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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其他学者对语用学的定义(何兆熊,1989:

10-11):

(1)“语用学是对语言行为以及实施这些行为的语境所作的研究(Stalnaker,1972)”;

(2)“语用学是一种旨在描述说话人如何使用一种语言的句子达致成功交际的理论(Kempson,1975)”;

(3)“语用学是对语言的使用和语言交际进行的研究(Akmajian,1979)”;

(4)“语用学可以有效地定义为对话语如何在情景中取得意义的研究。

"

(英·

利奇G.N。

Leech,PrinciplesofPragmatics,Longman,1983。

P。

X。

何自然:

“语用学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研究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

(《语用学概论》第1页

金定元:

“语用学就是研究语境的科学。

”(《语用学——研究语境的科学》载《中国语文天地》1986年第1期。

周礼全:

“语用学是符号学的重要部分……它研究:

在一个语境中,说话者如何应用话语准确地表达和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听话者,从而达到自己的意图;

它也研究:

在一个语境中,听话者如何准确地了解说话者通过话语所表达和传达的思想感情及其背后的意图。

”(《中国语用学思想·

序》)

2、对象和内容

就语用学研究对象而言,大致出现三大主要趋势:

一是认为语用学研究说话者意义(speakermeaning),如GLeech(1983),强调发出信息的话语生成者.

二是主张语用学应研究话语解释(utteranceinterpretation)如D。

Sperber&

D.Blakemore(1992),他们从认知角度出发,解释心理认知因素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主要强调信息的接受者。

三是主张语用学应同时研究说话者与受话者,如S。

Davis(1991)等认为语用学应研究人们如何运用和理解语言,以及在理解运用语言时心理存在的认知问题。

语用学归根结蒂是对语言意义的研究,它既是“理解语言使用语言的学问”,也是“研究语言合适得体”的学问。

大致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1)指称(deixis);

(2)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implicatyre);

(3)预设(presupposition);

(4)言语行为(speechacts);

(5)会话分析(conversationalanalysis)以及微观上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principle)、礼貌原则(politeprinciple),都与会话含义和言语行为理论密切关联。

研究方向呈现纷繁驳杂的景象,主要有语用语言学、认知语用学、社会语用学和发展语用学及跨文化语用学

3、学科性质:

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二、什么是修辞学

1、修辞学的定义:

黄伯荣:

交流思想时,同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各种形式有自己特有的表达效果。

在表达效果、语境确定的前提下,如何积极调动语言因素,配合非语言因素,以最恰当完美的语言加工形式去获得最佳的表达效果,这就是修辞.

“美辞说”:

“修辞学就是美辞学,是研究如何使辞藻美丽的学问.”(岛村龙太郎《新美辞学》)

王希杰:

修辞学是从表达效果出发来研究口语和书面语在交际活动中的言语常规、变形和正负偏离现象,建立已然的和可能的修辞规范及超规范、反规范的模式的一门语言科学。

2、对象与内容:

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一、交际的全过程

二、一切的说写和听说者

三、话语的表达效果

四、包括无意识、潜意识

五、研究潜修辞现象

六、不可忽视非语言因素

修辞学的内容:

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辞格

3、学科性质:

A、修辞学是边缘学科。

陈望道张志公宗廷虎

B、修辞学是语言中的一个分支学科.修辞学“属于语言文字形式上的一个部门”(祝秀侠《社会修辞学》)

在我们看来,修辞学是语言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语言是修辞学研究的真正的唯一的对象,修辞学研究作为交际工具的在交际市场上被使用的作为商品在流通的语言,目的是要揭示人类的语言之迷,提高语言的功能,这正是语言科学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作为语言学的唯一对象的语言是什么?

