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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一个根本不懂“现代企业”概念的愚蠢乡下老板，教育官员们根本不懂得教育的真正目的和意义。
比如我们发了很多毫无价值的论文，数量全球第一，大学生扩招，数量全球第一，就有教育官员宣称：
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徒惹笑谈。
这都是不懂基本的“教育”概念才会闹出来的笑话）
“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
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
”
（这就是说，中国所谓的“教师”和“学者”，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和智慧而从事这项职业，甚至不是把教育作为“事业”来当教师的。
中国的教师和学者们，只是把“大学职位”当做一个可以混饭吃的职业来做，跟工厂里的工人没什么区别。
实际上由于教师职业在中国不受尊重，且长期以来收入偏低，因此这个“职业”只是一个没有机会获得更“好”机会的国内三流人才混饭吃的行业，很少有真正的教育理想主义者，以及真正追求智慧和真理的学者来从事教育。
实际上，即是少数有这种理想的人，也会被校方视为“另类”而加以排斥（如上文提到的姚国华等类型的教师在大学里就被边缘化，虽然学生很欢迎，社会影响也很大）。
所以，中国肯定不会有真正的教育。
“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
（就是说：
中国学校里的校长和各级教育官员们，与国家的其他官员们没有任何区别，所谓的“校长”，并非他有何等人格魅力，懂得何种教育思想，懂得如何办学，而是仅仅代表他是ZF任命的一个官员。
与懂不懂教育，做不做教育无关，只要会“搞政治”就行了。
实际上，这些校长们，在学校里很少做真正跟“教育”有关的事情，比如聘请真正的老师，了解和满足真学生的需求，进行真正的教育。
“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
（这句话深刻：
令人惭愧莫名。
我们自以为“与时俱进”了，可是，在别人的眼里，无情地看破了我们暴发户的嘴脸。
我们的今天从历史上大踏步地倒退，今天没有真教育，没有真文化，更没有教育家。
没有大师，只有大楼，只有一堆靠出卖资源和劳动力换来的票子，以及一栋栋的房子，一批批等着拿个文凭去打廉价工，对真理和智慧毫无兴趣，也没有自己理想的“学生仔”。
这是真正的进步吗？
六十年来，我们培养了几个真正的人才？
中国取得了何种科技和文化上的突破？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教育”水平，不但赶不上民国时期，还不如文革前后）
对于通过中国ZF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
（中国的大学缺乏被世界教育界尊重的地位，于是我们的某些“权威机构”，就自己花钱搞一些排名榜来欺骗世人，宣称中国已经有“世界级名校”了。
在别人看来，这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所以是“在自己家里加冕的皇帝”，缺乏公信力的小丑伎俩。
虽然有关官员们装得道貌岸然的样子，实际上跟小孩子扮家家没什么两样，极为可笑）
“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教育官员们对于世界批评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的论点，居然用“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就是因为中国的大学三十年来培养了大批的现代化人才，证明中国教育的成功”来欺哄世人，可惜别人一眼就看出了笑话：
大约这就相当于山西的煤老板，自以为有了钱，就一定懂得“品味和文化”，花钱买些古董和“世界名牌”来装点自己的“水平”，就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教养的档次”，在别人眼里却是大笑话。
这是无知和狂妄的象征，也是教育精神的彻底失落。
可是悲哀的是：
外国人不上当，中国的家长们则基本都上当，心甘情愿地把孩子未来经济的成功，与应试教育的必要性绑在一起，只能说国人实在太好骗了）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
（中国的教育缺乏心与心的沟通，师生之间是“知识交易商人”的买卖关系，甚至连“知识交易”都不存在，大学里基本上是“学分交易”，“合法的文凭贩子”，连“知识交易”都没有。
当然会造成师生隔膜。
大学里很少有学生们尊重崇拜的“大师”，只有冷漠的“教授”。
其实不仅仅师生隔膜，我们的学生与学生之间，孩子与亲人之间，都是非常隔膜的。
