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窑烟揭开安南陶瓷的面纱一连载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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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陶瓷作为越南文化、精神和价值的物质载体，他与同时期的中国陶瓷在器型、胎质、釉料、装饰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区别与联系。
越南及东京湾地图李朝时期的胎装饰刻花莲花杯青瓷鹦鹉杯
2
活跃的越南陶瓷考古
19世纪早期至中期，考古学取代古物研究而逐渐盛行，科学研究时代逐渐取代了推测猜想时代。
19世纪末，真正的考古学已经成为了一项蓬勃兴旺的事业。
[1]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一定意义上说，东南亚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由欧洲学者奠定的。
他们对于东南亚历史古迹的发现与研究，碑铭的拓片与解读，青铜铜鼓起源研究等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开始侵略越南。
当时清朝作为越南的宗主国派兵抵抗，冯子材和刘永福率黑旗军等参战。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越南则沦为法国殖民地。
四月，李鸿章等与法使巴特纳，在天津，会订和约十欵成。
初由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力謮，仍照津约，与法人重议详细条约，于天津简明条约外，别无要求盖是时中国于谅山胜，法政府因之有所顾忌，增兵筹饷之案，在议院否决，故和约遂成。
[2]越南老照片法国作为越南的殖民国家，对越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为了加强对远东新殖民地的管理，1865年法国在越南西贡（Saigon）（今胡志明市）成立了印度支那研究公司（SocietedesEtudesIndochinoises）。
1898年，为了研究西贡市一带的风土文化，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梅下令创立“法国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或译作“法国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由法国金石铭文与文艺学院负责学术监督。
1900年该会更名为法兰西远东学院，并于1901年开始出版《法兰西远东学院学刊》（Bulletindel’EcoleFran?
Aised’Extrê
me-Orient）。
该学院于1902年将总部设于河内，1950年代因越南的战争关系迁至巴黎。
[3]
法兰西远东学院总是得到法国的支持，在印度支那联盟存在的56年中，使它能够得以生存和维持主要的研究项目。
法兰西远东学院的院长还把握住与非法国的西方考古学者合作研究的机遇。
从考古工作的开始时间、研究领域与深度而言，越南是东南亚国家中考古工作最活跃的。
[4]而东南亚其他地区，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菲律宾，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先后出现考古工作。
[5]因此，越南考古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法属时期，南北越时期和统一时期。
[6]1925年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学刊》法属时期，在越南北部的红河流域和清化省发现了古陶瓷，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历史学家维克多·
戈鹭波（VictorGoloubew）曾预言到：
“清化省将会成为古物研究和收藏的地方，当我们谈及越南清化就相当于谈论中国宋元，毫无疑问，这里将有欧洲和北美所有博物馆藏的中国和越南的陶瓷瓶和碗。
”[7]
20世纪早期法国人修建公路和公共设施工程时，第一次在清化省发现越南陶瓷。
[8]发掘结果显示，越南陶瓷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
这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陶瓷器，大多数都是公元1至3世纪和公元10至13世纪的器物。
这些文物很快就到了河内、北京和上海的古玩店，当时把这些陶瓷叫做“清化器（Thanh-hoaware）”[9]。
1915年第一批发掘出的文物进入河内的越南历史博物馆。
[10]1931年法国巴黎的吉美博物馆展出了这些艺术品。
之后1932年R·
L·
