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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
《庄子?
天下》: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韩非子》:
“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等。
到秦代,私人藏书同样与国家藏书并存。
墨子也是先秦有名的藏书家。
《墨子•贵义》记载:
“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
”随身携带的书甚多,可见其藏书之富。
墨子书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说明墨子非常熟悉前代典籍,这也可以间接证明他有丰富的藏书。
除孔、墨外,先秦富有藏书的还不乏其人。
《墨子》书云:
“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
。
”如惠施,《庄子•天下》称: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说秦,不纳,归而发愤读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
一个穷困的说客还有藏书,可见当时在一般士人中都有藏书。
《韩非子•喻老》篇提到“王
寿负书而行”。
“知者不藏书”,可见战国时“负书而行”和“藏书”已常见。
到秦代,私人藏书已很普遍。
秦始皇下焚书令,正反映当时民间藏书已相当普及,不得不下达法令。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写到,秦始皇焚书,并没有把儒家经书毁尽,“《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可见民间藏书
已经是国家法令无法尽毁的了。
二、汉魏:
宗室贵族为私人藏书主流汉代时,私人藏书还只限于社会上层,这主要和帛书昂贵有关。
西汉著名的藏书家河间献王刘德和淮南王刘安,他们都是宗室贵族,凭借财势,大量聚书,《汉书•河
间献王传》载刘德聚书事迹说明了河间献王聚书的方法、规模和质量。
所谓“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说明这种收集图书的方法是通过一种交易而得到的。
除王侯外,汉代私人藏书之富者也多是贵族世家或达官显贵等社会上层人物,如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西汉著名学者刘向。
《汉书•刘向传》记载,刘向十二岁就在皇帝身边接受教育,历任多种官职,官终中垒校尉。
他曾一度去职,闲居八年,“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可见他藏书甚富。
他在天禄阁校书,撰写叙录时常引用“臣向书”,即他自己的藏书。
到东汉,随着图书社会流通量的增大,私人藏书家也逐渐增多。
如曹曾,字伯山,家财巨富,收藏图书甚多。
光武初,因兵乱,乃积石为仓以储书,世称“曹氏书仓”,门徒多达3000人。
东汉哲学家、经学家桓谭,字君山,家富藏书,专辟有藏书室,后称“桓君山藏书处”,在今安徽淮北市相山。
清人王岩有“过桓君山藏书处”诗,云:
“当年石室虽云古,此日风流犹可睹。
图书插架欲连云,翰墨淋漓尚如雨。
忆我读书数十年,每披新论景名贤。
”东汉时,藏书最多的首推蔡邕。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博物记》曰:
“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
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
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
”在简帛时代,聚书万卷是很不容易的。
又《后汉书•列女传》载蔡邕女蔡琰见曹操:
“操因问曰:
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
文姬曰:
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
今所诵记,裁四百余篇耳。
操曰:
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
文姬曰:
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
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这一段记载不仅证实了蔡邕藏书之多,当时像蔡文姬这样有家学渊源的读书人是怎样记诵和书写的,也说明许多书是如何由散失而复出的。
赐书制度是古代藏书得以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早期书籍垄断在王室手中,赐书制度就是王室将某些书赠给某人,是书籍在空间上的流通。
通过赐书,一方面藉以加强中央同地方诸侯国家、属国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是通过所赐书籍的思想内容,影响和统一臣民的思想。
《左传?
定公四年》载:
周公长子伯禽封于鲁时,曾“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
其中就有史(太史)、典策(典籍简策),即朝廷赐给的典籍。
汉代赐书制度十分盛行,王室赐予的书成为私人藏书的重要来源。
蔡邕藏书万余卷,半数为朝廷所赐。
汉以后此风仍盛行,如《梁书?
江易传》:
“家传赐书数千卷”;
《新唐书?
柳宗元传》:
“家有赐书三千卷。
”南唐李煜对张洎“赐书万余卷”(《宋史?
张洎传》)等等。
宋代以后这种制度才趋向衰落。
汉代私人藏书达到数千卷的,屈指可数,而魏晋时期,私人藏书多达数千卷甚至万卷以上的,已不罕见。
《三国志?