外国人评论说“中国人非常冷漠无情而又自私残忍”，就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根本没有教会我们怎样做一个“人”，怎样互相合作和沟通，怎样互相尊重，甚至我们连“自我尊重”都没有。
中国教育只教会了我们的孩子作一台冷漠的应试机器。
“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
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
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计划学术”是违背基本的学术规律的，当然也完全违背真正的教育精神，它是官本位思想控制教育的体现，也是中国教育诸多问题的根源。
没有教育部的“管理”，中国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教育-----这就是学术精神，校长治校，教授治校的基本教育原理，也是西方教育充满活力和名校辈出的原因。
可是我们的国民都服从惯了，习惯于让一批其实根本就不懂教育的人来“管教育”，居然认为“很正常”。
至于“园丁”这个我们认为美好的，专用于教师评价的词语，在西方教育家看来，就是一种可怕的教育理念：
骨子里就是不把学生当人，而是当成一个没有感情和意愿的任由宰割的“物件”，可以被“教育者”随意修剪或任意“改造”的对象，缺乏彼此间的人格尊重。
所以中国最善于制造“病梅”。
兰德公司报告说：
“中国人从来不懂得尊重的概念”。
其实从孩子们进入学校的那天，就没有得到过尊重，而只是被“修剪”和自以为是的胡乱“培养”。
所以，学生们长大后，也只会去胡乱“修理”别人，包括自己的儿女在内。
还会加上一个很光辉的理由：
“我都是为了你好！
”，就像是“园丁”修剪树木一样理所当然。
而且，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在中国真的能存在吗？
他们毫无疑问成为当权者排斥打击的对象，因为这种人绝对不会去拍马屁，搞关系，所以他们在大学里是“另类”，不可能在官员治校的基本格局下进入“主流”，更惨的是：
他们也得不到“大众”的支持，因为不能提供“好处”，于是只好消失）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
“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宙斯这个希腊神话里的主神，代表的是真理和正义。
这种宝贵的东西，当然要被赶出大学，但也因此大学就不再是大学了。
这是国内有些明眼人早就说了的中国教育四大绝症之一：
教育行政化！
）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
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
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
令人失望。
”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很多人可能不熟悉“犬儒”，这是西方对于物欲主义者的称呼。
你可以形象地认为就是“像狗一样活着的儒生”，为了世俗利益不在意一切原则。
关于中国文科教育的问题，可以参考我的文章【千万不要读文科】系列，他们为什么不敢有理想，为什么善于内部恶斗？
我的文章中也有说明）
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中国教授们热衷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假装是关心教育和学术的样子，其实目的是为了“争面子”和“利益”，从国外学到的一些概念，转眼间就被包装成“教育商品”出售给无知的国人，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学术追求和交流。
别人心知肚明，也很给“面子”（出于自身修养和礼貌），这就够了。
例子：
国内有很多“蒙氏幼儿园”，使用“蒙氏教具”，可是这些以天使形象出来的“教育商人”，真的懂得蒙台梭利的教育原则和教育精神吗？
由于当前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
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我们懂得“职业”和“生活”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懂得每一个人都应该选择自己的“生活”吗？
我认为不懂。
现在的家长，每天告诉孩子的就是：
你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
这就是不懂得这个道理：
学习不是为了找“职业”，而是为了提升人类的生活和精神品质。
某些家长申请孩子进入学堂的理由是：
学堂教学水平高，孩子将来“有机会考上名牌大学”，还追问我怎样才能保障进入国内或国外“名校”。
