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二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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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红军有名的战将，张主席很看重你。
”黄超又说。
彭德怀说：
“我也早闻国焘同志大名，没有见过面。
话匣子打开之后，黄超谈论起当前的战略方针，说中央已决定北上，在此之前巩固川康地区也很重要，这是出发基地和退路。
“你年纪轻轻，懂的还不少。
”彭德怀惊奇地说，“你说的这套就是诸葛孔明的定蜀方略，他称为‘欲北伐必先南征’。
这次谈话引起彭德怀的警惕。
他后来说：
“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
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
……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
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接着，张国焘亲自出马，设宴招待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
宾主畅谈往事，展望未来，气氛十分酣畅。
临到散席的时候，张国焘说：
“一方面军长征以来，减员严重，我准备分别拨给一、三军团一个团的兵力。
”在他看来，这是一份厚礼。
回去的路上，聂荣臻若有所思，问彭德怀：
“张国焘今天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
彭德怀会意地笑了笑，反过来问：
“人家拨兵给你，你要不要？
“傻子才不要。
”两人相视而笑。
彭德怀内心敞亮。
他对杨尚昆说：
“我行伍出身，对旧军阀的那一套我还不清楚吗？
张国焘算什么东西，把我看成军阀了！
张国焘拉拢彭德怀没有任何进展，但在笼络林彪上取得了进展。
林彪的摇摆，他的老搭档聂荣臻看出来了，他有一段记述：
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许多胡豆。
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
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
“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了，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
”留下后，陈昌浩问我：
“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
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
”我说，遵义会议我已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
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回到一军团指挥部，聂荣臻好心地提醒林彪：
“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不见得吧？
”虽然聂荣臻是林彪就读黄埔军校时的政治教官，年龄大7岁，他也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不见得？
”聂荣臻说，“听陈昌浩说，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
把我们调离原来的作战单位，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
“你这是宗派主义！
”一向对政治冷淡的林彪扣出了一顶大帽子。
“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
”聂荣臻仍然好言相劝，“张国焘与中央的思想不一样，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
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
”林彪一反常态，执意将政委顶到死角。
在当时，得罪炙手可热的张国焘是一种风险。
聂荣臻并不害怕，坦然回答道：
“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
林彪提高调门，嚷道：
“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
我们才几个人哪？
这下把聂荣臻惹火了，他“霍”地站起来一拍桌子大声说：
“人多就对，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正确吗？
毛泽东听到彭德怀和聂荣臻的汇报后，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将中央机关安排在红三军团行军序列中，赋予彭德怀保护中央机关的责任；
二是将红一军团推到开路先锋的位置，尽量避免林彪与张国焘、陈昌浩等人接触，这既是对林彪的一种保护，也是对张国焘的一种防范。
“三管齐下”的威逼
6月30日，张国焘离开两河口归返红四方面军总部——茂县。
他路经下东门时，见了徐向前。
“会开得怎样？
”徐向前关切地问。
张国焘不愿意多谈，只是说：
“中央红军一路上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的情形差不多。
徐向前不好多问，他一直被张国焘控制使用，处境非常尴尬。
他用“用而不信”“孤掌难鸣”形容自己在四方面军的地位：
自从在鄂豫皖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
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
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实行家长制统治，搞得很不正常。
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
张国焘不是一个受得了委屈、耐得住性子、忍得住寂寞的人。
他认为在两河口遭到了压制、孤立和围攻，这样的待遇与他在党内的资历、与他取得的成功、与他拥有的实力极不相称，他必须有高烈度反应。
很快，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三个方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是中央派往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遭到抵制。
毛泽东曾与张国焘商量，鉴于红一方面军干部多、战士少和红四方面军干部少、文化低，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部队补充一方面军，中央从中直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中抽调部分文化程度、领导水平较高的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
根据这一认识，中央抽调刘伯承、叶剑英、李维汉、李卓然、陈赓等军、师级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但是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限制，特别是李维汉和陈赓。
