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加油深圳下一个30年城市发展的几点思考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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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一厢情愿、好高骛远的大定位，远比不上低调务实地培育城市内生性的自然伸展与自由发展。

　　谋划深圳下一个30年的发展，关键是要常构战略思维。

概括起来，须谋好“三个局”。

　　第一个局，是从政治上谋划下一个30年深圳在百舸争流的全国城市竞争发展态势中的地位之局。

前30年，就政治优势而言，深圳凭借全国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的地位，获得了飞速发展，成为能与京、沪、津、穗等比肩的全国第一方阵城市，也是一段时期内中国新型价值观、新型城市发展模式的代名词。

但进入“后特区时代”的深圳，政治资源难以为继，下一步发展也将面临新的政治上的瓶颈制约。

虽然国务院批复的《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赋予深圳四项“先行先试权”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这仅是一个“准入证”，具体到什么内容的改革、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改革成本如何分担等，还取决于深圳人能否创造性地争取，还需中央定，远没有特区时代在进出口贸易、财税、城市建设等方面赋予的改革分权那样来得明确、直接，也没那么好操作；

更没有京、沪等直辖市那种行政区划上可以直接争取国家投资、争到全国性项目、争得其他领域话语权的较大权限。

此外，作为计划单列市，深圳在经济上是“准直辖”，行政上是省辖，形成政经权责并不十分对等的局面，这也势必影响深圳的进一步前行。

深圳的新一轮发展确实面临城市地位上的尴尬局面，与京、港、沪、穗相比，人家是首都、行政特区、直辖市和省会，“经济特区”的光环逐渐暗淡后，深圳要立足全国城市的第一方阵，仅仗“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很难匹敌的。

虽说政治上的“可为”度小，但也要敢谋、敢为、敢当。

　　一是不必奢谈“直辖梦”，力求更多的改革试验权。

从全国现有直辖市的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西南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部分的华南区域尚无直辖市。

随着后现代化时期华南地区城市的多中心发展，在时机和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华南地区设立直辖市并非没有可能。

作为条件较为成熟的深圳，一定要善抓机遇。

虽然这个话题比较敏感，甚至明摆着属“不可为”、“不能为”，但也并非“无作为”。

深圳应在未来的实践中打好区位优势牌、经济实力牌、移民文化牌，努力打造引领全国产业发展潮流的先进产业体系，保持经济发展高地，着力构建富有号召力的主流城市价值品牌，积极构筑和保持深圳在全国第一方阵城市中的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要继续高扛“经济特区”的牌子，重新审视这块牌子“改革开放前沿”、“试验田”、“排头兵”的政治意义，弘扬这块牌子所代表的“开拓进取”、“敢闯敢试”、“敢于天下先”的伟大精神，进一步挖掘其内在资源，并将其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新内涵进行整合，努力争取类似于“更大立法权”的政治资源，利用自身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整体优势，加大配套改革力度，以发挥好深圳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改革的先锋带头作用。

　　二是不言放弃“扩域梦”，努力争得更大的区域资源，扩大深圳的腹地。

早在本世纪初，就有省、市层面提出将东莞的几个镇和惠州的淡水等作为腹地划入深圳的构想，但由于条件不成熟而搁浅。

时至今日，在美梦难成的情况下，深圳逐渐步入内涵式发展轨道，单位面积的集约收益不断提高，但深圳地域东西狭长、南北短促的地形情况越来越不利于城市扩张，特别是东西方向空间复杂，南向的大海将城市困住，有限的生存空间日益成为深圳新一轮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深圳要成为类似于美国洛杉矶（市辖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全国现代制造业中心、经济中心，仅凭不足XX平方公里的面积很难做到，许多大型项目和新兴产业布局将缺乏空间布阵。

深圳北部的清溪、塘厦、凤岗三镇（东莞）和东部的淡水（惠州）与深圳腹地紧密连接，是深圳外延扩展的最好选择。

虽然我们在行政区划调整上不可为，但完全可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大对这些地区的产业辐射和经济联系，正如北京将河北廊坊作为卫星城和产业转移主阵地、上海将苏州昆山作为其高新产业基地一样，深圳有选择地加大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不仅可以缓解现有的城市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赋予这些地区的产业和经济以“深圳特色”，让其融入深圳经济圈，为我们实现地域突破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为建设“大深圳”赢得重要筹码。

