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思维与霸权战略选择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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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1“零和博弈”的国家安全观
美国国家安全观的哲学根基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与二元对立思维，在发展过程中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观所强化，因此具有很强的对立性和竞争性，其本质常表现出“零和博弈”的特征。
这种安全观对美国战略选择的影响表现在：
一是存在强烈的危机感。
美国人时刻感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即便在它取得绝对优势的地位后，仍然会想到自己可能面临的威胁。
二是到处寻找敌人。
敌人是美国民族身份、国家利益建构的前提，也是美国认识世界的基础。
历史上，美国的认同与利益获取一直是由存在着的敌人所确定的，而敌人的丧失则会导致美国自我认同的失落。
三是过分关注威胁。
美国人总是过分关注威胁而非利益，甚至误把威胁当成利益。
这是美国冲突性和对立性战略价值观的必然结果。
四是看待问题倾向简单化、零和化。
你死我活、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国家安全观，使美国在认识和评价外部世界时，将对与错、黑与白、善与恶截然分开。
因此，美国人看问题缺乏相对化思维，容易绝对化、脸谱化。
1.2“世界领袖”的目标观
美国争当“世界领袖”的战略总目标，包括重商主义的经济利益观、“自由民主”的和平繁荣观和绝对优势的军事安全观等三大核心支柱和次级目标。
首先，重商主义的经济利益观对美国战略的影响体现在：
①商业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
谁妨碍美国获取商业利益，谁就会被认定是最大威胁。
②充足稳定的资源供给是美国实现商业利益的重要保障。
历史上，美国的经济繁荣是以资源（土地、矿产、市场等）的无限丰腴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源是美国谋求经济利益的重要途径。
20世纪70年代以来，石油输入则成为美国商业利益的重要方面。
③重视海权争夺与海军力量建设。
海洋是进入海外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进行海外商业贸易活动的必经之地，控制海上交通、获取“海上航行自由”，一直被美国视作国家核心利益的一部分，也是建设强大进攻性海军的意义所在。
①其次，“自由民主”的和平繁荣观，是指自由与民主观念的扩展对美国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
自立国以来，输出美式价值观、民主制度和政府模式一直就是美国的追求。
其原因除了价值观的冲动外还在于，美国人认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很少诉诸武力，且大都倾向于经济合作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繁荣。
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扩展民主不仅有深刻的思想文化动因，还有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
再者，绝对军事优势与安全的目标观的内涵是，美国把获取对其他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作为目标，以此慑止这些国家在军事上赶超和威胁美国，从而实现自身绝对安全。
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是追求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同时严防他国获得相匹敌的高新军事技术；
二是追求绝对作战优势；
三是维持高额军费投入和加强其全球前沿军事存在与部署。
1.3崇尚实力的力量观
西方国家崇尚武力，而美国尤甚。
这源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竞争性世界观、政治哲学和独特的社会经历。
美国实力型力量观对其战略的影响主要包括：
一是国家安全与战争胜利均系于国家实力。
美国认定，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是国家实力的最核心内容，是国家安全与军事胜利的最可靠保障，同时也是美国受到威胁的最根本来源。
二是制胜方式上重力轻谋。
美国人信奉实力原则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在解决困难问题时第一反应是使用武力，认为这样最简单、方便、高效，而且还可以避免外部世界的各种“肮脏的算计”。
三是以实力作为判定威胁来源的标准，忽视对战略意图的判定。
美国判定敌人的标准，主要是根据对手的实力、其增长速度以及国家间兵力兵器对比，而非其意图。
美国人固执地认为，一国强大后必将倾向于对外扩张，挑战现存主导大国的既得利益与地位。
国家意图可以随时改变，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对外宣称的善意政策并不可靠。
这就是目前美国看待正在崛起的中国时所持的心态。
四是作为手段的实力往往超越目标而成为利益本身。
在实力充足的情况下，美国往往不注意手段的选择，这不仅导致其滥用国家力量，而且还造成美国战略中常出现“为行动而行动”的现象。
1.4软硬兼施的手段观
自开国伊始，美国为达成战略目标就竭尽所能，充分运用着自身丰厚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资源。