我对这种家长非常反感。
我相信学堂的学生肯定会考上好大学，因为他们非常热爱学习。
但是我根本不想理这样的家长，他们根本就不懂学堂的真正价值，把我们看成是另外一所应试教育体制内的“民间应试高手”，才会说出这种非常“犬儒”的话。
他们只会伤害孩子追求真理和积极学习的心，让孩子丧失真正的生活意愿，变成一架实现父母愿望的机器。
可悲的是：
中国的“教育常识”就是如此！
所以中国没有教育，不仅仅是大学官员们的错误）
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这是西方教育精神的要点：
教育不是职业培训，而是提升学生的精神品质，而是培养学生对于真理和智慧的追求。
这当然是中国专门培养打工仔的“犬儒教育体系”所不能理解的了。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ZF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如果教育变成了商人的交易，而并非真理和智慧的追求，出现这些行为，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如何用最低成本来获得文凭或者职称，成为“教育从业人员”的本能选择）
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说得好！
缺乏追求学术理想的教授，只是一个知识工人而已，而且，还是一个喜欢糊弄人的知识工人，当然不值得尊重。
实际上，自尊很强的人，基本上无法进入高校实权人物的“圈子”，所以越是“名教授”，可能越是远离真正学术原则的“官场和关系高手”。
博导，院士，“学科带头人”文章抄袭的消息不断爆出并非偶然。
当然，我们的“知名教授”也会不屑地反击耶鲁校长：
谁稀罕要你的尊重？
尊重到底值几个钱？
我们只关心实惠）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中国的所谓知识精英，已经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做所为，与“知识分子的良心”毫不相关，与正义和真理毫不相关，但是基本上与“金钱”利益密切相关。
”实际上，我们只有“学店”，而没有学校！
只有“学店伙计”，没有教师。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
（追求“真理和智慧”的美国学生和美国校长，以及西方的教育精神，可能永远也弄不懂中国学生对于“权利”和“财富”的追求热情有多高。
而更不了解的是：
后者得到了中国的ZF和整个社会的认同和鼓励。
上面这句话，是这些追求权利和财富的人看不懂的，我也不想多说，但是提醒各位：
这就是真正的“学术精神”，也是真正的财富之源的奥秘。
这种财富，不是只会用体力来换钱的打工仔能够理解的，它是用“智慧”来交换的）
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实际上，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民办教育，所谓的“民办教育”，就是用老百姓自己的钱，玩国家规定的教育游戏。
所以，投资者都不会是真正的教育家，而只是一批与官员们沟通的奸商而已，官员以“批准他们的文凭国家承认资格”为股份参与分红。
这种“权”与“利”的结合，当然就只能产生“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了。
这可能正好是“教育部”的目的，他们显然不想让一个真正的竞争者出现，他们只想让民办教育成为国办教育的模仿者，而且是低劣的模仿者。
民办中小学在最近几年纷纷陷入困境，就是因为托名改制的“官办私营收费名校”（教育腐败的典型）开始介入普通民校的领域。
未来几年，就是民办高校纷纷倒闭的时间了。
与“教育部”玩“教育游戏”，只能是这个结局。
老板们其实也心知肚明：
乘现在时机不错，赶快捞一笔钱再说。
没有谁真正关心“教育”，无论是教育官员还是民校投资者）
转自浙大伊诺教育
2009年，新中国60华诞。
随着国力的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但关于社会公共道德的争论愈发激烈，也使新型道德体系的建设显得日益紧迫。
2009年的最后一天，回想起过往，总有一些人和事在头脑中闪回，它们或遭诟病，或受赞扬。
盘点2009年的几则道德事件，希望在引发读者回忆的同时，唤起公众对于如何构建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思考。
一：
湖北“捞尸索钱门”
【事件】10月24日，湖北荆州宝塔湾地带，两名少年不慎落水。
为了营救落水少年，湖北长江大学10多名大学生手拉手扑进江中营救，两名少年获救，而3名大学生不幸遇难。
就在人们为见义勇为者扼腕叹息时，一则新闻却使整个事件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一名参与施救的大学生告诉媒体：
