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二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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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红军有名的战将,张主席很看重你。
”黄超又说。
彭德怀说:
“我也早闻国焘同志大名,没有见过面。
话匣子打开之后,黄超谈论起当前的战略方针,说中央已决定北上,在此之前巩固川康地区也很重要,这是出发基地和退路。
“你年纪轻轻,懂的还不少。
”彭德怀惊奇地说,“你说的这套就是诸葛孔明的定蜀方略,他称为‘欲北伐必先南征’。
这次谈话引起彭德怀的警惕。
他后来说:
“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
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
……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
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接着,张国焘亲自出马,设宴招待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
宾主畅谈往事,展望未来,气氛十分酣畅。
临到散席的时候,张国焘说:
“一方面军长征以来,减员严重,我准备分别拨给一、三军团一个团的兵力。
”在他看来,这是一份厚礼。
回去的路上,聂荣臻若有所思,问彭德怀:
“张国焘今天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
彭德怀会意地笑了笑,反过来问:
“人家拨兵给你,你要不要?
“傻子才不要。
”两人相视而笑。
彭德怀内心敞亮。
他对杨尚昆说:
“我行伍出身,对旧军阀的那一套我还不清楚吗?
张国焘算什么东西,把我看成军阀了!
张国焘拉拢彭德怀没有任何进展,但在笼络林彪上取得了进展。
林彪的摇摆,他的老搭档聂荣臻看出来了,他有一段记述:
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许多胡豆。
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
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
“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了,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
”留下后,陈昌浩问我:
“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
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
”我说,遵义会议我已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
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回到一军团指挥部,聂荣臻好心地提醒林彪:
“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不见得吧?
”虽然聂荣臻是林彪就读黄埔军校时的政治教官,年龄大7岁,他也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不见得?
”聂荣臻说,“听陈昌浩说,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
把我们调离原来的作战单位,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
“你这是宗派主义!
”一向对政治冷淡的林彪扣出了一顶大帽子。
“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
”聂荣臻仍然好言相劝,“张国焘与中央的思想不一样,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
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
”林彪一反常态,执意将政委顶到死角。
在当时,得罪炙手可热的张国焘是一种风险。
聂荣臻并不害怕,坦然回答道:
“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
林彪提高调门,嚷道:
“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
我们才几个人哪?
这下把聂荣臻惹火了,他“霍”地站起来一拍桌子大声说:
“人多就对,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正确吗?
毛泽东听到彭德怀和聂荣臻的汇报后,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将中央机关安排在红三军团行军序列中,赋予彭德怀保护中央机关的责任;
二是将红一军团推到开路先锋的位置,尽量避免林彪与张国焘、陈昌浩等人接触,这既是对林彪的一种保护,也是对张国焘的一种防范。
“三管齐下”的威逼
6月30日,张国焘离开两河口归返红四方面军总部——茂县。
他路经下东门时,见了徐向前。
“会开得怎样?
”徐向前关切地问。
张国焘不愿意多谈,只是说:
“中央红军一路上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的情形差不多。
徐向前不好多问,他一直被张国焘控制使用,处境非常尴尬。
他用“用而不信”“孤掌难鸣”形容自己在四方面军的地位:
自从在鄂豫皖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
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
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实行家长制统治,搞得很不正常。
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
张国焘不是一个受得了委屈、耐得住性子、忍得住寂寞的人。
他认为在两河口遭到了压制、孤立和围攻,这样的待遇与他在党内的资历、与他取得的成功、与他拥有的实力极不相称,他必须有高烈度反应。
很快,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三个方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是中央派往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遭到抵制。
毛泽东曾与张国焘商量,鉴于红一方面军干部多、战士少和红四方面军干部少、文化低,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部队补充一方面军,中央从中直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中抽调部分文化程度、领导水平较高的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
根据这一认识,中央抽调刘伯承、叶剑英、李维汉、李卓然、陈赓等军、师级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但是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限制,特别是李维汉和陈赓。
李维汉,党内公认统战工作的能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统战工作部部长长达16年。
中央先是任命他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接着任命他担任红四方面军纵队政治部主任,均被张国焘直接挡回。
陈赓,由于原来在鄂豫皖苏区工作过,中央希望发挥他熟悉红四方面军的优点,将红一方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新的红军学校,派他去担任领导职务。
刚到杂谷脑,张国焘找上门来,问:
“你在一、四方面军都干过,觉得哪个部队好些?