美国运用硬实力的内涵包括，武力使用与威慑、经济援助与制裁、技术援助与垄断等。
“软实力”是一个新近的概念，但并不等于它是新生事物。
综合来看，美国认识到的软实力资源包括：
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对国际制度和机制的主导权、信息优势与霸权以及广泛的联盟体系。
美国运用硬实力有三个特点：
第一，高度重视甚至过分强调军事力量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
在“一战”之前，美国人强调军事力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重视海军力量建设；
冷战期间，则是重视核力量建设；
冷战后，则转向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整体力量建设。
第二，重视科技研发和经济实力对军事实力的转化作用。
19世纪中期，富尔顿蒸汽动力轮船的广泛应用，对促进美国海军力量崛起产生了重大作用。
“二战”后期，原子弹的试验与其在日本的投放，更是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战略效益：
不仅迅速结束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反法西斯战争，而且在冷战之初与苏联对抗中获取了绝对优势。
因此，重视科研开发和技术应用一直是美国厚植国力的根本所在。
第三，注重硬实力的软性运用。
当前，美国实力运用出现了一个显著动向，即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直接动用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参与国际抢险救灾等人道主义援助，从而大幅提升国际形象。
比如，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之后，美国动用大量海军力量实施紧急救援，赢得了很好的国际影响。
美国运用软实力的主要战略思维模式包括：
一是注重价值观渗透和意识形态输出。
立国之初囿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美国主要宣称以“模范的民主体制”来引领别国人民。
随着国力的增长，美国则不断在国外采取主动行动来促进美式民主的扩展。
二是利用国际制度的主导权来控制国际社会生活议程。
这是“一战”以后美国运用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特别是“二战”后，根据《大西洋宪章》精神，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一整套关于世界政治、贸易与金融治理的国际制度，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
作为这些国际机构的发起者，美国一直利用它们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三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给国家实力带来的加权功能。
这是战后特别是冷战后随着全球信息化的加速，美国拓展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其主要思路包括：
信息技术力量正成为国家实力最为基本和关键性的要素；
信息革命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力量产生重大驱动和加权作用，信息力正成为国家硬实力的“倍增器”；
信息革命大大拓展了精神和文化产品传播的范围和空间，同时带来国家软实力的增殖。
四是建立与维护广泛的联盟体系。
战后美国建立的广泛的同盟体系构成其霸权的重要依托。
但同时，一旦涉及本国关键利益时，美国会摆脱国际机制和盟国的牵制，采取单边行动。
美国软实力运用的根本在于美国战略行动“合法性”和由此带来的国际威望的塑造，目标在于“软霸权”。
在努力运用软实力的同时，美国并没有忽略硬实力。
事实上，从美国民族本性和国力充盈度讲，美国人更倾向于运用硬实力。
特别是在软实力功效不足的情况下，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或经济制裁手段。
1.5实用主义的途径观
途径观是指如何达成目标的思维观念。
美国实现目标的特点是讲实际、重效率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途径观对美国战略思维的影响体现在：
一是战略目标选择上功利性强。
对美国人来说，功利与道义最好能合二为一，若不能统一的话，则为功利而不计道德。
二是战略手段上软硬兼施，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讲究功效、追求利益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使美国人时而表现为“理想主义”，时而表现为“现实主义”，但不管哪种观念占支配地位，其目的都是对功利的追求。
在这种情况下，“理想主义”也只是实现现实利益的一种手段。
三是战略方针上灵活多变。
美国人信奉杜威“有用即真理”的格言。
为了现实利益，美国可以不顾自己的道德宣传而改变自己以往的路线和对一国政府的态度。
四是高度关注行动的实际效果，并以此为最终标准。
如果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的代价过高，得不偿失，它则会退出战争。
进入21世纪，美军还提出了“基于效果”的作战理论，这也是实用主义途径观的一个表现。
二、美国战略思维下的霸权战略选择
冷战后，关于美国安全战略选择，美国的学者和战略思想家们都积极建言献策，为护持美国新世纪的霸权地位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②总体来看，在美国学界和战略界，可供美国选择的较有代表性的安全战略主要有四种：