　　三是努力实现“合作梦”，打造“东岸计划”，提升珠三角东岸城市圈的整体竞争力。

如果说上两种思路属于主观“不可为”的客观“下策”的话，那么这一策略则是深圳必须发挥自身能动性的“可为”之“上策”，也是深圳下一个30年实现长足发展，融入东南亚经济圈、亚太经济圈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区域合作必由之路。

放眼当今世界级城市功能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依托城市群或城市圈，无不在竞合的态势下逐步赢得更足资源、获得更多能量、取得更强实力。

珠江口东岸在香港的牵引下，形成了中国经济外向度最高、国际化最强的开放经济体和渐已成形的城市圈层。

在珠三角启动的新一轮发展中，深圳作为东岸的境内主导城市，要主动引导东莞、惠州实现产业联动发展，构筑以深圳研发创新和生产管理为核心、周边地区加工组装和配套服务为基础的“大深圳制造”工业体系。

深入发展与香港的合作，与东莞、惠州一道服务好、维护好香港这一区域发展引擎，做到“创新合作、产业错位、功能互补、文化共荣”，合力形成东岸城市圈，让深圳承担更多的全国性、全球性的城市功能。

　　第二个局，是从经济上谋划下一个30年在国际、国内主导产业发展态势中的产业领先格局。

一直以来，深圳的产业基本依赖外商投资被动转型，随着国家外贸外资政策的调整和各地争夺外商资源竞争的白热化，当前技术含量较低、轻型化、结构相对单一的产业体系让深圳在实现产业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处于被动，仅凭现有产业的惯性增长很难维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为谋划下一个30年的更大发展，深圳必须迅速着手改造完善原有的发展路径，主动地使产业结构向高端化升级。

产业升级及高端化的关键取决于选择和培育新兴的主导产业。

深圳未来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应以实施“产业跟随”战略为主，紧跟国际、国内产业发展态势，及时捕捉世界产业革命带来的产业新机遇（下文详述），不断推进产业的高端化和国际化发展。

更重要的是，要努力打造优化转型及时、动态跨越发展的城市产业体系。

在促进多元化产业发展的同时，更重视提高城市产业的动态发展能力，努力打破各产业存量的结构刚性，避免出现产业结构僵化问题，提高产业结构的转化能力，特别是产业结构自我学习和自动搜索的自我适应能力；

不断调整和改变各产业之间的生产能力配置构成，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和社会事业形成“齿轮”效应，联动发展，相互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形成与国际产业互动、与国家主导产业紧密关联、主动融入区域产业发展的城市产业体系。

　　第三个局，是从民生上谋划好在城市法治、公共服务、资源、环境、人才等竞争发展态势中的后劲、活力之局。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人才占有的稀缺性知识和信息成为创新的源泉，人才资本成为盘活其他资本的关键，今后城市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城市的潜力和活力取决于人才的竞争力。

近年来，与京、沪、穗等城市比较，深圳对人才的吸引力逐渐减弱，人才日益短缺，大大制约了城市整体实力的提升。

从中国未来人口迁徙和人才流动的内在趋势上看，民生水平的高低越来越成为人才流动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风向标。

改善民生是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的本质要求，也是城市获得软实力、提高综合竞争力的硬举措。

深圳应进一步加大民主法治建设，将法治全面融入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强化依法治市，推进民主政治和公正司法。

走“以民主促民生”的路子，民生工程的实施过程中要广开言路，拓宽民主参与渠道，创新民主参与方式，通过发扬民主来改善民生，提高城市的政治吸引力。

针对我市房价高企对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负面效应，政府应重点关注人才的住房需求，开发公共租用房,建立覆盖面广、相对完善的公共租房体系，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民生保障。

就人才建设本身来讲，应进一步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科学规范的优秀人才选拔机制，让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积极搭建人才创新创业平台，提供创业条件，降低创业成本；

以服务激励为手段，优化专业技术人才工作、生活和成长环境。

在改善城市环境方面，加快生态城市建设步伐，着力解决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水环境、大气、噪声、垃圾废物等环保问题，持续改善和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努力打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宜居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以优越的人居环境吸引国际、国内人才。

