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青年与世界定稿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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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类”的诞生，标志着青年的历史已跨入现代社会阶段。
这不仅对青年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意义，而且将要对20世纪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期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或直接或间接的深远影响。
自20世纪初以来一一对此，甚至可以更早地追溯到近代社会伊始，青年再也不只是某一单个的家庭、村社、部族乃至某一民族或国家内部的事情，它成为一个带有世界性的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密切相关的综合性社会现象，并因此而在世界范围上引起人们广泛而深切的关注和重视。
青年对自我，社会对青年，都迫切要求作出新的认识；
青年与社会之间，都期望能够在新的基础上进行相互交流、对话、沟通和理解。
在研究者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届大会（1980年）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一开头就提出的“两个带根本性质的告诫”之一，即是：
“必须彻底重新估量我们对青年的概念以及我们的青年政策，要把青年作为一个明确的范畴和活生生的实体来看待。
”20世纪的社会变迁，向人们深刻地提出了这一人类认识青年，同时也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新的时代命题。
美国心理学家霍尔（GranvilleStanleyHall，1844-1924）在他1904年出版的被视为现代青年研究经典性的奠基著作《青年期：
它的心理学及其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的关系》一书中，曾在描述现代文明社会青年期这一人生“神圣的阶段”时写道：
“原先肯听从劝告乃至接受指示的青少年，现在变得难以驾驭，执拗不驯，充满反抗精神，而且抑制不住对周围的风俗习惯和人物的极其高傲的优越感。
”“年轻人觉得世界混乱无章，就想对教会、学校，甚至社会和家庭生活进行改造；
他为既定习俗的虚伪而忧心忡忡，对有钱有势者的专横感到愤怒，对于他的初具雏型的理智来说，他很想对那些似乎不合于真善美的东西加以怀疑、抛弃，并亲自予以改造。
”霍尔认为，“因为在文明的社会里，青少年总是生活在比他自己所能够创造的远为高级的文化中间。
但是，这种善于接受的热情如果趋于极端，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面。
”由于种族、文化、心理、自然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心灵变异的可能性现在达到了最高峰”，青年期心理生活受到很大骚扰，“当青少年开始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他是航行于波浪滔滔的大海之中。
因此在大自然的节约原则下，如果青少年要闯入人的王国，他必须在其道路上努力、战斗和猛攻。
”霍尔——这位“心理学上的达尔文”，以其“唐吉诃德式的充满理想”发现和理解了刚刚步入20世纪的青年，并天才地描画和预见了他们在后来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趋向和种种表现。
3、联合国科文组织第15届大会（1968年）提出的第一份关于青年问题的综合报告，使用的关键字眼是“对峙和抗争、边缘化、非传统文化、对峙的权力、青年的文化等”。
这些咄咄逼人的字眼尽管有其对青年认识和理解的局限性，但毕竟“显示了一个独特时代的特点，准确地预言了这个独特时代的文化经久不衰的影响。
”
20世纪的人类，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过的其间充满巨烈的矛盾与冲突、震荡与变革、分化与重组、对峙与抗争的发展过程。
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人类既获得了空前显赫的进步和荣耀，也经历了始料未及的磨难与煎熬。
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条件下，青年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极不寻常的道路。
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幻莫测的增长与衰颓、紧张与缓和、进步与倒退等交错纠葛的客观情势中，寻求自己生存和发展、参与和表现的机遇和天地。
阿波罗的神话已变成梦幻中的情景，现实的艰难选择则成为不容回避的事实。
20世纪的青年，一度在焦灼中躁动着，在渴求中企盼着，在种种不无过激的尝试中摸索着，在深深的迷惘和困惑中苦苦探求着，在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与反叛，一轮又一轮的冲动与亢奋中迂曲盘桓、踟躇蹒跚着……与此同时，社会对青年也表现出与过去的漫长世代截然不同的重重忧虑和种种担心，尽管其中也不乏这样或那样的乐观期待和希望。
难道在现代社会中青年与社会之间天然地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么？
社会与青年之间目前仍在进行的“一场残酷而微妙的较量”真的不能为宽容与和谐所替代么？
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苦难与没落，“新人类”在这一进程中真的无望获得阿波罗式的新生么？
这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人们作出解答。
在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美国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
