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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政治学的具体方法有：
①历史研究法，即按编年史的方法对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整理和分析，根据丰富的史料描述某一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
目的在于找出各种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并据此推断未来的发展趋势。
②规范研究法，即从某种价值观出发，以道德规范为评价标准研究政治现象。
研究的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政治发展的方向，把握政治与国家关系的实质和政治运动的规律。
规范研究是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的重要工具。
③法律研究法，即主要从分析和解释法律条文着手，致力于探讨由宪法、法律所规定的国家性质及活动过程，以及有关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正式权力的法律条款的详细内容。
④制度研究法，即侧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并对不同的政府机构、国家制度、政体形式加以比较分析。
所有研究方法都以演绎推理为主，试图通过逻辑分析寻找一般理论，基本无定量方法的运用。
许多传统主义政治学家对科学方法在政治学中的使用表示怀疑，不相信政治学可以具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甚至拒绝使用“政治科学”的概念。
在研究目的上，试图解释国家，依据哲理分析推论价值和道德标准，并提供理想的政治模式。
静态的分析方法无法适应政治行为的动态性，虽然强调政治过程的研究，但并未运用动态方法，更由于缺乏系统性和定量性，使政治学长期徘徊于科学方法的大门之外；
法律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的研究成果并不能解释政治社会的复杂规律，“因果关系”的描述也由于缺乏必然性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
演绎推理无法排除先验论成分和主观价值的作用，结论的科学性遭到非议。
当代西方政治学、体系林立，学派众多，研究方法多样。
如历史－比较、现实主义、制度研究、心理分析、团体理论、要素分析、实地调查、定量分析、政策分析、权力分析、角色理论、精英分析、博弈论、政治场论、理性选择理论、行为分析、政治沟通理论等。
主要的有如下几种:
①历史－比较方法。
早期的政治科学从传统政治研究转化而来，深受德国国家学中历史主义的影响，注重研究文献资料和史实,认为政治是历史的结果。
由于文献资料和历史纪录具有明显的法律、规章性质,这种方法主要是对制度进行研究，当历史-比较方法把眼光放在真实的人和现实政治上时，它就转变成了现实主义方法。
历史－比较方法注重逻辑实证和收集资料，这也为科学主义埋下了伏笔。
②心理分析。
这也是较早为现代政治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源于欧洲的社会学观念，尤其是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和欧洲学术界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成果。
心理分析方法注重对社会动荡和政治事变中领袖人物以及一般群众政治行为心理因素的分析。
其中讨论领袖人物的个性和行为模式的部分发展成为政治学中的精英理论和权力论，有关群众政治心理的部分发展成团体理论。
③行为分析。
这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流研究方法；
包括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方法。
它一方面反对传统对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演绎的、宏观的研究；
另一方面又把研究对象放在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上面，强调所谓系统的和纯科学的研究方法。
行为分析的方法对当代西方政治科学各主要领域均有程度不等的影响，它表现了当代政治学与传统主义政治学最显著的不同。
④系统分析，这是将一般系统论运用于政治研究的方法，着重对政治现象、政治行为作整体性的宏观分析,企图建立所谓“统一的理论”,即对政治体系及其活动进行系统分析，使政治学理论能够普遍适用于各层次和各区域的政治。
政治的系统分析与行为分析有密切关系，都主张政治的动态化研究。
⑤结构－功能主义。
这是当代西方政治学普遍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以政治系统及其中存在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模式为研究对象，将政治角色的特定组合，即特定的政治行为模式当作政治结构，而将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当作政治功能来分析。
⑥政策分析。
这是晚近才流行的一种政治研究方法。
它认为政策是当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环节，对政策的制订、实施和评估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规范进行分析，从中揭示整个政治系统的运行规律。
政策分析把政治过程视为主要分析对象，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应用价值。
同时，它的技术性与发展行政学，以及理性选择、博弈论、场论等关系密切。
学科领域
现代西方政治学大大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
它除了传统方法研究的政治理论之外，尚有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互相渗透、交叉的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生物政治学及比较行政学等；
有各种学科融合的综合理论，如比较政治学、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等；
有以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社会层次为核心而展开的政治理论，如权力论、精英理论、团体理论、政治社会化理论、全球政治学、未来政治等；
还有以某种政治主张或目的为中轴的政治理论，如多元政治论，和平政治学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的基本哲学原则，就是唯物辩论法，它是政治学研究的其他一切方法的基础，因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的基本角度，包括历史的、经济的、阶级的和利益和矛盾的五种角度。
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历史研究方法、经济研究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和矛盾分析方法。
注重客观事实，强调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的重要方法。
科学的调查研究包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三个基本程序。
经济分析法。
“政治是经济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
