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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门是天地会、三合会系统的江湖秘密结社，有反清传统。
通过郑士良，孙中山同洪门有了联系，并受其思想的影响。
这一时期与孙中山交往甚密的还有医学院同学陈少白、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书记尤烈和澳门富商之子杨鹤龄。
由于这四个年轻人常常聚首指点江山、评议时政，且以他们的广东前辈洪秀全为推崇对象，所以，亲友们私下里称他们为“四大寇”。
1894夏天，孙中山与好友兼同乡的陆浩东结伴游历北中国。
在上海，他们拜访了当时大名鼎鼎的鼓吹政治改良的郑观应和王韬，颇受此二人器重。
王韬甚至热情地将孙中山介绍给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门下的一个幕僚，使资历尚浅的孙中山有机会与这个权倾一时的朝廷重臣有间接联系。
时值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痛感于国势垂危的孙中山斗胆给李鸿章上书，痛砭时弊，陈说大计，希图一展鸿志，报效国家。
然而，老迈昏庸的李鸿章已无心作为，怎肯顾念一无名小卒之言？
《上李鸿章书》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这个经历使孙中山大失所望，从此断绝依靠清廷达官走和平改良之路的念头，决意破釜沉舟，以革命之法推翻清政府。
历来国民党的一些历史撰述者总是力图论证孙中山的革命是幼志有成。
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直到《上李鸿章书》之时，孙中山的基本思想还不是革命。
他的基本主张是：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这样的见地仅仅比封建官僚的洋务论进了一步，并没有超过同时期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张。
国民党右派吴稚晖曾为孙中山写别传，竟杜撰孙中山深夜冒险会晤李鸿章，劝其革命一节，仿佛神话传说。
李鸿章并未亲见孙中山，上书所陈之事也绝非劝李革命，只是陈述个人大志：
致力于农业，拟先赴法国及其他各国考察，然后回国，“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
“深望我中堂（指李鸿章）有以玉成其志”。
可见，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上李鸿章书》以及目睹甲午战争之后，才有革命思想的萌发。
就在这一年的10月，在郑观应的帮助下，孙中山从上海经日本，前往他早年留学的檀香山，准备在海外结集革命力量，实现自己的救国宏图。
11月，抵达檀香山的孙中山首先到茂宜岛会见哥哥孙眉。
阔别多年的兄弟此时早已前嫌尽弃，言归于好。
孙中山在哥哥面前一吐为快，畅谈自己的反清思想和行动计划。
他的满腔爱国热忱和义无反顾的决心，最终打动了哥哥孙眉。
当时，经过多年的艰苦经营，孙眉在檀香山已经是一个颇有实力的资本家，并在当地华人圈中享有崇高的声望。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孙眉不仅愿意变卖家产资助革命，而且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为孙中山的革命行动造势。
在孙眉的帮助下，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了。
参加檀香山兴中会的主要是当地的工商界人士，主要人物除孙眉外，还有在檀香山发迹的农业资本家邓荫南、当地一家银行经理何宽、永和泰商号司理刘洋等，共23人。
成立大会就在何宽家举行。
大会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章程和宣言，并进行了组织内部的人员分工。
孙中山担任会长，何宽和刘洋担任正副主席。
此外，为活动需要，还设置了管库、文案、值理等职。
檀香山兴中会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
孙中山说明：
“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
苦厄日深，为害何极！
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救国的目的是明确的，但由于当时侨民思想的局限，这个小组织对于具体的救国方案、途径并没有一个统一、清晰的认识，甚至包括孙中山本人，这个时候也不清楚革命从何处起步，救国从何处入手。
所以，兴中会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即便是对清政府误国的斥责，用词也是比较委婉的。
第二节山雨欲来风满楼
20世纪初，就在孙中山辗转海外，为中国革命呼号奔波的同时，在中国国内，通过新式学堂和海外留学而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纷纷走向革命。
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野蛮贪婪，感受到洋务救国的幻灭和维新论调的虚空，在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影响下，在孙中山革命行动的感召下，逐渐抛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而萌发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思想。
知识界中，革命的暗潮浪翻波连，这一时期的中国就像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变革前夜。
1903年前后，具有初步革命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兴起了创办刊物的热潮，他们希冀通过书报制造革命舆论，通过出版报刊传播革命思想。
当时，仅出版的政治性刊物就近30种，出版地主要在青年革命知识分子云集的日本东京和国内的上海。
在东京出版的刊物有《开智录》、《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直说》、《浙江潮》、《苏报》等；
在上海出版的刊物有《大陆》、《女报》、《国民日报》、《童子世界》、《中国白话报》、《女子世界》、《警世钟》等。
此外，还有不少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
这些报刊和小册子从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理想，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中借取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观念，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猛烈抨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号召推翻清王朝，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新国家。
随着革命刊物和书籍的大量刊行，形成了一支蔚为壮观的宣传队伍，其中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有章炳麟、邹容、陈天华和秋瑾。
章炳麟（1869-1936），也就是众人熟悉的章太炎。
他是浙江余杭人，当时著名的学者。
章炳麟早年参与戊戌维新宣传，是梁启超的朋友，但在变法失败后，他认清了清王朝的真面目，摒弃改良主义，在政治主张上同康、梁渐行渐远。
1899年，章炳麟在日本结识孙中山，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02年，章同一些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撰写了充满火药味的宣言书，直接向清王朝“宣战”。
1903年，章炳麟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书》，针对康有为散布的“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谬论，针锋相对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