新孤立主义（neo-isolationism）战略、合作安全（cooperativesecurity）战略、选择性介入（selectiveengagement）战略和首位优势（primacy）战略。
③但是，以美国战略思维内涵为线索，21世纪前半叶美国战略选择表现出以下四大基本特征。
2.1以实力为核心的利益观：
美国战略的永恒主线
美国是崇尚实力的民族。
如前所述，在当代美国人视野中，实力的内涵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际机制的主导、文化价值观的吸引力和信息优势等方面，但其核心是财富和武力。
美国奉行以实力为核心的利益观主要表现在：
首先，以促进国家经济繁荣为战略重心，强调能源争夺、全球贸易主导和国际金融控制。
美国是当代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而垄断资本的本性就是为追逐垄断利润而无限扩张，这是美国重商主义的重要根源。
重商主义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是确保能源获取。
1980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提出了所谓的“卡特主义”：
“外部势力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利坚合众国根本利益的侵犯，这一侵犯必将遭到反击，包括使用军事力量等一切必要手段。
”在海湾危机时期，老布什曾宣称：
“我们决不能容许任何暴君实施经济敲诈，能源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因此，我们必须准备行动。
”④冷战后，美国在外高加索和中亚—里海地区积极渗透的背后，都有石油利益的影子。
关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动因，有的美国学者则直言，小布什政府是为了中东的石油。
同时，美国还通过高技术垄断与壁垒、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倾销与反倾销措施、关税壁垒以及超级“301条款”等方式来主导全球贸易规则、谈判标准和贸易的流向，以保证全球资本和利润的顺利回流并大量聚集到美国。
此外，美国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工具，控制国际金融命脉，来达到其自身的政治或经济目的，有时甚至不惜通过制造危机、战争的恐慌来确保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
其次，加强军事实力，维持美国绝对军事优势。
冷战后，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裁员与减少军费后，美国政府又开始大幅度重整军备建设。
未来，美国加强军备的趋势将会继续保持下去，主要包括：
第一，继续加大军费投入，更新武器装备。
为了保持冷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的首要地位，从克林顿政府后期开始，美国就不断加大军费投入，大幅增加新型军事装备的采购与研发。
第二，加快研发和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增强攻防兼备的战略能力，确保本土绝对安全。
第三，强化进攻性的核战略。
2002年小布什政府提出了“新三位一体”的核战略，核战略态势由冷战时期的以威慑为主逐渐偏向于实战。
未来这种趋势将更加突出。
第四，加快实施军队信息化转型，谋求信息作战优势。
保持军力真正关键的不仅是数量，还有质量。
冷战后，美国在军事领域率先掀起了咄咄逼人的“新军事革命”，以此打造部队应对各种威胁的“全频谱”信息化战争的能力。
美军未来的理想作战模式是“网络中心战”，所依靠的主要作战力就是信息能力。
具体而言，美国在军事领域的信息力建设包含3个层面：
一是信息战能力，包括军事战略层次上的战略信息战和联合战役层次上的“网络中心战”的能力。
二是信息威慑。
由于战略信息攻击造成的破坏与核突击相似，可使受到攻击的一个地区、一个行业陷于瘫痪，因而拥有强大信息攻击能力的国家可以实施有效的“信息威慑”。
三是信息保护伞。
在信息时代，美国要想保持军事优势，防止“信息军备竞赛”，关键是与其盟国分享信息资源，为它们提供“信息保护伞”，从而使它们放弃与美国的竞争、加强与美国的国际协作。
⑤第五，调整全球战略部署，强化前沿防御态势。
从2004年起，美国开始进行“二战”以来最大一次规模的全球军事部署调整。
在欧洲，美国军事部署调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化并巩固北约东扩的成果，加强对欧洲的控制和对俄罗斯的遏制，防范俄罗斯再次崛起后对外扩张。
在亚太地区，通过调整驻日、韩以及关岛的军力配置，应急方向南移；
通过加固西太平洋区域内两条岛屿链条，加强对东、南太平洋海上通道的控制，同时形成对中国的巨大挤压之势，并紧急应对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的可能突发事态。
此外，加强对欧亚大陆自西向东存在的“不稳定弧”的渗透与控制，从南翼对欧亚心脏地带形成包围。
再次，强化美国软实力，延伸美国霸权的侧翼。
软实力突出表现在对国际机制的主导和文化价值观的吸引上。
美国是“二战”后国际权力结构的主导国家，因而自然成为战后大部分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和国际议题的设计者。
在加速到来的信息时代，美国正试图凭借其自认为超强的制度优势，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
美国还通过确立与强化国际制度，来主导国际活动的议题设置权和话语权，以期能在国际社会中处处牵着别国的鼻子走。
虽然冷战带来对峙，但美国政府依旧致力于一些“争夺性”的工作，包括资助美国国家情报局、美国之音与富布赖特学生交换项目等。
但是，大量的软权力却形成于政府控制的力量之外。