米德曾到与世隔绝的美洲萨摩亚人中去考察。
她发现，萨摩亚人的青春期是平静的，没有如现代工业社会中的青年人那种不安和骚动。
在后来的长期研究中，米德进一步证实，现实生活中青年的种种表现，如对传统的反叛，五花八门的暴行，越轨和犯罪，与父母之间纷乱的关系，怪异的服饰和发型，对节奏疯狂的音乐和舞蹈的喜好，对婚恋、家庭、性关系的道德随意性，等等，是现代社会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并非青年亘古既成的本能和天性的缘由所致。
在谈到60年代风行世界的青年运动浪漫时，米德提出：
“六十年代的动乱分别是由于变化的速度快得令人目眩、家庭的崩溃、资本主义的衰败、没有灵魂的技术的昌盛以及在否定一切的浪潮中，既成权力体系的最后崩溃等原因造成的。
”她认为，世界共同体的出现是60年代的关键问题和全世界青年反抗的首要的新条件。
在这个共同体中，共享知识和共担危险把人类连接在一起；
科技革命和发展食品资源的革命、知识变化的冲击、生态环境激烈而危险的变化、战争和贫困的威胁、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设施使文化传播发生的变革，都是世界范围的。
“六十年代的年轻人带着各种相去甚远的文化传统在时代的同一点进入了现在。
”因此，“古来无之”的代沟，不仅成为目前的主要问题，而且成为世界范围的问题。
米德的杰出研究揭示了现代社会青年问题在社会文化机制方面产生的根源。
特别是她通过对二战前后两代人生活环境、文化观念差异的比较分析，阐明了代沟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至今仍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但代沟的出现和代沟冲突的发生，以及这种冲突采取对抗的形式和形成世界性的风潮，是否只是文化方面的原因，或更具体地说，是否只是在代际文化传递方面出现的某些障碍或阻滞所造成的必然性的结局？
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4、文化方面的原因固然是不容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新人类”是一种文化现象。
“当代历史乃是这样一种状况：
我们正面对一种新人，这种新人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各种文化交织的产物。
”文化冲突是当代社会和青年面临的首要冲突。
但是，需要更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冲突不仅是在代际之间，也不只是在代际文化传承方面，而是在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上展开的。
它表现为一种多维和立体的全方位的冲突，即价值座标上的科技与人文，时间座标上的传统与现代，地理座标上的东方与西方的冲突。
文化是受价值引导的体系；
“价值标准决定文化实体内人们对理性、感情体验的深刻意义、想象的丰富和信仰的深度的需求。
”因此，当代文化冲突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冲突，并集中表现在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方面。
牛顿科学应用于生产技术而使经济生产能力取得空前增长，在资本主义暴敛财富的攫取利润的过程中导致科学主义的滥觞。
“西方文明的特征就是它自诩拥有种种科学”，因而科学主义也成为西方文明危机的核心。
“科学主义是这样的理性，它已脱离了它据以产生的具体的人类经验之流，……脱离生活世界之根，这就使它自己不能不陷入反理性和野蛮之中。
”科学主义在20世纪西方的泛滥，一方面导致经济生活领域对无限的经济增长和商品消费的迷恋，商业的母体似乎要吞噬整个宇宙，商业精神扩散到没有边界的市场空间，青年人的价值亦如某大学通告牌上的广告所昭示的那样：
“你的未来如何，全靠你怎样销售你自己。
”另一方面，当重视科学分析，惯于以冷峻的态度努力寻找客观世界的种种存在模式和规律的思维方式走向极端的时候，则使科学主义引导20世纪的人类精神进入一个充满怀疑主义色彩的时代。
“怀疑的一代”的出现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科学主义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既已形成，在文艺复兴时期被特别予以巩固和强化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但在科学主义猖行的时代，西方古典人本主义高度颂扬人的理性精神，崇尚人的理性价值的传统，在20世纪演变为反理性、反逻辑、反传统的现代形式。
内在的感性冲动，生存感觉的荒谬，文化传统的裂变，共同融汇成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决堤春水，其势汹汹。
自本世纪初以来愈演愈烈，至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的西方青年对传统的激烈反叛，正是在这股文化思潮的鼓动和纵恿下产生的发展起来的。
5、20世纪的文化冲突导源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和各个社会利益集团、阶级、民族、国家间的政治较量和对抗。
尼采在晚年的时候曾预言他身后两个世纪的历史是“虚无主义的降临”，而且断定这是不可能为其他形式所替代的必然结局，“因为眼下我们整个的欧洲文化正在走向灾难，带着几个世纪积压下来的磨难和紧张，骚动着，剧烈地向前，象一条直奔干涸尽头的河流，不再回顾身后的一切，也害怕回顾。
”“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著名作家黑塞（1987-1962）笔下的那个不知来自何方又走向何方，孓然一身，飘泊无家，在现代物质文明和社会矛盾的压抑下寻求解脱自己孤独无依的精神痛苦的“荒原狼”，便是这种社会“疾病和危机”的产物。
社会进步伴随着道德沦丧，物质文明膨胀压抑、吞噬了人的个性——“个性过分强烈，就转过来反对自我，破坏自我”（《荒原狼》1927年）；
艺术的衰退和文化的堕落，使青年人为之不安和苦闷，但却使那些“伪币制造者”获得了荣耀和财富（纪德：
《伪币制造者》，1925年）；