陈赓正面回答:
“依我看,两家各有优、缺点。
一方面军打仗勇敢,群众纪律好,政治工作不错;
四方面军打仗好,干部、战士的战斗作风也好,只是政治工作、群众纪律比较差。
“你有什么资格谈政治工作?
”张国焘猛不丁地一拍桌子,“你离开鄂豫皖到上海,就干了两件事,一是告我和中央分局的刁状,二是被捕入狱,然后被蒋介石释放。
你给我交待清楚,蒋介石杀害了我党那么多同志,为什么单单释放你?
我看你是国民党派来的侦探!
陈赓曾经在1925年东征战役中救过蒋介石一条命,所以,在他被捕入狱后,蒋介石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公开释放他,以表示自己有恩必报,同时想以此影响中共的黄埔学生。
陈赓出狱后,曾向组织汇报过此事,组织上进行了查实,证明陈赓没有问题。
他后来在《我的自传》中写道:
“在狱中凡四月,当局用尽威吓利诱(手段),我丝毫未为所动。
因以黄埔关系,红军势大,当局幻想以我影响红军中之黄埔生,被释放。
张国焘余怒未消,下令川陕省委对陈赓进行审查和处理。
周恩来担心陈赓有危险,派人送信给他,令他立即回红一方面军。
二是红一、红四方面军相互尊重的气氛被恶意扭曲。
会师之前,毛泽东一再强调两军会合要搞好团结。
为此,他甚至细到称呼上。
杨尚昆与张国焘1928年在莫斯科相识,1931年回国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是上下级关系,在上海白区住在一起,对外以表兄弟相称进行掩护,两人关系很随便。
毛泽东叮嘱杨尚昆:
“不要总是国焘长国焘短的,要尊敬他,称他张主席。
天下红军是一家,两个方面军中指战员在相互理解、尊重、支持和帮助方面做得都不错,但是也有一些添乱子的人。
博古、凯丰等人对红四方面军有些作风看不惯,批评存在“军阀主义”“土匪作风”,这一点被张国焘利用。
他召开干部会议,以弥合两军缝隙为借口,一面要求部下尊敬中央和中央红军,一面又公开披露博古等人对红四方面军的“指责”和“苛求”,不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还说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戴眼镜”“提饭盒”“坐轿子”,瞧不起红四方面军这些“老土”。
这些言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传遍军中,激起红四方面军的义愤。
在何畏、李特等人的煽动下,红四方面军也反唇相讥,使两军关系蒙上了一层越来越重的阴影。
三是公然伸手要权。
早在离开两河口的第二天,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7月初,中共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
慰问团由李富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伯承(军委总参谋长)、林伯渠(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李维汉(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组成,任务是慰问红四方面军、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他们受到了张国焘异常“热情”的接待:
吃饭有人请,散步有人陪,谈话有人记,目的只有一个:
限制他们与红四方面军干部接触。
7月5日夜,张国焘把中央慰问团负责人李富春请来住处。
“两军会合后,部队多了,摊子大了,当务之急是统一军事的组织问题,否则无法统一指挥作战,也没有把握攻下松潘、消灭胡宗南。
“统一军事指挥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
”李富春一时转不过弯来。
“解决了?
”张国焘明知故问,“我怎么不知道。
李富春说:
“中央常委不是决定增补你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为军委委员吗?
“把三个人加进军委,就算是解决统一军事的组织问题了。
这样未免太简单了!
”张国焘冷笑道,“再说,军委是决策机构,在指挥机构里若没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这样不好统一指挥。
事关重大,李富春不敢吱声。
张国焘继续说:
“红军总部应该调整一下,以便真正体现统一军事指挥组织。
我建议,由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
当时,红军总政委为周恩来。
李富春急不择言:
“那周副主席呢?
“可以设常委嘛。
”张国焘有一整套方案,“中央军委设常委,周恩来、毛泽东等在军委常委专门谋划战略问题,不直接参与指挥。
这样调整才能体现统一军事指挥,也有利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我只不过是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
不等他说完,张国焘就插断了:
“你是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管组织,说话的分量不轻哟。
李富春不敢表态,7月6日凌晨通过电报将此事及时通报给中央: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
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
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
立复。
富春
七月六日一时
跟随中路军前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到电报,都感到一惊。
周恩来脱口而出:
“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毛泽东忧心忡忡:
“一定还会有后文的。
川陕省委和陈昌浩相继“逼宫”
就在中央对张国焘索权要求置之不理的当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少共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凯丰的一篇文章,让争论公开化。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长期领导青年运动和宣传工作。
这是一个不信邪、敢碰硬、喜欢挑战强手的人。
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遭到众口一词的批判,而凯丰却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
“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凯丰又把火力对准了张国焘,撰写了长文《列宁论联邦政府》,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主要内容是:
列宁曾经反对“欧洲联邦”,西北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
在已经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情况下,有另立政府之嫌,而且颁布的各项政策与苏维埃路线相违背。
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张国焘的主张。
他借机生事,找到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一连提出了6个问题:
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
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
如果是,为什么不等我到了抚边,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
又为什么我已经到了此地20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
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吗?
