解放而死，无“是”无“非”（在抗日这一民族大义上不含糊），敢做敢为，他们可以说是生命意识层面上的“英雄”。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某种寄托。
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
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
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盎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
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
这里显然引入了一种与政治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传统都全然无关的历史评判尺度：
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境况，便暴露出某种生气流散与自由状态受到限制的趋向。
而在《红高粱》中，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
5、你是如何看待莫言作品中独特的儿童视角和“高密东北乡”？
这对于他小说的独特性有多大作用？
是否也妨碍了他创作的创新？
莫言，可以把他定位为本色的、原生态的农民作家。
莫言表现乡村生活，其独特性在于浓烈的乡村本色、农民本色。
莫言曾说：
“我的祖辈都在农村休养生息，我自己也是农民出身，在农村差不多生活了20年，我的普通话都有地瓜味。
这段难忘的农村生活是我一直以来的创作基础，我所写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甚至使用的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夹杂着那里的泥土气……我本质上一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莫言在乡村中整整生活了20年，并且彻头彻尾地当了近十年的农民，对于乡村生活、对于乡村的劳动，有着切近、深入的体验。
进一步而言，莫言所表现的，是“自由的农民之子”的浪漫情怀和憧憬。
他不是从外部去发现（或者欣赏或者哀叹）乡村生活的问题或诗意，感叹农民生活的自在悠然或者苦不堪言，而是置身于农民中间，和他们一道穿越历史的风风雨雨，顽强地生存并且坚守着自己的人生信念和丰盈血性。
《红高粱》里的“我爷爷”、“我奶奶”蔑视礼法，敢于追求自己荡气回肠的爱情；
《檀香刑》中的孙丙敢作敢当，非人的酷刑可以承受，但生命的尊严不可摧折；
《生死疲劳》中的蓝脸在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农村集体化浪潮中，在时代氛围异常严峻的20余年间坚持做一个单干户，做自己的土地的主人，意志何其坚韧!
关怀和同情，是文化人的悯农情结。
身处农民之中才会发现，如果一味地抱怨诉苦，自怜自叹，那日子何以过得下去?
何况，即使是在最痛苦、最惨痛的情境之中，生活也并不全然都是血泪，它有自己的韵味，有内在的情致。
莫言的小说，经常会采用一种独特的视角，创造一种新奇的感觉世界的方式。
《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儿童视角、孩子目光，在莫言的作品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先后相承、不断采用的叙述方式。
不管作品讲的是什么年代，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儿童的参与、观察和思考，都给这些作品带来了一种奇异的、别致的、对读者有很多的诱惑力和想象力的艺术元素。
比之于感性和理性较为协调的成人，孩子处于感性敏锐、理性不足的时期，他们对世界的感性认知，既强化和突出了对象的形象性，也与文学作品的直感性和形象性优先相吻合。
如黑孩在河边砸石头时，将听觉和视觉结合起来赋予声音以图像的一段描写：
“黑孩的眼睛本来是专注地看着石头的，但是他听到了河边传来的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唼喋，声音细微，忽远忽近，他用力地捕捉着，眼睛与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起伏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
只要他看到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
他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嘴角上漾起动人的微笑”。
《红高梁》故事的主体，写的是“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那一代人的故事，但经常跳出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却是一个名叫小豆官的孩子：