“在两个少年落水不足5米的地方就停着一艘机械渔船，我们同学都给渔船的老板跪下了，求他们看能否捞救方招等三人，老板说，长江上哪天不死人，不死几个人我们靠什么挣钱啊？
活人不救，捞尸体，白天每人一万二千元，晚上一万八千，一手交钱一手捞人……”后经媒体调查发现，当地存在一个牟取暴利的民间打捞队，专靠捞尸体赚钱。
一时间引发众怒。
【点击】这个事件曾经是网上点击率最高的新闻，如今读来依然让人心中百感交集。
三名19岁的大学生为了营救落水少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拯救的不仅仅是两个少年，更是日益沦陷的社会道德；
那些捞尸者的冷漠和唯利是图，激起的不仅仅是人们的愤怒，还有公众对于曾经美好道德的向往。
希望在这件事情之后，类似的“捞尸索钱门”能够从此绝迹，进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他人求助时伸出援手。
二：
富二代“飙车门”
【事件】2009年5月7日晚8时许，24岁的谭卓在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被胡斌所驾驶的改装三菱跑车撞飞，后送120后不治身亡。
有目击者声称，谭卓被撞出大约5米高后再重重摔在20米以外的地方。
此事一经报道，立即引来公众的关注。
富二代、飙车，这些敏感的词汇引起巨大争议。
此案以胡家赔偿受害者父母113万元、胡斌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告一段落。
期间，演变出“七十码”、“胡斌替身门”、“以赔款抵刑期”等诸多事端，令其成为2009年最跌宕起伏的网络热门事件。
据媒体报道，在出事后，有一群年轻人站在血肉模糊的尸体旁，还若无其事、勾肩搭背，甚至悠闲地吐着烟圈……这些“富二代”轻视他人生命的行为深深刺痛了民众的道德神经，也让这群年轻人的形象一路跌停。
网上对于“富二代”的指责不绝于耳。
【点击】胡斌飙车案之所以受到网民们的特别关注，在于它引爆了杭州乃至全国各大富人聚集城市由来已久的闹市飙车痼疾，也在于它使普通民众对“娇纵的富二代”那沉积已久的愤懑得到了宣泄通道。
但同时，它也唤醒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生命面前人人敬畏的社会共识。
伴随着富二代的“飙车门”，一场关于驾驶员驾驶公德的辩论随即展开。
不久后，兰州一老人在斑马线上向闯红灯的汽车扔砖头的事件，迅速引起广泛关注。
时值岁末，醉酒驾车撞死5人的张明宝以无期徒刑为2009年一连串的交通话题画上句点，曾经群情激奋的人车关系辩论依然没有结果，随着新闻热点的转移，关于道路安全的问题，尽管不再成为热议话题，但每个走在路上的人，个人安全还须各自小心啊！
三：
感冒农民工“民意门”
【事件】陈国芳和张大有是四川内江人，在广西一家工厂打工。
12月20日，二人放假准备回家过新年。
在大巴车上，陈、张感到嗓子沙哑还伴有轻微咳嗽。
每次咳嗽，都有乘客投来异样的眼光。
于是，陈国芳和张大有自觉戴上了口罩。
没想到，他们的举动反而引来了更多异样的眼光。
21日凌晨，大巴驶入服务区。
全车近30个乘客进行“民意表决”，所有乘客举手同意让两人马上离开大巴，到服务区“隔离”。
随即，两人被撵下了车。
凌晨4时，高速公路执法支队队员发现了正在高速路上步行的陈国芳和张大有。
经检查，两人患的只是普通感冒。
【点击】整个事件中，人们把道德谴责投向了30名乘客，并认为这是对农民工的歧视。
但相信，在谈“甲流”色变的当下，这样的悲剧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忽然想起前些日子一个罚站的14岁孩子，在寒夜里被冻死，老师争辩称，孩子死得“很安详，很舒坦”，心头不禁有些颤栗。
这种自私品行的张扬、对他人生命的冷漠、人性道德的缺失，都有可能在任何一次事件中成为杀人的利刃。
民意，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然而，真正的民意，并不是一定范围内人们举手表决的结果。
四：
荥阳市民“被慈善门”
【事件】2009年8月，媒体报道，河南省荥阳市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在全市开展全民慈善活动，设立1000多个慈善组织，推举出5000多个慈善大使，将荥阳打造成“慈善城市”。
来自荥阳官方的说法，自8月6日召开“荥阳全民慈善活动动员大会”以来，以“党委领导，政府推动”的方式建设“慈善城市”，已在市直单位、乡镇、街道设立慈善工作处71个，在学校、村、居委会和较大企业设立慈善工作站444个，发展热心慈善、乐于助人的“慈善大使”2560名，还开展了系列的“慈善超市、慈善药店、慈善影楼、慈善饭桌”等。
消息一出，立即招致舆论一致炮轰。
但荥阳没有放弃打造“慈善之都”的努力，而是继续埋头推进全民慈善，并依靠这个平台取得了超越全国其他城市的“孤儿能享受每月最低700元补助”慈善政绩。
4个多月来，荥阳的确更多地走入公众的视线，以中国首个“慈善城市”的名义。