是作为人类的思维工具交际工具的音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

那么正是修辞学承担了研究语言的交际工具的重大任务。

当然可以同研究语言的音义结构的语义学、音位学、语法学平起平坐,并驾齐驱,一同构成了语言学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没有修辞学,语言学便是残缺不全的不完整的,另一方面把修辞赶出语言学的大门,它也就无法找到自己的归属了。

第二节语用学、修辞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语用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1、国外的语用学研究

哲学乃语言学的摇篮,语用学的基本观点即肇始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意义理论。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C.Peirce)就研究了观念的意义问题。

他认为,语言的意义和性质是由语言使用者的主观需要和感觉经验决定的。

本世纪30年代,将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相结合的代表人物莫里斯(CharlesW.Morris)发展了皮尔士的观点,他在其《符号理论基础》中提出了符号学的三分说,认为符号学包括“符号关系学”(即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其中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1938)研究“符号与有生命的方面,即研究符号作用下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理和社会现象”或“研究符号的来源、用法及其在行为中出现时所产生的作用”。

(1946)继莫氏之后,语用学研究走出了纯理论的构想阶段。

50至70年代,英国哲学家奥斯汀(A。

Austin)首先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而是言语行为,如“请求”、“命令"

等.后来,美国哲学家塞尔(J.Searle)发展和完善了奥氏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美国哲学家格赖斯(H.P.Grice)还提出了著名的“合作原则”和“会话含意”学说。

哲学家们的建树为语用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语用学作为语言学学科分支之一而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有三大标志:

一是1979年《语用学杂志》(JournalofPragmatics)在荷兰创刊;

二是1983年第一部语用教科书(S.C.Levinson:

Pragmatics)的面世;

三是1986年国际语用学会成立。

国外语用学有两大流派:

英美学派的微观语用学和欧洲大陆的宏观语用学.

英美学派主张语用学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即与语义学处于同等地位,但各自有明确的分工,是语言学的一个分相研究.里奇认为语义学揭示的意义是二元关系,即“X的意思是Y”;

而语用学揭示的是三元关系。

即“S通过说X来表示Z"

因此语义学研究的是词语在语句中的意义,而语用学表达的是通过语句中词语的意义来表达说话人意图表达的意义.

欧陆学派主张,凡语言的使用和理解有关的都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将语用学看成是语言功能的一种纵观。

2、我国语用学理论的引进

我国语用学的研究时间不长,仅有20多年。

从1980年起《国外语言学》杂志就开始介绍国外的语用学。

最早向国内学者全面介绍语用学的是北京大学的胡壮麟教授,他在《国外语用学》(1980年第3期)以《语用学》为题,从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各个语言学派对语用学的评论、语用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和语用学规则等四个方面介绍语用学。

20世纪80年代陆续有钱兆明(1981)、倪波(1982)、黄宏熙(1982)、程雨民(1983)、刘保山(1983)、何兆熊(1983)黄次栋(1984)、廖秋忠(1985、1986)、花永年(1986)、金定元(1986)、陈平(1987)、刘润清(1987)、胡文仲(1988)、沈家煊(1988)、邓旭东(1988)、段开成(1988)、戚雨村(1988)、王纵炎(1988)等分别就语用学某一或几方面课题进行评价,从不同侧面丰富了语用学的引进与介绍.值得一提的是戚雨村的《语用学说略》(《外国语》,1988年,NO.4)较为全面地概述了语用学的兴起和发展以及研究范围,如指示、预设、语言行为理论、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会话分析等。

90年代以钱冠连(1990、1991)、杨自俭(1990)、顾曰国(1990、1992)、张亚非(1992)、曲卫国(1993)、赵世开(1993)、徐盛桓(1993a、1993b、1994、1995)、何自然(1995、1996)、范文芳(1995)为代表,并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对语用学的主要理论作了系统的评述。

有代表性的是何自然的《近年来国外语用学研究概述》(《外国语》,1995年,NO。

3)介绍了英美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对语用学的研究状况,其中包括社会交际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语际语用学以及以“关联理论"

为核心的认知语用学、基本上囊括了90年代西方语用学的研究范围.何兆熊的《90年代看语用》》(《外国语》,1997年,NO。

4)把语用学的发展分成3个阶段。

何兆熊(1997)认为,语用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是语用学的兴起阶段。

6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但当时语言学界几乎是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一统天下,言语行为理论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出于对乔氏理论的反动,也由于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言语行为理论到70年代才十分风行。

语言学的其它分支领域纷纷比照该理论对自己的研究重新进行了考虑。

在该时期,传统语义研究废纸篓里的内容被纷纷抖落出来.对传统语义的某些课题,学者们也以新的眼光;