因欠缺一点孝道便被父亲置于死地（卡夫卡：
《判决》，1912年），因少年失足便被双亲放逐异乡（卡夫卡：
《美国》，1915年），现代社会的无情与冷酷成为亲生骨肉、同胞手足之间的情感也不能抗拒的法则；
对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青年来说，社会就是他们的学校，但是这个社会“没有人告诉他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人们只告诉他应该占有什么，”金钱的诱惑使他们学会的只是赌博、嫖妓、杀人（德莱塞：
《美国的悲剧》，1925年）；
在“最为纵乐，最讲炫丽”的“爵士时代”，“一切神祗统统死光，一切仗都已打完，对人的一切信念完全动摇”，青年一代终于从一场美国梦中醒来（菲茨杰拉德：
《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年）……20世纪初的西方青年生活在深重的社会文化艺术、道德伦理、理想信念的危机之中。
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二、三十年代的经济萧条，广岛原子弹爆炸留下的恐怖阴影，战后长期僵持对峙的冷战局面，60年代国际政治局势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和繁荣过后持续经久的经济停滞与衰退，等等，则使西方社会青年长期陷于焦躁、烦闷、灰颓的思想境地。
在西方青年眼中的世界，是“一只巨大的滚筒，带着战争、贫穷和偏见飞快地转动；
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缺乏了解。
”他们退避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倾心地诉说着：
“有时，我来到一片荒凉的海滩，倾听滚滚涛声和鸟鸣；
我似乎听见它们总是在呼吁，在哭泣。
有时我们会有这种感觉，但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一小摊事，害怕站下来听，害怕打碎自己的小天地。
”当这种倍受压抑的意志和情感一旦寻找到宣泄的机会和表现的契机时，便演化成形态各异、频迭兴起的现代西方社会青年的反文化运动，从“迷惘的一代”到“垮掉的一代”，从爵士乐到摇滚、霹雳舞，从婚姻自由到性解放、同性恋，从嬉皮士，崩克到“秃头”……
20世纪的西方青年处于幸运与不幸、颓废与抗争、希望与失望、梦幻与理想的重重矛盾之中。
他们享有和消费着这个世界创造的最新式最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从好莱坞的电影，巴黎的时装，松下的电器，丰田的小汽车，到麦当劳的快餐，可口可乐。
但是，他们又常常在自觉或不自觉，情愿或无可奈何中成为杰克·
巴恩斯或霍尔顿式的人物——生活的落伍者和退出正常生活轨道的人。
这既与青年内心世界的深刻矛盾有关，即渴望寻找新的生活价值和人生真谛而又无力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羁绊和困扰；
同时，亦是他们所处时代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青年本身的社会地位所必然决定了的一种客观情势，即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冲突中，青年往往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他们或是被利用，或是被遗弃，或是被忘却，或是被排斥，总之，他们没有获得他们所希望拥有和社会应该赋予他们的一切。
青年成了“看不见的人”，即存在的意义不被承认，存在的价值被忽视和否定的人。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中所写的那样：
“目前，社会和青年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残酷而微妙的较量，局势含糊不清，使人难于分辩是谁在折磨谁。
社会一方面赞扬青年，称颂他们充满狂热和浪漫的激情，赤手空拳投身生活；
而另一方面，正是这个社会，在其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里，却不容青年人发挥其主动性，运用其机智或倾注其满腔真诚，也没有为他们留下建立貌似不合理而实为非功利主义的关系的任何余地”。
由此可见，“新人类”尚属一个未被完全接受的事实，起码在被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实体来看待”这一点上，仍有待社会为之做出真诚的努力。
应该引起人们严肃思考的是，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时间里，青年和社会都已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6、人类在呼唤和期待着阿波罗的新生。
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在青年与社会的和谐中，人类才能真正走向进步、发展和繁荣。
青年是世界的
1、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作家、电讯交通专家马歇尔·
麦克鲁汉（McluhanMarshall）曾预言“天下一村”的出现。
他说，到20世纪末期，由于电子通讯工具的发达，人们彼此联系容易，全世界的人们相互了解，就像同居一村一样。
1981年，罗马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
佩奇在他提出的该组织的第十一份报告中引据一份材料：
“一切都在不断缩小的世界中扩大”。
这即是说，由于现代化交通工具、通讯设施的广泛应用，人类生存、活动、交往的空间大大扩展了，而所需时间却越来越短。
麦克鲁汉的预言提前变成了现实。
地球变小了！
全世界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中。
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和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把不同地域、种族、国家的人们结合成一个世界共同体，“整个人类同命运”的概念已取得大多数人们的共识。