”这就是说，从政治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反映，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政治生活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认识和分析政治现象的规律。
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法要求我们考察阶级社会中的任何政治现象时，都应找出所体现的阶级关系，从本质上深刻揭示政治现象的阶级本质。
历史研究法。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法要求我们从政治现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探讨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发展的规律，并预测政治现象的发展趋势。
利益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利益分析法从利益角度分析人们结成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政治社会关系的动因，分析政治的内容和特性，分析不同社会背景，不同社会阶级、社会群体、社会集团乃至个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
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经济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具体化，就其本质内容而言，经济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本质上都是利益分析方法。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政治学主要体现为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针对传统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倾向，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出了“价值中立”论，主张政治学研究必须“价值中立”，而且政治学研究可以达到“价值中立”。
响应这一号召，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绝大多数研究都将有关政治价值问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拒绝研究伦理道德问题，反对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
第二，针对传统政治学方法思辩和抽象推演的特点，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出了政治学唯实论的研究方法，实证方法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第二面旗帜。
概念的界定，在政治学中有三种最基本的方法：
1、直接性界定，即通过直接描述事物可观察的特征而对概念下定义。
可以说凡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物相对应的概念，都可以进行直接界定
2、操作性界定，即把概念与可观察的特征联结起来的一种定义方法。
3、理论性界定，即在理论体系中获得意义的概念界定方法。
概念的功能
（1）分类功能
（2）比较功能
（3）量度功能
（4）设模功能
政治理论的命题中就包含着三方面的要素。
一是价值的要素；
二是事实的要素；
三是理性的要素。
范式的提出及涵义
科学理论研究中的范式概念来源于科学哲学。
一般认为，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首先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
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
范式概念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范式是现在常用的一个词，这个概念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
“范式”（Paradigm）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共同显示”的意思，由此引申出模式、模型、范例等含义。
库恩用范式这个概念来说明科学发展中的一定模式、从而形成一定的观点和方法的框架。
这些科学成就“足以空前的把一般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
同时，这种成就又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
”凡是具备这样两种特点的科学成就，库恩就称之为范式。
具体地说，范式是包括着哲学、科学、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体。
它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科学史上重大科学成就所确立的定律、规则、方法等；
第二，指导科学家行动的基本准则、基本信念和世界观；
第三，文化传统、社会因素以及科学家的心理特征。
范式为科学家们的研究确定了问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准则。
能否拥有范式，是科学是否成熟的标志。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既是新制度主义的一支，也从属于政治学里的理性选择主义。
只是理性选择主义（rationalchoice）涵盖的面更大一些。
理性选择主义认为，个人利益的总和不等于集体的利益。
个人的理性总和也不等于社会的理性。
这与经济学的前提不一样，在经济学里，个人利益的总和就是社会利益。
理性选择主义的重点是，理性的个人在环境约束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做出选择，并且根据与别人的行动的互动来决定自己下一步的策略。
这个学说有四个关键支柱：
第一，对人类理性的假定（assumptionofrationality）；
第二，强调对行为限制的形式（formsofconstraint）；
第三，策略互动（natureofstrategicinteraction）；
第四，寻找平衡点（searchforanequilibriumsolution）。
理性选择主义最常被人置疑的就是它对人类理性的假定。
支持理性选择主义的学者解释说，所谓理性，并不是说人们一定是自私的，而是说人们按照自己的偏好行事。
而人们的偏好则是五花八门，其中有自私的也有不自私的。
因此理性选择主义假定人们是理性的，并不假定人们是自私的或者一定追求财富的最大化，而是说人们选择的行为一定是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且不论这个目的是什么。
按照偏好行事，并非随心所欲，而是被约束的。
在这里有两种类型的约束，一种是资源（财富、技术、时间、信息等等）的约束，资源的多寡决定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偏好行事。
有限的时间和金钱往往制约着人们按照自己的偏好行事。
另一种则是制度约束。
制度告诉我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1968年，英国科学家哈丁（GarrettHardin）在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公地的悲剧》（tragedyofthecommons）一文，这篇文章描述了理性地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行为是如何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的。
曼克·