霍布森[11]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也确定了一件有铭文的越南青花瓷瓶。
[12]维克多·
戈鹭波的照片1924年，法兰西远东学院（EcoleFrancaised'
ExtremeOrient）的罗纳尔多·
鄂卢梭[13]（LeonardAurousseau）请求清化省的长官路易斯·
帕乔特（LouisPajot）继续挖掘，路易斯·
帕乔特担任学院挖掘的技术指导。
但因为路易斯·
帕乔特不是考古人员，所以没有关于他的挖掘记录。
[14]截止至1925年，抢夺文物的行径越来越严重，政府禁止了挖掘。
[15]
此后进行系统挖掘的是瑞典著名考古学家奥拉夫·
简斯（OlovJanse），在法国博物馆和法兰西远东研究院的资助下，于1934年至1939年进行了东山遗址和汉代时期遗址的发掘，出土了青铜兵器，铜鼓，扣饰和储藏器等。
[16]1934年至1935年，奥拉夫·
简斯在清化省田野作业的留影[17]二战前在越南北部并没有发现烧制釉陶的窑炉。
约翰·
波普（JohnPope）[18]说，奥拉夫·
简斯（OlovJanse）听说在越南东部河谷地带存在明代时期的窑口，但是没能发现。
根据波普的调查，这个窑口可能是芬戴礼（D.J.Finn）神父[19]发现的，神父1933、1934年来到越南，给菲律宾的奥特雷·
拜耶（H.OtleyBeyer）教授的信中说道，古窑口靠近Baid'
along，距离海防市有一段很近的距离，那里主要生产青瓷。
但是芬戴礼神父1936年去世了，没有留下关于此更多的描述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找到确切的窑口地址。
在比利时商人克莱门特·
休伊特的收藏中有四种瓷瓶：
第一种确认窑址接近黑内，另一个是“Dai—la”，其余两种是“SungDai-la”。
风格上都是13至14世纪的。
这些都为越南当地存在陶瓷工也提供了证据。
[20]12至14世纪的越南大口水壶，西贡国家博物馆藏从1975年开始，越南考古机构控制着越南的考古研究和挖掘，这是唯一一家机构可以批准和实施考古行动。
其他的研究所还有：
河内大学历史学系、社会科学大学（胡志明市）考古系、越南国立历史博物馆（河内）、越南历史博物馆（胡志明市），其他的参加机构还包括一些考古遗址所在的省级博物馆。
[21]考古机构对发现的成果进行研究和编年。
最特别的器物被存放于越南国立历史博物馆（河内）和越南历史博物馆（胡志明市），其他一般的器物就被存放于所在地区的省级博物馆。
因为这次发掘，得以建立从早期石器时代至今的越南陶瓷发展线索，让我们理解越南艺术变革。
[22]越南国家博物馆1986年河内大学的学者确认了在北部地区红河河谷地带，与中国毗邻的芒街，河内地区的巴茶，南策，宁平省拜订（BaiDinh），DaiLai和河北（HaBac）省的其他地区都发现了主要的窑址；
在马江流域的清化省，更南部的靠近顺化省的龙尊（LongTho）；
会安；
胡志明市北边的边和都发现了主要窑址。
在陶瓷发现报告中最有趣的部分是靠近海防市的云屯县，是李朝时期的主要港口，有国际性贸易。
11世纪至16世纪的陶瓷都有在此发现，包括完整器物。
考古学家相信为了国防安全，国际贸易中心坐落于近海的半岛或岛屿。
[23]越南李朝和陈朝时期的军持|这种器型出现于13世纪晚期的中国，在14至15世纪的越南和泰国，16世纪晚期的日本也有出现。
3
世界范围内的流传有序
对于文物的研究不仅需要考古现场第一手的资料，在文物出土之后，它的流转传播过程也是值得探讨的，因为这一过程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这种传播，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才会关注越南陶瓷，从而挖掘出文物背后所蕴含的历史过程，并且最终改变了原有的学术体系，形成了新的研究门类、体系和全世界对不同文物品类的关注点。
在流转的过程中，收藏家、博物馆和拍卖行等机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包括克莱门特·
休伊特、阿尔伯特·
Pouyanne、山田孝雄等在越南从事商业贸易或政治活动的收藏家，法国吉美博物馆、赛努奇博物馆、布鲁塞尔历史艺术博物馆等重要的艺术品收藏机构和德鲁奥等拍卖行在内的艺术品交易机构。
比利时商人克莱门特·
休伊特（ClementHuet）是一名业余考古爱好者，欧洲著名的收藏家，1910至1940年间，他有26年的时间在越南从事商业，拥有进出口公司，收藏了许多越南的艺术品，有超过5000件的艺术品收藏。
1938年前将藏品捐献给越南历史博物馆和Musé
eKhai-Dinh，他还给他的兄弟里奥在比利时格瓦尔Rosiere街的商店提供艺术品。
里奥·
于埃的商店藏品引起了布鲁塞尔历史艺术博物馆（今五十周年纪念博物馆）馆长Houyoux女士的注意。
1952年通过谈判购买了近3000件克莱门特·
休伊特的私人收藏，包括陶瓷、青铜器，尤其是15面东山铜鼓，这里是海外收藏越南铜鼓最多的博物馆。
2010年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办过一个越南文物的展览，除了2000年在巴黎拍卖会上购买的阮福保隆（PrinceBaoLong）的收藏，其余都是来自克莱门特·