在这一背景和前提条件下，1979年12月罗马尼亚青年组织提出倡议，并由联合国第34届大会通过决议，确定1985年为“国际青年年”。
其宗旨为：
“参与、发展、和平”。
“国际青年年”把世界青年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在这一年，一个由世界各国青年组成的“国际村”，破例接纳中国的已年届80高龄的邓小平为“名誉村民”。
这表明，中国自80年代初以来进行的改革开放，不仅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更受到广大世界青年的热烈赞同。
在改革开放中，中国青年将走向世界，开拓一条新的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与世界各国青年共同走向未来。
同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促进人类进步发展，实现世界和平，将成为包括中国青年在内的世界各国青年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生活主题。
2、世界青年共同体的形成肇始于近代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拓。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文学。
”在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造就的世界市场条件下，一切分散状态都将趋向聚合，一切扩张都是为着集中，所有的分立都将走向统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这是至19世纪中叶时，由资产阶级开创的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走向一个统一体的恢宏壮观的图景。
它伴随着血与火，同时也伴随着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在世界范围上轰轰烈烈地推进和展开。
资产阶级以强迫的形式推行自己的生产方式和文明制度，“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与此同时，它也造就了本阶级的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生产方式条件下其他各阶级、阶层的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因此“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
近代历史上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诞生了。
由于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引起“商业上的革命”，由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海外扩张、奴隶贩运、殖民掠夺，以及资本主义深入农村引起农民阶级的分化和人口、社会结构向城市化方向的发展，加之新式交通工具的广泛运用，有着不同肤色，操着不同语言，身着不同服饰的青年，由恬静的乡村奔涌到喧嚣的城市，从传统的家庭、农业、手工业等旧式社会分工聚集到现代大工业生产过程而结合为工人，从旧的传习教化过渡到新式学校教育，从各种野蛮或文明的、开化的或未开化的半开化的、东方的或西方的民族和国度，步入一种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之中。
在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的同时，传统社会中青年的民族和区域性的文化特质，由于新的工业的建立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而被不断淡化、削弱乃至在某种意义上已不复存在，至少这一切已成为“生命攸关”的问题。
资产阶级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青年受世界市场力量支配的生产和社会活动也必将成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活动”。
近代青年社会群体是一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一世界性的而不是狭隘的种族或地域的新群体。
资产阶级开创的人类走向一体化的事业，在文明进步的历史上显示出空前宏大的气魄。
现代工业生产第一次破天荒地“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也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对资本家和父母的贪婪、自私和残酷，对儿童和少年的困苦、堕落和遭受摧残，展示出一幅从未见过的极为可怕的图景……”在以机械为动力的机器与人力推动的机器发生最初的竞争时，“工人要代替蒸汽机。
工人的劳动力的紧张和消耗因此就会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且注定要受这种苦刑的完全是未成年人！
”由于“儿童成了蒸汽力的单纯的代用品”，萨摩亚式的青春期的平静过渡为不安、躁动、恐惧和反抗所代替，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上升和确立自己的统治，这一切则成为共同的世界性问题和世界青年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条件下面临的共同生活境遇和文化背景。
由此可见，近代社会青年世界共同体的诞生，并非是一种轻松、和谐、浪漫的青春奏鸣曲，青年如“出埃及记”一般悲壮地告别家庭和父母的庇护，在工厂和城市这块栖息地上接受了新的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成为资本这一上帝的选民——因为，“资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数量较大。
青年为文明的进步和自己这一群体的形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包括精神的和肉体的。