李维汉，党内公认统战工作的能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统战工作部部长长达16年。
中央先是任命他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接着任命他担任红四方面军纵队政治部主任，均被张国焘直接挡回。
陈赓，由于原来在鄂豫皖苏区工作过，中央希望发挥他熟悉红四方面军的优点，将红一方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新的红军学校，派他去担任领导职务。
刚到杂谷脑，张国焘找上门来，问：
“你在一、四方面军都干过，觉得哪个部队好些？
陈赓正面回答：
“依我看，两家各有优、缺点。
一方面军打仗勇敢，群众纪律好，政治工作不错；
四方面军打仗好，干部、战士的战斗作风也好，只是政治工作、群众纪律比较差。
“你有什么资格谈政治工作？
”张国焘猛不丁地一拍桌子，“你离开鄂豫皖到上海，就干了两件事，一是告我和中央分局的刁状，二是被捕入狱，然后被蒋介石释放。
你给我交待清楚，蒋介石杀害了我党那么多同志，为什么单单释放你？
我看你是国民党派来的侦探！
陈赓曾经在1925年东征战役中救过蒋介石一条命，所以，在他被捕入狱后，蒋介石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公开释放他，以表示自己有恩必报，同时想以此影响中共的黄埔学生。
陈赓出狱后，曾向组织汇报过此事，组织上进行了查实，证明陈赓没有问题。
他后来在《我的自传》中写道：
“在狱中凡四月，当局用尽威吓利诱（手段），我丝毫未为所动。
因以黄埔关系，红军势大，当局幻想以我影响红军中之黄埔生，被释放。
张国焘余怒未消，下令川陕省委对陈赓进行审查和处理。
周恩来担心陈赓有危险，派人送信给他，令他立即回红一方面军。
二是红一、红四方面军相互尊重的气氛被恶意扭曲。
会师之前，毛泽东一再强调两军会合要搞好团结。
为此，他甚至细到称呼上。
杨尚昆与张国焘1928年在莫斯科相识，1931年回国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是上下级关系，在上海白区住在一起，对外以表兄弟相称进行掩护，两人关系很随便。
毛泽东叮嘱杨尚昆：
“不要总是国焘长国焘短的，要尊敬他，称他张主席。
天下红军是一家，两个方面军中指战员在相互理解、尊重、支持和帮助方面做得都不错，但是也有一些添乱子的人。
博古、凯丰等人对红四方面军有些作风看不惯，批评存在“军阀主义”“土匪作风”，这一点被张国焘利用。
他召开干部会议，以弥合两军缝隙为借口，一面要求部下尊敬中央和中央红军，一面又公开披露博古等人对红四方面军的“指责”和“苛求”，不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还说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戴眼镜”“提饭盒”“坐轿子”，瞧不起红四方面军这些“老土”。
这些言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传遍军中，激起红四方面军的义愤。
在何畏、李特等人的煽动下，红四方面军也反唇相讥，使两军关系蒙上了一层越来越重的阴影。
三是公然伸手要权。
早在离开两河口的第二天，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7月初，中共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
慰问团由李富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伯承（军委总参谋长）、林伯渠（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李维汉（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组成，任务是慰问红四方面军、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他们受到了张国焘异常“热情”的接待：
吃饭有人请，散步有人陪，谈话有人记，目的只有一个：
限制他们与红四方面军干部接触。
7月5日夜，张国焘把中央慰问团负责人李富春请来住处。
“两军会合后，部队多了，摊子大了，当务之急是统一军事的组织问题，否则无法统一指挥作战，也没有把握攻下松潘、消灭胡宗南。
“统一军事指挥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
”李富春一时转不过弯来。
“解决了？
”张国焘明知故问，“我怎么不知道。
李富春说：
“中央常委不是决定增补你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为军委委员吗？
“把三个人加进军委，就算是解决统一军事的组织问题了。
这样未免太简单了！
”张国焘冷笑道，“再说，军委是决策机构，在指挥机构里若没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这样不好统一指挥。
事关重大，李富春不敢吱声。
张国焘继续说：
“红军总部应该调整一下，以便真正体现统一军事指挥组织。
我建议，由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
当时，红军总政委为周恩来。
李富春急不择言：
“那周副主席呢？
“可以设常委嘛。
”张国焘有一整套方案，“中央军委设常委，周恩来、毛泽东等在军委常委专门谋划战略问题，不直接参与指挥。
这样调整才能体现统一军事指挥，也有利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我只不过是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
不等他说完，张国焘就插断了：
“你是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管组织，说话的分量不轻哟。
李富春不敢表态，7月6日凌晨通过电报将此事及时通报给中央：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
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
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
立复。
富春
七月六日一时
跟随中路军前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到电报，都感到一惊。
周恩来脱口而出：
“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毛泽东忧心忡忡：
“一定还会有后文的。
川陕省委和陈昌浩相继“逼宫”
就在中央对张国焘索权要求置之不理的当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少共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凯丰的一篇文章，让争论公开化。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长期领导青年运动和宣传工作。
这是一个不信邪、敢碰硬、喜欢挑战强手的人。
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遭到众口一词的批判，而凯丰却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
“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凯丰又把火力对准了张国焘，撰写了长文《列宁论联邦政府》，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主要内容是：
列宁曾经反对“欧洲联邦”，西北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