　　二、站在产业哲学的高度来把握深圳新一轮产业发展

　　近年来，产业哲学理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与发展的引导力逐步加强。

这一理论克服了过去对实体经济单向度的经济学研究，更加多维、系统地研判产业建构的社会性，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

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排头兵”，是我国产业变革、升级、优化较快和城市建设、社会治理发展相对完善的地方。

特区建立前XX年，大量的“三来一补”加工业是深圳的支柱产业，结构非常单一；

上世纪90年代，深圳工业向深加工发展，新的经济亮点产生，高新技术产业起步，金融、旅游等服务业加速发展；

本世纪初，深圳产业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传统加工业逐步引退，现代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长迅猛，全市经济素质得到质的提高。

纵观深圳产业的“跨越式”发展，30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圳产业结构以“三来一补”作为起点，经历了蛙跳式的演进，高新技术迅速崛起，持续增强经济与技术的结合，使传统产业逐步升级或转移，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新的经济形态不断产生，有效推动经济建设由数量型、资源消耗型的粗放经营方式向质量型、效益型、集约化经营转变，走技术先进和内涵发展的道路，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并推动城市建设日益更新，促进城市社会构建不断发展。

因此，历史地看，深圳的产业发展推动了深圳城市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而是社会形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

　　深圳的这一发展轨迹与产业哲学的理论相耦合，虽然这种耦合属不自觉的、朴素的“偶合”，但这毕竟印证了30年的建设实践中，经济特区抓住机遇、勇于开拓、适时更新的产业和城市社会协调发展的正确路径。

但下一个30年乃至更长时间，面临越来越复杂的产业发展环境和越来越宽泛的产业选择领域，深圳的产业建设和城市发展是否还能像前30年那么“幸运”，每次都能较准确地选择适合自身城市特征的产业更新和产业组合，并以此推动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就存在比以往大得多的变数。

因此，深圳的下一轮产业发展呼唤产业哲学的引导，在城市产业谋划中，要求以更宏大、更纵深的产业视野和更深入、更综合、更多维的城市发展考量，更前沿的社会治理思维，分析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掌握价值链的演变规律，把新兴产业选择与城市建设、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和谐社会构建等全面统一起来，让深圳的产业成长、经济建设和城市社会发展更协调、更健康、更具持续性。

具体来说就是要大力实施“产业跟随”战略；

努力抓住世界产业革命带来的产业机遇，瞄准适合深圳城市特点的新兴产业。

（一）实施产业跟随战略，努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和国家战略产业。

　　一是紧跟美国新能源布局，发展新能源产业。

与90年代克林顿政府布局美国的it产业一样，今年初美国白宫发布了《复兴计划进度报告》，报告包括奥巴马政府的能源变革战略。

自此，美国已经启动的以新能源为主导的跨越式、跨产业，覆盖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的新产业革命。

目前，ge、ibm、google、intel、西门子等世界信息产业龙头都已开始大规模投入智能电网业务，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纷纷推动本国的智能电网建设。

中国迫切需要调整国家能源战略，实施局部产业跟进战略，大力发展“互动电网”，适时分享作为危机冲击比较低的国家在危机重建中的巨大市场利益。

　　深圳作为我国最有条件抢抓这一先机的城市，市委、市政府已经瞄准了新能源产业，市政府出台了《深圳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XX-XX）》和《深圳市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将太阳能、核能等6个领域作为发展重点,从产业竞争力、产业化规模、新能源开发、产品应用、体制机制创新等5个方面提出了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对我市发展新能源产业作总体部署，这必将为深圳在新一轮产业发展中赢得极为珍贵的一席之地。

　　接下来，深圳要在新能源经济的激烈竞争处于领先地位，必须形成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新思维。

首先，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作用。

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开发和消费市场开拓更多地需要市场推动，但新能源产业作为世界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仅仅依靠企业和市场的力量还远远不足，无法形成产业发展的整合力，对世界技术新的突破方向也难准确把握，政府要在基础研究、具体产业引导和产业监管方面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为全市新能源产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其次，争取让深圳成为我国第一个（批）互动电网建设城市。