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而其他同志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登载出来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
张闻天提醒张国焘:
“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同志是主席,你和项英同志是副主席,这你是知道的。
如果又出现一个联邦政府,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张国焘理直气壮地说:
“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嘛。
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不能行使职权。
现在我们组织西北联邦,也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嘛。
张闻天表示:
“现在一、四方面军急须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执的问题。
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恼火地批评了凯丰:
“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还添乱?
!
毛泽东想息事宁人,张国焘继续将事件升级。
7月8日,他召开中共西北特委第二次常委会议(又称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再次以凯丰的文章为例,诉说中央对他的攻击和对红四方面军政策的批评,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
他以“红四方面军过去的领导和组织是否正确”为题,讲了四个问题:
第一,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是正确的,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后来从川陕根据地撤出来,也是对的。
第二,肃反路线也是正确的。
第三,红四方面军党的领导和提拔工农干部的政策也是正确的。
第四,特委对政权问题的了解是列宁主义的,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正确的。
“现在有种倾向,一方面赞扬红四方面军作战英勇,一方面又批评红四方面军领导不正确。
”张国焘作总结,“中央政治局应当反对这种别有用心的企图,打击这种贬低红四方面军的错误言行。
他的话激起了部分干部的怒气,他们情绪激动地要求中央政治局召集会议,听取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意见,统一认识。
就在这天,川陕省委致电中央,不仅直接批评凯丰的文章,而且要求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清查“红军中的反革命活动”。
不等中央做出反应,第二天,川陕省委又发来关于《建议加强总司令部与军委增设常委》的电报: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
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
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
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
并希立复。
布礼。
这份电报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记录。
省一级的党组织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直接拟定具体人选,并且要求速决速行,立即答复。
中央政治局十分愤怒:
“他们胆子太大了,竟然敢逼宫?
宽容大度的朱德也诧异不已:
“特立怎么搞的?
也玩军阀这一套!
中央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没有回复这封电报。
这时,在三路北上的部队中,由红一方面军为主组成的左路军,进展最快,已经按计划占领芦花等地,而由红四方面军为主担任的中路军和右路军仍然进展缓慢。
7月10日,中央电促张国焘北上,提到“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不应一再延迟。
对于张国焘反复提到的人事问题,电文只原则地提到“急盼兄及徐陈迅速集中指挥”。
张国焘不满足这种纸面上的敷衍,继续按兵不动。
又过了5天,中央仍然对川陕省委的两封电报不做答复。
到了第六天,陈昌浩突然给中革军委发出电报:
朱、张、周、徐:
阿坝应速取。
浩甚望指挥统一,大振士气,提高军纪、党纪,坚决反右、肃反,争此大胜。
一切可见代呈。
惟浩只在中央及军委领导下坚决工作,但决不敢问,且无能另当大任也。
如何?
盼复。
中央仍然不做表态。
两天后,按捺不住的陈昌浩干脆直接致电中央,推荐张国焘任军委主席:
焘、向并转朱总:
……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
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
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坚决提高纪律、士气,肃反、反右,发出总的政治文件指示,以便干部、战士明白形势任务及前途。
对一、四方面军行动决议公布,统一全党全军意志。
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
陈昌浩要求面见中央领导人陈述意见,中央政治局再也不能置之不理。
张闻天接到一封笔迹潇洒的请柬:
闻天同志如晤:
你我天各一方,多年相违,每思同窗之谊,悬念殊深。
前日匆匆一面,未及深谈。
如能来我处一叙,则不胜欣幸之至。
此致
布礼!
陈昌浩即日
陈昌浩与张闻天均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有同窗之谊。
接到请柬后,张闻天判断:
“这是要给我做工作哩!
“好啊,你也可以做做他的工作嘛!
”毛泽东说,“目前军情如火,还是打松潘重要。
陈昌浩的前敌指挥部设在一栋藏族人的小楼里,二楼是他的住处。
陈昌浩十分健谈,从带兵打仗谈到亲自坐飞机扔炸弹,从鄂豫皖苏区谈到川陕苏区……
张闻天点头称赞:
“确实成绩很大!