如果把这个人物拿掉，这个作品的主体恐怕不会受到大的影响，但是恰恰是由于小豆官的在场、评述，使得这个作品非常生动、鲜活，有了一种盎然的童趣。
《丰乳肥臀》、《四十一炮》等作品里的一些成人叙述者，也有着一种长不大的儿童的心态，而《生死疲劳》中在六道轮回中的西门闹，由于兼有人类和各种动物的特性，因而他（它）眼中的世界也更加富有情趣。
莫言在作品中还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
乡土文学，往往与特定的地域风情联系在一起。
鲁迅以未庄、鲁镇、S城{浙江水乡，以及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畔、周立波的洞庭湖区，都是印上深刻的个人标记的。
80年代以来，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下，中国作家的地域性建构更为自觉。
福克纳不断地写他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终于创造出一块自己的天地。
莫言曾经说道：
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后，“我立即明白了我应该高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把那里的土地、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
统统写进我的小说，创建一个文学的共和国。
当然我就是这个共和国开国的皇帝，这里的一切都由我来主宰。
创建这样的文学共和国当然是用笔，用语言，用过人的智慧，当然还要靠运气”。
如按照莫言的家乡，在他的众多作品啪，由此转化为高密东北乡。
它最先出现：
《秋水》和《白狗秋千架》中，经由《红高粱》、《丰乳肥臀》等，莫言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
如果按其历史顺序排列，《秋水》为其开端，是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是写“爷爷奶奶”作为这块土地的拓者的一段奇遇。
然后，“爷爷奶奶”的形象在发展扩充和大幅度的改造后，又出现在《红高粱》系列作品和《丰乳肥臀》中。
这是高密东北乡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到抗日战争时期。
《透明的红萝卜》、《生死疲劳》等则是发生在当代现实之中。
而且，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和现实，是两个对比鲜明的世界。
后者是作家真实感受着的人生，沉重、凄凉，前者是作家心灵中的幻象世界，激越、神奇。
它在历史时间上是顺延的，在作的创作上却是倒置的，由现实而返照历史的——经由想象力建造起来的红高粱世界的辉煌，映照出当代人的没落和凄凉，也印证了作家提出的“种的退化”的命题。
6、以《烦恼人生》和《塔铺》为例，说明池莉小说与刘震云的主要区别。
池莉发表于1987年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小说以相当平实的笔触，记录了一个普通工人印家厚充满烦恼的日常生活：
从早晨赶着上公共厕所到挤公共汽车去上班，他无可奈何；
因为平庸，他自卑，连老婆也嫌他窝囊，鄙视他“算什么男人!
”辛苦、报酬又低的工作使他牢骚满腹……不过，他虽然看不出自己的生活会有好转，却善于靠“忆苦思甜”聊以自我安慰；
他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他也因此而不去想入非非，而是经常勉励自己“竭尽全力去做”。
他的身上，似乎有点阿Q的气息，但池莉显然是欣赏他的善于自我安慰的，就象池莉在关于《烦恼人生》的创作谈中不无动情地写到的那样：
“我们普通人身上隐藏着巨大的坚韧的生活力量。
用‘我们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将竭尽全力去做’的信条来面对烦恼，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我就赞美它”，如此看来，《烦恼人生》在还原了平常百姓的琐细烦恼“原生态”的同时，又刻意点染了他们坚韧应对烦恼、善于自我调节的可贵品质，这样就显示了烦恼人生中的亮色。
这一点，正是池莉的作品不同于许多冷色调的新写实小说的根本所在：
直面人生，然而并不绝望。
她的小说一直深受广大市民读者的喜爱，应与那浓郁生活气息中的温馨格调有关。
如果说池莉的作品在新写实小说中最具有市井生活气息，那么刘震云的作品就是最具有乡土气息和政治意识的。
刘震云的《塔铺》，写的是“我”从部队复员回家，也就是“刚兴高考的第二年”里，去镇上的中学复习功课，准备高考的故事。
这是一篇爱情故事，简单，淳朴，而又显得那么凄凉。
复习班是学校专门为社会上大龄青年考大学办的，在这里，“我”结识了王全、磨桌和耗子等同学，各人怀揣着不同的目的来考大学，来到一起，比如王全想依靠读书求个功名，磨桌只想脱离农民的身份，而耗子是个干部子弟，对他来说，这是他去追一个心仪的姑娘的好机会。
在复习的过程中，“我”逐渐注意到一个用功的女学生，在喧闹的复习环境中埋头苦学，心无旁骛，使“我”心生敬佩。