休伊特。
在莫尔朗韦的马里蒙特皇家博物馆有150件越南文物，他们中一些是来自克莱门特·
休伊特，另一些是从1990—1996年巴黎拍卖会拍卖的胡廷西（HoDinh），阮福永瑞（即保大帝BaoDai）和阮福保隆（BaoLong）的收藏而来的。
[24]出土于越南北部一些白釉和青釉的陶瓷，休伊特的收藏，布鲁塞尔历史艺术博物馆
Limepot（石灰罐、青柠罐）高12.8厘米，直径8.8厘米休伊特赠，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
Limepot（石灰罐、青柠罐）约公元16世纪前后望野博物馆藏
Limepot（石灰罐、青柠罐）约公元16世纪前后
望野博物馆藏当时另外一个主要的收藏家是法国殖民者阿尔伯特·
Pouyanne，他的大多数藏品都由吉美博物馆收藏。
1933年他在越南清化地区收藏了相当于中国汉代、宋代和明代的陶瓷、青铜、象牙等制品，并委托1852年成立的法国德鲁奥拍卖行[25]（Drouot,CompagniedesCommissaires-Priseurs）在巴黎德鲁奥酒店进行拍卖，1933年的这次拍卖其中涉及越南越南李朝和陈朝时期的陶瓷约64件，器型包括瓶子（vase，16件），罐子（jar，1件），罐子（pot，23件），盆（bassin，1件），细颈瓶（verseuse，6件），碗（bol，12件），盒子（boite，5件）[26]。
其余的也在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拍卖了，其中也有大量的中国汉代时期的收藏，包括寺庙宗教艺术品，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Cernuschi）中有所收藏[27]。
阿尔伯特·
Pouyanne的藏品1933年在德鲁奥拍卖的目录封面及部分中文翻译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南澳大利亚艺术美术馆基于新加坡大批的私人收藏，是大洋洲收藏东南亚陶瓷最重要的机构之一[28]。
南澳大利亚艺术美术馆的亚洲艺术收藏开始于1904年，那时董事会决定扩展他们的艺术收藏范围与促进艺术知识推广。
随后，与公众图书馆、博物馆共同获得了摩根·
托马斯博士约合65,000英镑的遗产，董事会委托英国布里斯托的MrS.I.Kepple购买70件中国陶瓷，33件日本陶瓷。
亚洲艺术收藏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
60年代中期以后，扩大收藏范围，购买了高棉陶瓷和雕像，1969年在MaxCarterAO的帮助下购买了首件泰国陶瓷，著名的收藏夹MaxCarterAO是促进亚洲收藏发展的重要人物。
同年，由于收藏策略的改变，艺术美术馆收藏了230件左右的泰国、柬埔寨、越南和缅甸陶瓷。
1978年伊丽莎白和汤姆·
亨特建立了一个投资基金，用于进一步收购中国、越南、高棉陶瓷等亚洲艺术品。
陈朝时期刻划花碗，来自1994年R.H.Longden的遗产，南澳大利亚艺术美术馆馆藏
4
拍卖与博物馆收藏
早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在菲律宾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墓葬遗址中发现了13、14世纪直至17世纪的越南陶瓷标本。
如美国学者RobertFox在吕宋batanga一直进行发掘，发掘500多座墓葬，出土了1000多件14至16世纪的贸易瓷器[29]。
伯明翰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研究会（TheAsiaArtSociety）的一些成员便意识到了越南陶瓷的美和越南陶瓷独特的收藏潜力，而这些在当时是很少人关注和欣赏的。
20世纪80年代，随着越南对国际世界开放程度的扩大，人们开始关注越南的历史与艺术成就。
英、法、日、德和其他语言的著作相继出现，向博物馆、收藏家介绍越南陶瓷。
也有大量陶瓷在沉船中发现，并进行拍卖[30]。
从2000年开始，博物馆就开始在国际性的拍卖中购买大量沉船中的外销瓷以用来研究东南亚的陶瓷艺术[31]。
20世纪80年来以来，关于越南艺术品及陶瓷的主要拍卖纪录有：
1984年12月，伦敦佳士得拍卖行《重要的越南陶瓷：
RobertP.Piccus的收藏》；
1995年2月17日，法国德鲁奥拍卖行的《越南艺术专场》；
1995年11月22日，法国德鲁奥拍卖行的《越南艺术专场：
阮福保隆的收藏》；
1996年6月3日，法国德鲁奥拍卖行的《越南艺术专场：
南芳皇后的收藏》；
1996年12月12日，法国德鲁奥拍卖行的《亚洲艺术专场：
胡廷西收藏的越南艺术品》；
2000年10月11日至13日，旧金山和洛杉矶邦瀚斯拍卖行的《会安出土文物：
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早期的重要越南陶瓷》；
2000年11月，德国纳高拍卖行的《TekSing沉船文物专场》；
2003年11月19日，巴黎佳士得拍卖行的《亚洲艺术专场》。
1984年12月，伦敦佳士得拍卖行《重要的越南陶瓷：
RobertP.Piccus的收藏》图录2000年11月，德国纳高拍卖行的《TekSing沉船文物专场》图录