我国发展互动电网的目的就是实现电力产业的跨越式转型，推动电力产业从中低端电力供应商的传统模式提升为综合能源、通讯和信息服务商的高端创新模式。

深圳在电子信息、通讯等行业在全国走在前列，自主创新能力强，加上具有发展核能的基础，完全有能力承接全国互动电网建设的试点、探路工作。

第三，努力形成新能源产业同盟。

奥巴马经济振兴计划内容之一就是促使政府和私营行业大举投资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车的生产。

可以说，新能源汽车代表了世界汽车业的发展方向，也是我国汽车产业抢抓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攻阵地。

深圳应以比亚迪新能源轿车和五洲龙新能源客车为载体，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强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促进新能源汽车尽快实现实用化、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聚集基地。

与此同时，要鼓励企业建立产业联盟，通过发展新能源汽车，沿能源产业链上下延伸，促进新能源电池、储能电站、太阳能路灯、电池回收、智能电网、以及太阳能、风能发电等集群化发展，形成有效的新能源产业体系，打造类似我市电子信息产业的新能源产业集群，营造新能源产业集聚的良好产业生态，建设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高地。

　　二是跟随国家战略产业。

在新一轮产业升级中，深圳必须注重与国家战略产业保持一致，大力发展国家战略产业，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顺利实现产业转型。

要在保持现有的电子信息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将航天航空国防电子、循环经济等产业作为重点发展。

航天航空国防电子是电子通讯产业的制高点，随着中国大飞机的研制投产、宇航事业的发展，以及国防装备电子化换装的来临，航空航天国防电子产业将进入高速增长期。

在循环经济方面，中国和全球都面临着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我国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废物资源化、污染治理、新材料等循环经济产业将成为中国产业新的增长点，市场前景非常广阔，该产业综合了环境、电子、信息、材料、装备和服务等产业和技术，产业链长、带动作用显著。

目前国内尚未有城市明确将这两个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深圳如能充分发挥现有电子信息产业优势和循环经济起步早的优势，主动融入航空航天国防电子产业，突出发展数字化装备业、资源节约型及环境友好型装备制造业、环保设备等，可能以先发优势获得国家层面的更多扶持，抢占新一轮产业发展制高点。

（二）抓住世界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新机遇，大力发展生物技术和海洋产业，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

　　从工业革命到现在，世界经济有规律性的周期变动已有五轮，先后发生了以纺织工业、钢铁业、石油和重化工业及电子工业、汽车工业、it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一次至第五次产业革命。

每一个长周期总与一次大的产业革命紧密相联。

目前，it产业已由创新阶段进入成本竞争阶段，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

经济发展的内在冲动将激励技术创新，突破性技术及由此带来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即将来临。

对新技术的突破点主要在新能源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海洋开发技术和纳米技术等领域。

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

新的产业革命和新的核心技术兴起之时，也给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它使后进国家和地区通过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经济赶超成为可能。

从我国区域发展层次看，台湾、香港、上海、深圳等地优势明显，应大力推进第五次和第六次产业革命，成为我国迎接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阵地。

对深圳来讲，根据城市自身实际，应在生物技术产业和海洋产业方面有所作为，以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

　　一是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产业。

21世纪“健康和福利产业”将成为反映时代要求的新型产业，医药行业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深圳在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拥有三九、太太、海王等一批骨干型企业，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产业基础目前在全国排在第三位。

接下来，我们要以建成中国南方生物技术产业中心和现代医药产业基地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化为核心，充分发挥政策法规和规划的引导作用，整合区域创新资源，进一步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生物技术产业集聚式跨越式发展。

应努力建设四个平台，把生物医药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

一是建设公共技术支撑平台，包括公共研究实验室、生物医药研发中心、生物信息中心、生命科学研究院，推动生物技术科研的发展。

二是建设产业化支撑平台，实验动物中心、中试基地、临床前实验和检测中心，推动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

三是建设创业服务平台，包括融资服务、设备与仪器使用服务、培训教育服务、咨询等中介服务、国际科技商务服务、生物医药项目交易服务。

四是建设政策环境平台，以更加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和创业，以特殊政策吸引高端人才，以优惠政策扶持基地产业缺失链条。