一日出门散步，看到远处河岸一位农家姑娘在收草，竟是这个女学生，很是惊讶，聊天之后才得知，她家境贫寒，老父多病，兄弟姐妹众多，参加高考实属不易，“我”的内心更加激发了怜意。
后来，李爱莲的父亲病重，我去探望，这件事加深了彼此的感情，在余后日子里，“我们”相互扶持，克服了许多的困难，一步步坚持到高考前。
此时，李爱莲的父亲再次病重，她不得不照顾父亲，不能回镇上，告诉“我”说自己在异地参加高考。
待我顺利考完之后，才知道李爱莲根本没有参加高考，而是不得已出嫁了。
“我”的第一次爱情就这样地不期而止了，它令“我”无比忧伤。
作品将他们的低劣生存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小说以十分朴素、沉重的写实风格，讲述了乡村青年寻梦的艰难和梦想幻灭的结局，生动描绘了贫困乡村里青年农民窝囊生存状态和可怜心态“原生态”。
8、《茶馆》既没有一以贯之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首尾相连的完整故事，它是如何通过三幕相对独立的戏表现“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的？
试结合作品主人公王利发的形象塑造加以说明。
《茶馆》只是一出三幕剧，可是，它所反映的年代却长达半个世纪。
上下50年的风云变幻、世态人事，老舍通过短短的一出三幕剧来完成。
王利发是“裕泰大茶馆”老板，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业主。
他既是诚信、恭顺谨慎的“顺民”，也是处世圆滑，精明强干的商人；
既有买卖人的自私，也有善良正义的一面。
虽然一生苦心经营，结果还是每况愈下，最后被逼走上绝路。
他的命运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没落趋势。
茶馆老板王利发这一典型的成功之处，就是通过戏剧的三幕结构来充分体现的，深刻揭示了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
在第一幕里，青年时代的茶馆老板信奉的就是这一条：
“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
”几十年里，他就是按“讨人人喜欢”的人生哲学办事的。
他不仅仅在权大势大，压人一头的太监、官差和地痞面前，是一副买卖人的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姿态，就是对那个落魄江湖、身价颇贱的算命先生唐铁嘴，在发自心底的轻蔑讨厌的同时，也宁愿送“一碗茶喝”。
剧本中就有这样一针见血的笔墨：
作为一个充满发家致富欲望的小商人，苦心经营，多方聚财，本是他生活中的天经地义的法则。
可是，王利发在有钱有势的房主人秦仲义面前，居然可以毫无怨言地、心甘情愿地表示同意涨房租，吃了亏，受了气，还要乐呵呵、热呼呼地赔礼奉承，这是多么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的性格啊!
但是，这是王利发对强者、对有势力和靠近有势力的人们的态度，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
他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对弱者，对一无所有的穷人的态度：
当一场卖女儿的悲剧就在他这家茶馆演出时，他丝毫没有怜悯和同情，还冷冰冰地规劝一位好心的茶客说：
“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
谁也管不了!
”这平淡的没有一点热情的寥寥数语，真实地入木三分地暴露了他身上的剥削阶级的烙印。
这里，老舍先生并没有采用浓重强烈的笔触、突兀变化的戏剧性情节来塑造王利发。
相反，他透过一些日常生活中看来琐碎的活动，一层层地、细致入微地揭示了王利发的思想性格、风貌神态和内心情感，使这一人物形象产生着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王利发在《茶馆》中第二幕再出场时，已是中年了。
我们看到：
这一人物和这家茶馆的种种变化，在剧本中互为一体地融合在一起。
一开幕，老舍先生就采取了以景物烘托人物的戏剧手法，人物尚未登场，周围的情景已展示着十多年来人物思想的发展和命运的变化。
茶馆地点未变，只是前半部分卖茶，后半部分却改成了出租的公寓；
茶座也今非昔比，一律是小桌和藤椅，桌上还铺着漂亮的桌布。
此外，那时装美人的外国香烟的广告画，已经取代了前清时代醉八仙画轴和财神龛，……这一切都显示出茶馆主人力图通过“改良”来振兴茶馆的愿望。
即使只是“茶馆”中的一桌一椅，一物一饰，都是精心选择，考虑再三，都有着鲜明的生活特色、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都有助于揭示王利发的命运和思想性格的发展。
王利发在《茶馆》第二幕中登场，恰恰是在茶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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