冷战之前，“美国公司和广告的负责人，以及好莱坞制作室的管理者，他们不只是向世界其他各地出售他们的新产品，而且输出美国的文化与价值及其成功的秘诀。
”⑥冷战后，信息时代到来极大强化了全球一体化和国际交流扩大化的趋势，使得美国政府不仅可以依靠便捷的互联网络传播思想，而且还可充分依靠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及个人渗透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去，自下而上地改变其社会主流价值观。
美国的这种“公众外交”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美国争取非政府组织并与之结成牢固联盟的能力。
这些组织将是正在兴起的全球性公民社会的重要成员，美国政府对公众外交的有效利用将向所有成员传达美国价值观，即所谓的民主、人权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
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将继续拓展以硬实力和软实力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这既是美国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所系，也是美国单极世界霸权目标的要求所指。
2.2念兹在兹的“自由”观：
美国战略中的“幽灵”
美国对外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历史根源在于“天定命运”的宗教观念。
但是，随着战后历史的发展，自由民主国家间和平相处带来繁荣的观念开始根深蒂固并成为当代美国对外扩展民主的现实根源。
1983年，美国政治学家麦克•W•多伊尔（MichaelW.Doyle）在其《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事务》中首次以学术成果的形式提出“民主意味着和平”的命题：
“虽然自由国家卷入了无数次与非自由国家的战争，但宪制稳定的自由国家还从没有彼此进行过战争。
”⑦进入20世纪90年代，受到冷战突然结束的刺激，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对于东方专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历史已证明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是人类政府形式演化的最终形式。
这种对自由民主信念普遍乐观的情绪对于冷战后以“民主国家间不打仗”为核心内涵的“民主和平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民主和平论”存在诸多缺陷，从理论逻辑到经验论证无一不存在学理和适用性的漏洞。
但是，由于它适应了冷战后美国等西方政府对外扩展民主、推广价值观念的战略设计，所以尽管学者们不断争论民主和平论的有效性问题，但西方政府的官员则越来越接受它的观点。
这样无疑将给国际政治带来一个恶劣的后果，即美国等西方国家借促进和平、维护人权的名义在世界各地进行新的干涉，甚至进行新的战争。
美国在海地、波黑打着恢复民主与和平名义的行动都可溯源到这种理论依据上。
并且，历史的发展似乎还证明，民主的扩展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推进往往同步而行，在相互依赖日益深化与加强的时代条件下，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世界市场份额的更大占领以及国内的经济繁荣。
在美国政治家们的视野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想主义外交冲动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冲突正在进行调和，二者的鸿沟日渐缩小，甚至出现了融合的趋向：
价值观的推广、尊重人权国家的扩展越来越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联系在一起。
其实，“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应该而且能够输出民主的思想实际上在华盛顿的决策圈已经没有异议”。
⑧在当选总统前一个月，克林顿曾说：
“我们要在全世界促进民主的推动”，“民主的国家是我们的伙伴。
它们从不相互战争。
它们是（我们）未来的可靠朋友”⑨。
在1994年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重申：
“保证我们安全和建立长期持久和平的最好战略就是支持其他地区的民主的推进。
民主国家并不相互攻击对方。
”⑩2001年1月17日，鲍威尔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
“如果你们希望在21世纪取得成功，你们就必须找到通向民主、市场经济和一种解放人才以寻求个人自由的制度的道路。
”同年3月4日，小布什在“罗纳德•里根”号航母命名仪式上说：
“美国本质上是自由的象征，我们必须牢记，自由的扩大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所以我们将同那些走向自由的国家站在一起。
我们将同那些拒绝自由并使邻国利益受到威胁的国家作斗争。
我们还要强调，未来属于自由国家。
”（11）
传统上，美国促进海外民主的手段包括文化教育交流项目、对外宣传广播、人权外交、和平演变、人道主义干预、公众外交等形式。
小布什上台后，新保守主义思想使美国政府在扩展民主方面更进一步，即在加强“和平演变”（现美其名曰“颜色革命”）的同时，开始奉行以军事手段实现民主目标或以武力推进民主的做法，主要提法是“政权变更”，典型案例是伊拉克战争。
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在全世界拥有前所未有和无可比拟的实力和影响”，“这个国家的强大实力必须用于促进有利于自由的均势的建立”。