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坚信革命后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此文旁征博引、笔锋犀利，是当时革命宣传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另一个声名卓著的革命宣传者是邹容。
邹容是四川巴县人，幼年即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关心国事，因不愿受传统经籍和八股文的束缚，自费留学日本。
在日期间，他不满于清朝政府驻日督学的约束，竟联合其他留日学生，把名叫姚文甫的官员的辫子剪下，挂在留学生会馆“示众”，这一“大逆不道”的行径使他被迫辍学回国。
1903年，年仅18岁的邹容在上海写成了脍炙人口的《革命军》一书，以酣畅流利的笔墨，悲愤地控诉清政府“驱策我，屠杀我，奸淫我，笼络我，虐待我”，“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的血腥罪行；
以满腔的热情歌颂革命、歌颂民主，论述革命的极端必要性和正义性，认为“革命者，天演之公理也；
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号召人们“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同清政府“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
他大力赞扬和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呼吁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恢复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
他主张在推倒腐朽、落后、卖国的清政府以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独立，声明“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
他以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的口号结束两万字的文章，使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旗帜鲜明的资产阶级革命宣言书。
《革命军》被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
章炳麟称赞它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鲁迅也回忆说：
“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抵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国民军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
”《革命军》这本小册子一经面世，很快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的第一位。
陈天华是当时与邹容齐名的另一个青年革命宣传家。
1903年，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写成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以通俗流畅的语言，阐述了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号召人民为保卫祖国主权和民族生存权，行动起来，“改条约，复税权，完全独立；
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
对清政府的本质，陈天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洋人的朝廷”，必须推翻而不能心存幻想。
这两本书和《革命军》一样，人们争相传颂，成为革命派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
在灿若群星的革命者中，最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别号“鉴湖女侠”的秋瑾。
秋瑾是浙江绍兴人，原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大家闺秀。
1904年，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变卖首饰，自费赴日留学，在当时女性中间实属石破天惊之举。
在日本，秋瑾创办《白话报》，毅然走上革命道路。
1907年，秋瑾回到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声明为了“结二万万（当时全国妇女人数）大团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放一大光明灿烂之异彩”。
秋瑾发妇女解放之先声而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她的革命宣传活动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有重要作用。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活动，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引起了统治者的惊恐。
为遏制革命，清政府疯狂迫害革命党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轰动全国的“苏报案”。
《苏报》是1896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的一份面对知识分子读者群的刊物。
1903年，著名学者章士钊出任主笔，《苏报》开始成为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阵地。
接连刊登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读〈革命军〉》等文章，使《苏报》声名大振，但也让它成了统治者的“眼中钉”。
清政府以“逆乱”、“劝动天下造反”等罪名，勾结租界工部局，查封《苏报》并逮捕章炳麟、邹容，企图将两人处死。
由于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租界的特权而拒绝引渡，于是，清政府与自己的国民在本国的外国租界里对簿公堂。
1904年5月，租界当局分别判处章、邹三年和二年的监禁，然而，正值英年的邹容在监狱病逝。
“苏报案”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反动、卑鄙和虚弱，以事实教育了人民。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进行革命宣传的同时，还在全国各地建立起许多革命团体，这些革命团体如同星星之火，撒落在已成干柴之势的中华大地上。
第三节短命的复辟闹剧
杀了敢于挑战的宋教仁，赶跑了与自己作对的国民党人，袁世凯更加肆无忌惮。
1913年10月6日，在便衣军警和流氓的包围下，国会议员被迫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目的达到后，袁认为国会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11月4日，他下令解散了国民党，所有隶属于国民党的议员资格全被一笔勾销，于是，国会开不起来，1914年1月，正式解散。
接下来是“解除”被人们视做具有“紧箍咒”作用的临时约法。
在解散国会前，袁世凯成立了一个完全由他的亲信组成的“政治会议”作为他的“谘询机关”，这个时候正好派上用场。
这个“政治会议”建议成立“约法会议”来制定一个适合袁世凯需要的约法来替代他所深恶痛绝的临时约法。
1914年3月，袁的约法会议召开。
在这个会上，产生了“约法增修大纲”七条。
这七条的主要内容就是为袁的独裁提供“合法依据”：