2010年，亚洲艺术研究会的创始人，收藏家WilliamM.SpencerIII[32]将长期以来收藏的越南陶瓷捐赠给了伯明翰艺术博物馆。
这些越南陶瓷是供贵族使用的，从没有外销过，这是一个非常难找到材料证明的，容易被忽略的领域[33]。
在北美，波斯顿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伯明翰艺术博物馆成为该地区收藏越南陶瓷最主要的三家机构[34]。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南亚和东南亚艺术品时间范围跨越早期文明到16世纪[35]。
越南15-16世纪卧象云纹青花盘你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除了上文提到的有明确文件和实物记录的博物馆以外，日本的町田市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德国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博物馆、慕尼黑民族博物馆也有少量关于越南陶瓷的收藏。
越南青花龙纹大罐
5
面纱揭起
通过对于越南陶瓷收藏和研究过程的历时性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首先，在越南法属时期揭开了越南陶瓷的研究序幕，这一阶段主要由西方学者主导。
一方面是因为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存在，西方学者有条件在越南进行田野挖掘活动，获得原始史料，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的越南文物在这一时期通过商业或其他途径流入海外，主要由欧洲收藏家收藏，而日后这些收藏的散出则构成了下一阶段越南陶瓷研究的基础。
其次，在南北越时期（1954年至1976年），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这一时期基本上是研究的空白期。
仅在欧洲地区有关于越南陶瓷流转的商业活动，而从1970年以后，学界又重新关注越南的艺术、历史领域，从而开始了第三阶段的研究。
第三，1796年越南统一之后，对外开放步伐加快，越南陶瓷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世界各大博物馆关于越南文物的收藏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了体系，促使各国学者深入研究越南陶瓷及其他文物艺术品，对于越南陶瓷的研究涵盖了陶瓷通史、贸易史、不同历史时期的断代研究。
还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展览活动。
虽在20世纪末期关于越南陶瓷的研究有所减少，但是近年来，随着东南亚地区古代沉船的不断出水，东南亚陶瓷和南中国海陶瓷贸易又受到了学者们的不断关注，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
注释：
[1].PaulBahn著，覃方明译，《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2].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上海书店出版，1986年版，第441页[3].法国远东学会官网Stevenson，JohnGuy，VietnameseCeramics:
aseparatetradition（《越南陶瓷：
一个独立的传统》），ArtMediaResources，1997，第25、26页。
原文出自RevuedesArtsAsiatiques,vol.7,Paris,1931,113[8].DickRichards，South-EastAsianCeramics:
Thai,Vietnamese,andKhmerFromtheCollectionoftheArtGalleryofSouthAustralia,Adelaide（AsiaCollec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东南亚陶瓷：
泰国、越南、柬埔寨》），第44页[9].RoxannaM.Brown.TheceramicsofSouth-EastAsia:
theirdatingandidentifica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第13页[10].同上，第14页[11].R·
霍布森（全名HobsonRobertLockhart，1872—1941年）：
英国人。
1897年至1938年在大英博物馆工作，1921年担任陶瓷部负责人，1934—1938年担任东方古物部负责人。
他是东西方陶瓷的研究专家。
（来源自http:
//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search_the_collection_database/term_details.aspx?