　　二是大力发展海洋产业。

目前，海洋产业的发展已经由浅海延伸到陆架及深海，由传统的渔业加工拓展到综合资源的开发，它涉及到新能源、新材料、保健食品、海洋生物制药、海上运输、海洋旅游等多种领域。

深圳要进一步加强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拓展海洋资源利用范围和深度，实现海洋资源集约化利用，丰富海洋产业内涵，延长海洋产业链。

努力加强海洋保健食品的开发和生产，引进和培养国际市场上需求量较大的海洋植物，开发大众消费性食品和保健品。

进一步深化与香港在海洋开发技术方面的合作，建设海洋科技创新体系。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建立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涉海实验室、中试基地以及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整合海洋科技资源，建立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和技术交流平台，增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

通过存量调整和高端产业要素引入，优化海洋产业的结构和布局，逐步实现我市海洋产业由资源依托为主向科技和服务依托为主转变，提高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始终抓住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为城市赢得更足的底气。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我们建议的无论是产业跟随战略，还是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我们无不强调这些产业领域的先进制造环节，这是深圳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根据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经验，这些城市的制造业就业比重始终保持在20％左右，而反观金融危机中经济一落千丈的迪拜，我们就更应支持这一观点。

两座同为“30岁”的城市，深圳以制造业为基础，城市建设没有迪拜那么现代，也没有那么多大手笔，甚至还因“城中村”而显得乱，所建的制造业工厂更比不上迪拜高楼别墅的气派。

迪拜不但有全球第一家七星级酒店，城市建设气派漂亮，且金融、旅游、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也一度成为深圳的学习榜样。

但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两座城市的命运却判若两然，深圳成功地抗拒了风险，而迪拜却发生楼崩危机。

究其根，迪拜越过了制造业，直接发展起金融、旅游、贸易等现代服务业，其根基不牢、底气不足。

通过这种比较，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制造业对城市发展的价值，重新看待制造业转移、转型、提升这些口号和做法。

　　深圳应始终抓住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因为金融、设计、物流、旅游、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的产生与成长离不开制造业。

深圳的金融中心不是靠政策争来的，而是因为有制造业，有制造业带来的企业、客户和业务，金融活动才扎根于此。

据此，对于当前乃至更长时间内的深圳来说，无论我们怎样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当然，在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上应注重以高端化为方向的产业结构升级，除大力发展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海洋产业的制造环节外，对现有制造业企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差异化策略，可采取“转移扩散一批，就地升级一批，新发展一批”的方法，在确保深圳控制关键环节的前提下，跳出深圳，面向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地区建立产业链，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

　　三、适时总结大部制机构改革的经验得失，继续推进深圳行政体制改革

　　作为全市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今年8-10月，深圳进行了建市以来的第八次政府机构改革，按“大部制”的改革思路，全市政府工作部门从46个减少到31个,精简幅度达1/3,建立了以“委、局、办”为架构的决策、执行、监督三种权力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政府运行机制。

这次机构改革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市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

由于力度大，改革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成为近期各大论坛的热门话题之一。

时至今日，深圳改革已历经约半年，改革后政府运作效果如何呢？

如果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行政效率和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行政成本并没有大幅降低，这样的改革能是广大民众满怀期待的吗？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审视和总结深圳“大部制”机构改革的实际效果，为继续深入推进我市行政体制改革作出有益探索。

（一）从西方新自由主义政府改革中吸取经验，谨防片面追求“小政府”的行政改革。

自20世纪80年代起，英国撒切尔政府与美国里根政府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让国家回退”和“使政府缩水”的改革，这一改革虽然以追求抽象的公共利益为名，但在事实上仅是一句空口号，不仅严重削弱了政府的功能，同时也损害了大众的福祉与保障，降低了社会的稳定性与凝聚力，为后期的政府留下了沉重的包袱。

新自由主义改革曾一度成为西方最火热的改革论题，许多国家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变革都以限制、消除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建立“小政府”为目的。

并且，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将新自由主义改革贩卖到更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然而，近30年过去了，经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些国家在教育、科研、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基础性社会公益类事业领域，没有出现“去公共化”现象，相反却是逐年增加。

此外，经济与社会生活对政府监管职能的需求上升，这些国家的政府监管持续扩张，这种扩张不仅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保持公平竞争所必需的经济监管，更重要的则来自于维护消费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