实际上，所谓的自由是美国定义的自由，是美国式的自由。
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全球民主攻势可能会出现潮涨潮落的态势，但是扩展民主、塑造全球自由民主共同体将一直是美国战略的灵魂。
2.3美国优势主导下的均势观：
美国战略谋霸的精髓
均势战略是历史上西方大国治理世界经验的精髓。
（12）实际上，自建国以来，均势战略就一直被美国人奉为对外战略行动的圭臬。
可以预见，未来它仍将是美国世界战略的最重要工具。
在西方的政治外交家中，基辛格被认为是传统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
他断定，新世纪国际关系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将由几个力量中心形成，它们是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中国，可能还有印度和巴西。
鉴于冷战后的世界更像18、19世纪的欧洲体系，美国要想以有限的力量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就必须以力量均衡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指导概念，并以此重建新的世界秩序。
（13）
尽管国内有些学者跟美国人一样，喜欢开口闭口称“美国霸权如何如何”，但事实上美国的全球霸权并未真正实现过。
冷战后，美国虽然拥有无与伦比的综合实力，但还远未达到建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霸主国的程度。
客观地讲，它只是在世界权力结构中享有较大的相对“优势”而已。
因此，长期以来，美国全球治理术的核心一直是奉行优势主导下的地区均势战略，即在世界主要战略区，联合区域次强国家牵制区域首要强国，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均势。
区域次强国家出于争夺地区战略主导权的目的，也往往乐于为区域外大国充当冲锋陷阵的“马前卒”，希望借此在对抗区域首要强国成功后分得“一勺羹”。
这种情况在冷战期间如此，在冷战后则更甚。
美国均势战略的历史蓝本是英国历史上的“光辉孤立”及其“海上制衡”战略。
由于海上制衡战略可以算作一种非典型的孤立主义，因此美国的地区均势战略还加入了海外前沿军事存在的内容，目的是维持与地区次强国的联系，以确保美国对联盟的领导以及对潜在威胁的实战性前沿威慑。
美国均势战略平衡的对象是地区首强国家和潜在全球大国，这些国家的实力是以综合标准考虑的，并非单纯以经济或军事实力标准计算。
均势战略实施的基础是“分而治之”。
只要外部对手处于龃龉、争吵甚至敌对状态，美国就能获得插手地区事务的机会和担当全球“仲裁者”的优势地位。
也就是说，美国的全球优势是由地区均势战略来支撑的。
在欧洲，美国领导下的北约是欧洲安全机制的主导，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等则处于边缘。
北约东扩的实质是要形成最有利于美欧地缘优势下的北约与俄罗斯间的均势。
2005年，北约实施了历史上最大一轮东扩，使西方对于北约的再继续东扩仍充满了信心。
布热津斯基指出，“欧盟和北约的扩大均将继续下去”。
他认为北约东扩的意义在于，“随着东方的退却和西方的扩张，地缘政治上的无人地带的危险就会东移”。
（14）在亚太，主导性的地区安全机制是以美国双边关系为主导的均势——“辐辏模式”（hubandspokeapproach）：
各轮辐间相分离，同时又保持以美国为轴心。
美国人自称，美国一直充当实现亚洲安全与稳定的粘合剂。
实际上，这种“粘合剂”的内涵是以美日同盟关系为主轴，以美韩、美泰、美菲、美澳、美印等双边军事或战略关系为辅助的美国亚太联盟体系。
（15）美国在亚太制衡的首要对象是中国，借助的最重要筹码是日本与印度。
1997年，美国重新定义了与日本的同盟关系，美日军事关系成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
近几年来，美国纵容日本重新军事化以及扩大“周边事态”范围，表面声称针对朝鲜政权，但矛头自指中国。
此外，美国近两年来还引人瞩目地提升了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关系，利用印度牵制中国的意图日益显现。
当然，日、印也乘机借美国之船“出海”，试图搭美国便车而走上地区称霸的道路。
此外，美国还通过各种手段极力维持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分裂、朝鲜半岛南北分裂、俄罗斯与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等局面，以在地区强国内部或之间的内讧中实现其主导优势。
在中东，美国以美以准同盟关系为主轴，塑造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间的整体均势。
自“二战”以来，美国介入中东事务的基本依托是美以关系，但同时它还积极制造和利用关键地区（如海湾地区）的国家间均势。
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挑拨两伊战争，利用伊拉克平衡1979年霍梅尼革命后的伊朗；
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没有乘胜剿灭萨达姆政权，而是趁机将美军留驻沙特、科威特、巴林，与伊拉克形成对峙。
但是到了小布什任期，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策略已经“图穷匕见”，迫不及待地以反恐为名对伊拉克实施“政权变更”，希望以“自由的伊拉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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