四方面军的同志确实打出威风来了!
陈昌浩说:
“这些成绩的得来,是同国焘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公正地说,国焘同志确实很有能力,很有魄力,是足以肩负大任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断听到一点闲言碎语,说什么张国焘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
张闻天委婉地解释道:
“这样说,自然不好,可是国焘同志也是有缺点的。
大家都清楚,在严重的历史关头,他往往是掌握得不大稳的。
陈昌浩的脸色由晴转阴,尖锐地逼问:
“什么地方不稳?
张闻天和缓地说:
“我说的不大稳,指的是在根本路线上,有时‘左’了,有时又偏右了。
”他举出大革命时期,张国焘开始反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后来统一战线实现了,他又跑到陈独秀右的一边去了。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陈昌浩年少气盛,打断张闻天的话说,“我觉得,看人应当看主流。
国焘同志是拥护国际的,是忠实执行四中全会路线的。
从实践结果看也是这样,他领导的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这一点比别人并不差嘛!
我可以大胆地说,即使让他担任军委主席,也并不过分!
“这些问题还是留待以后再讨论吧!
”张闻天勉强地笑着说,“国焘同志现在已经在指挥全军的岗位上了。
我看英雄已经有了用武之地,还是研究一下早点打松潘吧!
下面指战员早就急了……”
“我心里何尝不急!
”陈昌浩的语气越来越硬,“我和徐总指挥都向国焘提过,国焘说打松潘没有问题,只要组织问题解决了,就立刻打!
“还有什么组织问题要解决?
”张闻天感到奇怪。
陈昌浩含混地说:
“国焘同志早说了,他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地位,是要整个的组织与现实的情况相适应!
甜蜜的叙旧最后变成了政治谈判,张闻天心中不是滋味。
回到住所,发现毛泽东在房间等候。
“怎么样,谈得如何?
”毛泽东满怀期待地问道。
“不佳!
”张闻天摇摇头,“有些人就是这样,只晓得追随个人,心目中没有党,没有真理。
毛泽东底线的学问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
”毛泽东深思熟虑,选择妥协,但是让出哪个位置、退到哪一步是个难题。
他找到张闻天,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由朱德担任着,他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代替朱老总;
只当军委副主席,他又不愿意与同为副主席的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
张闻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军北上,说:
“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不行!
”毛泽东断然拒绝,“他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彭德怀后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谋略:
“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
这是原则问题。
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张闻天建议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
这时周恩来突然病倒了,连续几天发高烧,不能进食,医生起初作为疟疾来治,后来发现他肝部肿大、皮肤黄染,确诊为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不得不卧床休息。
毛泽东、张闻天来到周恩来住所,同他商量。
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同意让出总政委之职。
张国焘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电话。
张闻天通知他:
“中央考虑为加强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调配,决定调整军委领导成员,准备提议你任总政委,想征求你的意见。
张国焘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
“现在是打仗,我就当总政委。
两全其美的安排,张国焘满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受。
事实证明,毛泽东让步的分寸,张国焘对于职位的选择,对后来他们的政治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中央让出的职位是总书记,后来分道扬镳时,北上的一方面军就会被扣上反党、分裂党、不服从党的决定等罪名,南下的张国焘将占尽政治优势。
1935年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9人,其中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8人均随红一方面军行动,只有张国焘代表红四方面军。
尽管人数上占绝对少数,但张国焘逼人的气势整个会场都能感受到。
张闻天首先发言:
“军委设总司令,张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人。
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张国焘。
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
这是军委的分工。
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
昌浩、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扩大权力,前面的部队都由他们指挥。
他的发言,实际代表中央的意见。
发言的总格调是通过让权争取红一、红四方面军的步调一致。
让权的幅度是很大的,红四方面军的三巨头都有相应安排:
张国焘任总政委,主管军委;
陈昌浩参加小军委,负责前敌指挥;
徐向前虽任原职,但职权已由指挥四方面军扩大到指挥处在前线交战位置的所有军队。
而且,总政治部也让出了一个副主任的名额。
在军委和总政,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已处于优势或主动地位。
张闻天发言后,张国焘仍不满足,把眼光又盯住党中央领导机构,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还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成员。
毛泽东回答说:
“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
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
张国焘没有坚持。
张闻天最后做结论:
“好,大家意见一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松潘战役。
会议结束后,张国焘立即走马上任,就在当天发出了《任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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