【点击】人们从来不会怀疑行政权力的神通广大和无坚不摧，不会怀疑“全民慈善”短期内会产生相当大的效果，当行政权力集中所有力量、凝聚所有资源、采取一切手段、全心全意地做一件事时，会相当有效率，会很快出成绩，这就是举国体制和计划手段的威力。
可是，这种权力推动模式缺乏可持续性——尤其是对慈善而言，可以集中力量以运动的形式半自愿半强制地在短期内筹到一笔善款，营造出“全民慈善”的氛围，但这种氛围却难以持续。
“无自愿、不慈善”，慈善是最勉强和强制不得的，它主要依赖公民的自觉和文化熏陶，依靠道德培养和精神教化，一个城市在物质和精神上发展到一定程度，富裕的公众达到一定层次，城市才会自生自发出慈善精神和慈善文化，人们才会热心于捐赠和行善。
而像荥阳目前这种的发展水平，根本不可能持续地“全民慈善”下去。
五：
烟草企业“冠名门”
【事件】“四川烟草希望小学，中南海爱心小学，‘迎客松’希望小学，红塔希望小学，芙蓉学子助学基金……”12月中旬，一位控烟专家抛出一张烟草企业赞助、冠名的希望小学名单，炮轰这些企业沽名钓誉，名为做公益，实为推销烟草产品。
根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目前以烟草冠名的希望小学多达17家，去年地震后，四川灾区建立了一所“四川烟草希望小学”，不仅屋顶上有明显的“中国烟草”的标识，楼下的一块石板上还写着“立志奉献社会，烟草助你成才”，这一做法引发媒体和众多反烟人士的声讨。
【点击】烟企捐建希望小学本身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烟草企业冠名就有些问题了。
众所周知，烟草对未成年人的侵害非常大，未成年人吸烟也是有关规定明令禁止的。
烟草企业冠名希望小学的做法让人觉得，他们的公益行为和社会责任有些目的不纯，他们不是在无私地赞助，而是利用广告促销和赞助美化其形象。
如果企业的捐赠可以帮助孩子们完成学业的话，无须禁止，规范即可：
明确烟草企业可以赞助，但这种赞助应该是无条件的，包括所谓的“冠名”权。
烟草企业冠名希望小学的热情，也让人开始思考，慈善与名利该保持怎样的距离。
六：
豆饼老太“拾金不昧被告门”
【事件】59岁的淮安市淮阴区居民周翠兰平时以走街串户卖豆饼为生，每斤豆饼也就能赚毛把钱。
11月6日早晨，她在推自行车卖豆饼途中，捡到1700元现金。
在几经周折找到失主周继伟后，让她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周继伟坚称丢的是8200元，所以坚决要求她返还另外的6500元。
事发不久后，周翠兰与一位目击者王长玉一起收到法院传票。
原来，周继伟将他俩一起告上了法庭。
手拿传票，一字不识的周翠兰除感到冤屈外，心里也直犯嘀咕：
我捡钱归还了，怎么还被人家告上法庭？
【点击】以中国人的文化背景看，失主周继伟的做法显然有失厚道。
然而，联想到“拾金不昧”已经被上升为法律意志，他的较真似乎也应该被理解。
然而，现实世界中，不是每件事都可能被分出绝对的黑白对错。
当一些无法甄别的细节，令绝对的真相没有办法立刻被挖掘时，豆饼老太拾金不昧反成被告的社会影响，必然对大众的道德价值产生损害。
此事，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南京彭宇案。
法律无法以绝对的事实来辨明伪善时，彭宇案最终的判决，对大众道德价值的负面影响延续至今。
否则，也不会发生南京两位小伙同时发现路边有一沓百元大钞后，担心万一接触钱可能会遭到误解，便选择守在钱旁等待警察到来了。
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表现。
然而，法律有对道德走向的影响力，考虑到这一点，法律中也应富有人情味。
七：
明星“代言门”
【事件】深陷“遗产门”纠纷还未了结，相声界第一“红人”侯耀华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11月1日，中国广告协会发出通报，点名侯耀华共代言了包括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10个虚假产品广告。
同时，通报把矛头指向包括主持人在内的代言人，不负责任、见利忘义、违反国家法律和规定，造成消费者物质、精神和身体损害的行为。
当年莫文蔚、大S、刘嘉玲、林心如等多名女明星代言的日本SK-II品牌化妆品被国家质检总局查出含有禁用成分；
邓婕、倪萍代言的三鹿奶粉导致多名儿童死亡；
唐国强、解晓东代言“不孕不育医院”被指虚假，还有“藏秘排油”减肥茶代言、“蚁力神”代言……明星代言广告出问题的事情接连不断，使人们开始质疑明星代言的可信度。
【点击】如果说犯错可以原谅，但明知犯错不思悔改，赚了大把钞票，还把自己当受害者一样的喊冤，那就不可饶恕了。
更何况，代言产品是否如代言人所言效果那么好，明星作为公众人物，本着对信赖他的观众负责，也应该有一定的甄别，而不是给钱就可劲儿地忽悠。
有人提出立法约束明星代言，并严惩违法行为。
毕竟，在法治社会中，只有通过明确的责任区分，才能有效维护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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