进行了审视,如“前提”一直被看作是语义关系,但人们逐渐发现这种语境敏感的语义更适合从语用的角度来认识。

这一时期的语用研究,范围尚不十分明确和系统,但大量的研究为该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80年代是其定型阶段;

80年代是语用学的定型阶段。

列文森所著Pragmatic一书的出版,是语用研究领域框架形成的标志性著作.作者在该书中列出了语用学公认的主要课题,如:

Deixis,Conversationalmplicature,Presupposition,Speechacts,Conversationalstructure,由此勾勒出了该领域的轮廓,无疑是语用研究的经典著作。

90年代则是该学科的成熟期。

除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外,一批语用研究的专著相继问世:

1989:

G.GreenPragmaticsandNaturalLanguageUnderstanding(语用学与自然语言理解)

1993:

J.L.MeyPragmatics—anintroduction(语用学导论)

1995:

P.GrundyDoingPragmatics

J。

ThomasMeaninginInteraction—anintroductiontopragmatics(相互作用的意义——语用学导论)

1996:

G.YulePragmatics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有这么多的语用学专著问世绝非偶然.这是前一段时期语用研究不断拓展、深入的结果。

这几本专著的侧重点不同,如Green侧重语用的形式方面,Mey侧重社会的角度,但列文森书中的五个基本课题都可以找到。

可喜的是,这些专著对每一课题的认识和阐述更加深入,视角更加宽阔。

当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如礼貌等.

语用学在西方的发展历史不长,在我国的历史则更短。

从20世纪80年代初被引入到现在才30年左右的时间,但它在我国的传播却十分迅速。

在语用学的引用与研究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何自然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何兆熊教授成为中流砥柱.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作为国内语言学系列教材之一,1987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内容几乎囊括了Levinson《语用学》一书的各个部分,也增加了一些其他内容和汉语例子.他的《语用学与英语学习》(1997)以及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要》(1989)除了包括了列文森的《语用学》内容外,还几乎包括利奇的《语用学原则》中的所有内容,当然也有自己的研究。

这几本成为外语界最具有影响的教科书与参考书。

此外,还有钱冠连先生的《汉语文化语用学》(1997)书中对国外语用学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概述,介绍了哲人的探索、奥斯汀与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与言语行为分类、格赖斯与“会话含意”理论、列文森与描写语用学、利奇与《语用学原则》威尔逊与斯泊汀的关联理论、维索尔论与语言适合理论以及综观论、新格赖斯语用机制。

语用学理论的引进主要包括综述、评介与翻译3个方面。

直接把西方语用学论著译成中文也是一种引进形式。

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首推沈家煊先生,如他译的《语用学概观》(《国外语言学》,1985年,NO.1)就谈到了语用学的历史与定义、语用学论题、当前语用学的工作、语用学的实际用途等内容;

1986年至1987年在该刊连续发表了《语用学论题》;

1991年第2—4期又在该刊连载了译文《语用学理论》。

对国外语用学专著的评介是另一种引进形式。

如廖秋忠的《〈语义学与语用学的探索〉介绍》(《国外语言学》,1985年,NO。

4)和《语用学的原则》(《国外语言学》,1986年,NO.4)、林书武的《〈语用学读本〉介绍》(《国外语言学》,1994年,NO.3)、何自然的《国外近年出版的语用学教科书概述》(《外语研究》,1995年,NO。

2).

以上3方面的引进,其成就是巨大的:

第一,使国内学人明确了语用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如指示、言语行为、预设、会话含意、会话结构、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以及关联原则等等;

第二,摆脱了长期以来以词本位、句本位为研究对象的束缚,而将重心转移到了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尤其是话语的产生与理解;

第三,初步形成了语用学研究的方法与原则,建立了语用学研究的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