但正如马克思在谈到当时工人阶级一般状况时所说，这既“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
”青年由家庭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起自己与整个世界的生产（包括精神生产）的全面的实际联系，克服和摆脱了以往狭隘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这是青年在近代社会历史发展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同时，这一事实作为20世纪青年社会发展的既有条件和前一代青年已经达到的发展基础，将决定着新世纪青年发展的特殊性质，即：
一方面新一代的青年必然取代以往世纪的青年完成世代交替的使命，另一方面，它将寻求一条由过去世代青年“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走向自觉参与、能动发展的自由自主的道路。
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开始初步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3、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不断增长的物质繁荣与消费需求，为完成上述转变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20世纪初的两项重大成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是1910年马可尼将无线电信息从美国传递到大西洋彼岸，二是布莱里奥1909年驾机横越英吉利海峡的飞行。
若干年后，米德曾欣喜地谈道：
“如今，当飞机能飞越最边远的山区，当最偏僻地方的原始居民也能使用半导体收音机或录音机的时候，我们已可以在同一块天空的下面随便交谈了。
”探讨一种新的世界性文化，探讨如何自觉地成为世界公民，是20世纪的人类和青年所面对的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无线电波包围了世界。
……这是一个全体青年人同时踏入的世界，不管他们的国家如何古老，如何不发达。
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迫切需求，成为世界各国青年的共同愿望，“无论在工业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看来青年对科学与技术的态度是一致的。
”尽管青年也曾怀疑科学及其应用在文化、环境及社会方面产生的影响，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仍是这样一幅景象：
“青年人正把科学当作探索新的办法以解决迫切的技术问题的一个途径而更加重视。
”对新兴的走向未来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青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把它和人类发展的某些重大问题联系起来思考。
1988年底，法国一家青年组织的主席让—米歇尔·
布朗盖在巴黎宣布，法国青年将在全世界发起一场起草制定《世界青年宣言》的活动，以动员全世界青年就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大事进行思考，并就涉及到青年或与青年直接有关的问题提出建议。
《宣言》包括两大部分12个思考命题。
第一部分《个人与集体》7个命题为：
公民资格、儿童权利、国际合作、劳动与创业、文化和教育、法律、和平。
第二部分《科学与自由》5个命题为：
生物工程、信息、信息工程、环境、太空。
布朗盖呼吁各国青年参与这项工作，并热切希望与中国青年共同合作，为“未来世界和人类从20世纪向21世纪过渡”作出贡献。
这一活动得到法国政府、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
从《宣言》基本内容的构想和活动宗旨的确定来看，全球性问题，与包括青年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以及在奔向未来世纪的过渡中，人类如何在现代科学高度发展的推动和引导下，由必然而走向自由，等等，是当代青年密切关注的诸多问题的焦点，也是其社会参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旨向。
青年与社会协同发展，与人类共相命运，世界各国青年密切结合为一个统一整体，共同为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努力，这既是当代青年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向。
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造就了20世纪的人类文明，同时也造就了20世纪的青年。
“科学是国际的”，科学把20世纪的人类——包括青年在内——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创造了空前的物质繁荣，使社会消费水平得到提高，使个人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多，使各项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受到特别的重视，而这一切都使青年成为理所当然的受益者。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20世纪的世界青年文化。
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条件下，人类面临的新的世界性问题愈益增多，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矛盾愈益尖锐，人的自我意识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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