在已经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情况下，有另立政府之嫌，而且颁布的各项政策与苏维埃路线相违背。
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张国焘的主张。
他借机生事，找到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一连提出了6个问题：
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
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
如果是，为什么不等我到了抚边，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
又为什么我已经到了此地20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
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吗？
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而其他同志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登载出来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
张闻天提醒张国焘：
“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同志是主席，你和项英同志是副主席，这你是知道的。
如果又出现一个联邦政府，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张国焘理直气壮地说：
“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嘛。
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不能行使职权。
现在我们组织西北联邦，也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嘛。
张闻天表示：
“现在一、四方面军急须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执的问题。
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恼火地批评了凯丰：
“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还添乱？
！
毛泽东想息事宁人，张国焘继续将事件升级。
7月8日，他召开中共西北特委第二次常委会议（又称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再次以凯丰的文章为例，诉说中央对他的攻击和对红四方面军政策的批评，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
他以“红四方面军过去的领导和组织是否正确”为题，讲了四个问题：
第一，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是正确的，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后来从川陕根据地撤出来，也是对的。
第二，肃反路线也是正确的。
第三，红四方面军党的领导和提拔工农干部的政策也是正确的。
第四，特委对政权问题的了解是列宁主义的，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正确的。
“现在有种倾向，一方面赞扬红四方面军作战英勇，一方面又批评红四方面军领导不正确。
”张国焘作总结，“中央政治局应当反对这种别有用心的企图，打击这种贬低红四方面军的错误言行。
他的话激起了部分干部的怒气，他们情绪激动地要求中央政治局召集会议，听取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意见，统一认识。
就在这天，川陕省委致电中央，不仅直接批评凯丰的文章，而且要求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清查“红军中的反革命活动”。
不等中央做出反应，第二天，川陕省委又发来关于《建议加强总司令部与军委增设常委》的电报：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
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
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
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
并希立复。
布礼。
这份电报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记录。
省一级的党组织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直接拟定具体人选，并且要求速决速行，立即答复。
中央政治局十分愤怒：
“他们胆子太大了，竟然敢逼宫？
宽容大度的朱德也诧异不已：
“特立怎么搞的？
也玩军阀这一套！
中央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没有回复这封电报。
这时，在三路北上的部队中，由红一方面军为主组成的左路军，进展最快，已经按计划占领芦花等地，而由红四方面军为主担任的中路军和右路军仍然进展缓慢。
7月10日，中央电促张国焘北上，提到“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不应一再延迟。
对于张国焘反复提到的人事问题，电文只原则地提到“急盼兄及徐陈迅速集中指挥”。
张国焘不满足这种纸面上的敷衍，继续按兵不动。
又过了5天，中央仍然对川陕省委的两封电报不做答复。
到了第六天，陈昌浩突然给中革军委发出电报：
朱、张、周、徐：
阿坝应速取。
浩甚望指挥统一，大振士气，提高军纪、党纪，坚决反右、肃反，争此大胜。
一切可见代呈。
惟浩只在中央及军委领导下坚决工作，但决不敢问，且无能另当大任也。
如何？
盼复。
中央仍然不做表态。
两天后，按捺不住的陈昌浩干脆直接致电中央，推荐张国焘任军委主席：
焘、向并转朱总：
……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
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
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坚决提高纪律、士气，肃反、反右，发出总的政治文件指示，以便干部、战士明白形势任务及前途。
对一、四方面军行动决议公布，统一全党全军意志。
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
陈昌浩要求面见中央领导人陈述意见，中央政治局再也不能置之不理。
张闻天接到一封笔迹潇洒的请柬：
闻天同志如晤：
你我天各一方，多年相违，每思同窗之谊，悬念殊深。
前日匆匆一面，未及深谈。
如能来我处一叙，则不胜欣幸之至。
此致
布礼！
陈昌浩即日
陈昌浩与张闻天均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有同窗之谊。
接到请柬后，张闻天判断：
“这是要给我做工作哩！
“好啊，你也可以做做他的工作嘛！
”毛泽东说，“目前军情如火，还是打松潘重要。
陈昌浩的前敌指挥部设在一栋藏族人的小楼里，二楼是他的住处。
陈昌浩十分健谈，从带兵打仗谈到亲自坐飞机扔炸弹，从鄂豫皖苏区谈到川陕苏区……
张闻天点头称赞：
“确实成绩很大！
四方面军的同志确实打出威风来了！
陈昌浩说：