诸如外交大权、官制官规制定权及官吏任免权、发布与法律同等效力的政令、临时财政处分权等等，都归于大总统一人。
没有议会、没有国务总理，政府各部总长都直接听命于袁世凯。
1914年5月，袁世凯一手操纵下的《中华民国约法》公布，《临时约法》随即失效。
《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同时，成立了一个参政院。
就是这个参政院，制定了《大总统选举法》，于1915年1月公布。
根据这个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并可连选连任无限制；
“政治上有必要”时，可以不经改选而连任。
更奇特的是，规定继任大总统的候选名单由现任大总统预先确定，写在“嘉禾金简”上，秘藏于“金匮石室”中。
到选举时，打开石室，取出金简，人们只能“照单”选举。
这一套规定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活脱脱的封建帝王传位太子的做法，难怪当时舆论界议论纷纭：
袁世凯不仅自己要终身当总统，连儿子当总统都有了保证。
到这时候，辛亥革命的成果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块孤零零的民国招牌了。
当上正式大总统并不能满足袁世凯的欲望，他的最终目的是当皇帝。
其实，他早就在一步步为当皇帝做准备。
1913年6月，袁通令全国恢复学校祀孔；
1914年，又恢复过去帝制时代的祀孔和祭天。
袁的野心连帝国主义列强也了然于心。
当年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一个主要原因是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支持。
投桃报李，袁世凯上台后，他的政府实行的卖国政策和清政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在1912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首次参议院会议上，袁世凯已经公然向各帝国主义列强承诺：
“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均当切实遵守；
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
就任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更加肆无顾忌地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列强的欢心。
他在向各国公使外交团的致词中说：
“本大总统深愿履行条约，遵守成例，与友邦敦睦为唯一之基础”。
袁世凯说的是大实话，他的“唯一基础”就是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为此，他可以遵守清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遵守一切不成文“成例”，已经办的事情全部承认，还没有开始办的事情也要快办。
有了袁世凯这样的承诺，德、英、美等国自然投其所好，怂恿他称帝。
日本也乘机在这个时候抓紧捞好处。
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二十一条”分为五大项，主要内容是：
1.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力，并加以扩大；
2.将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安奉铁路的租借期限，都延长到99年，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
3.汉冶萍公司改由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经公司同意，他人不准开采；
4.中国沿海港湾和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别国；
5.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把武昌至九江、南昌间，南昌至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筑权给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资修筑铁路和开矿的优先权。
“二十一条”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不难看出，它是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为了换取日本支持恢复帝制，袁世凯竟然弃民族利益于不顾,于5月9日接受“二十一条”前四项的全部要求，只把第五项若干条改为日后另行协商。
“二十一条”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全国反日浪潮，袁企图用中国积弱已久，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来为自己的卖国行径辩护；
同时，又严令禁止群众的爱国运动，稳固自己的统治。
8月3日，袁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是“民智卑下之国”，“人民智识不甚高尚”，因此“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①袁的另一个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鼓吹中国须由袁世凯做皇帝。
帝国主义的支持使袁世凯更加有恃无恐，之后，他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
8月14日，袁世凯的亲信杨度领衔成立了“筹安会”，充当帝制的吹鼓手。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早年醉心于新学，就读湖南师范，后留学日本。
虽结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人士，但一贯主张君主立宪。
1907年，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
这位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从此，他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积极参与袁世凯的许多政治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杨度作为北方代表团的高参参加南北会谈，他替袁世凯暗中收买南方代表团中要人，以期作出对袁有利的结果。
袁就任正式大总统后，杨度为谋图自己的发展，极力鼓动袁登基当皇帝。
他于1915年4月写出《君宪救国论》，文中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
“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
杨度把它进奉给袁世凯，袁一看正中下怀，对杨度赞不绝口，并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赐给他。
杨度为虎作伥，为了把袁世凯扶上帝座，他以筹安会的名义，号召“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并电请各省将军、巡按史及各团体派代表到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
第四节"
你方唱罢我登场"
袁世凯死了，但北洋军阀的集团统治势力却没有消解。
从1916年袁世凯死后算起到1928年这12年间，中国出现了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现象。
“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样的现象。
”①
为什么唯独中国有这样的现象呢？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地域辽阔的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极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是中国的经济基础。