蜀书?
何朗传》:
三国时蜀汉的何朗(168—247年),任步兵校尉、丞相长史。
马谡败失街亭,他因知情不报而获罪,去职回成都,“优游无事垂三十年,乃更潜心典籍,孜孜不倦。
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藏书多少没有记载,但既“于时最多”,可以肯定他是三国时第一个藏书家。
以后,藏书家不断出现,藏书数目也逐渐增多。
如:
《晋书?
张华传》:
张华(232-300年),字茂先,官至司空。
工诗赋,“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几箧。
尝徙居,藏书三十乘。
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
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
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
当时正值纸书盛行,三十乘纸书为数已非常可观,而且可以提供朝廷所没有的正本,可见藏书品种和数量之多。
魏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图书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为私人藏书创造了条件。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政治动荡,战事频繁,朝廷藏书不断散失,除毁损者外,大多通过私人买卖而“散落人家”,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机会。
因此,这一时期不仅图书流通范围扩大,而且私人藏书的集聚比前代更普遍,程度更高。
三、宋代:
从名宦巨卿到富庶阶层宋代私人藏书比起前代有了很大发展。
客观原因在于雕版印刷的广泛使用,使图书流通总量不断增长,流通范围不断扩大,买书藏书已由难趋易。
由于这一新的历史背景,宋代私人藏书进入另一个极盛时期,其特点是,藏书家大量增加,藏书家的分布地区广,藏书数量多,并出现不少藏书世家。
据曹之《中国印刷史的起源》的统计,宋代藏书家见诸记载的有311人,比五代以前藏书家总数还要多,约占历代(先秦至宋)藏书家总数的64%(先秦3人,汉代7人,三国8人,晋代7人,南北朝59人,隋代3人,唐代87人,五代27人,合计201人)。
宋代藏书家的地区分布也远比前代广,许多过去从未出现藏书家的地区,到宋代也陆续出现。
例如福建地区,唐以前的藏书家几乎没有,而到宋代,福建藏书家见诸记载的就有28人,其中藏书万卷以上的有浦城杨纮(杨亿之子,聚书数万卷),仙游傅楫(聚书万卷),浦城章甫(藏书万卷),莆田方略(藏书1200笥,筑万卷楼贮之)、方于宝(聚书数万卷)、方崧卿(聚书4万卷)、郑樵(藏书万卷)、郑寅(藏书数万卷),闽县朱倬(藏书数万卷)等9人。
这仅仅是福建一省的情况。
宋代私人藏书最多的要算吴县叶梦得,藏书逾10万卷(据王明清《挥麈录》)。
这个数字比以往任何皇家藏书都要多,在唐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私人藏书,除名宦巨卿等社会上层人物外,中小地主和一般士人中间也不乏藏书万卷者。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引《过庭录》称:
“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四方士民如亳
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吾皆见其目,多至四万许卷,其间颇有不必观者。
”这里所说的荆州田氏,指田伟、田镐父子。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
“《田氏书目》六卷,皇朝田镐撰。
田伟居荆南,家藏书几三万卷。
镐,伟之子也.因此成目。
元祜中,袁默为之序。
”《紫桃轩杂缀》:
“田伟藏
书三万七千卷,无重复者。
黄鲁直与其子游,曰,文书之富,未有过田氏者。
政和中,诏求遗书,尝上千卷,补三馆之阙。
’黄庭坚有《戏简田子平》诗:
“不趋吏部曹中版,且绘高沙湖里鱼。
虽无季子六国印,要读田郎万卷书。
”又戏赠李材叟、翘叟,兼简田子平》诗:
“田郎杞菊荒三径,文字时追二叟游。
万卷藏书多未见,老夫端拟乞荆州。
”田氏是一般平民,藏书可以补三馆之缺,并为诗人黄庭坚所羡慕,这种情况,在印本书未流通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宋代私人藏书相当普遍,
南宋犹然,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感慨。
南宋学者郑樵在《通志•校讎略》中谈到他自己的所见所闻:
“尝见乡人方氏望湖楼书籍颇多,问其家,乃云:
先人守无为军日,就一道士传之,尚不能尽其书也。
如唐人文集无不备。
又尝见浮屠慧邃收古人简牍,宋朝自开国至崇、观间,凡是名臣及高僧笔迹无不备。
辽、金两朝也有一些著名藏书家。
据清嘉庆
《松江府志》卷五十《庄肃传》载,元顺帝修辽、金、宋三史时,以国家藏书不足,诏访遗书,并命危素向松江庄肃家购求。
可见私人藏书不少于官家。
四、明清:
雕版印刷兴盛私家藏书明清时期由于图书雕印事业发达,图书流通渠道增多,社会上购书藏书蔚为风尚,因而私家藏书趋于全盛,私人藏书家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明代私人藏书的风气多由贵族高官倡导。
例如明太祖第五子朱橚,封周王,第七子朱权,封宁王,都爱好藏书。
如昆山叶盛(14201474年),字与中,官至吏部左侍郎。
史称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
乾隆《苏州府志》称:
“公生平嗜书,手自雠录至数万卷。
”编有《茶竹堂书目》6卷。
据不完全统计,明代知名的私人藏书家多达200多人,清代藏书万卷以上的藏书家多达500多人,更超过了以往各代。
清季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著录五代迄清的藏书家1100多人,明清占大多数。
随着藏书事业的发展,藏书家越来越多,他们的出身也逐渐扩大,从贵族高官到士庶人家,从官场人物到在野人士。
明代后期,一般士人以藏书闻名的,比比皆是,特别是江浙一带。
如无锡会通馆主人华燧,字文辉,以藏书家而兼刻书家。
长洲(今江苏吴县)朱存理,字性甫,博学能文,喜藏书,从群经诸史到稗官小说,无所不收。
长洲徐霖,字子仁,既是书画家,也是藏书家,筑“快园”,多藏宋元版本。
长洲顾元庆,字大有,号大石山人,工书法,喜藏书,聚书逾万卷,建藏书楼称“夷白堂”。
海宁周明辅,字孟醇,潜心搜罗历代文献,藏书楼名“香梦楼”。
仁和郎瑛(1487-1566年),字仁宝,家富藏书,著有《七修类稿》55卷,等等。
这些都是不入仕途的布衣,而以藏书家闻名的。
明代藏书家大都建有自己的藏书楼,所藏图书,往往各有侧重,各具特色。
在众多的藏书楼中。
最有名的是宁波范钦的天一阁和常熟毛晋的汲古阁。
范钦(1506-1585年),字尧卿,号东明。
嘉靖十一年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回乡归隐。
生平酷爱书籍,广泛搜集,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年)间,建藏书楼名“天一阁”,两层六开间,四面临水,被认为藏书楼建筑典范。
清乾隆下诏建内廷四阁时,还仿照其规格设计。
天一阁藏书7万余卷,特别注意收集明代方志、政书、诗文拓片等。
保管极严,秘不示人。
范钦去世后,藏书楼钥匙分房掌管,除非各房齐聚,不能开锁。
自明迄清保持400多年,是古代私人藏书保存最久的藏书楼。
到清朝后期,逐渐为战乱和盗窃所破坏。
民国以后,仅存l.3万余卷。
汲古阁主人毛晋(1599-1659年),字子晋,是著名的藏书家兼刻书家。
生平无意仕途,立志于藏书和刻书。
多方搜集善本秘籍,不惜高价征购,前后聚书8.4万册,建藏书楼名“汲古阁”,用以藏贮精椠;
另建“目耕楼”、“宝月堂”等,藏通用本及抄校本。
毛晋藏书的特点,一是重视抄校,二是重视刊刻。
对于宋元刻本,毛晋不仅高价收购,而且雇用高明写手以佳纸优墨,依照原书的字体行款进行影抄,如同原作,开创了抄写的新方式.为后人所仿效,被称为“毛抄”孙从添《藏书纪要》称:
“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后来
《天禄琳琅书目》特辟影宋抄本为一类,其地位居宋版之下、元版之上。
毛晋是古代私家刻书最多的刻书家,刻书情况已见上文。
他一边收集藏书,一边传刻古籍,既是图书的生产者,又是图书流通的参与者。
清代私家藏书盛况空前。
清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收录古代藏书家,上自五代,下迄清末,共1100余人,而其中清代藏书家即占490余人,几近半数。
藏书家的分布比以前也更为广泛,形成了以江浙为中心的遍及全国的藏书网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民族构成上突破了汉族的局限,出现了满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藏书家。
如满族纳兰性德(1655-1685年),字容若。
康熙进士,授乾清门一等侍卫。
善骑射,好藏书,笃意于经史、书法、诗文,工弹词、歌曲,建藏书楼名“珊瑚阁”,积书万卷,以鉴藏古籍书画为乐。
曾编辑宋以来诸儒说经之书,刻为《通志堂经解》1860余卷。
又辑《全唐诗选》。
又如傅鼎(?