“这些成绩的得来，是同国焘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公正地说，国焘同志确实很有能力，很有魄力，是足以肩负大任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断听到一点闲言碎语，说什么张国焘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
张闻天委婉地解释道：
“这样说，自然不好，可是国焘同志也是有缺点的。
大家都清楚，在严重的历史关头，他往往是掌握得不大稳的。
陈昌浩的脸色由晴转阴，尖锐地逼问：
“什么地方不稳？
张闻天和缓地说：
“我说的不大稳，指的是在根本路线上，有时‘左’了，有时又偏右了。
”他举出大革命时期，张国焘开始反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后来统一战线实现了，他又跑到陈独秀右的一边去了。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陈昌浩年少气盛，打断张闻天的话说，“我觉得，看人应当看主流。
国焘同志是拥护国际的，是忠实执行四中全会路线的。
从实践结果看也是这样，他领导的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这一点比别人并不差嘛！
我可以大胆地说，即使让他担任军委主席，也并不过分！
“这些问题还是留待以后再讨论吧！
”张闻天勉强地笑着说，“国焘同志现在已经在指挥全军的岗位上了。
我看英雄已经有了用武之地，还是研究一下早点打松潘吧！
下面指战员早就急了……”
“我心里何尝不急！
”陈昌浩的语气越来越硬，“我和徐总指挥都向国焘提过，国焘说打松潘没有问题，只要组织问题解决了，就立刻打！
“还有什么组织问题要解决？
”张闻天感到奇怪。
陈昌浩含混地说：
“国焘同志早说了，他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地位，是要整个的组织与现实的情况相适应！
甜蜜的叙旧最后变成了政治谈判，张闻天心中不是滋味。
回到住所，发现毛泽东在房间等候。
“怎么样，谈得如何？
”毛泽东满怀期待地问道。
“不佳！
”张闻天摇摇头，“有些人就是这样，只晓得追随个人，心目中没有党，没有真理。
毛泽东底线的学问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
”毛泽东深思熟虑，选择妥协，但是让出哪个位置、退到哪一步是个难题。
他找到张闻天，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由朱德担任着，他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代替朱老总；
只当军委副主席，他又不愿意与同为副主席的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
张闻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军北上，说：
“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不行！
”毛泽东断然拒绝，“他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彭德怀后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谋略：
“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
这是原则问题。
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张闻天建议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
这时周恩来突然病倒了，连续几天发高烧，不能进食，医生起初作为疟疾来治，后来发现他肝部肿大、皮肤黄染，确诊为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不得不卧床休息。
毛泽东、张闻天来到周恩来住所，同他商量。
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同意让出总政委之职。
张国焘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电话。
张闻天通知他：
“中央考虑为加强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调配，决定调整军委领导成员，准备提议你任总政委，想征求你的意见。
张国焘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
“现在是打仗，我就当总政委。
两全其美的安排，张国焘满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受。
事实证明，毛泽东让步的分寸，张国焘对于职位的选择，对后来他们的政治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中央让出的职位是总书记，后来分道扬镳时，北上的一方面军就会被扣上反党、分裂党、不服从党的决定等罪名，南下的张国焘将占尽政治优势。
1935年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9人，其中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8人均随红一方面军行动，只有张国焘代表红四方面军。
尽管人数上占绝对少数，但张国焘逼人的气势整个会场都能感受到。
张闻天首先发言：
“军委设总司令，张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人。
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张国焘。
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
这是军委的分工。
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
昌浩、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扩大权力，前面的部队都由他们指挥。
他的发言，实际代表中央的意见。
发言的总格调是通过让权争取红一、红四方面军的步调一致。
让权的幅度是很大的，红四方面军的三巨头都有相应安排：
张国焘任总政委，主管军委；
陈昌浩参加小军委，负责前敌指挥；
徐向前虽任原职，但职权已由指挥四方面军扩大到指挥处在前线交战位置的所有军队。
而且，总政治部也让出了一个副主任的名额。
在军委和总政，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已处于优势或主动地位。
张闻天发言后，张国焘仍不满足，把眼光又盯住党中央领导机构，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还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成员。
毛泽东回答说：
“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
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
张国焘没有坚持。
张闻天最后做结论：
“好，大家意见一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松潘战役。
会议结束后，张国焘立即走马上任，就在当天发出了《任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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