bioId=85528）主要著作有：
《中国艺术》，伦敦春天出版社；
《明代陶瓷》，查尔斯·
E.塔特尔（CharlesE.Tuttle）公司；
《东方青花瓷》，伦敦Faber&
Faber出版社；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大卫德基金会收藏中国艺术系列---青花釉里红瓷器上的纹饰》，玛格丽特·
麦德利（MargaretMedley）出版；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大卫德基金会收藏中国艺术系列---定窑及相关白瓷》，Hin-CheungLovell出版；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大卫德基金会收藏中国艺术系列---明代彩瓷》，玛格丽特·
麦德利（MargaretMedley）出版。
[12].JohnStevenson，JohnGuy，VietnameseCeramics:
一个独立的传统》），ArtMediaResources，1997，第85页[13].罗纳尔多·
鄂卢梭（Lé
onardAurousseau）：
1888-1929.1911—1926是法兰西远东学院的会员，1926—1929年担任主任。
1911年访问中国，到达上海和北京，后来转向中越关系的研究。
1915年任命为远东学院的教授，1916回到法国，1920年回到河内。
（来源于http:
//www.efeo.fr/biographies/notices/aurousseau.htm）[14].RoxannaM.Brown.TheceramicsofSouth-EastAsia:
theirdatingandidentification.Singapore:
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第14页[15].同上，第14页[16].同上，第14页[17].VietNam：
CollectionvietnamiennedumuseeCernuschi.第6页[18].约翰·
亚历山大·
波普（JohnPope），1906年生，1938年以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生身份留学欧洲，1941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5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72年成为米德堡学院荣誉文学博士，1971年起担任弗利尔美术馆荣誉馆长和远东陶器馆研究馆长。
其代表作有《中国青铜器》、《十四世纪清华瓷器》、《阿德比尔寺藏中国瓷器》、《弗利尔美术馆藏中国青铜器》（与他人合著）和《明代瓷器史》等。
（引用自郭伟其，《半个世纪前中国艺术史研究批判的一桩公案——约翰·
波普对巴赫霍夫的发难》，《美术研究》2005年第2期）[19].芬戴礼（D.J.Finn）神父，爱尔兰人。
1886年生。
为耶稣会教士。
1927年到香港。
曾任香港大学地理系讲师。
芬神父在港大教书与韩义理及萧思雅这两位香港考古发掘的前辈关系甚好，因而亦引起其对考古发掘的兴趣。
[20].RoxannaM.Brown，TheceramicsofSouth-EastAsia:
theirdatingandidentifica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第14页。
[21].JohnAStevenson,DonaldAWood,DragonsandLotusBlossoms：
VietnameseceramicsfromtheBirminghamMuseumofArt，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2012，第23页[22].同上，第24页[23].DickRichards，South-EastAsianCeramics:
泰国、越南、柬埔寨》）第43页[24].ThePassionofaCol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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