奥尔森（MancurOlson）在1965年演绎的“集体行动的逻辑”（Logicofcollectiveaction），说明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其原因是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的倾向。
奥尔森批驳了传统的集体行动观，即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体是要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动的。
公共选择理论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它是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决策机制如何运作的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并于五六十年代形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60年代末以来，其学术影响迅速扩大。
英国经济学家邓肯·
布莱克被尊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他于1948年发表的《论集体决策原理》一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48年2月号），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
他在1958年出版的《委员会和选举理论》被认为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作。
公共选择理论的领袖人物当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
布坎南。
布坎南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他发表的第一篇专门研究公共选择的文章是《社会选择、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62期，1954年4月号）。
布坎南与戈登·
塔洛克二人合著的《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被认为是公共选择理论的经典著作。
公共选择理论主要有三个学派，他们是罗切斯特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
在我们国家流行的主要是弗吉尼亚学派：
代表人物有布坎南和塔洛克等。
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的创新与启示
1、表现了思维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范畴的“经济人”假设移植到政治领域的研究之中，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创新。
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为我们的决策机制设计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2、公共选择理论采用了演绎方法和数学模型推理方法，从而使研究结论具有了数理基础和依据，这样数理推导的政治理论更能够更让人信服。
3、公共选择理论将政府决策或公共决策的分析建立在个人决策的基础上。
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
4、公共选择理论揭示了“偏好显示机制”在公共决策中的重要性，这对我们完善这一机制，实现有效的财政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5、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特殊利益集团”理论，对于我们分析我国一些经济和财政现象，并制定相应的财政对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优化系统观点看问题，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普遍存在的。
整个世界就是系统的集合。
系统论认为，整体性、联系性，层次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
这些，既是系统所具有的基本思想观点，而且它也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表现了系统论不仅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具有科学方法论的含义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
伊斯顿创立的“政治系统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到和深刻的分析框架。
通过用这一理论模型从一个侧面分析了如何使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在稳定和变化的世界上持续下去，如何使一个国家政权机构有效而良性地运转。
如何使一个国家政权机构有效而良性地运转？
如何使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在稳定和变化的世界上持续下去？
伊斯顿创立的“政治系统论”理论模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到而深刻的分析框架。
伊斯顿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把国家机构的决策与公民社会的反馈结合起来，创立了以输入和输出为循环系统的政治系统论。
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由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一系列变量组成。
具体来说，政治系统由官方机构的活动和决策过程所组成。
他将这些官方机构称为“当局”。
“我们可以把政治生活看作一个行为系统，它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
”
伊斯顿运用政治研究中的“均衡分析”方法探讨政治系统输出、输入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在一个正常运转的政治体系中，输入性参与和输出性参与往往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即公民对当局的决策做出积极或消极的反应，与此同时，公民不断地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输入要求和支持，形成压力。
政治系统的输出和输入处于一种比较通畅的良性循环状态。
在一个不正常运转的政治系统中，输入性参与和输出性参与往往处于失衡状态，即病态状态。
政治系统输入与输出失衡状态的一种情况是，政治参与过分地集中于输入一端，输入过大，输出过小。
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公民和民间组织向政治系统骤然间输入了巨量要求和压力，这些要求的数量超过了当局实际上可以处理的限度，出现了“输入超载”现象，形成了“过分容量压力”。
当局如果不能进行及时地将各种要求转换处理为决策，就不得不冒着崩溃的危险运行。
伊斯顿把决策者处理信息的无能称之为“反应失败”，把当局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满足公众相关要求，未能对稍后会发生的事情采取行动或者当局的输出被公众认为极不符合具体情况称之为“输出失败”。
“输出失败可能是当局本身素质的产物。
当局内部人为的过失、不太理智、缺乏统治术、缺乏对系统成员作业反应的能力以及必要的物质手段等等都有可能使输出面临失败。
”“输出失败”会导致公众对政治系统的支持下降。
“假如要求未能得到满足，那就可能削弱系统成员对系统的支持，……要求和输出之间可能十分不平衡，以至于不仅激起了对于现存的当局，而且引发了对于典则或政治共同体的强烈对立。