这种经济具有封闭性和分散性的特征，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极易滋生地方主义。
晚清政权直至袁世凯政权维系统一中央集权的力量非常薄弱，中央对地方的驾控仅仅依靠中央的行政权威，一旦这个权威丧失，各地就犹如一盘散沙。
袁世凯一死，这个脆弱的中央行政权威随即消失，中央集权崩溃。
各地豪强纷纷拥兵自重，雄踞一方，形成军阀割据的态势，中国迅速地由单一权力中心转变到多个权力中心并立的局面。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华帝国主义的参与。
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失去了在华有力的统治代表，转而各自扶植一派或者几派军阀作为自己攫取在华利益的代理人。
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进一步加剧中国的内乱。
“外国人对他们所抱怨的混乱也起了促成的作用。
……外国人不顾1919年多数强国签署的武器禁运协定，输入武器以满足中国人对枪械的无尽要求。
武器交易完全公正，军火商向任何能照价付款的人销售，不考虑政治。
但是有些外国政府实际上却资助挑选出来的军阀。
”①例如长期以来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
日本人密切关注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兴起，直接或间接地在军事上支持张作霖，以换取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
美国对南方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很感兴趣，美国的飞行员为陈炯明所用，帮助他的军队驾驶轰炸机。
第三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袁世凯揭开了军人干政的帷幕。
袁世凯在位期间，常常以自己的军队支持为王牌，来对付别的政治集团。
“这种利用武装来解决政治冲突的倾向，造成了日益增多的人企图依靠军队和地方武装蠢蠢欲动的现象。
它也刺激了军人想在国家政治中成为更为强大的角色的欲望。
”②在袁生前，由于他在北洋军中的特殊个人声望与地位，暂时抑制了其他军阀的政治野心,一旦袁世凯归天，无人具有足够的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
这些手中握有兵权的军人就纷纷起来抢占地盘，争权夺利，把中国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势力范围。
他们有的控制着一两个地区，有的控制着一个省，而势力强大的则控制着两个甚至三个省。
在当时的中国，主要有以下几路军阀势力强大，或直接控制北京政府，或称霸一方。
一是直系军阀。
直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以直隶（今河北省和京、津）人冯国璋为首领而得名。
冯国璋原是袁世凯的亲信将领，长期追随袁世凯，与段祺瑞、王士珍并称为“北洋三杰”。
袁世凯窃居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任冯国璋为直隶都督兼禁卫军总统。
l913年被派南下镇压国民党二次革命，占领南京，任江苏都督，其部属驻守长江下游一带，逐步将长江中下游发展成势力范围。
在冯之后，曹锟、吴佩孚继起为其首领。
主要人物有李纯、王占元、萧耀南、陈光远、蔡成勋、孙传芳等。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到北京继任总统，其部下曹锟、李纯、陈光远、王占元分别任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督军，构成了直系的基本势力。
经1920年直皖战争和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打败皖系和奉系，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控制了北京政权，势力膨胀到顶点。
直系基本部队有26个师又30多个旅，另有依附于直系的地方军阀部队20多个军（师）又20多个旅，控制着除东北以外的全国大部分地区。
二是皖系军阀。
以安徽人段祺瑞为首领的一派，被称为皖系军阀，也是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
段祺瑞早年曾赴德国学习炮兵，回国后参与袁世凯小站练兵，任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其后又担任保定北洋速成学堂和军官学堂总办（校长），北洋陆军第四镇、第六镇统制。
袁世凯窃居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段担任陆军总长、参谋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袁世凯死后，担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实际把持中央政权，是北洋军阀集团的铁腕人物。
1917年力主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日本支持下，以编组参战军为名，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直接控制的部队有11个师近20个旅，主要将领有徐树铮、段芝贵、靳云鹏、卢永祥等，势力主要分布在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福建、湖北、淞沪、浙江等省区。
三是奉系军阀。
奉系军阀也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
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
张作霖本是清朝末年的土匪，后被清廷收编，逐渐擢升。
袁世凯窃居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任命张作霖为陆军第27师师长。
1916年袁死后，张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其部队扩充到3个师以上。
1920年升任东三省巡阅使，实力更加膨胀，被称为“东北王”。
同年在直皖战争中因协助直系打败皖系，又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热河、察哈尔、绥远和京津地区，部队扩编为5个师又26个旅。
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败北，势力稍减，但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大败直系，进而把持北京政权，成为北洋军阀最后一位统治者，其势力延伸到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和上海，部队扩编为20多个师，并建立东北海军和空军。
1927年，自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行使统治权，并将其他各派系军队统编为安国军，自任总司令。
四是桂系军阀。
统治西南地区的军阀之一，以陆荣廷为首领。
辛亥革命后，陆荣廷先后任广西副都督、都督。
1913年又兼任民政长，将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打着“桂人治桂”旗号，独揽广西军政大权。
1916年3月，乘护国战争之机，宣告广西独立，并向湖南进军。
7月派兵入广东，继而任广东督军。
次年，陆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两广巡阅使，其部属谭浩明、陈炳琨分别任广西和广东督军。
从此操纵两广军政大权，把桂军扩充到五万人，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一派军事势力。
五是滇系军阀。
统治云南、贵州两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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