-1738年),富察氏,字闫峰,蒙古镶白旗人,官至兵部尚书。
喜藏书,积书万卷,藏书楼名“谦益堂”。
又如却吉登巴泽仁,四川德化州人,藏族土司。
雍正七年(1729年),他创建德格印经院,多方收集汉、藏典籍,刻印藏文经书。
集中书手、刷印500多人,藏书板多达30余万片,规模宏大。
所刻经书,印制华美,不仅销行云、贵、内蒙古、上海、南京等地,而且远销印度、缅甸、日本等国。
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
明清时期藏书2万卷以上的人甚多,除上述外,如明代的叶盛、杨循吉、何良俊、王世贞、胡应麟、钱谦益,清代的何述善、张端、徐介寿、丁雄飞、黄虞稷、钱曾、朱彝尊、徐乾学、万斯同等等,藏书都达到2万卷以上。
2万卷以下的更举不胜举。
藏书家分布地区广泛,藏书数量巨大,品种浩繁,这说明图书流通的数量、规模和速度,都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中国的历史文化,与书籍的收藏、流传密不可分,中国的藏书文化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著名史学家吴晗在其早年所著的《江苏藏书家小史》一书的序言中曾说:
“学者苟能探源溯流,钩微掘隐,勒藏家故实为一书,则千数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动、地方经济之盈亏,固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
参考文献:
[1]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上海人民,2000[2]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书店,1983[3]李希泌、张淑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4]陈锡岳,林基鸿《名人与图书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文心雕龙论风格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
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
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
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
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
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
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
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
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
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
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
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
我们可以与这些作家的本传加以对照:
如“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引《史记•屈贾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
文帝召以为博士。
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
”此俊发之征。
可见刘勰用“俊发”二字确是贾谊一生的基本特点。
又如《文选》谢惠连秋怀诗注引嵇康高士传赞曰‘长卿慢世,越礼自放;
犊鼻居市,不耻其状;
托疾避患,蔑此卿相;
乃至仕人,超然莫尚。
’此长卿傲诞之征。
《汉书•扬雄传》’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
’此沈寂之征。
《汉书•刘向传》’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
’此简易之征。
《后汉书•班固传》‘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
此雅懿之征。
《后汉书•张衡传》言言衡’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无骄尚之情。
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
’此平子淹通之征。
《三国志•魏志•杜袭传》(王)粲性躁竞。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先贤行状》言刘桢’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又引《典略》说桢平视太子夫人甄氏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云‘桢卓荤偏人。
此气褊之征。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言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
’此俶傥之征。
《晋书》本传详载其行事。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言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
’《注》引康别传曰‘孙登谓康曰,君性烈而才。
’此任侠之征。
嵇康幽愤诗自述其个性最确切。
《晋书•潘岳传》言‘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辄望尘而拜,构愍怀之文,
岳之辞也。
’此轻敏之征。
《晋书•陆机传》言陆机‘服膺儒术,非礼不动。
此士衡矜重之征。
由此可见,作家内在的才性,必和他文章的体貌相符合,也就是说有如何的才性,必有如何的文章风格。
作者列举了十二位作家来阐述作家个性对风格形成的影响。
这一观点在《才略》中有具体的阐发。
“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贾谊才能高俊,雄姿英发,文章风格自然高洁而清雅。
《才略》篇说:
“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
“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5]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