”
从而使公众对政府发出的政令和决策消极抵制或不屑一顾。
一旦大多数的社会成员“认为他们已无法影响当局并由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感到有必要转而诉诸严厉手段，努力从根本上改变现存典则，诉诸摧毁现存政治共同体。
”“当一个权威性分配价值的系统受到极其沉重的压力，以至于再也不能承受时，该系统就会崩溃。
政治系统输入与输出失衡状态的另一种情况是，政治参与过分地集中于输出一端，输出过大，输入过小。
政治决策完全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做出。
公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政令和决策，却不能向政府输入自己的要求。
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为我们分析历史上一些国家政权的崩溃或灭亡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结构功能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理论流派。
它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
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
从思想渊源看，社会科学中的功能主义有着长期的历史。
孔德和斯宾塞在其著作中都有所论述。
迪尔凯姆、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对功能主义也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现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是在以往的功能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是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这一名称，他在以后的许多论著中，为形成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性理论作出了很大努力，并成为结构功能分析学派的领袖人物。
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行动系统的4个子系统之一，其他3个是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和文化系统。
在社会系统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形成了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
社会角色，作为角色系统的集体，以及由价值观和规范构成的社会制度，是社会的一些结构单位。
社会系统为了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在,必须满足4种功能条件：
①适应。
确保系统从环境中获得所需资源，并在系统内加以分配。
②目标达成。
制定系统的目标和确定各目标的主次关系，并能调动资源和引导社会成员去实现目标。
③整合。
使系统各部分协调为一个起作用的整体。
④潜在模式维系。
维持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并使其在系统内保持制度化。
在社会系统中，执行这4种功能的子系统分别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
这些功能在社会系统中相互联系。
社会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社会系统内的各亚系统之间，在社会互动中具有输入—输出的交换关系。
这样的交换使社会秩序得以结构化。
结构－功能主义试图通过剖析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揭示政治系统运转的规律。
它有4个基本假设:
①政治结构的普遍性，所有政治系统都拥有履行相同功能的同样结构。
②政治功能的普通性，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结构都具有政治功能。
③政治结构的多功能性，所有政治结构的功能都是多方面的。
④政治结构的根本功能是维持政治系统的生存。
结构-功能主义所谓的政治结构，是指一个政治系统中相关的政治角色之间固定化关系的形式，亦即政治行为的模式。
主要指政府的宪政结构、行政结构、司法结构和非政府的政党结构、利益集团的结构、政治文化的结构。
西方政治学家不提阶级结构这一实质性的政治结构。
结构-功能主义作为政治分析的一种方法，与一般的系统分析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它除了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普通性等系统分析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静态性和模糊性的特征。
所谓政治功能，则是政治结构的活动后果或影响。
西方政治学家认为政治结构有3个基本特征：
①尽管政治功能会有变化，但政治结构总是存在的；
②同样的政治结构既可履行相同的功能，也可履行不同的功能；
③某些政治功能只能通过特定的政治结构才能实现，换言之，某种政治结构是实现特定政治功能的必要条件。
政治功能有显性和隐性之分。
显性功能是有目的的或预期的后果；
隐性功能则是非预期的或偶然产生的后果。
政治心理分析框架实际上是一种行为主义的分析方法，它注重从政治过程中不断变动的人们的态度、情绪、个性、性格和气质因素角度来解释政治行为。
这种方法给人们提供了解释政治活动、政治关系的新视角。
这是政治学方法上的一种创新。
政治心理分析的兴起与心理学的发展以及行为主义理论的兴起是分不开的。
20世纪初，英国政治思想家华莱士在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创立了政治心理分析方法。
他在1908年发展的《政治中的人性》一书是运用政治心理方法分析政治行为的代表性著作，此书探讨了冲动与本能这类心理因素在政治生活的作用，研究了理性决策、理性选择以及政治生活中的非理性主义问题。
30年代以后，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
拉斯韦尔的政治分析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认为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
另一层次，他通过分析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国际冲突中“阉割情结”的重要影响作用。
拉斯维尔的努力。
拉斯维尔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如《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心理学和政治》、《权力与个性》、《政治学：
谁得到什么？
何时？
如何？
》等。
考察了权力的心理基础，提出了著名论断：
人们希望权力，是要增加自身的尊严。
1949年，他又写了一部著作《政治行为分析》深入探讨了政治活动，政治行为的心理基础及个人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问题。
所谓政治心理就是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信念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心理是行为体在政治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比如在存在了几千年的“官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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