课题组编辑出版的《语用研究论集》,可以说是汉语界语用研究成果的一次展览,令人欢欣鼓舞。

3、我国语用学研究的几个方面

1)面向外语教学的语用学研究。

研究者从外语交际过程中的语用失误入手,着重阐述外语语用法的特点,指出汉语与外语语用法的差异,对提高中国学生外语的语用能力很有帮助。

由此引起外语教育对语言的文化因素的重视。

2)面向汉语语法和语用法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特点是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研究语用学和语法的关系,一方面是拓宽了汉语语法研究范围,从对汉语语法事实描述上升到对语法事实的阐释,另一方面,是从汉语角度对建立在西方语言基础上的语用学理论加以验证、修正和补充。

3)语用学理论的研究。

注重对一般语言规律的探究.国内在这方面力量较薄弱,基本上对西方的语用学理论加以评论和补充。

一是对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和下属各条会话准则提出不同的看法。

二是对“礼貌原则"

的探讨,三是有关“言语行为"

理论的讨论,顾曰国(1993、1994)提出言语行为不是说话人单方面的行为,而是与听说人有关的双方共同的行为,把言语行为置于社会活动的大范围加以考察。

4、我国语用学研究的成果

1)英汉对比研究

2)语用范围内的跨文化交际研究

3)语用意义和语境的研究

4)语用翻译的研究

5、我国语用学研究新动向

纵观我国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有以下趋势:

1)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

言语交际与意义生成都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语用研究理论应是一种动态研究。

以语境研究为例,以往只看到语境是一组变量的静态组合,如今更看到了在交际过程中语境的变化.不仅注意语境对语言形式的制约作用,同时开始研究交际参与者如何操纵、调动某些语境因素以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

2)从理论研究到实证研究再扩大到应用研究。

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偏重理论而忽略应用研究。

目前,研究方法开始从理论转向实证研究,学者开始尊重语言事实,努力去研究语料,让语料说话。

3)多角度、多维度研究语用学.从认知角度、语言哲学角度以及综合角度思考语用问题是语用学研究的新趋势。

二、修辞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1、中国古代修辞学研究

中国修辞思想萌芽于何时?

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似乎在中国修辞学界仍未形成共识。

比如在郑子瑜、宗廷虎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第一编中,只提到先秦的修辞思想,并未明确提出其萌芽于何时。

有学者在《语法修辞论》中提出我国古代的修辞学研究是“一源三流”

对汉语修辞学的悠久历史进行全面考察,我们可以概括其大体势态为一源三流。

一源.汉语修辞学可以春秋战国为肇始点。

后人根据《诗经》的语言特点,总结出赋、比、兴等修辞手法,也挖掘出其中偶发的修辞论说:

孔子,则有明确的语言意识,他留下了争议千年的“辞达”论.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著作中,关于语言运用问题的论述构成了中国学术史上修辞一门的宝贵资源,跟差不多同时代的亚里斯多德、赫拉克利特及其创建并有所发展的修辞问题的探讨有同等的价值,然而,在科学上虽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但尚未滋萌自觉的修辞意识。

秦汉以后,由于各种学术与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的修辞大体流变为如下三个方面,即我们所说的三流:

第一、作为传统语文学的下属部门,修辞学科不断发展。

像汉代继《春秋左传》之后的《公羊传》、《谷梁传》中就有很多关于修辞的论述,其后的《修辞章句》至《诗集传》一直到乾嘉考据之学的形、音、义三系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均包含了语法、修辞的内容。

第二、作为治古典文史学的工具,修辞学科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并由他们使古代修辞学科中的文艺修辞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几乎成了中国古代修辞学中最显赫的部门。

中国古典文学、史学的起始,固然是与哲学、经学、名学、论理学等交织在一起的,但历代的文学作品、史学著作及许多文论、史论、诗话、词话和难以数计的笔记等也确乎构成了古典文史学的灿烂宝库,而在这些文论、史论、诗话、词话和笔记中恰也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修辞学资料。

其中王充《论衡》论及夸饰、曹丕《典论•论文》第一次论及各不同文体的修辞标准,继有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纵论文体与修辞的关系,又有沈约《谢灵运传记》、刘子显《文学论传》论各家修辞技巧,后有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肪《文章缘起》、钟嵘《诗品》、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刘知几《史通》、白居易《与元九书》、李蓍卿《文章精义》、洪迈《容斋随笔》、陈揆《文则》、韩子苍《陵阳室中语》、王若虚《滹南遗老集》、王构《修辞鉴衡》、有顾炎武《日知录》、章学诚《文史通义》等著作,其中论文学语言、史著语言以及协作技巧、文体特点的部分,差不多都涉及了修辞学问题。

第三,作为汉语语法学的“混充物”,修辞学本身在客观上得到了发展。

《马氏文通》一出,遂使中国古代修辞的最后阶段,昙现出一种类于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状态的“小气候"

,像《修词学教科书》、《文字发凡》、《文法会通》、《文学津梁》等都是这样。

2、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

即20世纪中国修辞学研究

20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历史发展可用八字作结:

三起三落,断续相间。

据此,可分成三个发展期。

(一)草创期

1905年,杨振常《修词学教科书》和龙伯纯《文字发凡—-修辞卷》出版,最早引进国外修辞学说。

自此,中国现代修辞学开始了一二十年的萌芽酝酿,终于在二三十年代得以创建的草创发展期。

1932年出版的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是这一时期学科建设的光辉总结,亦是中国现代修辞学诞生的标志。

随后,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修辞学萧条冷清,这是学科发展的一起一落。

这一时期,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在于学科的独立化,使之于文章学、文法学、文艺学等区别开来。

成为有自己学科范围、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的学科。

代表作品:

唐钺《修辞格》(1923年)、王易《修辞学》(1926年)、张弓《中国修辞学》(1926年)

(二)普及期

自1951年6月6日,吕淑湘、朱德熙在《人民日报》开始连载《语法修辞讲话》,到1963年张弓出版《现代汉语修辞学》,修辞学又趋于活跃,进入普及期.后“文革"

十年动乱不堪,修辞学多年沉寂无声。

这是修辞学的二起二落.张志公主编的《语文》(第六册)(1958年)出版,使全国第一次有了通用的汉语修辞的教学系统。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作为大学教材,陈望道在1965年曾说,“解放以后,修辞学在注重实用和普及方面有很大的成绩,但深入的研究还显不足”这个结论可谓一语中的。

(三)繁荣期

70年代末,修辞学从讨论修辞学对象与范围入手,进入新时期.修辞学在语言学疆场上跃动人马,开拓前进。

理论建设、体系构拟、队伍组建、社会普及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个令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刮目相看的学科整体大跃动,学科发展的学科化和科学化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80年代中后期,修辞学又逐渐跌落低谷,至今尚未摆脱困境。

这是修辞学的三起三落。

理论建设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讨论.主要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修辞学对象与范围大讨论;

80年代初中期的“同义形式”大讨论;

80年代后期的“语法修辞结合”的讨论.

倪宝元的《修辞》,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

本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20年,是我国现代修辞学史上少有的发展最快的20年。

这20年呈现了修辞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语言为本体的修辞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二是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交融;

三是修辞学动态研究的重要突破.

A、以语言为本体的修辞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上世纪20年汉语修辞学研究在基础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又有着明显的深入。

它集中表现在以语言为本体的修辞学研究呈现出多个分支齐头并进,而且各个分支均涌现出一批专著的可喜局面。

a、八九十年代涌现的一批修辞学通论性著作,是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的发展。

倪宝元《修辞》等是对一度流行的用词、择句、辞格体系的深化,王希杰《汉语修辞学》、《修辞学新论》是在融合各家观点基础上的创新等。

b、修辞格研究的全面开花。

吴士文《修辞格论析》谭永祥的《修辞新格》

c、词句篇章修辞研究的新进展.除词、句修辞涌现了专著外,引人注目的篇章、段落修辞研究方面有郑文贞《段落的组织》、徐炳昌《篇章的修辞》、郑文贞《篇章修辞学》

d、语体风格研究的新突破。

专著:

程祥徽《语言风格初探》、张德明《语言风格学》、黎运汉《汉语风格探索》、郑远汉《语言风格学》

B、修辞学与临近学科的结合和交融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进入90年代以来,与80年代相比,汉语修辞研究在与临近学科的结合和交融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具体表现在:

a、修辞学与逻辑学的结合和交融

代表作是张炼强的《修辞理据探索》

b、修辞学与文学、美学的结合和交融

郑颐寿等《文艺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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